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西贡：被东风和西风劲吹的城市

这是一座曾经地处东亚文化圈边缘的城市、一座有着法兰西散漫浪漫风格的城市、一座使用过美国法律体系的城市、一座被北方南下的东风荡涤的城市、一座重新引领中南半岛迎接西风的城市、一座始终被东风和西风吹拂，被动或主动调整着航向的城市……2017年的3月，我行走在这座曾经的西贡，如今的越南胡志明市。

从东亚的边缘转向西化的前沿

假如没有西方文明的进入，越南永远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边缘。直到今天，当航班飞临胡志明市新山机场，从空中看到的湄公河三角洲比起珠江三角洲来，这里的地貌还保留着农业文明时代的自然本色。河流向着大海的方向伸展，远处有沙渚，近处是湿地。村庄没有清晰的边界，每块农地上一个农舍，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聚落，只有疏密不同。农田是大片大片的，每片大约1公顷。弯弯曲曲的河流之外是人工灌渠网。

越南和中南半岛的泰国、柬埔寨与中国的华中华南地区、日本、韩国同处稻作文化圈。在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历史中，直到150年前，中南半岛都处在印度和中国这两大轴心文明的交叉边缘地带。此前越南无论在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还是伦理道德方面，都追随着中华帝国。无论是向北方从属纳贡，还是一边抗北一边接收着南下的遗民（越南的会安就因为接收了不愿降清的明朝遗民而被阮朝封为“明乡”），都处于汉字文化圈中。

但是当19世纪中叶，当经历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的西方文明传到东方的时候，越南这一东亚文明的边缘，转身变成了西风东渐的风口。

胡志明市地图。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胡志明市旧称西贡，是越南南方的中心，是西方在整个中南半岛殖民最早、时间最长、西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越南近代史上相当于中国香港或者上海的地位。因此其建筑明显属于三种不同时代。

第一种是天后宫这样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庙宇建筑；第二种是1860年代到1940年代法属殖民地时期留下的欧式或中式建筑，如邮电局、红教堂和歌剧院就属于欧式，而博物馆则属于新古典中式；数量最多的第三种是现代建筑，包括高低错落的连排民居与钢结构的超高层写字楼。

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建筑最有特点，表达出东西方两种文明遭遇时产生的冲突与妥协。法国人在1861年占领西贡，20年之后建立了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在内，直到二战结束。这一时期的建筑最为有趣。

胡志明市邮电局，是欧式建筑在热带地区的一种样式翻新，既有巴洛克式的典雅又有着东南亚地区通风的特点。这座建筑落成于1891年，至今仍在使用。外墙柱子上镌刻着一些科学家和发明家名字，如伏特、加伐尼、法拉第，都是电学的奠基人。由于大楼建成的时间比人类首次无线电通信实验还早10多年，所以没有看到马可尼的名字。

进入邮电局大厅，正面是胡志明画像，两边的柜台办理邮寄业务、售卖邮票和各种纪念品。大厅入口处的两侧墙壁上是两幅巨大的地图，据说是法国地理学家手绘而成。在邮电局大楼前有两尊南越解放之后设立的雕塑。一边是一对男女青年扛着步话机，另一边的青年男女身边飞起了通信卫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卫星通信主题，都说明越南人毫无保留地继承了法国人带来的电子通信技术。

胡志明市邮电局

邮电局面前的红教堂正式名称是圣母大教堂，落成于1883年。表明越南人从法国人那里继承了天主教，如今胡志明市有20%的人信仰天主教，是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信仰。这是一座双塔高耸的哥特式教堂，据说每一块红砖都是从法国运来的。红教堂是一个真实的宗教场所，并不在意游客观光的需求，我们到达这里时是16:40，红教堂已经关门。

胡志明市博物馆则是法属殖民地时期的中式风格建筑。黄色的墙身、棕色的琉璃瓦，正中是一个八角重檐的楼阁，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华古典复兴式建筑。100年前建成的这座建筑和当时北京的燕京大学校园建筑、广州的中山大学建筑一样，表现出西方建筑师对中国与东亚建筑传统的尊重和欣赏，利用西方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建成的。

我把这座建筑的照片发在“华南景观研究会（筹备）”的微信群里，大家惊问这么漂亮的建筑在哪里。博物馆正门上方是三个繁体汉字——“宝藏馆”，这是汉语世界对于Museum这个词汇最初的多种译法之一，这能说明法国人一边在取消汉语、一边也在尊重使用汉字的传统吗?

