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理论注脚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理论注脚——中国的发展奇迹与A-C模型框架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长期让人困惑的难题：同处一个地球，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走向富裕，而有的国家却难以摆脱贫穷的泥潭？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遵循西方经典经济发展模式，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从贫困走向了繁荣，造就了10多亿人的富足生活；与之迥然不同的是，同样拥有10多亿人的非洲大陆，从贫穷走向繁荣的道路却显得异常艰辛而曲折。不过，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东亚时，会发现这片土地上演绎着不同的增长故事。除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几个国家已经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之外，大多数东亚国家都处在从贫困走向繁荣的路上。当然，最为引人瞩目的成功案例非中国莫属。经过40多年的持续努力，这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度已经使7亿人口成功脱贫，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按国际购买力平价（PPP）人均GDP超过17000国际元，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实现总体小康，并有望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呢？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发展之路会如此迥异？为什么有些国家就是迟迟走不出“贫困的陷阱”，启动现代化进程？难道真的像一些学者讲的有些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吗？穷国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呢？发达国家、追赶型经济体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经历看起来很不同，但其背后到底有无共性因素可言，有无一些共性经验可供各国发展借鉴？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深入对比研究了全球各经济体发展经历和现代化历程，在此基础上，我们试着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个维度揭示经济增长背后更加本质的因素。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经济制度的开放可进入性（Economic Accessibility）和政治治理的黏合性（Political Governance Cohesion），以及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穷国若想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就要尽可能地推动其政治治理走向黏合，并不断提高其经济的开放可进入性。根据可进入性（Accessibility）和黏合性（Cohesion）的英文单词首字母，我们将该理论框架称为“A-C模型”。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文献回顾及探讨了不同发展模式背后的共同因素，第二部分提出了基于制度视角的A-C模型框架，第三部分基于A-C模型对中国发展奇迹进行了解释和计量检验，第四部分在A-C框架下分析了各国经济发展与绩效。01问题的缘起：寻找不同发展模式背后的共同因素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在梳理相关文献时发现，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大家并未取得共识，甚至一个答案都没有。例如，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多数都采用民主制度，但这种制度类型是否是实现繁荣的先决条件？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一些民主经济体仍然在与贫困作斗争，而有的经济体却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也见证了长期的快速增长？除了政治体制之外，是否存在更为基本的因素影响经济表现？如果存在，那它们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呢？该领域最初的主要研究着眼点是探索经济表现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占据主要影响力的理论集中在了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20世纪90年代Huntington等学者的研究是该理论的典型代表。Huntington（1991）在其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深入分析了民主化产生的原因，提出经济发展、文化传统都与政治民主化有着很强的关系。虽然Huntington本人也认识到经济发展并不是民主化的充分条件，但是“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相关性” 。以这种“经济决定论”为代表，现代政治经济学领域通常都相信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越大。Seymour Martin Lipset（1960）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指出：“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总量和教育水平，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Robert A·Dahl（1999）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特有的经济增长，对于发展和维持民主政治制度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这种观点的核心思路在于，经济的增长能够推动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而“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是来自中产阶级。”与此同时，Djankov等人（2003）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人均收入增长促成了制度的发展。Glaeser等人（2004）也强调，一国往往先通过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积累来摆脱贫穷，在此前提下，一旦富裕起来，才有机会改善本国的制度水平。因此民主制度很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 （Barro, 2000）。以上的经济决定论观点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为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和背景，但是这个答案并没有能够回答经济如何实现繁荣的主题，并没有真正解答什么决定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什么不同国家经济表现上会有很大差异等核心问题。为了解决在一定的生产要素禀赋之下，经济如何实现繁荣、如何实现持续发展等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制度的作用，进而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制度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的核心在于强调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的变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认为这是解释经济增长与经济衰落的核心因素。North和Robert Thomas（1976）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欧洲经济史进行解释。他们认为，产权的确立及其对生产的激励是欧洲开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制度激励的关键是将一个人通过经济努力所获得的私人收益率与相应的社会收益率保持一致。这种观点首次将“制度”这一模糊的属性进行了明确。制度决定论的另一代表人物Acemoglu将计量工具和博弈模型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深刻考察了不同制度下经济表现的差异。Acemoglu等人（2001）首先观察了17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运动，认为同属于欧洲殖民地的国家经济水平之所以在当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是殖民者在17—19世纪向这些国家移植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及政策所致。在此基础上，Acemoglu等人（2002）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论证了政治制度对前殖民地人均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为了证明政治制度决定论的普适性，Acemoglu等人（2005）还将视角转移到西欧国家在16世纪后兴起原因的考察上，通过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实证检验，他提出西欧国家的兴起与大西洋贸易带来的制度变迁有着重要的关系。关于制度决定论的影响机制，Acemoglu和Robinson（2000，2006）提出不同的政治制度通过影响技术引入的积极性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Robert D. Kaplan（2000）通过对制度转轨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由非民主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之后会出现经济效率的改善。Rodrik 和 Wacziarg（2005）认为，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核心在于其能够实现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降低市场的进入成本。2012年，Acemoglu和Robinson在其重要的著作《国家为什么失败》中详尽论述了近年来关于制度决定论的相关研究，并对其制度决定论进行了理论上的完善和整合，他们的主要观点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在长期无法维持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从而无法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相比于经济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试图回答什么影响了经济增长这一命题，然而却没有能够回答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制度产生。其中Acemoglu和Robinson（2012）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中提出“制度漂移”理论，将最初制度的形成解释为一个外生的和随机的过程。与此同时，从North到Acemoglu，无论是产权理论还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影响理论，其制度的核心都落脚到了民主政治。他们认为，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能够更好的与市场经济匹配，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带来正向的激励作用，推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然而在现实中，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等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近年来经济表现疲软，深陷经济增长的陷阱。进入21世纪，伊拉克、阿富汗等中东国家在战后建立了民主制度，“茉莉花革命”之后诸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推翻了原政权并成立民选政府，然而这些国家却在此后一直深陷政治斗争、政府腐败、武装冲突和恐怖袭击的泥潭，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经济繁荣。相反的是，在东亚则出现了许多非西方民主制度下却保持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从历史上看，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始于帝国时期明治天皇的维新诏令，韩国经济的腾飞之时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还不存在所谓的“总统”大选，新加坡经济的起飞则恰好是李光耀所掌握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时期，这些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并非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近100年的时间中，日本的政治体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而经济却保持着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同样一直保持到今天。更值得关注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未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却也在当前政治体制之下保持了近40年的高增长。这些不同于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的案例同样带来了长期的高速增长，说明在西方式的民主框架之外，制度对经济的作用可能有着其他更本质的机制，其对经济增长有着更基础性的影响。为了从更深刻的角度探索制度对经济的作用，很多研究者开始探索更本质的原因。对此North（1981）认为社会准入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有重要影响。他区别了“自然国家”下的有限准入和“权力开放社会”开放准入秩序的概念，并提出了转变为开放准入秩序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对精英的法制；包括国家在内的永久性的、公共或私人的经营组织；对军队的统一政治控制。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秩序”对经济具有重要影响。Huntington（1991）认为，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重要背景，North（198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有效国家”的观点，认为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有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的产生导致了西方的崛起。”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1)，其早期的主要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说。然而近年来，福山自己也开始承认“有效国家”的重要性，真正的政治发展意味着在国家建设、法制和民主之间保持平衡：国家通过其对暴力的垄断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官僚系统实现中立和自治。他认为，非洲国家的发展水平不足、意大利和埃及等国出现债务危机等等，与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的缺失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当然，虽然战争、政治改革和民族认同都可以促进国家建设，但并不是说国家主导力越强这个国家就会发展的越好，法西斯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Boduszyski and Pickard, 2013）。以上这些观点跳出了对民主制度本身的讨论，从更深层的社会准入、政治稳定性探讨制度对经济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回答不同的制度之间是如何动态转化和相互影响的，同时对于制度的变迁是通过何种路径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这一问题，尚未给出具有足够可信度的解释。以中国为例，我们能够看到制度对经济有着十分深刻和本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远非简单的民主制度能够解释。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并且在非西方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已经实现了4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2020年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因此，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也不断丰富，大家也越来越重视从制度角度寻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然而当前对于中国的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着两种大相径庭的声音。其中Acemoglu和Robinson（2012）认为，目前对中国经济奇迹的两种常见解读，“一种是这种成功依靠的是自由市场和新古典经济学，一种是其依赖于明智的国家干预”，两者都不能令人信服。他认为制度基础是理解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关键因素。他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定义为“攫取性政治制度”，认为在这种制度下经济难以实现持续长期增长。黄亚生（2008）则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而政府强力主导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福山（Fukuyama，2011）认为，中国的国家能力是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却会存在法治和民主的不足。而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观点则与之不同，林毅夫（2003、2008）提出，国家的发展战略决定了一国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最终决定了经济绩效。姚洋（2009）提出了“无私政府”概念来解释中国模式，认为这样一个政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是仅仅服务于特定的人口群体，而是将整个社会的长期福利放在首要位置，因而可以拒绝某些群体短期的需求。姚洋把这个政府的“中立性”归因于社会平等，但鉴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一假设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同时在他的框架中，也没有涉及政府机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黄少安（1997）提出，中国的市场化方向与政府的目标一致，因而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实现了市场体制的全面转型。更进一步地，周黎安（2007）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长期内保持快速发展，与中国官员锦标赛式的选拔制度有关，在制度激励下，官员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提高，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这些观点虽然从制度层面提供了诸多启示，但是都没有能够明确政府决策行为、国家战略行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且同样没有阐述这种制度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为了填补文献中有关不同发展模式背后共性因素的研究空白，我们围绕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我们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首先是一个社会能够达成共识、采取统一行动的能力，第二是各类经济参与者能够顺利地进入市场。为了确保这两个途径的顺畅，我们将进一步区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界定“好的”制度需要满足的条件，这正是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讨论的影响经济增长表现的核心因素，即黏合型政治治理（而非政治民主化程度）和进入开放型经济制度。02A-C模型：一个基于制度视角的分析框架

