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和启示

作者：蔡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应该把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凸显出来进行考察，弄清楚前后承继创新的有机联系和发展逻辑。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邓小平同志规划的三步走战略，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实践探索基础上认识不断深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结合提出的宏伟目标。

在实现宏伟目标的过程中，通过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和修正错误，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经过了70年光辉历程，创造了人类历史罕见的发展奇迹，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并上升为中国智慧，产生了与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世界意义。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仅对于我们自身进一步前行弥足珍贵，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索的中国贡献。

一、光辉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大地变为现实，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深远的转折意义，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了土地改革，使农业经济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近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约350亿千克粮食的地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建起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民主权利的制度载体。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取得历史性发展成绩的同时，也犯了急于求成和“左”的错误，使国家发展遭遇了严重的挫折。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中，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以集中计划代替市场机制，导致在微观层面生产和劳动的激励机制缺失，在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等弊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工作重心远离了经济建设。到了“文革”后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

正视前30年计划经济的体制弊端和经济建设中的错误和挫折，中国共产党勇于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靠自己解决自身的问题。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这个崭新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就是革除病症，消除一切阻碍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体制障碍与弊端。

首先，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取向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废除人民公社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提高农产品价格、取消农业税到打赢脱贫攻坚战；从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发展非公有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通过双轨制过渡的方式推动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其次，不断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兴办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扩大对外商品贸易到引进外商投资；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以资源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到国内国际联动开放发展；从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从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到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力量和国际经贸规则改革负责任的参与方。

第三，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转向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成就与曲折，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以来，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伟大成就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从此不断创造伟大的成就。在前30年即1949-1979年期间取得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奠定了不可低估的物质基础。

首先，结束了旧中国战乱频仍的灾难，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开始安居乐业，生活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变。随着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第一阶段，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第二阶段。虽然人口过快增长为就业带来压力，却是改革开放以后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一时期，健康事业和教育事业得到大的发展，积累了经济发展必要的人力资本。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收获人口红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提出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和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多次提出建设现代化问题。例如，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他在现代化内容中又加上了现代国防。根据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总理分别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和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5年表述）

第三，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存在一定比重的工业经济，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的，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比重仅占8.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仅为17.6%。“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实际增长了81.0%，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一五”结束时增加到23.2%，提高了5.6个百分点。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78年达到44.1%。

最后，结束了长期以来经济停滞落后的状况，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GDP增长率长期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和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率都一路下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两个指标都降到了谷底。根据国际数据进行比较，1913-1950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82%，而中国为-0.02%，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人口的较快增长，这个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反而大幅度下降了20.5%。

新中国经济建设开始以后，这种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变。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4%，略快于当时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4.3%），但是，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迅速发展，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从纵向比较来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如果进行横向的比较，仍然落后于世界的发展。

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劳动和生产积极性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失调等诸多弊端。特别是一系列政治运动干扰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使得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中国经济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潮流，未能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这一时期的“大跃进”和十年“文革”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最终使这一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甚微。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农村有约2.5亿人口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按照世界银行确定的标准，按照不变价购买力计算， 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9美元就意味着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据此，1981年中国有高达8.8亿绝对贫困人口。

改革开放的历程与成就最终证明了这样的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才能够消除贫困。于1978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率先从农村起步，通过调动劳动和生产的积极性显著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降低了贫困发生率；随后改革推进到城市部门，通过价格改革和发育市场、搞活国有企业和发展非公有经济，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以多种方式渐进地得到推进。上述改革开放措施，针对了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从改善微观激励机制入手，进而赋予企业和农户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在不断消除阻碍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的条件下，资源重新配置带来效率的改进，也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扩大贸易，把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

1978-2018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4%，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他历史时期，也未见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的先例。例如，此前增长速度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案例要数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在1965-2005年增长最快的40年中，年平均增长率也分别只有8.6%和8.1%。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40年中实现了奇迹般的赶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中国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随着改革时期高速增长的持续，中国于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继而在2009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并同时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现价人均GDP达到近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已经近在咫尺。

更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的成就。1981年生活在世界银行绝对贫困标准（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低于1.91美元）以下的全球人口共18.9亿，其中中国贫困人口高达8.8亿，占世界贫困人口的46.4%。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到7.5亿，中国则只剩下960万，仅占全球贫困人口的1.3%。这期间，中国对世界减贫的直接贡献高达76.2%。实际上，2015年之后中国按照高于世界银行的标准继续实施农村脱贫攻坚战略，2018年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仅剩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7%。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中，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都显现出历史性跨越的特点，创造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罕见的奇迹。从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了一系列从独立自主的“第一次”到进入世界科技前沿行列的飞跃。例如，从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国家体育场（鸟巢）到北京大兴新机场，从南京长江大桥、北京地铁1号线、青藏铁路到港珠澳跨海大桥，从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西气东输到南水北调工程，从人工牛胰岛素合成、杂交水稻，到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从“两弹一星”、天宫二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到嫦娥四号月背软着陆，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到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从高铁、公路成网到C919大飞机，科技创新成果数不胜数。

