1978，邓小平点将

1997年2月24日，邓小平去世5天后，在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路旁，北京大学师生打出了“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横幅。解放军总医院里，也挤满了前来送别的人们。万里、宋任穷、谷牧、王恩茂、习仲勋、方毅……他们都已是80多岁的白发老人，或赶赴医院，或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19年前的1978年，在这个和邓小平紧紧相连的年份，他们有的由邓小平点将主政一方，有的协助邓小平主抓某个领域工作，成为改革开放大局中的干将。

“北方谈话”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序曲”

2018年11月的一天，邓小平生前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在住院期间，仍打起精神，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提起40年前，他说，这一年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外贸问题。“5月30日上午，他在会见阿根廷外宾之前，还抽空找到时任外贸部部长李强和交通部部长叶飞，说：我国对外贸易的步子应该快些了。为什么台湾、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点贸易量，不行，必须赶上。”

1978年又是诸事交错的一年。就在和李强、叶飞谈话这一天，邓小平为另一件事发了脾气。他在准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内容时，同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等人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原来，5月10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转发，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发。这是一篇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文章。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回忆，1977年初“两个凡是”被抛出之后，首先是邓小平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他在1977年4月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并多次提到，“准确完整”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1977年12月，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西南工作时，邓小平曾评价胡耀邦“有主见，不盲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性的文章，就是1978年5月6日，经胡耀邦审阅、修改后，在他家中定稿的。

1980年9月，邓小平和胡耀邦（左）在一起交谈。

最先对文章作出反应的是当时的几个中央高层和宣传部门负责人，他们批评这篇文章的倾向是错误的，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邓小平因此而发了脾气。

“人要想办大事，不光要有威望、威信，还要有威严，这样才有威慑力量。小平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张宝忠说。7月21日，邓小平与中宣部部长谈话，提出严肃批评，明确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第二天，他又把胡耀邦叫到家中，肯定他的做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

两个月后，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等地。9月16日，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

第二天，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进一步说道：“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说这是在“到处点火”。

“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当时向邓小平提问：揭批‘四人帮’、真理标准大讨论结束之后干什么？邓小平答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王恩茂说，听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一下子就开窍了，搞经济建设才是‘纲’。”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恩茂之所以“开窍”，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各部门主要精力都用在揭批“四人帮”上，“四人帮”被粉碎快两年了还在揭批，导致正常工作和业务根本没法开展，很多人对未来感到迷茫。

邓小平的这次“北方谈话”迅速传开。10月至11月，18个省委第一书记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被提出来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思想基础。今天，人们对“南方谈话”所知甚多，但对“北方谈话”这个“改革开放的序曲”却了解不多。

由乱到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可会议刚开始，陈云就在东北组提出“向后看”的问题：“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接着，他列举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彭德怀案、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6个问题。12日下午，姚依林、吕正操等都谈了六十一人案、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康生、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华国锋宣布，从今天下午起转入讨论农业问题。可各小组继续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当成中心话题。

1978年12月，邓小平、陈云（左）出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与会者讨论来讨论去，矛头指向了一位中央副主席和3位政治局委员，他们坚持‘两个凡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仍阻止为冤案平反。双方越讨论情绪越激动，甚至拍桌子，进行面对面的批判。”龙平平说。

有人提出这些犯错误的人应该主动辞职，有人说应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有人说应改变中央领导机构，这更加超出了此次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华国锋十分被动，完全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当时国际舆论中还出现了中国将要“非毛化”的声音。

“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不能再向后看了’‘当然向后也要看一下，为的是向前看’。这个口号的提出，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由乱到治，最终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龙平平说，为此邓小平提出三大决策：

第一，旗帜鲜明地表示，毛泽东的旗帜不能丢。“中国领导人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干过的事（清算斯大林）。”

第二，提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要纠缠历史旧账，更不能搞新的政治运动，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说：“‘文革’中许多问题是一笔笔糊涂账，往往越争吵越糊涂。依小平同志的建议，对过去问题的处理宜粗不宜细，全党团结起来向前看，我们感到小平同志的见解确实高明。”

第三，确定“只能上不能下”的人事变动原则：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

对于谁上的问题，邓小平说：“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王震），也够格。有两个方案，一是三个人，一是四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中央委员，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这样就舒畅了，将来追认就是了。”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主题的讲话，这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中间没有发生更多的波折。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两个文件及1979年、1980年的计划安排；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了第一届中央纪委领导成员，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领导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增选了中央领导成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

9人中，习仲勋、王任重来北京开会时，还分别是广东省委、陕西省委的第二书记，中央工作会议快结束时均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不久后，他们又都到中央工作，分别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宋任穷1977年10月任七机部部长，三中全会刚结束，就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样，到1978年底，邓小平初步选定了一个改革开放的班底。

营造和平国际环境

“1978年，邓小平多次找到当时主管国家计委工作的谷牧同志，商谈向国外开放方面的问题。谷牧率团连续访问和考察了许多国家，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8年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小平同志出访了几个国家。这几乎是他过去出访的总和。从亚洲到欧洲、美洲，一方面为尽快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张宝忠回忆说。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正式友好访问。“10月26日，小平同志乘坐日本的新干线时，日本记者请小平同志谈谈感受，他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快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张宝忠回忆道，“在松下公司，小平同志与时年83岁的松下幸之助交谈了20分钟。小平对这位具有‘经营之神’称誉的老人给以称赞，他说：值得我国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松下老先生和各位给予援助。松下幸之助高兴地说：我们什么都传给你们。现场响起一片掌声。”1987年，松下在中国设立了第一家合资工厂。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乘坐新干线。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他称赞新加坡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祝愿新加坡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他还邀请李光耀访华，李光耀说等中国从“文革”中恢复过来就去。当时李光耀心想：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80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李光耀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他曾说：“中国的开放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特征，当数邓小平的果断坚决和不遗余力。”

1978年11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前左）在新加坡机场迎接到访的邓小平。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月28日到2月5日，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对美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参加了近80场会谈、会见等活动，还有22次正式讲话，8次会见记者或出席记者招待会。他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装配工厂，称赞其技术先进，预言中国汽车工业20年后将见到成绩。他参观了波音747飞机装配厂，说“看到了一些很新颖的东西”。

1979年1月，邓小平受美国总统卡特（右三）邀请访美。图为邓小平夫妇和卡特夫妇。

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时参观福特公司。

正如邓小平在新加坡会见李光耀时所说：“我们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各自的国家。”

1978年并不是一个格外美好的年份，那一年有纷繁杂乱的国际局势，有中美苏大国关系的再平衡，也有争论激烈的国内时局，还有方方面面工作从何起步等一系列难题。邓小平在国内与国外的繁杂矛盾、淬火历练中，任用了一批有担当、有能力、有闯劲的干将。在以胡耀邦开启了干部解放和思想解放的新局后，邓小平又放手让万里、谷牧、习仲勋、方毅等人各尽其才，各放异彩。一时间，改革开放的时代舞台上风云际会，巨变开启！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