在深入对比研究全球各经济体发展经历的基础上，我们试着基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个维度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即“可进入性-黏合性模型”（简称A-C模型）。在这个框架下，一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政治治理的黏合性与经济的开放可进入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其中，政治治理指国家运行中的政治权力的分配结构和运行机制，其核心内容是国家政策的设计、制定、实施过程中权力的配置。经济制度主要指决定经济主体行动和激励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核心是人们自愿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能性和便利程度。

具体而言，依据能否形成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能否有效达成共识并实现集体行动，我们可以将政治治理分为“冲突型政治治理”和“黏合型政治治理”；依据不同人群能否公平的参与到经济过程中，我们将经济制度分为“进入开放型经济”和“进入受限型经济”。基于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将世界上多数国家大体分为这四种类型，落在图1的四个象限。黏合型政治治理、进入开放型经济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具备这样政治治理和经济制度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富裕国家。换言之，穷国若想走向富裕，就要尽可能地推动政治治理走向黏合，不断提高经济可进入性。

（一）不同政治治理类型及其演进

1.两种政治治理类型的特征

黏合型政治治理，指在特定政治权力分配结构下，能够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能促进社会达成妥协和形成共识，并有效推动集体行动的政治治理形态。其主要具备以下部分或全部特征：（1）国家内部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分歧或冲突，但可以找到达成共识或和解的有效途径和机制，能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2）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剥夺和压榨；（3）政府能有效执行规则和政策，资源动员能力强；（4）重视发展，有创造和积累新财富的激励，有比较清晰和一致的中长期发展目标。（5）政府是“暴力合法垄断者”，而且总体得到公正运用。冲突型政治治理，指在特定政治权力分配结构下，社会秩序得不到保障，难以促进社会达成妥协和形成共识，难以推动集体行动的政治治理形态。其主要具备以下部分或全部特征：（1）国家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组织间难以达成共识，很难采取共同行动；（2）存在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压榨或剥夺的倾向；（3）政府执行能力不足，资源动员能力弱；（4）偏重对存量财富和收入进行分配，不重视创造和积累新财富，没有清晰一致的中长期发展目标。（5）政府并非“暴力合法垄断者”，或者常常被滥用。2.政治治理类型的演进及其种类政治治理是组织化的社会结构演进的结果。组织的最基本形态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可以是由政党、宗教、民族、地区、文化、职业等等不同群体组织起来的，是组织化的人群。利益集团之间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进行的博弈、冲突、妥协、调整与兴灭，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治理结构基础。在各利益集团冲突和竞争过程中，常常会形成多峰和解型治理、多峰冲突型治理、单峰无偏治理、单峰有偏治理四种亚类型，如图2所示。其中，多峰和解治理和单峰无偏治理属于黏合型政治治理，而多峰冲突治理和单峰有偏治理属于冲突型政治治理。

多峰政治治理（Multi-Peaked Political Governance，MPPG）指的是在众多利益集团竞争过程中，少数利益集团最后胜出，但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形成压倒性优势，利益集团之间在能力和权力上暂时达成一种平衡的政治治理模式，也可以称为多元化政治治理。在多峰政治治理中，又主要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状态。其一，多峰和解型政治治理（Compromised MPPG）。这种状态下，胜出的两个或多个利益集团能找到一种和解、协商的有效机制（例如总统制或议会制等），并能够达成短期的共识，在不明显对某一利益集团形成压榨的形势下，能有效地采取集体行动并得以执行。其二，多峰冲突型政治治理（Conflicting MPPG）。这种状态下胜出的两个或多个利益集团，难以达成和解或共识，长期处于对抗和冲突状态，即便在短期中通过选举或强行镇压等方式，获取代表政府执行权力后，也会采取对竞争性利益集团的压制和榨取等政策安排。利益集团可能轮番取得短期相对优势，并轮番对相对劣势利益集团采取剥夺、榨取等措施，为下一轮冲突埋下种子，不断反馈循环。

单峰政治治理（Single-Peaked Political Governance，SPPG）是指在众多利益集团竞争过程中，只有一个利益集团最后胜出，并形成对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倒性优势，其他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不可能与之形成抗衡，进而形成一元化或单峰型政治治理。崛起的单峰组织在获取对国家权力控制后，其采取的行为和利益分配机制不同，又会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状态。其一是单峰无偏政治治理（Unbiased SPPG），在这种状态下，取得绝对优势的利益集团对曾经与之竞争、冲突的利益集团采取宽容的态度，放弃狭隘的利益集团观和短期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着眼中长期视角，平衡考虑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努力改善经济发展绩效，以获取更多利益群体、更长时间的支持，并在组织上对其他利益集团采取开放政策。在政府的政策执行中，没有明显的利益群体偏见，而是从最大多数人群的利益出发。以一种无偏见的做法，弥合利益群体间的分化和冲突，从而进一步增进了自身在社会支持上的绝对优势和执政的合法性。其二是单峰有偏政治治理（Biased SPPG)，在这种状态下，取得绝对优势的利益集团，对曾经与之竞争、冲突的利益集团采取复仇或报复的态度，从狭隘的利益集团出发，对其他利益集团采取非公正的剥夺和压榨，对社会财富和其他利益集团的财富采取剥夺式再分配，甚至是对其他组织采取镇压和消灭性行动。不但不能弥合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可能还会加大分歧和冲突，或者只是通过暂时的绝对优势将这种冲突压制住而已。

3.黏合度：实现高质量政治治理的关键

一个国家是形成多峰政治治理，还是形成单峰政治治理，本质上是该国历史上形成的特定社会结构和长时间的社会演进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可以将视为外生决定。而多峰政治治理最终会演变为多峰和解型政治治理，还是多峰冲突型政治治理？单峰政治治理最终会演变为单峰无偏政治治理，还是单峰有偏政治治理？抑或是多峰与单峰之间相互转化？这些变化则是治理过程中政治集团（间）主动作为和自我选择的结果。这就直接涉及政治合法性和支持率、政治集团的长期利益贴现等诸多问题。

在西方政治领域中，通常用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力执行者的合法性，作为衡量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合法性在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理论的支撑下，强调的是选民支持率。获取多数选民支持的政府和政治治理，就是合法的、正当的，反之则不合法、不正当。这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将“多数原则”等于“合法性”的最直接体现，强调程序的合法性。据此常用这一标准来否定单峰治理的合法性，特别是当单峰组织在竞争中胜出，而竞争方式并非投票选举时，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合法性的。

而在现实中，一个政府的长期稳定执政往往来源于多维度的合法性支撑，仅嵌套程序合法性作为其根本治理准则，其施政过程以及政策设置往往是被动的、静态的以及固定的。首先，从制度层面讲，过分强调程序正义，实质是从政府—选民—政府的循环颠覆了民主政治的授权与被授权关系，执政合法性的概念被弱化成了形式主义以及教条主义。其次，程序合法性的政策嵌套带有局限性，其根本问题在于矫枉过正的程序正义会拖累一个政府的执政效率。新型冠状病毒在西方国家的大流行以及政府的防控失利便是其过度依赖程序合法性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产生政策滞后的真实写照。此外，通过操纵选民意志选出政治精英，最终将导致政治权力分布的不均衡以及阶层固化。因此，过分强调程序合法性下的政府执政带有天然的不稳定性。

通常来说，政府建政初期，民众对于政府带有部分原生的基于价值模式认同的政治信任。这种信任融入了其对于政绩、社会秩序以及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期望，从而赋予政府执政合法性。但是，这种由意识形态以及原生政治信任赋予的合法性是动态变化的，政府需要利用其对政绩承诺的兑现以及意识形态与现实国情的有机黏合来维持其长期稳定执政。例如，Newton和Norris（1997）引入政府绩效模型解释西方国家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Hetherington（2005）的研究指出政府信任水平取决于民众是否认为政府绩效符合自身期待。Nye（1996）等学者基于文化论和制度论视角，在《人们为什么不信任政府》中将绩效、整体经济的衰退等因素纳入美国政府信任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赵鼎新（2016）基于Weber（1962）对国家合法性来源的理解，纳入正交性和完备性两个特征，并提出绩效合法性是理想型体系下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方式之一。一般来说，基于理性选择之下的量化考核是政府绩效解释的基础，即公众会基于自身利益的动态变化而增减政治信任。与此同时，能够持续令公众受益的政治实体往往会被赋予更长期与稳定的政治信任。

