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上广回贵州的青年们：收入低很多，但整个城市都是舒适区

本文章为“一条”原创，未经允许不得删改、盗用至任何平台，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贵阳是一座“魔幻”的城。

2021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里，

它榜上有名。

近年大力发展“大数据”的贵阳，

GDP增速曾经连续数年位居全国省会第一。

同时，在“中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榜单上，

它也屡屡有名。

有人说，它是“文化荒漠”，很“野”。

年初，我们和几位看过世界、

又回到贵阳的青年聊了聊，

真实的贵阳，究竟是什么样？

他们中有人在此创业，

疫情期间将全球首个滑板式超级底盘推向世界，

有人专注于在地文化，即便文旅业放慢了脚步，

也尽力过着朝九晚五之外的另一种人生，

还有人曾接受4元“时薪”，用积蓄为理想买单，

刚开业便遇上疫情……

他们如何在起伏里蓄力、突围，

磕磕绊绊但终究走出一条清晰的道路、

握紧生活的微光？

受访者之一的80后创业者曹雨腾说：

“贵阳的年轻人多元、能跨界，

保持独特的’野’，不轻易被束缚；

同时，他们也有本土关怀，

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

让本地的精神生活更丰富。”

编辑 徐莹 责编 邓凯蕾 摄影 代超

外界对贵阳的认识，似乎难免如同这里的地理和气候：云山雾罩。据说，过去还有不少“贵阳省贵州市”的口误。

在这座“存在感不高的小城市”里，一群年轻人在持续地为它写下注解，广东人袁銮便是其中一位。他是“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在国内的第一批写作者，主导编写的黔东南指南、贵阳指南，曾是多少外来人入黔的必备之物。

如果指南只有风花雪月、吃喝玩乐的旅行者视角，就没意思了。他翻阅过大量的当地府志、文献，和学者交流，到实地体验、观察，乃至在贵阳创业定居、结婚生子。因此袁銮的口头或文字叙述，多少能勾勒起贵阳的某些过去与现在。

从他的介绍里，我们看到一个可以“怀旧”的贵阳。明朝初年，可考据的贵阳城开始建造。两道城墙、九座城门、四所楼阁，围起城内的生活。

如今，“九门四阁”只剩下文昌阁，但旧时格局存在于贵阳人的心里：旧城门连缀起来的地方，即云岩区、南明区的部分地带，才是“老贵阳”，文昌阁和不远处的喷水池，是无可争议的市中心。

电台街，老贵阳的市井魅力在此

贵阳不排外，毕竟城市最初就由各地移民共同建造。抗日战争时，它是稳定的大后方，沿海城市的各界精英与三教九流，一下子涌入当时只有十万人的贵阳，哪怕这段往事已经不被多少人知道，可文艺、医学、城市建设的一夕繁荣，仍然改变了小小的山城。

整个城市一边混杂，一边向西扩展。当贵州进入“基建狂魔”状态时，贵阳也在着力发展“大数据”。这里气候凉爽、地质稳定，连电价也给出了政策性优惠，于是在城市西边，出现了一些山里的数据机房。中国电信、腾讯、华为、苹果等公司的云存储服务中心，纷纷落地。

2015、2016年左右，袁銮感觉到，身边回到贵阳的年轻人多起来，他们办起了展览、酝酿全新的城市文化、用非同以往的眼光打量或包装家乡的“遗产”。“我忽然发现，贵阳的气场好像聚集起来了，跟以前那种很标准的三线城市的半熟人社会的生活，很不一样了。”

去年年底，贵阳的“独特女性展”

为什么到北京工作过，又回到贵阳？我们问他。“在这座城市认真地去做一件事，似乎总是能获得超出我能力之外的承认，甚至是带着偏爱的，给了我很多认可，这样的一种’舒适区’，我觉得特别好。去北京工作那几年，挺思‘乡’的，思这个地方，离不开。”

“机器人出没，请小心避让。”在贵阳白云区的一处智能制造产业园内，贵阳小伙曹雨腾将这句标语贴在工厂外墙，这家企业是他和小伙伴喻川6年前一起创业的成果。尽管疫情阻滞了流动，他们也不得不暂时关闭一间海外办公点，但还是通过元宇宙，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们保持联结。

