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中医药文化传播
古往今来,将中医药文化向世界各国传播的历史人物不计其数,郑和作为中国航海第一人,奉命七下西洋,其船队沿航海路线远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途经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既显示了当时国力之强盛,也促进了与各个国家文化、医学、经济等多方面的交流。在郑和下西洋的文化交流中,中医药作为中国文化瑰宝,得以对外传播,为保障途经各地居民的健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医药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承担着不可小视的文化责任。如何把握机遇,进行有力传播,成为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着重探寻郑和下西洋对外的医学交流内容,对其在文化交流中促进医药传播的具体过程进行梳理,以期借鉴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方式,促进中医文化国际传播基础理论的研究。
一、郑和下西洋随行医药资源
明代马欢因通晓多种语言,曾三次随郑和下西洋,担任外文翻译工作,航海结束后,马欢将航海期间经历的二十多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记录下来,著书《瀛涯胜览》,书中提到:“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洪涛浩浩涌琼波,群山隐隐浮青螺。”可见航海途中路程遥远,环境险恶,对船员身体、精神均是一种挑战。长期航海,船只航行多日,海面湿气重,船员易患类风湿性关节炎;船舱空间有限,士兵们活动范围小,锻炼有限,免疫力下降;船员远离家乡,来到异国,语言、风俗、饮食等地域差异常导致精神压抑;长期航海生活,新鲜蔬菜水果摄入减少,体内维生素C缺乏,易导致牙龈出血、困倦乏力、骨骼病变等“坏血病”症状的出现。
据历史记载,在距郑和下西洋约一百年后的1521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麦哲伦带领200多名船员开始环球旅行,除去部分船员内部自相残杀外,其余船员多死于坏血病,最后仅有18人存活。航行船只经过热带国家时,因气候炎热、水源不洁、医疗体系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下船船员易感染黄热病、疟疾等高危性传染病等。航行风险巨大,若稍有不慎,将会造成严重的疾病隐患,后果不堪设想。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文献中,却没有船员大量死亡的记载,这与郑和背后强大的医学团队和医疗技术支撑有着紧密的关系,如随船出发的医官及接生婆、携带的中草药及医书等,在保障船员生命安全的同时,也为对外展开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随行医护人员
据《郑和家谱》记载,航海家郑和率领63号船舶27 000余人,其中医官医士180人、阴阳官1人、阴阳生4人。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在随后数次航海过程中,途经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七次下西洋,完成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船队所带医官数量众多,是先前其他国家航海医疗队无法比拟的,且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医官大多由郑和亲自挑选,不问出身,只看医术是否高明,有匡愚(江苏常熟人)、彭正(安徽太平府人)、陈以诚(上海金山枫泾人)等随从医官。医护人员籍贯不同,针对不同地域的疾病有一定的治疗经验。如上海人陈常,“常传外氏邵艾庵医,即有名”;华亭人吴仲德,出身中医世家,得家传秘诀,能单独提炼药物。众多医官各有其专长,能够应对不同状况。
东南亚国家以热带雨林气候、热带季风气候为主,与我国降水充沛,物种繁多,气候湿热的南方地区相似,易发生急性传染病,如瘴气与瘟疫,均属于温病类。
➤明代张景岳所著《景岳全书》对瘴气(温病的一种)进行详细的记载:“瘴气,惟东南之域乃有之。盖岭南地气卑湿。”
➤明代费信《星槎胜览》记载之“吉里地闷”亦有“其地瘴气”“人多染疾病”的记载。明朝的医学史书中,曾有过传染病高发的记载,明朝医学大家在金元四大家铺垫的医学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因地制宜,推动了明代医学尤其是温病学的发展。