从毛泽东主席到邓小平同志，在不同的年代都强调中国应该对于人类作出比较多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被写入多个联合国文件。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中国为人类社会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

三、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以其持续健康增长、规模扩大和全球占比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应当对于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GDP总规模1978年排在全球第14位，仅相当于世界经济的1.1%和美国经济的4.6%。到1990年，中国GDP在世界经济占比提高到2.2%，为美国的9.2%，排在世界第十位。到200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为4.5%，为美国的17.6%，排到世界经济第五位。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占世界的9.2%，相当于美国的40.8%。2018年，中国GDP达到10.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占比13.1%，相当于美国经济的60.5%。如果按现价算，2018年中国GDP为1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6.4%，占全球总量的15.9%。而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1990年以来就十分显著且稳步提高，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高达31.7%。在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异常变化的年份中，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作用，全球波动性得以显著降低。

自从41年前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履稳定地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经济规模足够大、增长速度足够快、不仅改变了自身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国家。可以说，中国以其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促成了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主体的新兴经济体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论上成立的全球经济趋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格局相应形成。1978-2018年期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全球占比从22.2%提高到36.3%，中国GDP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则从5.0%提高到36.0%。在这个时期，按不变价计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GDP总额扩大了四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43.4%。

除了以物质产出的方式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之外，得以创造中国奇迹的改革开放经验和促进发展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规则制订的话语权、对发展观念的有益见地和对循例的建设性建议，都是对世界经济的公共品贡献。中国并不谋求世界经济霸权，也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作为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和服务出口国、第二大货物和服务进口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地位的经济大国，中国义不容辞对世界经济稳定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反映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关于国际经贸规则的诉求，引领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转变。由于以下几个突出特征，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智慧、方案对于世界的意义尤其重要。

首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2018年约为世界总人口的18.3%，占人类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创造的成就对世界意义的显著性和一般意义，是其他国家经验所无可比拟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其次，中外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者都具有探索国家兴衰之谜的学术责任和好奇心，中国奇迹的创造在时间上是高度浓缩的，与许多发达国家历史过程相比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而吸引众多学者尝试回答的关于中国科技（发展）为什么由盛至衰的李约瑟之谜，也是经济史学中同样著名的、旨在探索为什么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大分流这样一个谜题的中国版本。这说明中国发展经验同样具有人类发展规律的普遍意义。

最后，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经历了经济发展由盛至衰再至盛，并且接近于完整经历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从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大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以GDP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人均GDP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所表示的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经历了一个明显的V字形变化轨迹（参见附图1）。特别是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表达的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后半程，无论从时间之短暂还是从规模之巨大来看，都堪称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奇迹。

爱因斯坦曾说：复利是人类的第八大奇迹。从复合增长率的角度，把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工业革命以来几个高速成长大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在相应时期的增长表现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突出这个“中国奇迹”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作为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在历史上增长最快时期，按照平均预期寿命算，一个人终生可以经历56%的生活水平改善。英国的这一增长表现，已经是对绵延数千年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第一次突破。继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之后，美国成为又一个现代化强国。在其最快增长时期，一代美国人终其一生，生活水平可以达到近一倍的改善。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赶超、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在其增长最快时期，一个1950年出生的日本人，平均经历的生活水平可预期提高近10倍。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改革开放把中国推进高速增长的轨道。1981年出生的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为68岁。在1981-2018年的37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8.6%，也就是说每个中国人平均已经享受到20余倍的生活水平改善。并且在此之后，人均GDP仍将保持持续增长势头。而1981年出生的中国人可以预期活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尽管今后增长速度不会保持过去那么快，但也不难想象，一个典型的80后中国人终其一生，会经历怎样的收入水平提高。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大卫•休谟在174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预言，当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在一个国家达到至真至善之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后艺术和科学极少有可能甚至永远不会在同一国家得到复兴。历史上，中华文明曾经达到过辉煌的高峰，科学技术也长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然而，在西方国家纷纷跟进工业革命，加快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同时，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却大大落后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才再创辉煌。迄今为止中国在各个领域赶超与发展所创造的奇迹，已经打破了这个“休谟预言”，并且将继续打破这个预言。

四、宝贵经验

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取得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成就，归根到底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于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于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于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勇于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人民团结奋斗，齐心协力创造共同的美好生活。

新中国发展和建设的探索历程、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经济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全面创造的新辉煌，表现出的是一幅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这里仅从改革开放过程，选择有限角度和一些侧面进行概括，从中观察这个过程所体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特别是党领导人民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和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第一，从国情出发进行建设和推进改革开放。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取向，是根据自身国情进行的选择，而不是照抄照搬任何先验的发展模式。形成于西方发达国家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教条，常常被作为万应灵药推荐给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推销者，在改革方式上，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像宇宙大爆炸一样在一夜之间形成，以“不可能分两步跨过同一条壕沟”为依据，推荐各种版本的“休克疗法”；在改革内容上，推荐以所谓“华盛顿共识”为圭臬实施经济改革。很多政策上受其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虽然改革开放也意味着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发展经验，我们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的确从各种有益的国际发展经验中得到启发、获得助益。然而，我们从未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他国的模式和路径，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坚持了渐进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促进发展、发展维护稳定、边改革边分享的理念，因而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改革开放发展分享之路。