博物馆门前有一方越南科举时代的进士题名碑，其格式、字体、内容与北京国子监内明清进士题名碑非常相似。博物馆内展出的历史文档都是汉字书写的。可以说，这座博物馆建筑体现了汉字文化圈的智慧和品位，而作为西方工业革命基础上的创作，也是西方文明到来的象征，又是东亚文明遭遇挑战的回响。

胡志明市博物馆

十九世纪后半叶，在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均处于更高阶段的西方文明，闯入了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如同居高临下的瀑布一样沿着中、日、韩、越不同的“文明斜坡”激荡倾泻，巨大的文明势能转变成为强大的经济动能。

作为对这种冲击的应战，汉字文化圈内出现了大清的自强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韩国和越南则很快沦为失去主权的殖民地。以中法战争为分界点，越南从中华帝国的边缘变成了东亚现代化的前沿。三百多年前，法国就已在北美和非洲建立了殖民地，而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出现，让越南在整个汉字文化圈率先迎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越南人从中国人的学生变为中国人的学长，无论在接受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国际共产主义方面。19世纪末，当法国人在广东湛江设立“广州湾”租界的时候，大量任用来自越南的专业人员。20世纪20年代，中共领导人赴法勤工俭学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越南人胡志明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总理1956年访越时曾经深情地说，34年前我们在巴黎，胡主席是我的老大哥，他是我当时的引路人。

从东风南下到西风回归

西贡街旁的居民楼往往是沿街衔接，纵深长而临街的面幅窄，很像阿姆斯特丹或者新加坡老城里的临街建筑，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在既有地基上盖起的新建筑，色彩明亮、轻快而活泼。楼房之间不仅高低错落而且风格各异，一幅典型的土地私有制下的城市景观，但其实许多房屋早已不属于当年买地建房的主人，而是北方胜利者乘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东风”南下的战利品。

1975年南北越统一之后，南下的北方政权很快就发起了“打资产”的政治清算，上百万计的越南有产者走投无路而逃离越南。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有所积蓄的华人华侨，他们变卖家产换取黄金用于付给蛇头的船费和贿赂官员的过路费，亡命天涯。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前后上百万这样的“船民”历经海盗洗劫强暴、狂风骇浪、饥渴病弱，幸运的“船民”经过联合国难民署的收容移居西方国家，而在海上、难民营内死亡的不胜其数(参见《越南难民海上漂流记》黄隽慧，2015)。

新政权对于华人有产者的态度与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待“白俄”和犹太人的手法如出一辙，以“剥夺剥夺者”的名义鸠占鹊巢。如今，谁能看出在这轻快活泼的联排建筑后面，隐藏着一场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野蛮抢劫呢?

西贡街旁的居民楼

根据观察，西贡的游客中最多大概是中国人，其次是欧美人。在抗美援越时代，中国人曾经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后来又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洒下了“血染的风采”，在越南有抛不掉的爱恨情仇。而欧美游客最多的是法国人和美国人。因为这里曾经是法属殖民地，而美国人在这里陷入了越战泥潭，所以这两国的人们要到这里来寻找他们或者祖辈的记忆。

按当年的说法，南越的总统府就是南越反动派头子的“魔窟”。今天全世界的游人都可以参观当年南越总统府的地下工事，这是一个典型的战争年代的地道，我量了一下地道隔间的承重墙有0.6米厚。

在当年阮文绍的作战指挥部，作战地图下而摆放着7台不同颜色的电话机，旁边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通信器材。现在游客们参观的建筑由一位留学西方的越南建筑师设计的现代主义建筑。而原南越总统府的原址是建于1871年、炸毁于1962的诺罗敦府（就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家族姓氏，法属印支殖民地包括了如今的越柬老等国）。

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名铁路工人的时候，我的师傅就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越的战士。那时候我们想象中的南越，是美帝国主义豢养下的阮文绍、阮高崎傀儡集团把持的人间地狱，身处水深火热中的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共领导下英勇不屈地战斗，直到祖国统一。

原南越总统府

越南北方在包括苏联、中国的大家庭支援下，历经30多年的抗法、抗美和内战之后，终于统一在红旗之下。统一之后的首都定在原北越首都河内，而南越的首都西贡则以越南共产党创始者胡志明的名义命名。