“机器人”之一，一辆无人驾驶小巴正在测试道路上运行。看到我们新奇地打量一切，曹雨腾说：“很多时候，外界会觉得，贵阳在科技方面，不会做出特别厉害的事情。”

曹雨腾和PIX无人驾驶小巴

2014年，在北京工作的曹雨腾到家乡办活动，认识了当时正投入在无人机创业中的喻川，两个同乡人聊得很投契。那时候，贵阳的“大数据”发展政策刚拉开序幕。

再晚些，曹雨腾因为家庭原因回贵阳定居。“贵阳娱乐少，但还是有土生土长的力量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有给乡村做互联网公益教育的，有传播苗族音乐的，有搞共创社区、屋顶种菜的。这个城市还是蛮有意思。”

喻川建筑专业出身，从小学习编程，懂算法，喜欢动手做些发明、硬件。2016年，无人机项目终止，喻川邀请曹雨腾加入团队，二人共同发起自动驾驶项目，想做一个通用的、最低成本的底盘，它能承载不同功能的移动空间，从而让城市生活更智能且便捷。这是一个有技术含量、又能普惠更多人的创想。

滑板式超级底盘

无人驾驶小巴的不同应用场景

简单说来，无人驾驶底盘就像一个“中台”，以它为基础，造车就像拼乐高一样，搭出不同的“模块化建筑”——景区里的自动驾驶巴士、商圈里的移动商店、养老社区的巡检车……

无人机项目打下了一定基础，贵阳又有投资人、设备、工厂，无人驾驶项目顺理成章地在这里生根。最终，曹雨腾和喻川成功开发了全球首个滑板式超级底盘，现在正努力打造无人驾驶移动空间。

搭载于底盘上的一款机器人，可种树

2018年3月，曹雨腾牵头做了第一次线下社区活动“黑客马拉松”，邀请到了30多位工程师，都是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等不同细分领域的大牛，不乏知名公司的负责人与高校的科学家。这次活动后，贵阳政府也开始给予支持，最近的一次线下黑客马拉松活动，就是在贵阳“数博会”上举办的。他们的无人驾驶底盘，也早已走出了贵州乃至国门，服务于不同国家的人们。到今年2月又要做活动时，考虑到新一波疫情风险，团队发起了全球线上招募，给每位参与者提供一台VR设备，预备在元宇宙里造真车。

曹雨腾说：“贵阳这几年发展大数据。这帮城市打出了一张科技型的标签，过去，贵阳可能连一个标签都没有。而自动驾驶本身，也是把数据进行应用的体现，又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结合。其实贵阳一些服务普通人生活的数据平台，也走得比较前。”

点缀在厂房里的“小盒子”也是办公区域

团队成员们

团队在北京、上海、意大利都灵等城市，都设有办公室，而贵阳办公室中，外地人大概占据了2/5。有曾经在大型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过的贵州人，愿意为了无人驾驶项目回来。

三年前，曹雨腾受到贵阳本地自媒体平台的邀请，以“贵阳新青年”为主题做分享。贵阳新青年是什么样的？在曹雨腾看来，他们“首先是多元，能跨界，除了商业之外，也有价值追求；其次，保持独特的’野’，不轻易被束缚；最后，要有本土关怀，做一些事情，让本地的精神生活更丰富。”

付一浩和杜亚眉，算得上“贵阳新青年”。2021年，杜亚眉和袁銮搭档，主编制作了一本关于贵州的在地读物《出山》，第一辑里，一口气讨论了贵阳城的六百年，过去与现在，天上到地下，人文和生活。

杜亚眉在2016年回到家乡贵阳，为这座城市的文艺生活带来了改变。她原本在上海，从事广告和展会行业，回来后，向前老板借了一个展览项目，并断续在贵阳做一些和商业艺术相关的展览。

她也和朋友穆志薇发起了关注本地年轻人生活方式的自媒体平台“Guiyang Wow”。“有时候大家觉得贵阳是文化沙漠，但有很棒的年轻人回来了，围绕着城市文化做些事，只是没有得到系统的关注和梳理。”

