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为什么被视为日本经济史上的分水岭年份

1995年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记忆深刻的年份：这一年是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也是日本走下坡路的开始。日本媒体在报道日本经济时常使用的一个词汇是“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媒体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是指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二十年。在1997-2017年的20年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只有16.5%，年均增长率只有0.77%。同一时期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是9.5%，越南的经济增速接近于8%，韩国的经济增速也大体保持在日本的3倍左右。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日本的3倍多。早在1996年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就曾对日本未来的国运预言道：“日本在未来仍将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相比邻国将日渐趋于平庸”。从1995年至今日本的发展似乎验证了李光耀的说法。1995年可以说是日本经济史上的分水岭年份：在1995年之前日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1995年之后日本经济则始终呈现发展缓慢的状态。

日本经济的最初崛起可能比我们传统印象中要早得多——不是始于战后经济恢复重建时期，甚至也不是始于近代明治维新时期。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商业就已非常发达从1615年大阪夏之阵结束到1853年的黑船事件这238年间日本国内再无大的战事。在长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业和城市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制定了参觐交代制度。所谓参觐交代制度是指：幕府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江户，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

藩主们住在江户的半年实际上处于幕府监控之下，而频繁往返于封地与江户之间则耗费了藩主们大量财力和精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乱的可能性。既然要让诸侯大名们在路上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幕府大力发展诸侯往返途中的商业贸易，希望诸侯们在沿途花的钱越多越好。与此同时藩主大名们往往处于攀比的心理在参勤上做足派头：纪州德川家第11代藩主德川齐顺在1841年的参勤就动员了1639名武士、2337名工人及103匹马。这么多人的食宿足以对所经之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刺激作用。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大阪就已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米期货市场。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日本的住友家族、三井家族早已是富可敌国的一代豪商，而依靠修筑寺院赚取利润的“金刚组”更是已存活了一千多年。这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富豪们在深山老林里攫取矿产，在繁华都市中经营金融业务，在鳞次栉比的街道上贩卖酒和白花花的稻米。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商业实际上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而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又从西方引进了新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通过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1885—1890年的短短五年内日本的棉纺厂从20万个增加到了30万个，纱锭也从7万个增至28万个，棉纱的产量也增加大约8倍。到了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一个棉纱出口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30年左右就已基本完成了之前英国用8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不过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始终受到资源匮乏、国内市场有限的困扰，而日本转嫁自身问题的方式却是对外侵略。

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德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频繁得手之后野心也越来越大：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华规模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深陷中国战场的同时还与美国、英国、苏联等国不断发生摩擦。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与美、英、澳等国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1945年日本终于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打击下宣布投降。这时日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百废待兴：当时由于粮食的缺乏，所以只得实行配给制。

当时每人每天限定食用297克的食物，这其中30%是白薯、大豆和豆饼，米面和肉类几乎快要绝迹了。与此同时在国家的配给制度之外整个日本涌现出了6万个倒卖各类物资的黑市，黑市上的米价涨到了政府配给物价的130到180倍之间。全国城乡失业者高达上千万，另外还有150万肺痨患者、200万战争孤儿和1800万无家可归者。战争导致了超过200万人的死亡，除京都和奈良之外几乎所有城市都遭到了空袭，一共有250多万个建筑物在空袭中被毁。

当时美国占领当局必须每天向日本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至少运来6000吨大米才能保证尽可能少饿死人。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年）的工业生产仅相当于战争爆发时的七分之一左右，煤炭产量只有战前的八分之一左右，生铁产量只有战前的十二分之一左右。然而时光仅仅只过去了十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开始以每年9%的增长率递增，从1965年开始到1970年这一数据又被翻新为10%。1955年日本农业取得大丰收，与此同时日本各项经济指标都已超过战前最高水平。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到了1985年日本GDP总量已达到1.3万亿美元，同时期的美国是3万亿美元。这时日本作为国土面积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的二战战败国在经济总量上已超越了2200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苏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与法国的GDP总量加起来才勉强接近日本。在当时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占据了近一半。二战后的日本从一个近乎崩溃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日本的战后复兴因此被世人视为奇迹。那么这一奇迹是如何造就的呢？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在二战后的重建复兴并不是像新中国一样的白手起家。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由此可见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然而相比之下日本在二战前就已是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工业化大国了。

当亚洲其他国家还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奋斗时日本就已是一个能自主生产汽车、飞机、轮船的工业化国家。二战期间日本被摧毁的只是有形的厂房和机器，然而日本在战前所积累的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无形优势却并没被战争所摧毁。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50年日本男孩识字率为45%上下、女孩为13%左右。这时日本的总识字率不仅超过了当时的清朝，也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1872年9月明治政府开始正式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到了1912年日本的学龄儿童就学率已达到98.2%。