强调绩效合法性的中流砥柱地位，某种程度上正是儒家思想体系精髓的当代映射。正如德国哲学家Karl Jaspers（1949）所强调，中国属于“天下格局”的帝国文明体系，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制度建构，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处境、根植于社会文化体系且具有历史正确性的国家治理制度范式。作为世界文明轴心期的重要一环，中国不仅孕育出了灿烂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化的儒学为中国的社会秩序与价值系统建构了有别于西方政治思想价值体系的、服务于中国社会与公众价值导向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导向。

相对于西方以程序及选举为基础建构的程序合法性、政府—公众相互妥协以达成某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契约式治理，儒家学派的国家治理范式强调的是以责任与道义为蓝本的国家治理合法性。正如钱穆（1953）认为，古代中国的政治范式是以义务责任为本位的君职政治。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思想所强调的社会“秩序”以及“责任”制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督促并引导了政府将国家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民众的福祉作为执政方略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此外，制度化的儒家思想亦强调了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政策黏合性的重要性。正如唐君毅（1953）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强调“融合贯通与一统”。由此可见，传统儒家文化将高政策黏合性以及公众与执政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同心同德精神亦视作理想化社会的范本。因此，制度性儒学思想的旺盛生命力与当代中国国家发展以及实际国情的正确理解与改造形成了动态关联以及历史映射。

当然，只强调绩效合法性也不是没有问题。根据韦伯理论架构，以绩效为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体需要不断提出实现其对公众的政治承诺以维持其长期执政的基础。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目标的依次完成，公众对于其执政成绩的期待也将不断提高。如果政府缺乏必要的制度及意识形态支撑，其中长期政策规划以及政策设置输入端的设计流程将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偏差。若政府过度依赖绩效作为执政基础，则中长期治理压力和政策容错率将会随之受到影响。根据Knight（2014）关于发展型国家的论述，以政治绩效为主要导向的发展型国家，可能会催生一些共通性以及阶段性的问题。

因此，政府为了能够持续维护并加强其执政合法性，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对于是否能够获得长期执政合法性的讨论本质上是对程序合法性、绩效合法性以及意识形态合法性三者相互关系的调适，核心是看社会是否稳定，能否达成一致行动。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假定无论是多峰治理还是单峰治理，政治集团的目标函数都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合法性和更多的民众支持，进而促进全社会一致行动和福利改善，但各自实现目标的途径可以不同。

在多峰治理下，一个政治集团可通过不切实际的承诺、政治联盟或者压迫对手等手段，以合法的程序获取执政权，然后利用执政在位优势，推动修改宪法和政治框架，甚至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对竞争性政治集团进行打压，推行仅仅有利于本利益集团的政策，导致利益集团之间冲突加剧，社会稳定性下降，经济制度的可进入性降低，经济发展进程受到影响。这样程序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就出现了明显的冲突。另一种情况则可能相反，一个政治集团要争取执政，就需要最大可能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或更多的选票，需要争取中间选民、推动政治集团的联盟、回应人民关切的承诺等，在现有政治框架内以获取合法性和支持率实现执政，并在执政期间努力在竞争性集团之间达成和解，采取有利于经济发展政策，改善经济运行绩效，使绝大多数人群（包括竞争性利益集团）都受益。这种情况下，程序合法和绩效合法就总体一致。现在OECD国家中，不少就属于后一种情形。

对于单峰政治治理而言，通过选票多少来认定其执政的合法性并没有很大的意义，相比较而言，其合法性更大程度上是通过单峰组织的行动、给更多的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益处、使更多人的福利状况得到改善，进而赢得更多人的进一步支持而实现的。这是一种不同的合法性，是基于政治治理绩效的合法性。事情做得越好，让更多人的福利得到改善，其执政就能赢得更多人的支持。自私的目的并非一定要通过自私的行为来实现，自私的目的也可以通过无私的行为来实现。单峰利益集团知道，如果他采取自私和有偏的行为，当这种偏离度达到一定程度和临界时，其他利益竞争性的集团就可能在不满和反抗中出现，那么自身的占优地位将受到威胁。正如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所言，“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道德经》第七章）

同时，利益集团并不是一个长久不变的群体，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有人成功就有人失败，有人变富就有人变穷，利益群体和代表也是会相应调整变动，作为占优的利益集团要维持其占优地位，也必须考虑对这种变化的适应性。因此，在单峰治理下，占优利益集团如果有足够的远见和耐心，并考虑到其他竞争性集团出现的可能，其将会尽可能采取无偏的行为，努力改善发展绩效，以争取其长久的支持和绩效合法性，同时保持其自身组织的开放性，可以让新兴的精英和其他利益群体的代表进入占优集团，或者能通过占优集团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单峰治理下，执政集团没有耐心（贴现率很低）或者没有长久执政的信心，就很有可能滑向有偏治理，进而采取攫取或压榨的方式，剥夺其他人群的利益，牺牲国家的长远发展潜力，以使自己利益集团短期收益最大化。当然其付出的代价就是其他竞争性利益集团的崛起，并逐步丧失本集团在政治治理中的优势，或衰退到多峰冲突型状态。

因此，执政集团是否通过选举或者公投产生，实行的是多峰政治治理还是单峰政治治理，对经济发展绩效都不是决定性的，关键是看政治治理是否是黏合的。无论是通过选票比例确定的多峰和解型政治治理，还是基于绩效合法性并实施无偏制度的单峰无偏政治治理，只要有利于达成共识、促进集体行动、出台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提高经济机会的可进入性，最终才能推动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若一国初始治理结构是多峰治理，则需要努力实现多峰和解；若一国初始治理结构是单峰治理，则需要努力实现并保持无偏。

（二）不同经济制度及其机制

1.两种经济制度及其特征

在我们的框架中，进入开放型经济主要指在决定经济主体行动和激励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下，人们可以自愿并相对便利地参与各种经济机会。其主要具备以下全部或部分特征：（1）人可以自由迁徙，选择职业不受或很少受先天因素限制（民族、性别、地区、家庭等）；（2）国内统一市场，资金、货物、劳动等要素可自由流动配置，内部隐形壁垒基本消除，形成比较健全的全国交通网络；（3）创立企业相对容易，能相对自由地进入高成长领域，产权和合约得到比较好的保护；（4）可以参与全球分工，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对国际知识和技术等保持开放态度。总体而言，有利于开展经济活动，激励资本积累、市场开拓和技术投资。进入受限型经济，主要指在决定经济主体行动和激励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下，存在明显的制度障碍，人们难以自愿地参与各种经济机会。其主要具备以下全部或部分特征：（1）人们参与经济的机会不平等，部分人群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或者不被公正对待；（2）国内市场相对分割，要素流动受到明显阻碍，全国交通网络不健全；（3）设立企业困难或者不平等，难以进入高成长领域，产权和合约执行得不到保障；（4）不能或不愿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或资本流动壁垒高。总体而言，对经济活动的开展存在各种限制和障碍，经济内在激励不足，资本积累和技术投资不足。2.经济可进入性及其机制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与工业革命进程密切相关。对于如何解释这种增长的内在的机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争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率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增长（Kuznets，1966；Rosenberg，1982；Mokyr，1990）。新古典增长理论将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Solow，1956），其受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影响，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经济增速理论上会逐步放缓，而这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一度出现的长期高速增长现象不符（Romer，1986）。为解决这个问题，新增长理论开始将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引入模型，通过公共知识的外部性、创新知识的外溢性、人力资本外部性等因素实现规模收益递增，这样一来，如果一个经济体在历史上进行的研发越多、知识存量越大，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则进行进一步研发的成本越低，有更好的研发回报，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Romer，1990；Helpman，Melitz and Yeaple，2004）。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既然存量知识和研究投入决定了技术进步，进而决定了经济增长，为什么引领研发投入的发达国家，还会出现生产率增速下降的问题呢，这就是所谓的研发“拥挤”问题。造成研发“拥挤”问题的关键因素是技术的扩散差异。正如Bronwyn Hall（2004）所说，创新与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决定的。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体现在新技术被发明出来，更体现在该技术被使用和扩散的深度和广度，如果没有足够的扩散，新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就很难体现出来。世界技术边界是世界所有国家的知识积累和共同扩展的结果。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较少，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技术革新活动中受益。发达国家为了推动技术进步不得不进行创新，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通过追赶新技术而促进生产率提高（Caselli and Coleman，2000）。这样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就会面临不同的技术进步机遇，其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明显不同。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是存在大量现成的技术（旧技术）可供吸收和应用，而不必去创造新技术。富裕有时是一个绝对概念，而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相对概念。一个经济体要出现由贫穷到富裕的变化，就必须推动技术进步，使经济增长轨道超越原有的低增长路径，并维持一段足够长的经济相对高增长时期。现成的技术就在那里，能否有效吸收并得到快速的扩散，将决定后发国家发展绩效的差异。能否使技术的吸收和扩散顺利发生，经济可进入性所发挥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进入开放型的经济制度，主要包括外部可进入性、内部可进入性两个方面。外部可进入性主要表现经济对外开放，可以学习、获取国际先进技术、知识和经验，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争取国际市场。内部可进入性主要表现为在各类人群中，每个个体都有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可以自由迁徙、自由创业和择业，人群的横向和纵向流动都是开放的；在国内市场中，通过交通网络、税收制度安排等努力打破市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让各类生产要素可以自由配置，让全国各个地方、各类人群都有进入市场的机会。进入开放型经济制度对于技术吸收和应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影响了技术的规模成本、配置效率和加速扩散效应（见图3）。首先，对外开放使得贫穷后发国家可以用较低的成本，直接从国际上模仿、学习、购买新技术。而能否克服模仿、学习、购买新技术的成本，使技术吸收成为一件有效益的事情，就需要技术的采用和扩散达到一定的规模，通过规模效应摊薄技术成本。（1）对后发国家而言，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天然存在一个比自己内部市场更具购买力的巨大的外部市场。向国际开放，就是要充分利用国际现成的购买力，弥补内部市场之不足，以扩大出口品的生产规模，进而为进口技术和内含新技术的生产资料提供资金支持。（2）扩大对外出口规模将会为更多的人提供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进而提高国内居民的收入，促进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样以来，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进口能力增强和国内市场规模扩张，技术扩散、吸收的成本将不断降低。有大量证据表明，国际贸易和分工深化对加快新技术扩散发挥了重要作用，1925年之后世界技术扩散的速度是1925之前的三倍（Diego Comin，Bart Hobijn and Emilie Rovito，2008）。

