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比起日本的成功，其失败更值得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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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日本明治维新，彻底改变了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的命运。同样是位于东亚的大国，中国的改革维新起步虽早，但道路更为曲折，且充满了暴力。而日本打开国门，以及融入世界的方式相比天朝则确实更为顺畅——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比对日本在150年前的那次“改革开放”，对于今朝的中国，也是颇具参考意义的。

临近2018年年末，坊间的一本关于日本的专注，引起了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型记者、《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先生试图在自己的著作---《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中揭示“明治维新”之一现象背后的故事和逻辑。

2018年，作为访问学者，马国川在日本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他遍访“明治维新”的各个“历史结合点”，通过描写59个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将解读的视角放在了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艰难历程中。

《国家的启蒙》从"黑船来航"一直写到明治天皇去世。在此书中，马国川生动记录了60年间日本奋起追赶西方的过程，也深刻分析了日本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从这段历史来看，日本从思想层面的论争和转变，推动了这个国家从政治、社会层面的全面革新。

难能可贵的是，马国川先生的专著，让读者纵览了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国被日本打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某种程度上，甲午战争是从思想到制度层面实现变革的日本，打败了只在器物和技术上进行革新的中国。这是何等令人扼腕的现实！

所以，对当今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中国而言，日本所走过的那段"大国崛起"的道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既为我们，也为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我们整理了马国川先生的发言，以飨读者。

01

"明治维新"，一个成败参半的改革故事

在明治维新中期以前，启蒙在日本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比如，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他就像一个"民间的教育部长"，影响非常大。包括启蒙团体"明七社"，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是到了明治维新后期，反启蒙的力量开始占据上风，反启蒙压倒了启蒙。

事实上，明治前期的教育基本上是自由主义教育，提倡自立、自强、自由、平等，但是，1878年《教育敕语》颁布之后就变了，学生都要读《教育敕语》，每天还要向天皇和皇后的照片鞠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一个：让学生做忠君的奴才，不要做公民，要做臣民。这种教育其实就是洗脑。

而洗脑往往是很容易成功，因为人的批判性思维太费周章，而接受一个简短明确的结论容易的多——教育转向培养忠君的奴才，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被洗脑的人不可能成为现代公民。

因此，我认为明治维新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建设现代国家的成功故事。如果历史在1912年戛然而止，这个国家从封闭落后一跃成了世界列强，很是值得学习。但是如果我们站在1945年来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日本的现代化故事毋宁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不久前，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辈在看完本书后说：这本书没有写完。确实，我将来会写一本《国家的歧路》，从1912明治天皇去世到1945年，日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败局的。在这过程中，所有的人好像都是稀里糊涂的把这个国家推向了毁灭，包括日本的政治家。

总之，我认为明治维新是一个成败参半的改革故事。如果我们纵观1853年到1945年日本近代史，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国家在上演着开国——改革——崛起——迷茫——歧路——毁灭的历史过程。

02

“烈火烹油”背后往往是巨大的危机

在最后一篇《明治之死》中，我就写道，虽然这个国家如烈火烹油一般， 1894年战胜中国、1905年战胜俄国，成了列强都承认的崛起的大国，但是诸多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第一，两极分化，贫富差距非常大;第二，思想言论控制非常残酷，个人没有什么政治自由;第三，政治体制有很多漏洞和扭曲。天皇去世以后，这个国家到底往哪去，大家都不知道。人们只知道，给这一代人带来荣光的一个伟大时代远去了。

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了：明治去世之后，日本出现了"大正民主"时代，但是很短暂的，只有十几年，有人甚至说"大正民主"是一朵"谎花"。到了1930年代，这个国家就开始在邪路上一路狂奔了，一个悲剧加一个悲剧，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滑向战争的深渊。

今天，我们回看明治维新，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说，日本的军国主义和这场改革不彻底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总体来说，在1868年开启的这场改革运动，是思想、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变革。所以，它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那么大的实力来，一举超越大清国。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没想过自己会有实力和大清政国抗衡。战争爆发之初，日本人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当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真的是举国若狂。