第二，发展经济必须形成适用的体制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针对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改革首先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出发，取得“点石成金”的效果。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鼓励和发展非公有经济、打破国有企业“大锅饭”、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关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着眼于改善激励机制，从而立竿见影地取得了调动劳动积极性、增强经营活力、加快经济增长的效果，同时也使改革获得了最广泛的共识，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拥护、支持和积极参与。

第三，坚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矫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围绕建立和完善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进行改革，不断消除妨碍资金、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体制障碍，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积累、流动和重新配置，在使其得到有效利用的同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以从一项研究结果看这个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意义，在1978-2015年期间，中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力平均产出的GDP）提高了近17倍，其中每个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合计贡献为55%，而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的重新配置，即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对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高达45%。

第四，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同步推进，国内经济发展与参与国际分工联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始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开放到全面开放过程；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转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2018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占到全球的19.0%，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额占世界的10.6%，总出口中大约70%是面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反映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比较优势。

第五，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共享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区别开来的试金石。世界发展经验和教训表明，经济增长、技术变迁和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无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作用，却并不能自动产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所谓收入分配的“涓流效应”。西方政治家出于选票动机，采取民粹主义的政策，在竞选中往往对福利和民生竞相承诺，当选后要么口惠而实不至，或者干脆无法兑现诺言；要么导致过度福利化，既伤害激励机制又难以持续。只有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体系安排，才能打破这个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两难。

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提供了一个最经典的范例。在各国扶贫实践中往往遇到一个边际效果递减的现象，有人甚至称之为“规律”，即随着扶贫推进从而贫困人数减少，最后的较小规模贫困人口由于在地理上集中居住于生态、生产和生活条件恶劣的地区，且具有伤残、疾病、老龄、受教育程度低等劳动能力不足等特征，其脱贫难度加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很多发达国家都止步于这个扶贫的“最后一公里”。一旦在物质生产领域遭遇到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活动通常就会停止。然而，扶贫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做出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73万，打破了所谓的扶贫边际效果递减“规律”。

五、前景展望

按照党的十九大确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后，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随后就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可见，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交汇的历史时点上，面对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千载难逢机遇和挑战。

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9771美元。以这一年的增长速度来推算，2020年预计达到12158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人均GDP超过12235美元就标志着一个国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就是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总体上将以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的高收入国家姿态起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征程将是充满鸟语花香的一路坦途，实现宏伟目标还必须应对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下面，我列举三个重要挑战。

首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便从统计意义上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对于我国今后的发展仍将具有针对性。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陷阱”恰恰是针对一个国家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或者刚刚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情形。2018年，高收入国家平均的人均GDP为44706美元，初入门槛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距离这个平均水平尚有巨大的差距。国际经验还表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临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之际，往往是以往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之时，根据应对的正确与否，处在这个阶段上的国家之间往往产生明显的分化，其中未能成功跨过门槛或者跨过门槛之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的国家不乏其例。对中国来说，在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传统的增长源泉终将逐渐消失，亟待把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只有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才能为开启新的增长引擎创造必要环境。

其次，纾解“成长中的烦恼”。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是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表现得越为突出，往往还会出现以前未曾遇到的新问题。例如，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在发展方式从投入型转向创新型的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将增强；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改革开放越是深入，人人获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碍越多，也会出现一些群体遭遇转型困境的情形。这些都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领下，把包容性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加大政府进行再分配的力度，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

最后，应对“修昔底德陷阱”。随着中国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科技发展水平也日益走向世界前沿，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样，守成的霸权国家会产生一种嫉妒、猜疑和恐惧的心态，特别是当这样的国家面临着无法解脱的国内问题困扰时，往往把这种不良心态转化为对新兴国家的掣肘、打压和遏制行动。即便可以在各方努力之下对摩擦进行管控，防止形成激烈冲突和战争，避免最坏情形下的“修昔底德陷阱”，以遏制新兴国家的发展为出发点，霸权国家把不公平的条件施加在科技和软实力的竞争之中，甚至发起和升级贸易摩擦，往往靠我单方面努力也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至少修昔底德效应仍将长期存在。

应对这种陷阱或效应的办法，一方面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地主动扩大改革和开放，并以改革开放红利支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升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链位置，保持和扩大对全球供应链的参与度；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展示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和诚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尽可能多的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合作共赢的共识，以多边主义方案遏止单边主义行径，维护好经济全球化。

孔子在谈到人的70岁年龄时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将其用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进行一个引申性的解读，即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加深了对一般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坚定树立了“四个自信”。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本文是作者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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