其次，扩大出口和进口规模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那些能更高效吸收新技术的部门和企业将获取更高的利润。这使得新技术的吸收和应用可以在竞争状态下开展，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得到提高。而且，在统一市场条件下，各地区、各类人群对新技术都有吸收和应用的机会，通过地区间竞争，更多的人有接触新技术的可能，这有利于技术在国内的加速扩散。在竞争的压力之下，技术通过产业联系或上下游关系加速在企业间和产业间扩散。另外，通过经济对外和对内的开放，特别是应用新技术的生产规模扩大，更多劳动力有机会直接参与新技术部门的生产活动，通过“干中学”机制，在正规教育之外，加快技术扩散。更重要的是，随着应用新技术的企业和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劳动力将呈现出更加明显的集聚效应，进而加速低收入国家城镇化的进程。随着城市的扩张，知识和技术的扩散速度也将加速。如图4所示，对于穷国（后发国家）而言，最有效的技术路径并非去拓展未知技术，做从0到1的事，而是用自己已知的技术去生产已有产品，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成本优势，选择做从1到N的事，且N的规模越大，则吸收和应用已知技术的成本就越低。生产已有产品的规模越大，就越能吸收更多的国内资源，并进一步将这些资源配置到吸收新技术的部门，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到新部门就业，促进国内整体技术进步和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将促进对外进入开放与对内进入开放的良性互动。

进入开放型经济制度，就像通向经济繁荣的一道门，只有打开这道门，经济发展的故事才有望发生。因此，在一个经济体由贫到富的过程中，创造开门的条件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需要发挥政治治理的关键作用，需要在特定政治治理下，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来创设这道门，并使得这道门逐步打开，开启经济增长进程。通常情况下，开门过程是渐进的，并非门开得越大越好，因为开门就势必会引入风险和冲击，门开的速度和程度要以政治治理能够持续保持和解、社会秩序能够继续保持稳定为前提。开门之后取得一定的经济发展成效，将有利于在政治上进一步达成共识，减少进一步开门的阻力，争取进一步扩大经济可进入性。总的来说，对内部市场、人群的进入机会的大门打开得越早、越大，则效果越好；对外部市场的门则应渐进有序的打开，期间必须与应对开放风险的能力相适应。总结而言，经济走向繁荣，国家由穷到富的过程，就一个由进入受限型经济制度逐步向进入开放型制度演变的过程。

（三）政治治理与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

政治集团为了争取长期执政和利益集团收益最大化，会积极通过立法、政策调整等政治行动促进经济可进入性的进一步开放。经济可进入性的开放将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绩效改善，使更多的人受益，进而提高在位执政集团的支持率和长期执政的可能性。在多峰治理下，为争取更多选票、赢得更长时间执政，在位集团在捍卫本集团利益的同时，将努力争取中间选民（摇摆选民）使更多人获益，保证其政策能够得到更多人支持，这样一来在位者本身就具有打开经济可进入性的动力。经济可进入性的提高将促进市场竞争，并进一步导致不同利益集团的势力此消彼长，新的利益集团需要新的代言人表达诉求。通过政党的竞争，利益集团的诉求将在政治市场得到反映，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产生了联系，多峰和解治理与进入开放型经济制度实现了互动。而在单峰治理模下，若要实现无偏治理，需要满足四个条件：执政者长期执政的耐心、其他利益集团出现的潜在压力、民众对绩效合法性的要求、集团开放性和竞争性的要求。如果执政者有长期执政的耐心和信心，则未来收益的贴现系数会比较高；存在其他利益集团出现的可能性，则执政者不敢实行过度有偏的治理；民众对绩效的要求促使其努力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以获取最广大人群的支持；集团开放性则保证了社会精英和新的利益集团能够进入执政利益集团中表达诉求。因此，在单峰无偏治理模式之下，通过执政集团自身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其他集团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内部机制得到表达和反映，从而使的政治治理模式与经济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相协调。多峰和解下的政治竞争，是政治市场竞争的外部化；单峰无偏下的集团开放，是政治市场竞争的内部化。外部竞争与内部竞争，究竟哪一种竞争有优势，取决于达成政治和解、促进一致行动的成本。谁的成本低，谁就更有利益促进经济发展。通过这一框架（图1），我们可以将世界上多数国家大体归类到四种类型中的一种。黏合型政治治理和进入开放型经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具备这样政治治理和经济制度的国家更可能成为富裕国家。国家要想由贫穷走向富裕，即经济要实现持续发展，需要满足以下几个重要条件：（1）在组织化程度上，有效组织起来的社会才具备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一盘散沙或者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保障经济持续发展；（2）在政治治理上，组织起来的社会要具备能够达成和解、形成和平稳定社会秩序、有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从而形成黏合型政治治理，其中多峰和解型和单峰无偏型都属于黏合型政治治理，都存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3）在经济制度上，国家应该采取进入开放型经济制度，至少应该逐步有序地排除经济要素和市场的进入障碍，开放的顺序和开放的进度取决于各国具体情况。（4）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贫穷国家的市场很不完善，而市场自身不会自动完善，需要政府在创建市场、支持市场发展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市场与政府不是替代关系，也不是相互简单的弥补“失灵”关系，市场规模越大、交易越复杂，其对政府能力的要求越高，对应的政府规模也就越大，政府与市场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发展型政府和市场增进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5）在发展路径上，由于市场与政治治理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优先提高经济制度可进入性可以为政治治理黏合性创造经济基础，走“Ⅲ—>Ⅱ—>Ⅰ”路径是一种选择；或者优先提高政治治理的黏合性，然后推进经济制度变革，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走“Ⅲ—>Ⅳ—>Ⅰ”是另一种选择；而更多是推动建立黏合型政治治理与提升经济可进入性两项协调推进，相互促进中演化，并逐步向第一类型迈进，走“Ⅲ—>Ⅱ/Ⅳ—>Ⅰ”路径。03基于A-C模型对中国发展奇迹的解释基于前文提出的A-C框架，我们认为，无论是发达经济体取得今天发展成就所遵循的西方经典发展模式，还是过去40多年指引10多亿中国人从贫困走向繁荣的“中国模式”，其背后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相同的，即政治治理的黏合性与经济的可进入性。具体到中国的发展经验，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由冲突型政治治理向黏合型政治治理的转变，以及由进入受限型经济向进入开放型经济的转变，最终形成的单峰无偏政治治理与进入开放型经济的结合成就了中国4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推动中国从贫穷逐步迈向繁荣。