03

李鸿章的痰盂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而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李鸿章的痰盂和中国改革的命运》，可惜没有收入本书。那里面，我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在参观《马关条约》签约旧址的时候发现，图片中的李鸿章的座位旁边有一个痰盂，这是他从国内专门带到日本去的。李鸿章习惯随地吐痰，所以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专用痰盂。

在《马关条约》之后的第二年，李鸿章到欧美走了一圈，也带着它。沙俄外交部长维特回忆录里专门讲了李鸿章吐痰的情形，当时欧美报纸上也刊登了很多有关李鸿章吐痰的逸闻趣事。

李鸿章被誉为晚清最开明的政治家、外交家，一直和外国使节打交道，不可能不知道外交文明礼仪，可是他一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积习，连随地吐痰的恶习也不肯改一改!由此我想起来，1978年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李光耀知道邓小平有吐痰的习惯，专门安放了一个明朝的青花瓷痰盂。结果在整个新加坡的时间里，邓小平都没有用到。

这两件事说明什么呢?李鸿章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他不愿意改，反而把随地吐痰当成权势的显摆。即便我们认为，李鸿章是晚清思想最为解放的人物，但实际上，这个人却连生活恶习都不想改，那么涉及思想、制度，他更是根本不想触动，只想做一个"裱糊匠"。

李鸿章注重的是器物层面的近代化，对于制度与文明的变革是忽略的。虽然洋务运动失败了，但是他仍然极力维护旧制度与旧文明。

日本人就不一样，明治维新的第三年，日本人就开始进行"头发革命"，将传统的发型剪掉了。日本男人传统的发型叫做 "丁髷"，就是将头顶部的头发剃光，其余的头发结成发髷向前面弯曲伏在头顶。外国人把这种发型叫做"猪尾巴(pigtail)"。所以，最早"猪尾巴"不是用来骂中国人的，是用来骂日本人的。但到1871年他们就把头发剪了，而且是天皇带头做的。中国一直到清朝亡了之后才剪头发的，足足比日本晚了三十多年。

《国家的启蒙》里面，有很多诸如此类的小细节，验证了日本改革的改革从上到下，决心巨大，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包袱。而清王朝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败了也不言败，把"面子"看的特别重要，错失了许多历史的机遇。

04

历史没有真相，只有无尽的道路

真正的历史其实很复杂的。看似泾渭分明的历史，其实是沟壑纵横，歧路多多。维新一开始，"西化"确实是暴风骤雨式的：头发剪掉了、武士刀废除了、四民平等了，连吃饭的习惯都变了。原来日本人只吃米，不吃肉，一度还引发了很激烈的"米肉之争"，后来大家争着去吃肉。日本在思想上没有太多的障碍，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的顾忌，这表现得最典型的，就是森有礼和李鸿章的争论。

森有礼是日本驻中国公使，1876年到保定去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当时刚好是除夕之夜，两个人谈了好几个小时。李鸿章说，你们日本人搞改革把祖宗服饰都给变了，实在不应该，森有礼据理驳斥。这是两个面临不同抉择的东亚国家的对话，预示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

日本人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革才是出路。但是世事弄人，到了明治后期，当这个国家的国力逐渐强大起来之后，日本人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们觉得，西方那一套东西也无非如此，还不如我们呢，我们马上就超越它们了。

于是，国粹主义、民族主义的东西就开始流行起来了。这些思潮认为，日本有自己的特色，日本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一定要保护好，要争回往日的荣光。这些东西和军国主义同流合污之后，就使得明治后期的日本走向邪路了。草灰蛇线，伏脉千里，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二战"，都和明治晚期的国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05

和平膨胀，还是武力膨胀

其实，很多后发国家都有相似之处，虽然在开始的时候路径似乎很不相同。比如，日本一开始就有虚心学习的意识，而中国就不那么服气。后来被几场战争打败了，还是学吧。学着学着，这些后发国家又觉得自己崛起了，你们有什么了不起?