二战并没摧毁日本战前在工业、商业、教育等各领域积累的优势，与此同时战败也为日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恰恰正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扶植下日本实现了战后经济复兴和现代化国家转型。正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扶植下日本得以解决战后初期严峻的粮食问题，也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授意下日本的新宪法得以制定，此后日本全体公民无论性别、财富多寡、社会地位首次可以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在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和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之前任何人都不会被逮捕定罪。

1946年10月21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案》使日本的无地农民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毫无疑问这对提升日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日本战后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至少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令当时的日本政府焦头烂额的粮食危机问题迎刃而解；而从更为长远的视野审视日本的农地改革使日本开始真正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在战前日本尽管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国，然而战前的日本农村其实仍是相当落后的。

农地改革实际上成为了日本战后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的第一个重大举动。1961年日本又制定了旨在扶植农业生产的《农业基本法》：政府开始有意识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和拖拉机等农业机械设备。根据日本机械振兴协会1964年对206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显示：购买农机具的农户自有资金占77%。1960-1970年农村地区的拖拉机、耕耘机数量增加了8倍，农用卡车增加13倍，其他农机具增加了2倍。在农业机械化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各种农业协会异军突起并为农民提供各种技术扶持。

土改可以视为是日本实现战后国家复兴的第一步：战前的日本尽管已是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之一，然而在技术上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距离，与此同时日本将国内财富大部分用于扩充军备进行对外侵略扩张，所以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同欧美发达国家比起来实际上相距甚远。这点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土改促使日本农村在战后迎来了转型发展，缩小了日本国内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落差。战后初期日本的工业生产也和农业生产一样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

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泽广巳鉴于日本战后糟糕的国内经济状态提出用倾斜生产方式解决当时日本面临的困境。有泽广巳试图利用当时日本还能动用的为数不多的经济资源集中于重点行业领域以期实现质的飞跃，说得通俗些就是就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饭。1946年8月12日当时的吉田内阁在根据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方式理念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并将煤炭和钢铁列为重点产业，实行低息优先贷款和价格补贴政策：先将全部进口的重油拨给钢铁生产部门，再将由此增产的钢铁投入分配给煤炭生产部门。

就这样以相互促进的办法以期实现两个产业的循环增长，进而再把生产出来的煤炭和钢铁分阶段投入其他产业部门，以摆脱生产萎缩、供给不足的现状。1947年日本的煤产量比上年增长了28%，达到2932万吨；1948年原煤又上升到3477万吨，比上年增长18.6%。与此同时普通钢材的产量比上年增长了116.3%，机械工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了71.3%。由于战争的破坏导致日本的对外贸易同农业和工业生产一样出现了严重的萎缩，而对日本这种资源匮乏的岛国而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事实上战后的日本乃至迄今为止的日本执行的都是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然而当二战结束时日本的对外贸易几乎陷于崩溃的境地——对外贸易的商船队在战争中造成的有形破坏倒在其次，更要命的是日本丧失了贸易市场。战前日本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两个对象美国和中国都因为战争而走到了日本的对立面，尽管战后不久日本就得以重新恢复对美贸易，然而中国在几年后诞生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遏制政策下日本是不可能同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

事实上日本自己也追随了西方阵营这一封锁遏制政策，这意味着日本失去了战前相当重要的一个市场。为此日本政府和商人不得不着手开辟新的贸易市场：这一时期日本主要集中精力于开拓东南亚市场，与此同时他们也加强了同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美国因此决心将日本打造成自己在亚洲封锁围堵战略对手的桥头堡，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打压逐渐转向扶持。

这时美国对自己的欧洲盟友推行了马歇尔计划以恢复振兴欧洲经济，而在日本道奇路线则应运而生：日元对美元的单一汇率被确定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这一措施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经济的稳定。道奇宣布单一汇率后进出口商品实行统一汇率，扩大了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更是有利于日本的出口，为日本的贸易立国奠定了金融基础。在日本国内经济学家的倾斜生产方式下生产逐渐恢复了，然而与此同时通胀问题又日益严峻起来。在道奇路线的指引下通胀被遏制住了，却带来了近百万工人的失业问题。

1949年9月由于英镑贬值压迫到日本的出口，于是日元汇率也随之下跌。这时日本政府开始认为道奇路线已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新问题，因为这时其他国家的战后经济复兴都已走上正轨，日本却依然在萧条的边缘徘徊，于是日本政府打算放弃道奇路线而改弦易辙，可美国占领当局却不同意。无可奈何的日本央行和政府只得采取金融紧缩政策，而这使本就不景气的日本经济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就在第二年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司令部就设在日本东京，日本成为美国海军、空军出击的基地，同时也是美军军需物资的中转补给基地。一时间军事订单如潮水般涌来，而以船舶、铁路等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行业则直接在军需物资的周转调度过程中被最大限度地运营起来。不难想象这些对当时处于萧条状态中的日本经济而言将带来何其巨大的提振。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使日本从美国获得了高达10亿美元的“特需”收入，这还没考虑到驻日美军以及其他所有外国驻日机构在日本消费所支付的款项。