（一）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治治理：从多峰走向单峰

要理解中国政治治理的演变，需要一个略长的历史视角。数千年的王朝更迭和悠久的政治文化历史，促使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国家兴衰的原因。在浩繁的历史文献中，诸子百家、正史野论、经学哲言等都对政治治理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反思。与千年漫长的王朝历史相比，1911年是中国在政治治理上的分水岭。“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彻底瓦解，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共和国”，率先在亚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尝试。1、单峰治理的瓦解与多峰冲突格局的形成（1911—1916）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分裂和冲突之后，以南北议和的形式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国，此时的中华民国虽继承了清王朝的版图，但是实质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政治派系和地方军阀，此时君主专制时期社会架构基本瓦解，多峰社会雏形已经具备。1911—1916年之间，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艰难的维持着者中华民国的表面统一，然而自宋教仁案之后，中国境内出现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诸多局部战斗，革命党人在南京、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局面已经难以为继。1916年，袁世凯去世，北洋军阀分裂为直、奉、皖等诸多派系，自此统一的中央政府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的时代接踵而至，多峰冲突的中国政治格局开始了。2、多峰冲突向多峰和解的艰难跋涉（1916—1945）1916年至1926年之间，中国呈现出了典型的多峰冲突的社会形态，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冲突不断，难以形成共识，更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上位的军阀势力竭尽全力打压在野势力，由此而诱发出了诸多政治、军事事件。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始终存在着以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与以黎元洪为首的亲美派的斗争。在此期间，在中国的北方爆发了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南方出现了护国战争、两次护法战争、粤系军阀与广州国民政府的战斗。在此期间，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力量开始不断的崛起，在北伐战争前夕，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作为新三民主义重要的内容进行宣传和贯彻，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1926年国民政府北伐战争打响，战况推进顺利，1927年4月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1927年7月，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统一。随着“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胜利，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在南京政府的统筹之下，国内利益集团有了协商渠道，多峰和解的初步形态暂时形成。在多峰和解态势下，1931—1936年间中国经济社会取得恢复性快速发展，电信、邮政、铁路、公路、民航、教育、银行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抗日战争的爆发加速了国内各个阶级、多方力量的团结，国共第二次合作、统一战线等联合抵御外敌的合作形式不断出现，在一致对外的形势下向着社会内部和解的方向发展。1945年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共同商议建立联合政府事宜。至此，自1916年单峰社会彻底瓦解、多峰冲突社会形成之后三十年，一个多峰和解的社会架构终于在饱经动荡、战火之后的中国呼之欲出。3、单峰治理的再次形成与无偏治理的努力（1945—1957）然而，中国并没有继续沿着多峰和解的道路走下去，“双十协定”很快被蒋介石撕毁，1946年6月开始，在河南、湖北等地出现剧烈的军事冲突，随后开始了全面的内战。1945—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共产党政权在大陆建立起来，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多峰格局结束，真正意义上统一、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单峰治理模式成为政治治理的重要特点。在单峰治理形成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从有偏治理向无偏治理进行转变。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以工农阶级为核心，将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权作为目标，具有鲜明的革命对象针对性。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共产党的具体做法也在不断调整自身发展战略，注重团结各方力量、协调各方矛盾，为了实现当期目标而促进共识的形成。同时，共产党通过建立支部、设立政委等方式，将其影响直接传递到基层组织，形成了强劲的动员能力。1949年第一届全国人民政协大会召开后，这种无偏性表现的日益明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一条款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一个无偏治理之下的中国的愿景。新中国政权稳定之后，中国通过内部的有效协商和合理安排，中国的三大改造采用农业合作化、资产赎买等温和的过渡政策，依托深入强大的动员能力，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彻底完成“三大改造”。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此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有着民主协商和民主集中的包容性，执政党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政府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建设，有着明确和发展规划和目标，社会各个阶层没有严重歧视和剥夺倾轧。该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基本形成单峰无偏治理的格局。4、单峰无偏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挑战（1957—1978）中国的单峰无偏治理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不久出现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防范党内资产阶级复辟逐渐成为工作的重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得阶级斗争再次成为政治工作的重点。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细致的复查统计，全国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实际上是55万人之巨，被打为“右派”的人在组织内受到各种歧视，其受教育、就业等多个领域的机会被剥夺，甚至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都将受到威胁，其亲友子女也受到连带影响。此时党的政策重新回到政治挂帅的阶级斗争中来，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被严重扩大，中国单峰无偏的治理方向在阶级斗争中遇到了曲折。“反右”扩大化以来，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左倾”思想不断强化，并最终引致之后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以“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主要革命对象，推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给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任何协商机制变得孱弱无力，遑论对于创新和积累的鼓励。十年内乱，全国上下遭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群众达到一亿多人（叶剑英，1978）。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级以上，地方省级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比达到75%。像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陶铸、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均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和“革命专政”，不少人因此含冤而死。“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出过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另据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建国以来单峰无偏型政治治理形态的发展进程经历了曲折和挑战。5、单峰无偏治理的改善与强化（1978年以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单峰无偏治理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挫折后又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进行了彻底的拨乱反正，对于“反右”扩大化以来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在对上一个阶段的不断的反思和分析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摒弃因政治歧视、缺乏协商等因素带来的偏离“无偏治理”的做法，将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纳入国家发展的轨道中去。首先，从党员数量和构成的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总体沿着更具开放性、更具广泛代表性这两个方向发展。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仅仅只有53名党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发展到448.8万，到2019年已经达到9191.4万。从人员构成看，建党初期主要以工人为主，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数已经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人员占7.8%。但随着1927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员构成主要是以农民为主体，在1928年召开中共六大的时候，在全部4万多名党员中，农民党员占比达到76.6%，而工人党员下降到10%，到1930年一度下降到仅占1.6%。以后农民为主的结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军人党员发展成为第二大党员人群，在1949年时一度达到24%。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工人党员的占比开始逐步回升，到1956年时达到8.8%。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构成更趋多元化，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大量被吸收到党员队伍中来，一些新出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精英也被吸收到党员队伍之中。根据2019年的中共党员统计，在9191.4万名党员中，工人占7.0 %，农民占27.8%，企业主和职工占26.7%，党政工作人员占8.4%，退休人员占20.5%，学生及其他职业的占9.7%。其中，女党员占27.9%，少数民族党员占7.4%。在468.1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中，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的党组织占所有党组织的41%，非公有制企业中超过60%已建立党组织。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已从最初成立时仅代表某个特定阶级和特定群体的政党，逐步向代表社会广泛群体利益转变，政治治理的无偏特征日益明显。第二，从执政理念的变化上，也能清晰地看到处于单峰治理中枢的中国共产党逐步向无偏方向的努力。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文革期间政治治理问题进行全面纠正。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中，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确立了向无偏发展的执政方向。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提出“三个有利于”，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打消了人们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质疑，将社会的关注点重新聚焦到经济建设，调动整个社会将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2000年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团结了社会力量。2003年，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了重要目标，并将“以人为本”放在了核心地位，突出了共产党继续向无偏治理方向发展的理念。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并将“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提出“中国梦首先是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进一步突出了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员构成和执政理念调整，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向单峰无偏治理模式迈进。通过无偏治理，中国共产党将更多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要素纳入经济发展进程中，广泛的群体都在改革中受益，使得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得到更广大的群众支持，推动整个社会在重大决策中达成共识、促进集体行动，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积蓄力量。虽然国内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仍然客观存在，但是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协商和解的机制能够顺畅发挥重要作用，中央政府能够高效推行共识达成和共同行动，有着强大和深入的动员能力。随着立法、司法工作的不断完善，党内监督、政府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专政、压榨消除，政府权力的运用越来越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约。202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按国际购买力（PPP）衡量则超过17000国际元，正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纵观中国近百年的政治治理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两条脉络，其一，由多峰向单峰的不断演变；其二，由冲突向和解的艰难探索。抛开历史环境的各种繁芜细节，中国从多峰走向单峰的演变趋势，可能与两千年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对大一统的深刻向往有着重要关联，其中镌刻了鲜明的民族感情和家国情怀。不可否认，这一条脉络有着浓重的东方政治文明色彩，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因民族、因国家而异。然而从冲突向和解的探索，则更多包含了人类对于稳定秩序的渴望、对沟通的期盼、以及内心中对改造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深切向往。这种对于和解社会的追寻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应该是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共通的价值取向。