➤明朝医生在宋、金、元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创作了以《瘟疫论》为代表的医学著作,其中详细记载了疫病的预防、治疗等方法。例如,吴有性在书中指出疾病传染途径,通过空气接触、口鼻呼吸得病,他发明了达原饮来治疗疫病,而达原饮则是由槟榔、厚朴、草果等 7味中草药组成,其中槟榔能预防瘴气、强身健体。郑和随从的医生大多出身南方,均具备较好的治疗温病的临床经验,多次陪同郑和下西洋,为船队顺利航行提供医疗保障。
除此之外,郑和船队出海时还同时携带了几名稳婆。按照古代运兵运货船只的规定,女性是不能够上船的,然而郑和却无视这种惯例,携带稳婆航行。明朝国力强盛、人口众多,当时在世界各国人口排名中属于前列。人口的持续增加是明朝中医妇产医学系统发展完善的有力证明。因东南亚国家在当时医学发展水平还处于较落后的状态,如当地妇女生产孩子,常用锋利的碎石割破脐带,但碎石上常带有细菌,因而容易引起破伤风等疾病,导致死亡。郑和船队在到达目的地后,让稳婆为当地人传授接生经验,提高当地医疗水平,促进了中医妇产医学在世界的发展。
(二)中草药及医书
郑和航海前,除精心挑选医术高明的医生外,还随船携带了大量的中草药及医书自用或与他国进行贸易,它们的医药功效对于中南亚国家的气候来说颇具针对性。如颜夏梅提出:“郑和船队出航时带有药物300多种,包括藿香、黄连、大黄、黄芩、龙胆草、巴豆粉、滇漆、血竭、麻黄、常山、诸葛行军散、开关散、黄土丸、卧龙丹、曲焕章白药等,其中有的药物如人参、大黄、茯苓、肉桂等数量较大。”以上药物中,大多有除湿杀虫、清热泻火、化瘀止血、利水消肿、清热抗疟的功能。而东南亚地区气候潮热、物种丰富,疾病传播途径多,人易被蚊虫叮咬,患疟疾等急性疾病,加上当地卫生条件不完备,使民众常遭受疾病的痛苦。
➤明代费信编写的《星槎胜览》一书中多次提到中国的药物作为商品为东南亚国家人民所喜爱,此举丰富了东南亚国家药物的种类,对当地的传染性疾病进行有效的控制,促进了当地医药事业的发展。
➤此外,明代我国医学发展较为成熟,有较多的医学著作问世,如李时珍《本草纲目》、高武《针灸聚英》等。郑和下西洋过程中,随身携带医书,除方便医官学习钻研、提高自身医术外,出使各国时还将这些医书赠予当地人,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交流,间接完善东南亚国家的医学理论体系。
➤如明代严从简《殊城周咨录》记载:“若其天文、地理……医学诸书……并有之。”陈存仁《被误读的远行》提到郑和下西洋途中,船只上携带药方,如果医生人手不够,可以按方来医治病人,如途经越南,所到船员多数易患疟疾、肠胃病等,军队中有相应疾病的手抄本药方,按方医治病人,极大提高了医疗效率,保障了船员的生命安全。
二、对途经国家与地区医学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先后到达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当时的亚非国家政治经济、医疗卫生等相对落后,郑和航海前携带医官、药物、医学书籍等为船员本身健康需求提供保障外,航行过程中郑和传授中医知识、促进药材交流等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医学发展。
(一)施药治病,传授中医知识
随船医官临床经验丰富,所到之处用传统中医药为当地百姓治疗疾病,传授了中医知识,刺激了当地医学发展。如我国宝岛台湾凤山县,有一种姜名叫“三宝姜”,相传为明初郑和下西洋途中经过此处所种植,因当地居民高山族居住在高山水冷的环境中,易生瘟疫病,三宝姜可作为药物,驱寒除湿。
东南亚地区常年温度较高,物种繁多,水源丰富,急性传染病很有可能通过水源传播,危害百姓生命。郑和船只沿岸航行,在方便两国进行贸易交往的同时,也根据当地气候条件、水源分布情况,因地制宜,救治病人。
➤清代陈伦炯《南洋记》记载:“暹罗番病,每向三宝求药,无以济施,药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人唐人,尚以浴溪浇水为治病。”
➤在《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多次提到郑和航行经过东南亚国家时,在所到处掘井,传授当地人挖井技术,并向水中撒有药物,使患有疾病的居民用此水清洁伤口,随后身体痊愈。如满刺加有一口井,名叫“三宝井”,是郑和巡视南洋路过马六甲所掘,井水清冽甘美,饮之除病延年;有些地方居民于十月十五日取水,据说郑和每此日下药于江河,若在此汲水,久藏不坏。“吉令”(印度侨民)生病时,常向郑和船队医官求医治,郑和让他们把牛尿涂满全身,随后在太阳底下暴晒,身体便会康复,即使现在医学如此发达,当地居民还仍然坚持使用此方法。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还流传郑和用榴莲为当地居民治病的传说。