贵阳在地展览——Pump Love环保主题展

“贵阳新青年”分享会，就是杜亚眉与她的团队最先组织的。做到第三届时，她们认识了一浩。那时，他已经参与拍摄了不少有关贵州的视频，部分内容就发布在公众号“黔视今声”里。此后，两个团队不时合作，继续记录当地的青年故事和生活方式。翻看他们近三年的“笔记”，能认识在楼顶开篮球公园的人，住在山脚、做自然营地的人，开便利店的说唱歌手，讲相声的人……

一浩和杜亚眉，也从工作伙伴成为夫妻。一浩是辽宁人，30岁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进入传媒公司成了“贵漂”，就这样“贵定”了。

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二人所在的平台要么时时整合新消息，要么尽力协调贵阳部分商家，为医护人员送上消费折扣，或是在疫情的起伏波折里，收集贵阳人的生活记录，将静止中的色彩片段们做成“线上展”——疫情期间做的第一餐饭、第一次聚会、第一次旅行、第一场婚礼……就像杜亚眉说的：用生活治愈生活，“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冲击，忧虑也伴随着种种变化和不稳定而生。焦虑之下，学着随机应变，多阅读、运动，接受慢下来的节奏，在疫情的缝隙间享受生活，而生活最终也给工作带来灵感。”

一浩和杜亚眉

夫妻俩很认同一个观点：大城市的生活、工作方式无法直接克隆到贵阳这个西南小城。生在此地、活在此地，往往多一些生猛。

比如机车，中国最高级别的摩托车赛事（CSBK）就是从贵阳走出去的，一浩曾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数过摩托车的数量，“一个红灯的时长，单从一个路口过去的摩托车就有42辆。贵阳多山地、隧道，总要过桥、上山、下坡，骑摩托车的人自然多。”

受访者之一贺爽也热爱越野摩托

贵阳人好饮，白酒不必多说，但精酿文化也在发展。一浩告诉我们：“贵阳本地有一个精酿品牌叫TripSmiths，他家的酒厂几乎每年要开一个party，到水库边露营，到河里划桨板、游泳、钓鱼。”

一浩及其团队记录过的贵阳年轻人们

一浩工作现场

“贵阳周边水多山多洞穴多，自己去玩，成本能很低。”2021年初，一浩和团队伙伴们组织了一次探洞，由当地做过蓝天救援队队长的探洞大哥做向导，备好头灯、雨鞋，所有的成本无非油钱和一顿饭钱。

杜亚眉和一浩所记叙的，正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朝九晚五之外的可能性。至于商业收入，一浩说，这几年贵州发展快，用在宣发、文化创意领域的钱，会多一些，但对以传媒为生的人而言，贵阳没有很大的甲方，金融类、酒类，已经是本地少有的大客户了，也能养活自己。

我们和付一浩、杜亚眉见面的咖啡馆，在太平路。不长的一条街，多的是咖啡馆、新式餐厅。

这条新晋“网红街”，在2019年还是贵阳市中心的冷清角落，却在疫情期间，热闹了起来。说唱音乐团体SIDE的三位成员租下一座小独栋，开了名为FRIDAY的便利店，一楼和一般的便利店并无二致，只是卖的酒多了些，二层像小酒吧，分享有质地的音乐，周末不定时办派对，花两块钱买瓶水，就能参加。

SIDE的三位成员

曾经的FRIDAY

SIDE里，有三位成员是贵阳人，贺爽和PT曾在深圳做hiphop音乐厂牌，解先永拿了不少和说唱相关的奖，又去美国读书沉淀了一年。

陆续回到贵阳后，他们一边开店来谋生，一边做音乐追求理想。他们这么解释SIDE：不将音乐作为谋生手段后，更自由。

其实贺爽对便利店是有寄托的：“能不能成为社区化的去处？回家的路上，你和小伙伴约着来买点喝的，聊一聊，听听好音乐，不是那种躁起来的音乐。店里再陈列一点小画、小杂货，营造一种不嘈杂、但年轻的状态。”

市井中的音乐一角，图：贺爽

没想到，便利店火了。贵阳的夜生活其实很丰富，人们有时会玩到很晚。夏天的晚上，最热闹的时候，车几乎开不进太平路，摩托车就有几百辆，巷道内的车把后备箱打开，就地摆摊做生意。

人们冲着派对而来，这并不是贺爽他们所期待的。“在吵闹的环境里消费一些比较快餐的东西，和真正地听音乐、去音乐节看演出，绝然不同。”