（二）经济制度：从进入受限型经济到进入开放型经济

除了政治上从冲突走向黏合之外，1911年以来的中国在经济制度上也呈现出了从进入受限型经济到进入开放型经济转变的鲜明特点。从经济增长的结果看，如今的中国已经保持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9%，这种经济增长的结果与经济可进入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中国一百余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经济可进入性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表现的。1、进入受限型经济的形成与固化（1911—1949）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架构的巨大转变，同时也经历了经济制度的艰难转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漫长时期中，在国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经济逐渐走入了进入受限型的泥潭。从内部看，国内商品市场被分割，商品的生产流通有着很强的区域局限，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难以高效形成。由于企业数量有限、用工需求量少且分布集中，并且各地军阀限制人口外迁、征兵扩军现象广泛存在，劳动力进入经济生产受到限制。资本市场受政府强烈干预，区域垄断盘剥，市场主体规制混乱，通货膨胀严重。总结而言，这一时期商品市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都没良好地进入纳入经济增长的环节，经济体的内部进入受限特征十分明显。从外部看，在此期间中国经济被动开放，当局政府迫于多方压力而签署的以开放为要求的不平等的条约虽然客观上的确扩大了与国际市场接触的规模，但是这种基于不完整的经济主权之下的开放带来着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在国际贸易中话语权缺失、产业布局失去主动权、开放政策难以转化为经济红利。这一阶段虽然呈现出了表面上的开放格局，但是这种开放难以真正的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能够从实质上提高外部可进入性，经济在低水平徘徊。纵观1912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我们发现中国经济无论在内部可进入性还是外部可进入性方面都明显受限，中国进入受限型经济的基本形态逐渐形成与固化，这一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2、经济可进入性的改善与挑战（1949—1978）新中国成立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权更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有别于其他政权的创新设计。如果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审视中国1949年至1978年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道路出现了诸多新的特点：从国内看，新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民政府时期各地军阀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壁垒，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和经济计划，为劳动力和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开辟了更通畅的路径。第一，国内大市场基础框架逐渐建立。1950-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社会的财富分配，使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1952年下半年至1956年开展的“三大改造”，则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都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收入的劳动者都有了平等的收入分配起点，共同享有了同样的经济进入的机会。与此同时，1953-1957年“一五计划”任务提前完成，中国过去没有的一些工业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从而改变了我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增加了基础工业实力。这一时期的基础设施联通、区域协同调配在客观上为统一的商品市场扫除了硬件上和认知上的阻碍。第二，劳动要素的质和量都空前提高。妇女进入社会化生产过程大幅增加了劳动力数量，这一时期开启的义务教育工作改善了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全国范围内医疗条件的改善和人均寿命的提高也极大改善了我国劳动力的质量。第三，国家统筹资本流向。在国家主导资本投资方向的框架之下，这一时期以国家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包括工业化体系初步建立、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等令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果。总结而言，建国至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内部可进入性的确出现了改善，但在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之下，这种改善是被动的、客观的，是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而非为了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的主观努力，这就注定了该阶段经济可进入性的改善难以长期持续，加之该阶段国内的经济建设经历了“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内部可进入性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阻碍和限制。从对外看，在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通过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在不同时期为中国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外交环境，对外经济交往的规模明显增大，中国在此阶段的对外经济政策有更强的自主性，这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外开放格局的打开做好了铺垫。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的外部可进入性展现出了新的特点。第一，新中国在政治上的独立使得其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上有了自主性和独立性。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本政策，随着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其他国家在中国的经济特权被收回，中国抛去了国际经济活动的历史包袱，从根本上确保了能够以自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活动。第二，通过多种方式与外部世界保持经济联系。建国之初，中国通过“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国也积极维护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和支持，在亚非国家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秉持开放的对外思路，与诸如美国、日本等重要经济体的交流，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10月中日政府发布《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正式建交。然而，该阶段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联系仍然较弱。2006年中国出口产品和服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36.03%，而1960年，这一数据仅为4.31%，即使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比重也仅为4.56%。1949-1978年，中国经济在对内和对外经济可进入性层面都搭建了基础架构，内外部环境得到客观改善，但这种改善都没有能够顺畅的转化为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然而，不可否认这个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做准备最为重要的阶段之一，首先，这一时期的中国从政治经济框架上实现了彻底的跨越，建成紧密联系、独立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该阶段经济建设让中国迅速形成了现代工业体系的框架，极大改善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基本面貌。第三，妇女解放运动、扫盲运动、义务教育等大规模社会运动快速提高了劳动力的规模和质量。第四，通过外交工作为中国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些成就虽然在当期没有完全转化为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却为下一个阶段经济可进入性水平的提高打下了硬件和软件的基础，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3、经济可进入性开放模式的最终形成（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国家对内和对外系列政策的支持之下，中国经济的可进入性水平相较于之前的阶段有了空前提高，结合之前经济建设的基础、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及全球产业链转移良好机遇等多种因素，促成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其中，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对于经济可进入性制度框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第一，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经济对农民开放。人民公社制度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没有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升。人民公社制度事实上促成了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户籍制度、粮票制度、口粮制度约束下，农民实际完全失去了自由支配自己财产和劳动的权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由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定。农民也没有迁徙的自由，到其他合作社、进城购物、甚至外出访友都需要介绍信，都需要村干部、公社干部批准。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可进入性受到严重阻碍。1978年的11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被迫无奈情况冒险实行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次年粮食就取得了极大的丰收。与以往不同，特别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政治风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地方和中央的开明领导对此采取了一种支持的态度。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就成了我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在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同时，将生产、迁徙的自由还给农民。这极大释放了农民积极性，既实现了农业增收，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了农民生活，为保持农村社会整体稳定创造了条件，而且释放出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这些人参与非农产业工作做好了准备。第二，从“阶级剥削”到企业家精神，实现经济对企业家开放。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量下乡知识青年集中返城，累计近2000万人，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大量“待业青年”给社会稳定带来冲击，政府被迫逐步放开个人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让这些青年自谋出路，放弃了马克思书本挖掘出来的“雇工超过8人就是剥削”的可笑教条，使得市场经济开始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主导的边缘开始成长。正是当初被看不起、认为不光彩的一批创业青年，成长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与此同时，1978年在社队企业中工作的农民超过2800万人，这些社队企业转变为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具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它们没有得到政府足够重视，来自政府官僚控制的干预很少，也不纳入国家的工业生产计划，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能够自主决定和支配利润。而且乡镇企业的职工都来自附近的农民，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雇佣和解雇职工十分灵活。诸如奖金、计件工资等以实际绩效确定薪酬的制度在乡镇企业中很早就被应用。另外，由于在长期执行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发展政策下，轻工业产品供给长期不足。基于自身资本和技术水平，乡镇企业一开始就瞄准轻工市场上的巨大缺口，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这些因素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其在1996年顶峰时占国内上产总值的26%，占工业总产值56.1%，就业人数达到1.35亿（Naughton，2007）。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而且这些乡镇企业后来超过80%都转变为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意外快速成长，并非中国政府制度改革的有意设计，但政府对此总体采取了观察和开放的态度，其实就是许可了这种打开经济进入性的尝试，这些意外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回归和壮大。第三，从内向型经济转变为外向型经济，实现经济向国际市场开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冷战思维被打破，中国逐步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大门。1978年中国多次派出了高级别的政府代表团，包含了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了大约20次，累计共访问了近50个国家。其中，以谷牧副总理为团长的5月2日至6月6日的西欧考察团影响最大。谷牧考察团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提出，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等重要建议。这些密集的对外考察，最重要的作用是让中国决策层看到了中国发展与外部的巨大差距，看到了学习西方现代化管理的巨大潜力，看到了中国加快开放的紧迫性。中国政府在1978年9月召开的“四化建设务虚会”结束时宣布，中国不能再维持封闭的经济，必选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技术、设备、资本和管理经验，加快发展，推动中国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期。随后1979年1月国务院同意设立“蛇口工业区”，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正式批准设立“经济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等，中国国际市场开放的大门迅速打开。通过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增加出口、吸引外资，以实现国际现成的技术与国内生产要素联结、国内生产与国际市场联结。这种面向国际广阔市场的生产活动，创造了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吸纳了农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使得大量人口进一步向城镇集聚。而且，这种出口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进口的出口，大量出口创汇，使得有资金用于支持吸收更先进的国外技术。在贸易形态上，往往表现为出口低端消费品、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进口含有比国内技术更先进的生产资料。这一过程中，进口对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十分突出。Lawrence（1999）在研究日本、韩国和美国经验时发现，这些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第四，从分割市场到统一市场，实现经济对国内市场开放。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通过深刻反思高度计划经济的弊端，中国政府又一次开始了权力分散的改革。其中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行政性分权，即将行政决策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二是经济性分权，即将经济活动决策权下放给生产单位或企业（Schurmann，1966；吴敬琏，1991）。分权化取向确实有效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也释放出了强大的活力。但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开始滋生蔓延。到20世纪80年中期，中国经济发展一度出现地区相互封锁、市场分割，形成了所谓的“诸侯经济”，严重影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为了解决市场分割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全国性联通的基础设施网络，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形成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指标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体系等。中国老百姓说“要想富、先修路”，1988年上海至嘉定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中国大陆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1990年“神州第一路”沈大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1992年制定并开始实施“五纵七横”的国家高速公路计划。到2020年，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16万公里。30多年来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慢到快，从点到网，从弱到强的巨大转变。其他铁路、通信、能源方面的基础设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进程。大量研究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及网络的建设，对当地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贡献，具有明显的正溢出效应（郑世林，周黎安，2014），而且对降低制造业成本有明显的直接贡献。分税制改革，通过税收返还政策维持了地方政府部分既得利益，并明确转移支付规则，赢得相对贫困省份的认可，通过主要税种共享达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一致性。分税制改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税收集中能力和地区财力平衡能力，还大致厘清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职责，为清理预算外收入、规范地方壁垒性收费奠定了基础，并进一步强化了地区间的竞争机制。而在地方官员晋升竞标赛中，经济增长成为中央政府考核的核心依据，政府官员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进一步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项目上展开竞争。通过地方间竞争学习，官员升迁或调动，成功地方的经验很快会传递到其他地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可进入性不断打开的过程。经济可进入性的开放还呈现出“滚雪球效应”，即可进入性打开一点，就有人会明显受益，进而会要求进一步打开，使得有更多的人受益。这样经济可进入性的大门就会越开越大。其中，在打开经济可进入大门的过程中，还进一步促进了法治（Rule of Law）建设。发展带来更多发展问题，在黏合治理下发展中的问题又推动改革不断深入来解决，这将贯穿中国经济由贫穷到富裕转变的整个过程。