在非洲地区,郑和船只经过肯尼亚,海医根据当地医学发展水平、民众对中医技术可接受程度来传授中医传统医术,如中医推拿、拔火罐、姜片泡茶治疗腹泻等。迄今为止,帕泰岛上的中国村、上加村仍保留这种医术,在帕泰岛的西游村有“杏林”世家,家族祖传医术是从郑和船队携带的海医学到的;当地居民从先前中国人那里学习中医,再结合当地本土的医术,创造出非洲式拔火罐;当地“中国医生”用中医传统方法治疗骨折。除此之外郑和船队将中医药文化传入非洲,传统中草药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融入当地医学实践中,使之得到传播与发展,摆脱了原来医学落后的状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动中医药走出国门,中非两国医学交流日益频繁,截至2018年8月18日,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计,我国向非洲先后输出中医医生多达2 000余人,为治疗当地疟疾等严重传染病、提升居民医疗水平方面做出卓越贡献。
综上所述,郑和船只携带大量医护人员、中草药前后七次航行,途经众多地区,面对诸多疾病,郑和队员入乡随俗,根据病因症状、传播途径、当地环境、居民对医学的接受程度,来分析治疗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帮助医疗水平落后的地区,树立极高威望,推动了当地医学发展。因此,到现在很多国家还保存着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文化遗址。
(二)促进中外药材交流
郑和远洋医疗队储存中医药材多达300种,其中人参、茯苓、肉桂、黄连等数目较多,除自身需要外,还与他国进行药物交换。据记载,用来组成香料的药物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如藿香、白芷、麝香、木香、金银香、檀香、丁香等。携带的药物中,大多有清热抗疟、除湿杀虫、清热泻火、利水消肿的功能,针对东南亚特定的气候环境,郑和船只携带的药物,如生姜、麝香、樟脑等深受当地人民欢迎,常用来进行贸易交换。
➤如明代马欢《瀛涯胜览》记载:“爪哇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纻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裸形国: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靑磁盘碗、铜钱、樟脑,甚喜。”
➤明代费信《星槎胜览》详细记载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中医药贸易活动。如:“小葛兰国:货用丁香、豆蔻、苏木、色段、麝香、金银铜器、铁线、黑铅之属;忽鲁谟斯国:货用金银、青白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金银香、檀香、胡椒之属;榜葛剌国:货用金银、布段、色绢、青白花磁器、铜钱、麝香、银朱、水银、草席、胡椒之属。”
东南亚地处热带,终年高温多雨,分布着茂密的热带雨林,丰富的水力资源,为动植物的生长繁殖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当地人民易患风湿性关节炎、易感染由寄生虫引起的传染病等,在以上交换的药物中,麝香开窍醒神、活血通经、用以治疗疮疡肿毒、风寒湿痰;樟脑除湿杀虫、通窍醒神、辟秽利气,主治热病神昏、疥癣瘙痒、跌打伤痛等;这些对当地气候有较强的针对性的药物,缓解了疾病带来的痛苦,因此很受欢迎。
郑和下西洋期间有明确记载交易的医药有16种:雄黄、硫磺、焰硝、白芷、麝香、樟脑、水银、丁香、豆蔻、苏木、木香、檀香、胡椒、银朱、金银香、黑铅,此外作为研磨药物的器具,如铁铫,也是商品之一,这些药物融入到西洋各国医学领域治疗当地疾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医药文化的碰撞时是相互的,据史书记载,在航行过程中,郑和船队将西洋各国珍贵的药材引入中国,经过种植与栽培,其中大部分被后来医者广泛运用于医疗实践中,如白檀香、黄熟香、沉香、犀角、象牙、紫梗、燕窝等,此次举动丰富了双方药物种类,有利于彼此医学事业的发展。
(三)促进东南亚国家医药事业的发展
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郑和四下西洋顺利归来下令建立,在妃宫碑文中,提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其初使者涉海洋,经浩渺……”。在七次的航海旅途中,郑和谨遵旨意,除了三次突发性的战斗外,均与西洋各国展开友好合作,加强文化交流与互动。
明朝郑和奉命七下西洋,与各国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同时,中医药在保障郑和船员生命安全、助力船只顺利完成任务的同时,减少流行性疾病带给途径国家居民的痛苦,促进当地医疗水平的发展,加速了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除与当时的爪哇国、小葛兰国、忽鲁谟斯国等进行医药互动外,郑和下西洋也间接推动了东南亚其他国家医学的发展。如马来西亚中医药的发展,早在东汉时期,班固《汉书》中就已提到中国商人曾来到这里,与马来西亚、印度各国进行贸易活动,到公元7世纪左右,随着唐代的部分民众以华人的身份移居到马来西亚时,中医药也开始频繁地传入到这里。到郑和七次下西洋时期,明朝国力昌盛,郑和谨守和平外交政策,曾为马来西亚人民带去大量的生姜、肉桂、茯苓等中药,成为治病的首选,深受当地居民欢迎。