驻日美军以及其他所有外国驻日机构需要日本人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就为日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就业的增长又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内需，从而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兴办了大量工厂，基本实现充分就业，股票市场也开始回暖，外汇收入猛增，棉纺织品的出口量跃居世界首位。随后日本开始利用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实现了经济的加速发展。1955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战后《第十次经济白皮书》中强调：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

以此为标志日本已走出战后经济恢复重建时期，开始真正迈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提倡科技创新的呼声日益强烈。科技立国的战略就此被确立起来：1955年以后的20年间日本一共引进新技术1.1万多项。在科技、贸易发展的同时日本的流行文化与其工业制成品一样开始占据国际市场：《铁臂阿童木》、《哆啦a梦》、《七龙珠》等动漫作品是整整一代亚洲儿童的集体回忆。日本逐渐发展成为亚洲少有的可以同时利用工业、农业、贸易、金融以及文化产业赚钱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全盛时期。那时苏联由于阿富汗战争以及美苏军备竞赛、东欧诸国剧变已使其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则在经过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周期后逐渐走入低谷：住房金融产业出现危机，社会信用危机日益严重，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也不断上升，财政赤字创下历史纪录。当美、苏两极都走上下坡路的时候日本经济却一路高歌猛进，日本人甚至在讨论买下整个美国的话题。这时出现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号，全体国民预感到“日本的时代”即将到来。

当时的日本经济到底有多牛呢？当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0%，被世人称之为“日本经济奇迹”。1985年日本GDP总量达到了1.3万亿美元，同时期的美国是3万亿美元。当时的世界格局可以总结为“政治上两极、经济上三极”：所谓政治上的两极当然是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至于经济上的三极则是北美、西欧、日本。日本以一国之力得以与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以及欧洲共同体分庭抗礼。在当时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占据了近一半。

三菱、丰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产、东芝等国际知名龙头企业全部进入世界企业前50，而在世界10大企业中日本就占了8家并席卷前三。当时的东京是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东京的GDP总量是纽约的3倍，比我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高。如今的日本尽管仍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而日本在人均收入、社会福利方面是没法与北欧国家相比的。可直到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仍仅次于卢森堡和瑞士。这时的日本作为人均GDP全球第三的国家是碾压北欧诸国的。

日本经济突飞猛涨的背后除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建设生产发展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虚假繁荣：首先发力的是日本股市——当时所有代表日本的225种股票轮番上涨，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些人的资产猛增了4倍。在股票上涨一年后房地产业开始迅速上涨：土地的价格就像被吹气球似的每天上涨。股市和房市的一路上扬使日本经济开始呈几何级数膨胀起来。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了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就是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

有一次一栋美国大楼打算卖给日本人。当时美方报价4亿多，双方谈妥后美国人就等着日本人付钱交割了。然而日本人却拿来了新的合同书，美国人以为日本人要砍价，可翻开新合同后赫然看见上面写的价格是6.1亿。日本人作为买方愣是给加了2.1亿，弄得美国人莫名其妙。最后日方人员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所以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当时的日本人就是这么做生意的——为了争面子、破纪录就不惜主动送对方两个亿。

这一时期手里拿着大把美元的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这些挥舞着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对价格根本不屑一顾。当年的美国媒体因此发出惊呼：“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这种一夜暴富的模式一开始就潜伏下了日后破产的隐患：期待通过资产价值上升而获得利润的手法随着资产价格的上升会越来越难以奏效。任何资产的价值都不可能无限上升下去。这意味着当资产价格停留在高水平时最终的资产持有者将无法获得收益。事实上任何资产的价值都不可能始终背离其本身的价值。

一时的炒作也许会令某种特定资产的价值在短时间内呈几何级数膨胀，但在经历一定时间的演变后最终其价值将回归平稳状态。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象是我们自己在炒股、炒房，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并不是在股市、房市的低点买入的股票和房子。然而资产最终回归的价值却是向低点趋近的，这意味着我们手里的资产最后所值的钱相比我们当初的买入价缩水了，而缩水的这部分价值就成为实打实的损失。当这样的损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就会造成国家整体经济的动荡。