西贡作为西方殖民地，经历过类似香港的市场经济岁月，历史上曾是是越南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城市，甚至是整个法属印支的经济中心。西贡似乎命中注定要引领统一后的越南与世界经济接轨，然而辩证法永远要等待历史，统一后的越南并没有立即走上改革开放的路，而是度过了一个被称为“13年封闭”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越南向着苏联“一边倒”，南方尽管晚于北方30年走进社会主义新时代，却一一补上了所欠下的课程：接受北方南下的计划经济，企业国有化、农村集体化、相当部分的城市人口被赶到农村(新经济区)、“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这些极大地破坏了南方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生产力。而中越之战使越南的经济财政雪上加霜，越南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要等到苏联解体的1990年代初了。

正当统一后的越南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重新打开国门的中国选择了自己开放的方向：没有重新奔向苏联东欧集团的“经互会”，而是竭尽全力争取“入世”，也就是加入西方世界主导的“WTO”（最初叫做关贸总协定）。

1986年越南开始的“革新开放”，其实就是回归百年来的西贡。美国驻胡志明市领事馆是这场“西风回归”的见证者。座落在胡志明市第一郡黎笋大道4号的这座总领事馆，与当年美国驻南越大使馆位于同一街区，如今旧使馆办公大厦原址已改建为总领事馆附属公园。

这是自从1975年西贡陷落、美国驻南越大使馆撤销20年后，越南与美国的重新建交，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主动迎来了当年南方的盟友、北方的仇敌。胡志明市，这座经历了上千年东亚文明积淀、又经历了百年西方文明洗礼的城市，如今成了越南走向市场经济的引领者和城市化的发动机。

今天在越南，汉语不再是禁止使用的语言，华侨子女在迎接台商投资与大陆旅游团中抢占了先机；英语重新成为官方对外交流的语言，酒店的服务生可以流利地提供英语服务。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槟椥省的美托游览湄公河，乘上一条由一名船工划桨驾驶的细长小艇在热带雨林中穿行。游人可以来到一座小岛上享用蜂蜜茶和水果，欣赏越南的传统弹唱。这项旅游项目据说就是一位越侨回国探亲时想出的点子，由于生意太好就被政府收走了。和所有的转轨经济一样，民众普遍的收入提高与权贵资本膨胀带来的贫富悬殊，也同时在越南显现出来。

湄公河游览旅游项目

“为100年后定制”的城市空间

奥斯曼巴黎改造规划的风格也深深印在这座东南亚热带城市里，1862年，也就是巴黎改造开始后的第五年，法国工程师Coffyn运用典型的欧洲方格路网和围绕环岛的放射型路网，为西贡编制了第一个城市规划，这一安置50万人口的规划在越南统一后被远远突破，规划的空间结构却留在了如今城市的基因中。

西贡第一个城市规划

市政厅前有一条巴黎香榭里式的大道，长640米。横截面依次是步行道（8米）、机动车道（12米）、步行道（40米）、机动车道（12米）、步行道（8米），实际上是一座5万多平米的广场。把这个广场看作一条中轴，那么位于西北方向尽端的就是当年的总督府，也就是如今的市政厅，矗立在市政厅前的是胡志明的立像。这条中轴向着东南方向一直延伸到西贡河边。

市政厅前的中轴线广场

沿西贡河边向东北方向走几百米是一个滨河半圆形广场，除滨河大道外，从这里又分出五条道路向着城市放射出去，每两条道路的夹角30度。街心广场的半径60米，整个广场面积在5000平米左右。这种放射形的路网结构，在天津法租界和湛江法租界都曾出现过。正如中轴线顶端的总督府楼顶悬挂越南国旗一样，这样的中心广场上，如今屹立着一位“抗北”民族英雄的雕像。

老城区的路网紧凑，每40-50米就是一个路口。我们所住的酒店周边的街道尺度非常宜人，尽管拥挤但是乱而有序。胡志明市可能是亚洲城市中拥有咖啡馆数量最多的一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本土咖啡馆，也有不少是连锁店铺。不仅咖啡是法国人留下的嗜好，这里的法棍也出奇地好吃。但是要步行去商店买法棍或是喝咖啡需要穿过摩托车的河流。城市街边也能看到大片的街心公园，高大乔木的树冠遮蔽了烈日，却并不遮挡寻觅对街商铺的视线。