1796年,华侨在当地的槟城建立仁爱堂,是马来西亚第一所中药材店,之后又建立了中医诊所、中医研究所。随着经济全球的发展,如今在东南亚各国中,可以见到售卖中国药材的中药店,且大多与慈善机构合作,为当地贫困居民服务,为社会造福;又如新加坡于1929年建立东南亚最早的中医中药联合会,其后出版中医书刊有《医药月刊》《航医》;各国中医药组织成立后,积极创办中医药教育事业、加入社会救灾活动等扩大其影响力。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各国代表团常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等活动,一起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做贡献。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直接或间接促进东南亚医学事业的发展,为东南亚人民健康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提高了各国的医疗水平,保障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三、郑和下西洋对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贡献
郑和七次下西洋,顺利完成航海使命,创造了世界航海史的奇迹,其背后强大的医学团队、医药储备、预防意识等为途径安全及与各国文化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把西汉时期开通的以丝绸为媒介的路线,第一次命名为“丝绸之路”,它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不仅交换丝绸、瓷器等物质,而且形成了兼容并存、友好合作的交流精神。随着造船业的发展,陆地丝绸之路延伸到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时代,明朝处于鼎盛时期,海上航行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洋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郑和下西洋把中医药文化传播到了所经国家和地区,扩大了中医药在国外的影响力。
通过梳理郑和七下西洋与中医药文化的传播相关的记载,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对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贡献主要有:
➤(1)明代中医温病学及中医妇产医学学术发展完善,随郑和下西洋的医官多达180名,多出身南方,精通医术,具备治疗温病的丰富临床经验,除保障船队人员的生命安全外,还针对东南亚地区的气候为当地人治疗热带传染疾病,向他们传授常用中医知识;还携带数名稳婆,为医学落后的国家传授接生经验。随行医护人员对提升当地医疗水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做出了贡献。
➤(2)为提高航海安全意识,郑和船只曾去日本周围海域进行航海模拟,反思准备期间不足与过失,针对东南亚各国气候条件,船只携带大量中草药与医书,其中中草药除了本身的需求外,还作为贸易品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或赠予当地人,为他们缓解由疾病带来的痛苦。此举丰富了东南亚各国医药种类,有助于建构完整的医疗体系。
➤(3)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古中国陆地丝绸之路大门,中医药文化已逐渐被外国地区所熟悉。
➤(4)到郑和时代,国力强盛、国内温病学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使郑和船只携带强大的医疗团队进一步地带动东南亚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传播中医药文化,为中医药走出国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郑和七下西洋,除了少数突发性战斗外,谨遵圣旨,与西洋各国进行和平友好经济文化交往,为当地人传授中医药保健知识,促进了落后的国家与地区医疗卫生的发展,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保障了生命安全。
在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时代背景下,笔者对郑和下西洋的中医药文化传播过程、传播方式等进行梳理,以期为中医药服务“一带一路”经济文化领域提供历史借鉴。
摘自2019《中医药文化》杂志第二期
编辑:长卿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