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股市和房市进一步上涨。人们关于房价上涨的共识变得越来越强烈。在此之前的三十年间日本经济正处于战后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一线大城市的房价一直在稳步上涨。人们根据这一经验推断今后的房价也会继续涨下去。当时日本坊间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日本工业几乎什么都能造，然而唯独没法生产更多的土地出来。经济发展是呈几何级数无限膨胀的，然而土地资源的存量是有限的。这样土地就必然成为一种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

当时世界上的顶级公司聚集在日本的主要核心城市。尤其东京还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是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的房价不涨简直有违天理。当所有人都这么想时也就会不约而同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那么房价自然就在这种人为操作之下越涨越高。与此同时日本银行的信用扩张需求进一步刺激了这种炒作行为。1986年日本央行连续五次大规模降息，市场上一下子就变得资金充裕起来。资本家们在获得更多的资金之后会往哪儿投呢？

也许有人会觉得应当扩大再生产：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消费者从而赚更多的钱。问题在于生产是由订单驱动的。市场上的资金一下多了起来，然而消费者的需求并没也跟着一下子膨胀起来，那么你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呢？资本家们也相信房价会上涨的这一共识：扩大再生产在他们眼中是有风险的，然而投资房地产却是一本万利。这样市场上的资金很自然就大量流入了房地产业。当时日本人玩的房地产游戏叫“土地转卖”：先找一块地，把上边的人都拆迁了，然后把拆迁完的土地高价卖掉。

接手方随后又加价卖给下一家，下一家接手后再加价转卖。这样地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窜上去了。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制造业最辉煌的时期：这时日本企业在国际上本身就代表着信用和质量。因此日本企业能在国内外的股市债市上融到大量资金，融到资金之后就把之前欠银行的钱给还上了。银行本来就是靠发放贷款过活的。现在日本企业把贷款全还回来了，那么日本银行还怎么发展呢？银行一看这时制造企业暂时已不需要贷款，而房地产业正方兴未艾，所以这时的日本银行往往也热衷于贷款给房地产商。

房地产商往往是从银行借钱囤房囤地，然后再高价转手给下家。以东京为代表的日本大城市的房价开始快速飞涨：1987年东京的房价比上一年涨了23%，1988年又在1987年的基础上涨了65%。当时的日本人对此形容称：“卖掉皇宫下的那块地就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甚至有的说法认为卖掉东京所有房子就能买下四个美国。当然这是建立在东京当时的房价基础上而言的，事实上如果真发生大规模抛售势必导致房价下跌，也就谈不上值几个美国的问题了。

日本房地产市场一路飙升之际股市也毫不逊色：到了1989年日本股市比起1986年已上涨了486%。这时日本股市的总市值是美国股市的1.5倍。日本一国的股市就占到了全世界股市总市值的45%。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感受到泡沫越来越大所带来的压力：房市和股市的泡沫越来越大，银行又借给了投机者大笔资金。万一发生连环违约势必把银行拉下水，那么届时日本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将受到冲击。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日本央行从1989年起开始温和上调利率、降低货币供应。

1989年底极其讨厌通货膨胀和投机行为的经济学家三重野康就任日本央行的行长。这哥们上台后连续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到了1990年8月利率已由超低的从2.5%一路飙升到6%。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不动产业的贷款。这下日本的股市和房市都断了货币供应。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

股价暴跌几乎使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日本的地价也紧随股市之后开始剧烈下跌，房地产市场泡沫随之破灭。1990年到1992年日本股市跌了一半多、楼市的跌幅也达到了46%。在这一过程中上百万亿日元的资产化为乌有。比直接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被挫伤了。战后复兴时期朝气蓬勃的“昭和男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颓废的“平成废宅”。201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一书。

这本书揭露了日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处境：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在日益沉重的社会竞争压力下失去了上进心和欲望。人们对明天不再抱有希望，也不再谈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甚至已懒得结婚生孩子。少子化、老龄化、相对较高的自杀率、失去上进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仅为94.1万，由此创下自从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同时连续两年跌破100万大关。

同年日本新婚情侣数为60.7万对，这比上年减少1.4万对。日本厚生劳动省据此估算：日本人口将在2053年跌破1亿，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2015年的1.27亿减少三成，届时日本社会超过40%的人口都是老年人。李光耀之所以在1996年预言日本注定将走向平庸就是因为他看到日本无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在日本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造成国内市场的萎缩、经济的下滑、创新的停滞。人口的萎缩必将导致日本经济的衰退，年轻人会由于不堪重负而选择离开日本。

尽管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在之前的长期积累已使国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企业也有高额的内部准备金，然而却未能有效运用资金。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都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李光耀据此预言：“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超过日本”。李光耀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中国的发展速度比他预计的更快，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比李光耀所预计的提前20年就超过日本了。如今的日本的现状就是经济不景气，老人们占据着高层岗位，年轻人正如李光耀所说的那样越来越看不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