便利店关闭后，他们将原址整修一番，新开了融合贵阳口味的日式小酒馆。开始把年轻艺术家朋友的作品挂到餐厅里。

去年冬天后，疫情有所反复，生意也冷清不少。为了聚人气，他们没有停止分享音乐、做活动，有时还尝试来一场简短的戏剧快闪。

日式小酒馆内

“做餐厅毕竟不是我们擅长的事情。好些活动，热闹一下就过了，昙花一现。可不做又不行。最好的摄影师、音乐人、艺术家，似乎都在北京、上海，如果自己都不做点什么，生活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也是寻求一个出口吧，否则开个餐厅、能生活就挺好的嘛，何必想那么多？”

但贺爽与同伴们绝对看到了贵阳的好：慢得下来、静得下来、停得下来，不会被一味推着走。

“在贵阳做事情，能沉淀。而在很多大城市，首先得解决生存问题，总是在取舍，而不是完善。你看贵阳的精酿啤酒，积累很好，走出去底气很足。调整自己，做好准备了，才好再出发。”这说的是工作，也是生活。

三克岛图书馆藏在贵阳市中心的居民区，不好找。但只要进了院门，就进了爱丽丝的“兔子洞”。书、周边、展陈、家具，满满当当，在贵阳的阴雨天里，小小的图书馆显得尤其温暖，像梦境。

2019年12月，三克岛正式营业，不到一个月后，疫情开始，刚开张就关停了半年。馆长方静说，重启的日子，主要是靠gap在贵阳的学生们渡过的。直到现在，三克岛里最常出没的，还是那些富有朝气的脸庞。

方静是贵阳人，在北京不同类型的媒体里洗淘过。2016年前后，她决定做图书馆，一个供人读书的空间。辞去工作，断续在北京尝试了3年，场地、房租、商业模式……困难可想而知。虽然受到多方帮助，她还是在2019年回到了贵阳，将图书馆开在家乡。“我算了算，在贵阳，靠我的存款来买单，实验这件事的话，能够维持5年。那就做。”

房子租来后，打通一两面墙，为木头刷上漆，搬来自己的藏书、别人的赠书和专门淘来的书，一个囊括文史、艺术甚至能供儿童阅读的小图书馆，就齐备了。

方静与先生

存放借阅证的角落

“我在北京经历了互联网的大繁盛，到现在，好像觉得，大家是不是有点累了？看过起伏了以后才明白，我追不了风口，我只能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其余的，不会成功。”

来三克岛读书的，多是学生和刚上班的白领。方静估摸着，如果在北京，可能白领所占的比重会更多些。“北京的许多职场成年人们，他们的压力不是喝顿酒、蹦个迪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吐吐槽就能释放的，毕竟身处一个复杂的系统里，大家真的需要让内心平静下来，才能应对自如。还是需要读书。”

方静发在朋友圈里的一张图，她说

“时代遍地砖瓦，却欠这种优雅”

方静回来开图书馆，还有两个很深的感触。她说：“首先，在大城市，如果还有买房的压力，你得先糊口。如果想要做点什么感兴趣的，都得挣扎一番，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我回来了以后常常想，贵阳这个地方，能够出很好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吧，因为有大把的时间去思考和世界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

其次嘛，有一回，一个从北京来出差的女孩儿，进来晃了一圈，问：你是不是想做一个‘体验空间’？我笑了，人的思维会被环境规训，这种对城市空间的理解和话术实在太带有北上广的气息了，都成了思维定势。其实，这就是个图书馆嘛。”

有读者来得多了，自然熟络起来，在方静顾不上看店的时候，能承担“一日馆长”的职责。照看图书馆之余，方静也在贵阳接一些品牌宣传的活，而合力完成工作的各位小伙伴，大多可以从这些忠实读者里寻觅，“我就像个HR”。

方静夫妻与一日图书馆馆长们

方静收到的读者来信

方静算过一笔账，刚开店时，她的时薪是4块钱，现在差不多涨到10块了。如果有一天，积蓄烧完了，这个店真的支撑不下去了，怎么办？

“那就关掉。我尝试过，如果市场的确不需要它，不遗憾的。开图书馆后，我新申请了一个微信号，现在有970多个好友，都是这两年的收获。如果我还在北京，也许如今面对的还是过去十几年所熟悉的那一群人，我对人的认知不会拓宽。回来后，贵阳让我逐渐脱离了被规训的感觉，这个城市的人给了很多热情的反馈，我也尽力给它带去一点点东西，这是多好的事情呀。”