（三）单峰无偏治理与可进入性开放经济的互动

如果仅仅从一个维度看，并不容易看到辛亥革命以来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发展背后的根本性因素。但是，当我们把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治理形态的演变历程、经济的开放历程及人均GDP等指标放在一起时，答案就跃然纸上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治治理的黏合性、经济的开放可进入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密不可分的（见图5）。例如，1916—1926年间，中国经济的可进入性是显著提高的，但由于各大军阀的冲突与混战，这个时期的政治黏合性则是相对较低的，结果就是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并没有怎么增长。比这十年更糟糕的是1931—1949年间，由于战火连绵，中国经济的可进入性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人均GDP累计下降20%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1949—1957年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两个时期，政治治理的黏合性与经济的开放可进入性相比于其他时期都处于高位，且两者之间都有比较好的互动，并最终转化为良好的发展绩效。

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被视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很多学者对此还有不同的看法，但通过上文在A-C框架下对中国政治治理形态演变和经济可进入性情况的回顾，可以发现，中国从贫穷走向繁荣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的，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在经历了由冲突型政治治理向黏合型政治治理的转变，以及由进入受限型经济向进入开放型经济的转变之后，最终形成了单峰无偏政治治理与进入开放型经济的结合。正是这一组合的良性互动成就了中国4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央政府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都一直强调要处理好“发展、改革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保持三者之间的平衡。这看似只是个“政治口号”，其实反映的正好是其政治治理与经济制度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在A-C框架下，稳定强调的是维持社会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并尽可能达成共识，以推进集体行动。改革强调的是降低和消除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打开对内、对外的经济可进入性，给更多人机会，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其本质是解决问题。发展强调的是做大增量，做大经济规模，降低单位成本，促进技术和知识扩散，使更多的人获取和分享发展收益，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现和产生新的问题的过程，为进一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中国政府反复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根本出路，稳定是基础和前提。”实质是只有取得发展的成效，让更多的人获得发展的好处，才会赢得更多的支持，有利于对新的政策和改革形成共识，并进一步提升了执政党的单峰地位。这既是实现绩效合法性的机制，也是达成社会和解和共识的渠道，即“用发展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改革作为根本出路，强调的是回应发展中的新问题和新期待，只有突破制度的阻碍、创造更多的机会、促进更有效的竞争，才能争取更大的发展。经济的可进入性越高，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越大。稳定是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稳定的环境和社会秩序，就不可能达成有效的社会共识，改革就不可能推进，发展就不会发生，同时，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效，使大多数人收益改善，会进一步增进社会稳定。在发展进程中，正是由于努力实现这三者的互动和平衡，才产生了中国“总能使事情发生的”的奇迹。

不仅如此，在中国的政治治理与经济制度间的互动中，还有一些鲜明的中国特点需要特别关注。

首先，相互促进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改革进程始于计划经济，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并非一放权改革就能够成功，事实上，政府在创设市场和促进市场发展等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与市场是相互促进而非相互补充，不是简单的“市场做不了的政府做，政府做不了的市场来做”。在由人际关系范围的市场向非人际关系范围的市场转变、由地方性小市场向全国性大市场转变的过程中，政府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而非拘泥于政府规模的大小的无意义的讨论，一方面，政府在不断减少对市场直接干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交易复杂化，政府在规制市场、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也在拓展职能。整个过程中政府职能有进也有退。

其二，制度改革中的“双轨制”。双轨制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渐进性改革，不动存量，放开增量，进行边缘革命，在此基础上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等新兴的机构和组织不断的出现和发展；二是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让特定区域的经济参与者能够享受不一样的制度政策；三是改革试点，改革先在很小的范围内尝试，成功则推广，失败则放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改革的阻力（包括利益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把风险控制在较小范围，用局部的成绩和成效争取对改革的支持。这是单峰治理下达成共识，形成集体行动的一种现实策略。增量改革、特区的实验，使改革的好处显现，使人民大众甚至反对者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进而凝聚共识，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

其三，政党力量深入最基层与政府强动员能力。政党深入每个村庄、村小组、居委会、各类组织和众多企业，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中央的一项指令，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层层下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并通过高效的官僚体系得到执行。新中国的一个重大特点是国家政权的动员力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彻底突破了中国历史上“皇权不下县”局面。而且政府利用土地、征税以及国有金融体系等，充分发挥其储蓄动员能力，并将储蓄积极转化为投资。

其四，强大的中央政府与竞争性地方政府。中央权威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巧妙地实现了市场统一与政府竞争的激励相容，形成了地方锦标赛机制。而在竞争中，为吸引资金和项目，地方政府加大改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增强当地与交通干线和枢纽的连接性，增强了地方管理经验的快速溢出和传播，客观也上加快了统一市场建设进程。

（四）A-C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解释力的进一步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政治治理的黏合性、经济的开放可进入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基于1911至2019年间的相关数据，并依托多元线性回归对上文的结论进行了验证。除了图5中的三个指标外，我们还计算了人均GDP增速，并引入了政治集中度指标、领土面积、国内人口等多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基准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GDP pert表示t年以1990年美元不变价值计的人均GDP增长率。accesst表示t年当年的经济可进入性指标，cohensiont表示t年当年的政治黏合度指标，peakt表示t年当年的政治集中度指标。Xt表示t年当年的其他控制变量，诸如领土面积、国内人口等，εt为t年的随机项。对基准模型的OLS估计结果见表1。

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可进入性和政治黏合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政治集中度的系数则不显著。随着控制变量的不断增加，这种正向的显著性同样稳健。从（3）中我们进一步探索可知，经济可进入性每增加1单位，当年人均GDP增速会增加3.14个百分点，政治黏合度每增加1单位，当年人均GDP增速会增加1.66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可进入性和政治黏合度本身都经过了同样的标准化处理过程，我们可以发现，纵览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从平均角度上看，经济可进入性的贡献大约是政治治理黏合度的贡献的2倍左右。

结合中国百年经济发展历程，上述结果总体是符合史实直观的。191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无论这种对外开放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但客观上的确在很长的历史区间内形成了逐渐对外开放的格局，对外开放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可进入性指标的质量。与此同时，除去1937—1949年这十多年战争期间，国内的政权和政治势力都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建设，无论这种重视是为了经济体的发展还是处于政治需要和备战要求，客观上都促进了国内现代化市场雏形的形成，带来了内部可进入性的提高，进而从另一个层面提高了可进入性指标质量。相比而言，中国在1949年之前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政府的力量始终有限，统一决策难度重重，统一行动很难形成。建国之后形成了权威的中央政府，政治治理黏合度的贡献显著改善。

考虑到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的复杂性，也为了更清晰理解经济可进入性、经济黏合度、权力集中度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分不同时期对上述结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验证。

具体而言，我们将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1911—1949年、1949—1978年和1978年至今。这三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环境有着显著的不同，1949年之前，中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和统一，且国内始终存在各种规模的战争；1949—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中国经济；1978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确立。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时期，政治集中度系数均不显著（其中，改革开放至今国内政治集中度的指标稳定无变化，在实证结果中没有显示），而在其他不同的时期，经济可进入性和政治黏合度对于人均GDP有着不同的贡献。

在1911—1949年之间，经济可进入性指标的系数为1.93，显著为正，而与此同时政治黏合度指标却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史实是一致的。该时期内，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受外国不平等条约或国内政治联盟影响，国内市场保持开放，基础设施仍在建设，工业化进程依旧在不断推进，对外和对内可进入性的提高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此时国内的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有限，地方依旧受到军阀势力影响，削弱了中央财政力度以及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执行力，加之国内战乱频发，政府的统治架构受到战乱的反复打击，因此经济黏合度在这一时期没有呈现出对经济增长显著的贡献。

