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在海外成为华侨的守护神

　郑和在海外成为华侨的守护神

郑和下西洋，在郑和时代，是一段寻常合理的历史事件，始乎当始，终其所终。之所以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突然停止、长久遗忘，人们觉得遗憾、不可思议。历史有本事，有叙事，叙事的中断与转移，使历史变得模糊而神秘。

　　郑和身后600年漫长岁月，远航在遗忘与追忆中，由历史变成神话。首先是遗忘。皇帝诏令，下洋悉令停止，曾经行巨浪泛沧溟、牵星过洋的巨大的宝船，如今冷落地躺在渐渐淤积的南方港湾里腐烂。20年间，帝国皇家的龙江造船厂已经衰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连当年宝船的尺度都忘记了。再过20年，成化皇帝当朝的时候，有人动起出洋的念头，才发现皇家档案库中郑和航海的档案已不翼而飞。据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因为愤慨！远航劳民伤财，几十万钱粮几万人的生命，换回来的是帝王的奢侈品，奇珍异宝于国家何益？忘掉历史，也就是几代人的事。国朝盛事，已经变成“辽绝耳目”、“恢诡谲怪”的传奇，在平话、在剧戏里，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万历年间人钱曾感叹：“盖三保下西洋，委港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而已。”0

　　遗忘与无聊使历史变成传奇。明人罗懋登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有“说不尽的古怪刁钻，数不清的蹊跷惫懒”，三宝太监郑和，也变成一个虾蟆精。历史衰落与遗忘到人已经无法想象人的事迹，就只好将人的事迹神魔化。知识与经验的范围越小，幻想的空间就越大。《西游记》问世于1580年前后，《西洋记》问世于1597年前后，都是衰世的象征。玄奘和尚乘危孤征、远徒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神魔夹道的传奇。千百舟子当年牵星观斗的航行，现实到寻常，如今因为不可思议，只好让碧峰长老从中呼风唤雨、翻江倒海，成帝国水师西洋取宝之行。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慰。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解释《西洋记》成书的心理，嘉靖后倭寇猖獗，无可奈何只能幻想妖魔法术。

　　郑和下西洋一边在民间的传奇化，一边在正史中被贬低与省略。《明史》“本纪”提到国初下洋，仅有只言片语，《郑和传》在“列传”“宦官”，简略不及千言。遗忘并非偶然不经意，而是历史价值的选择。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被遗忘的同时，在海外华人中却被追忆、纪念、颂扬、奉祀。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印尼中爪哇省省会三宝垄，是东南亚祭拜郑和的中心。相传郑和当年多次来访，副将王景弘还定居终老于此。城中有三宝山、三宝洞、三宝公庙，每年阴历6月30日，当地都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马拉三宝公圣像游行，载歌载舞，到三宝公洞默祈拜祷。

　　郑和在国内轻松地神魔化的同时，在海外却沉重地神圣化，成为华侨的守护神。“华侨的信仰三宝公，的确较国内吃食店之敬关公，读书人的尊孔子，尤为强烈。他的地位，简直可以和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穆罕默德相当，几成为一个宗教主了；所以在传说中，他是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的。”

　　华侨神化郑和，自有其沉重的原因。唐代已有华人住蕃，宋代向海洋发展，闽粤先民移民东南亚者迅速增多。蒙元入主，宋遗臣远遁海外，在东南亚华人的经济移民中，又加入政治移民。元末明初，在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门达腊的旧港，都出现有组织性聚居的华人社区。然而，华侨始终是个人自发的、纯经济性的移民，身后有不但没有国家的支持，反而有国家的招抚追剿。他们孤立无援，有人数之众、经济力量之强，但始终没有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保护，也无法逃避当地的迫害。西方扩张，将国家军事政治甚至宗教力量，与民间海外贸易拓殖结合起来，殖民地有军队、自治政府，野蛮屠杀在马尼拉、巴达维亚的华人，每一次都不在万人以下。华侨，这些“没有帝国的商人”、“没有帝国的移民”，在苦难中唯一可以寄托梦想与期望的，就是当年郑和“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威震海外。自是诸番益钦其威信，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12的盛况。

　　安土重迁的百姓，自然不会去崇拜牵星过洋，漂泊过海的番客，却知道什么叫孤苦无助。屈辱与苦难越多，幻想与期望就越强烈。2004年底，笔者在寂静中写这篇郑和下西洋600年祭。一年以前，2003年底，笔者受国际郑和学会会长陈达生先生之邀，在马六甲荷兰街的郑和博物馆做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演讲，参观马六甲郑和官厂旧址，据陈先生说，那里将开辟为“郑和广场”，竖起郑和雕像。马来西亚将在郑和下西洋600年纪念时，举行盛大的庆典。此时此刻，我体会华人的心境，知道历史延伸入现实。

　　郑和身后600年的命运，首先是被遗忘，然后是被放逐，放逐到现实之外的传奇、帝国之外的南洋，最后，才是回归，带着荣耀与悔恨，在大势已去之后，回归。

　　1904年，郑和下西洋500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提请国人重新记起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其中有骄傲，也有悲愤：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14这是骄傲，然而，还有悲愤：“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

　　骄傲可以鼓国人志气。如研究者指出：梁任公“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16。悲愤却提出深入思考的问题：郑和为什么远航？大明帝国又为什么停止下洋？葡萄牙人为什么远航，西方又为什么能够将远航进行到底？多少年以后，当西方人以商人加海盗式的航海改变了世界，创造出现代文明时，衰落败亡的中国，又想起那已被遗忘的辉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思想史，隐藏在郑和叙事之后的真正问题是：世界现代史上为什么华夏文明衰落西方文明强盛？为什么中国没有将天下德化为华夏一家，而让西方将世界殖民化中国西化？
　　
　　在世界现代化历史大叙事中讨论郑和七下西洋，有两种意义。一是郑和远航如何发生，二是郑和远航为什么结束。第一重意义上感受的骄傲是短暂的，在第二重意义上感到的悔恨，却刻骨铭心。公元15世纪，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收缩，一个边远的小王国正扩张成海上帝国。世纪前半叶，大明帝国的远航停止；世纪后半叶，伊比利亚航海发现新大陆与印度航路。郑和远航开始，整个东方航海事业瞬间达到的高峰，如此壮丽辉煌的航海事业，为什么那么短暂脆弱？西方500年间扩张成一种强势的全球文明，追溯其源头，便找到地理大发现这个起点。中国从天朝上国一路堕落，在失败与屈辱中开始现代化历程，文化反思自省，总是在对比西方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这个前提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