舒畅和天焕应该算80后的初代深漂、沪漂了，两人学工艺美术出身，贵州人，在外看过世界后，到贵阳打拼。回看这十几年，抢占过先机，错失过时机。

十几年前，贵阳的咖啡馆很少，即便有，也是会所形式的、谈生意的场合。舒畅和天焕在贵阳会合后，一合计，开一家咖啡馆，正儿八经地卖咖啡，于是“土壤咖啡馆”就这么产生了，很成功。最热闹时，它有八家分店，人们拿着板凳坐在店门口，排队等着喝咖啡。

土壤咖啡馆内，天焕以及舒畅全家一家

为了开咖啡馆，去云南寻豆，舒畅用插画做记录

开咖啡店的同时，舒畅不忘做平面设计，也做过布艺、木工、首饰……2013年，他的妻子妮妮被陶艺吸引。一家三口就去景德镇住了两个月，妮妮学手艺，舒畅带孩子、陪读。学成后，夫妻俩又以女儿的名字，成立了陶艺工作室“舒与树”，设计图案纹样，做杯盘器皿。

舒畅的妻子妮妮

舒畅

天焕则投入了更多精力到咖啡馆中，选豆子、学习烘焙。与此同时，他一直做空间设计，还与朋友成立乐队，他当鼓手。

如今，咖啡馆最老的在职员工，已经做了爸爸，而更老的员工们，都有了自己的咖啡馆。贵阳咖啡市场的竞争激烈起来，独立咖啡馆、连锁咖啡馆、社区咖啡馆遍地开花。土壤从巅峰时期的9家店，收缩为一家。

天焕

天焕告诉我们：“如今贵阳的咖啡馆林立，要喝一杯咖啡，实在不难。我们重新设计、装修了这间门店，让它变得更简洁明亮，就像最开始时的模样。疫情过后，有些支撑不下去的店，改成朝咖晚酒，我们也想尝试，但最终没有这样做。现在来土壤的老客人们，或许想要的不只是咖啡，还有不能被取代的记忆。”

舒畅的插画

一边拼事业，另一边，孩子们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天焕的妻子工作忙，女儿进了贵阳非常好的学校，他必须在孩子读书的问题上多费心，“盯着孩子读书，真是一件令人崩溃的事。”

疫情开始后，舒畅就在想，倘若自己生病了，家人该怎么办？因此近几年，他的许多精力都投入于，让陶艺工作室进入良性的自循环，设计、金工等个人趣味被暂时地放低了。他在妻子眼里很有危机意识，也很有行动力，“我刚说个点子，他就开始在本子上勾勒细节。总是在写写画画、思虑。”

这类思虑多了，舒畅对女儿的教育，倒越来越平和：“好成绩、好大学、好工作，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常规思维。但很多人从好的大学出来，却要在陌生的城市一边上班一边寻找理想，然后下一代，也许还得经历同样的循环。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做起事来，比我们刚出社会时更累，他们接收的信息量太大，而每个信息的有效时长又特别短，所以总在不断地寻找。作为父母，我们干脆做一点能让孩子接手的、她也感兴趣的事情。”陶艺工作室，就是朝着女儿能“传承”的方向去努力。

舒畅一家

在贵阳，辞职返乡或在不那么平顺的境遇中闯一番气象，不是什么新故事。袁銮在《出山》里就写道，1901年，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回到故里，执掌教鞭，开展新式教育，之后又有一批人投身其中，长远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思想边界”。

今天，当贵阳的各种边界都在迅速拓展时，自然而然地，一群年轻人陆续回来，顺应它的科技大势、艺文生活、气质底蕴与新陈代谢，添上属于自己的一小笔，自负盈亏，自在自得。用袁銮的话说，这是二三线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在离开故乡与回家寻个稳定工作之外，“过自己生活的可贵勇气”。

不是所有人都要这样，这或许也不是完美的生活，但一群人的努力，可能就会成为另一群人的勇气。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