在1949—1978年之间，政治黏合度指标的系数显著为正，而经济可进入性指标虽然为正，但是不再显著。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理解这一结果。在这一时期内，新中国迅速完成了三大改造，迅速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集中力量快速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计划体制经济之下，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工作特征十分明显，无论在经济建设领域，还是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领域，国家的强大动员能力都呈现出了极高的工作效率，这种情况之下，较高的政治黏合度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实证结果看，此时政治黏合度指标的系数达到3.61，也从侧面论证了这一观点。但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却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冷战逐渐拉开帷幕和中国的“一边倒”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开放水平，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人员管理模式和区域性票证制度为代表的商品管理模式降低了经济的内部可进入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降低了经济可进入性对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果显示，这一时期的回归结果有两个特点，第一，经济可进入性与政治治理黏合度都显著为正，说明这一时期的两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同时发挥重要作用。第二，两大指标的系数大小接近，经济可进入性指标系数为3.00，经济黏合度指标系数为2.82，说明两者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都有着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通过内部的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开辟等举措提高了经济可进入性；另一方面通过改善政府治理水平、优化决策流程、调整税制、加强思想文明建设等途径提高了政治黏合度，而且经济发展的绩效，使得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进一步提高了人民对政治治理的拥护和支持，进而促进政治治理黏合度的改善。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经济可进入性和经济黏合度得到了改善，进而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增长。

总结来讲，以上实证检验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方面，我们进一步确认了经济可进入性和政治治理黏合度是推动百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再次验证了A-C理论对中国增长经验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经济可进入性和政治治理黏合度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且动态变化。这两方面结论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发展历程的理解，同时也对未来中国如何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提供了启示。

04 A-C框架下的各国经济发展与绩效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提出A-C框架的重点是为了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同时也试图寻找中国、西方发达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模式背后更深层次的共同因素。在本章中，我们将尝试用A-C框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类型和绩效提供一种新视角的解释。首先，我们将为A-C框架构建一系列指标，并基于各国政治治理黏合度以及经济开放可进入性指标对各国进行分类分组，以期对各个国家在A-C框架下所处的位置有一个整体认识；然后，我们将利用各国的历史数据并采用一些计量方法对A-C理论的核心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一）世界各国在A-C框架下的画像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完整性，我们选取了1996-2018年间209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数据，并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按年份构建了各国的政治治理黏合度指标、政治权力集中度指标以及经济可进入性指标（具体构建方法见附录I）。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考察世界各国在A-C框架下所处位置的分布情况，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位置分布的演变情况。

按照图1的逻辑，我们建立了一个由政治治理黏合度指标和经济可进入性指标组成的二维空间，即A-C空间。由于我们在构建指标时已经做了标准化处理，因此A-C空间就是一个的有限二维空间。此外，我们以横纵坐标轴的中值为基准，将该空间划分为与图1相对应的四个象限。根据某个年份一个国家的具体指标值，我们可以确定其在A-C空间上所处的位置。图6—图8分别展示了1996、2006和2018年三个代表年份世界各国或地区在此二维空间上的分布情况。

总体看，以G7国家或OECD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始终处于（高黏合度，高可进入性）区域，无论其人均GDP水平还是人均GDP增速，都显著高于其他区域；而以非洲大多数国家为代表的最不发达经济体则长期处于（低黏合度，低可进入性）区域。

从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看，虽然（高黏合度，高可进入性）区域的国家数量相对稳定，但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一个维度甚至两个维度的变化。例如，中国经济的可进入性在1996-2006年间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而在2006-2018年间政治治理黏合度则有较为明显的提升。相反，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政治治理黏合度在2006-2018年间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俄罗斯的政治治理黏合度在1996-2006年间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甚至从（高黏合度，高可进入性）区域“退化”到了（低黏合度，高可进入性）区域。与此同时，不少处于（低黏合度，低可进入性）区域的国家也实现了一个维度甚至两个维度的改善。例如，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老挝、柬埔寨等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可进入性在过去二十余年里都经历了明显上升。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无论在政治治理上还是在经济的开放可进入性上，都存在“不进则退”的可能，这种“退化”的可能性在政治治理黏合度较低或经济可进入性较低的国家更大。

如果引入经济增速，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审视政治治理黏合度、经济可进入性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关系。如表3所示，（高黏合度，高可进入性）象限内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其他象限，而（低黏合度，低可进入性）象限内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速则普遍低于其他象限。

此外，一个国家的政治治理黏合度与经济可进入性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关联。我们将黏合度指标低于平均值的样本设为对照组，将黏合度指标高于平均值的样本设为控制组进行双重差分回归，发现政治粘合度的提高会提高经济可进入性，结果如表4所示。我们采取相同的策略，也检验了可进入性对政治粘合度的潜在因果影响，但如表5所示，双重差分（DID）测试并不支持这种因果关系的方向。

此外，如表6所示，我们还通过控制发展阶段来研究经济可进入性与政治治理黏合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人均GDP低于4000美元或超过12000美元时，两个指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但当人均GDP处于[4000,12,000]区间时，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显著。特别是当人均GDP在[8000,12,000]之内时，两种因果关系方向都非常显著。

（二）对A-C框架核心结论的实证检验

结合上文的一些观察以及第一章对A-C框架核心思想的总结，我们将A-C框架的核心结论以三个理论猜想的形式提出来，以便利用世界各国的数据开展实证检验。

猜想1：政治治理黏合度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猜想2：经济可进入性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猜想3：无论是单峰治理还是多峰治理，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而言是中性的。

1、计量模型的设定

基于上文有关指标构建和数据的讨论，我们拟用一个动态面板模型来检验这三个理论猜想。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对于第i个国家第t年而言：yit

（x1it，x2it，x3it，x4it）

• yit表示人均GDP增速（不变价格，当地货币）；

• xit是解释变量的向量，（x1it,x2it，x3it，x4it），

x1it表示经济可进入性指数

x2it表示政治治理黏合度指数

x3it表示多峰单峰指数

x4it表示发展阶段

Zit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滞后项，人口，面积等，

β表示在xit的系数向量（β1，β2，β3，β4），表示之前的系数向量，Uit是模型的误差项。

由于我们的数据已经标准化，估计系数的值并没有说明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我们更关心这些系数的符号（正或负）。如果上面提出的猜想成立，那么模型参数β1和β2都应该是正的，而模型参数β3与0没有显著差异。此外，根据有关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文献，我们预计β4为负；也就是说，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较低。

2、基于面板数据对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数据结构的面板特征和经济增速的自回归特征，我们分别估计了具有不同滞后项yit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并对这两种模型设定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它们的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这种系统性差异在不同数量滞后项和控制变量的模型设定是稳健存在的。因此，我们将主要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A-C框架的核心结论。

从三个固定效应模型设定——FE（1）、FE（2）和FE（3）中可以看到，经济可进入性和政治治理黏合度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猜想1和猜想2得到了统计上的支持；同时，多峰与单峰指数前系数的不显著，意味着我们不能拒绝猜想3。此外，发展阶段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低。

3、稳健性检验及讨论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检验以验证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我们通过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包括代表一国基本资源的人口数量、可以近似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的面积，以及代表经济总规模的GDP。从数值上看，回归结果没有显着变化，特别是最相关系数的符号没有变化。此外，当我们用人均面积取代面积和人口时，同样没有发现重大变化。

其次，我们研究了核心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重点考察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单峰多峰治理模式、政治治理黏合度以及经济可进入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可进入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其所在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换言之，无论一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高低，经济可进入性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一样的。相比之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治黏合度似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单峰与多峰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没有显着的相互作用；在任何发展水平的国家中，政治权力集中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似乎都是中性的。

第三，由于样本所涵盖的20多年时间，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多年，所以有人会质疑中国对整个样本的影响。因此，我们特地将中国的数据从样本中剔除，并重复上面所有的稳健性检验。如表7最右边的四列所示，将中国的数据从样本中剔除后的回归结果几乎没有变化。

05小结

为探索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如何从贫困走向繁荣，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制度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个维度揭示经济增长背后更加本质的因素。我们认为，黏合型政治治理和进入开放型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国家从贫困走向繁荣的重要因素。其中，如果一种政治治理可以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能够达成社会共识、形成统一的集体行动，推动高效的政策执行，我们称之为“黏合型治理”；如果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下，各类经济主体可以自愿并相对便利地参与各种经济机会，我们将其称为“进入开放型经济”。更进一步，我们根据一个国家占优的政治利益集团数量将政治治理形态分为多峰治理和单峰治理两大类，并根据不同治理形态下的结果细分为多峰和解治理、多峰冲突治理、单峰无偏治理和单峰有偏治理等四种情形。其中，多峰和解治理和单峰无偏治理均属于黏合性治理。在我们的框架下，一个经济体的政治治理模式是多峰还是单峰，其对经济持续发展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关键在于能否实现黏合的治理。换言之，多峰和解治理和单峰无偏治理都可以实现政治黏合，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多峰冲突治理或单峰有偏治理将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

以理论模型为基础，我们基于209个经济体1996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可进入性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进入开放性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政治治理黏合度指数的系数也正向显著，表明政治治理越粘合，越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然而，多峰与单峰指数所对应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单峰或多峰的政治治理模式对一国经济增长而言是中性的。总的看，A-C框架试图对全球经济的发展类型和绩效提供一种新视角的解释，为中国发展奇迹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个理论注脚。

作者：陈昌盛 杨光普 李承健

节选自《从贫穷走向繁荣：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A-C理论及其国际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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