1975年越南统一之前，胡志明市是美国扶持的南越首都西贡。二战结束时，越南从日本人手中获得了独立，但很快就陷入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两种意识形态的撕扯之中。南方人虽然不喜欢革命者胡志明，但是认同祖国统一，当时按日内瓦协定越南人可以自由迁徙，于是上百万天主教徒南下，也有同样数量的人北上。

胡志明这个名字是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而信仰天主教的吴庭艳则代表西方的资本主义。无论是胡志明还是吴庭艳都是激进的爱国者，他们的信仰都来自西方,而且都矢志要废除封建帝制将越南带入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胡志明是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然后得到苏联和中国的帮助统一了他的祖国；而吴庭艳是在法国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在殖民地政府供职，是接受了美国训练的天主教徒，他希望祖国独立而招致法国殖民当局的憎恨，又因为反对共产主义而遭到北越的通缉。

一个晚上，我们路过老城区一个十字路口，在街心公园里见到了一座雕塑，那是一位燃烧在熊熊火焰中的出家人，他应当就是1963年6月里为抗议吴庭艳迫害佛教徒而自焚的释广德。在这场震惊全世界的生命抗议不到五个月后，贪污腐化的吴庭艳就在政变中下台并被处决。

街心公园里的释广德雕像

“发电”与“用电”的考验

如果把经济发展比作“发电”，把财政支出比作“用电”，就可以看到经济改革决定“发电”是否充分，政治改革决定“用电”是否公平。

胡志明市是一座摩托车承载的城市，要拍街景照片很难躲开摩托车。据说该市户籍人口900万时便拥有摩托车800万辆，除了老人和小孩之外人手一辆。每当交通信号灯由红变绿，你就看到机械化部队发起了冲锋一般，成百辆摩托车仿佛战马蜂拥向前，令过街的人望而生畏。换算一下，假如这些摩托骑手中哪怕一半人驾驶私家车，这座城市的交通也会立马瘫痪。

越南刚刚进入加速城市化的阶段，胡志明与河内都面临着人口激增的挑战。去年胡志明市的城市人口增加了3%，已达1200万。入夜的西贡河畔，完全是一幅灯光璀璨的大都市景象。

西贡河畔夜景

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强烈的文明落差，在开放的越南造成了汹涌澎湃的文明瀑布。越南的改革就是将水轮机安放到瀑布之下，势能变动能带来巨大的发电量。但是，能否利用这个文明瀑布充分发电? 这些电量将用在哪里? 则是对越南政治体制的考验。

众多农业人口进城带来工商业的巨大红利，但是人口进城同时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2006年胡志明市的城市规划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建6条地铁，6条高速公路和一条电车线，但是一穷二白起步的财政本来就无法负担，再加上大量的政府冗员开支、贪污腐败和面子工程的挥霍，也会消耗掉宝贵的“发电量”。体制僵化、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同样困扰着转轨中的越南。而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声音，例如差额选举党的领导颁布《反贪法》规定官员申报个人资产等。

面向2030，胡志明市预计将有2400万人口，如今城市的基础设施越来越难于应付城市化的高潮，更何况城市已经出现了贫民窟的迹象。2017年，该市调整城市规划，要使胡志明市成为“核心城市、知识中心、现代且多功能综合经济中心，并能与东南亚地区其他现代城市媲美”。

显然，越南正在进行的“革新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保持文明瀑布用于“发电”的不二之选，而越南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发电量不被滥用、不被挥霍的唯一保证。当年的北方革命者统一越南后的所作所为并不十分光彩，他们拿走了南方有产者的财产并取而代之，使得南方成为贫富悬殊的地方，如今的越南在制造超级富豪上，走得甚至比中国和印度更远。

胡志明市接头的摩托

越南现代化道路是从摆脱中国的纳贡制，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而走向民主共和的现代化过程。越南在历史上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信奉儒家思想的国家，使用汉字也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历史仿佛在开一个善意的玩笑：当年美国最担心越南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而今越南已经是吸引美国等西方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带；当年中国以“坚强后盾”“可靠后方”支持越南人民抗美，如今两国却在争夺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中相互展开竞争。文明的瀑布能发电，但是电量要用在哪里？也许越南和胡志明市是值得长期关注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