当这种心态膨胀起来的时候，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就开始泛滥，打的旗号就是"特色"，以"特色"来否定普遍价值，以传统来否定现代价值。到后来，就开始"算旧账"，现在我强大了，也要给你们还以颜色。

民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东西合流以后，很容易把国家推到邪路上去。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在明治后期，以思想家德富苏峰为代表，提出了一个命题：日本到底是和平膨胀，还是武力膨胀?在日语里，"膨胀"就是"崛起"的意思，所以这个命题就是"武力崛起"，还是"和平崛起"?很遗憾，大部分人支持武力崛起，大力宣传"日俄必有一战"、"日美必有一战"。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证明日本真正跻身世界列强了。

这些主张武力崛起的恰恰都是民族主义者、国粹主义者、"特色论"者，这些思潮后来和军国主义合流了。他们完全不知道，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融入这个世界。日本真正实现东西方文明结合，还是在"二战"之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正实现"和平崛起"以后，才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日本人给全世界人上了深刻的一课。

在上90年代的时候，季羡林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其实这是"二元对立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周有光先生针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双文化论"：现代国家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既有属于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也有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这是非常高明的论断。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没有那么大的对立，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会有适应的过程，但二者会自然融合的，台湾、香港都是很好的例证。所谓"文化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某些政治家和脑袋有"贵恙"的人故意制造出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家和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操纵这个话题，它就不会成为大问题。

06

"国民性"是个伪命题

日本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一个汉学家内藤湖南，他写过一个《支那论》。他说中国是一个蚯蚓式的国家。把它的身子切断了，其他部分还有感觉，还活着。他的观点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通过"国家的启蒙"，让国民性得到了改造，国家逐渐强大。而改造的这个过程，也显示出通过一些精英的努力，国民性是可以为之改造的。

现在，我越来越怀疑"国民性"的说法，这很可能是个伪命题；一个国家人口众多，本身有千差万别，笼统地说这个国土上的人有统一的"国民性"，可能是站不住脚的。第二点，如果真的有"国民性"的话，它也是可以改变的，根本制约性因素就是政治文明，或者说，"国民性"是政治文明的一种产物。

所以，我不相信"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之类的说法。其实是，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就有什么样的国民。不要把棒子打到普通人身上去，在一个缺乏政治文明的国度里，芸芸众生对国家发展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力的。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清朝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敢说话?就是因为有专制统治者在那里，随时都可以砍头。所以，我们要首先要了解，造成愚昧的"国民性"的是那些残酷的统治者、是那套不地道、不文明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在这套政治体制下苟活的平民。如果要指责的话，应该是指向那种政治生态，而不是向所谓的"国民性"开战。如果用"国民性"这样的说法来解释一个国家的进退的话，往往是在为统治者辩护。

07

要规避“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言论

现实地观察，后发国家很容易产生"愤青"，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一个新东西来了以后，人们搞不清楚它的来头，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不需要你们，何况他会认为这个东西可能是具有危害性的。因此，必然有些人会产生过激的反应。

年轻人本身就是最激进、最不成熟的一群人，最容易成为"爱国愤青"。在日本刚打开国门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些"爱国愤青"，见了外国人就杀，后来就开始杀自己人，他们的理由是"谁跟外国人接触，谁就是日奸，当然要杀"。为什么他们后来改变了?根本上还是被现实教育了。

伊藤博文是最典型例子，他年轻的时候激情昂扬地投身于激进活动中，密谋各种暗杀活动：从暗杀幕府大佬，到暗杀理性开国派，再到暗杀外国公使，但是少有收获，许多人反而轻易地丧送性命。血与火并没有带来希望，使得伊藤博文陷入了困境。

幸运的是，后来他有机会去英国看了看，发现原来世界是这样的，英国人也不是青面獠牙的怪兽，和我们是一样的人，而且确实比我们要先进。他回国之后，正好他的家乡和英国打仗，一败涂地。伊藤博文马上就明白了，盲目排外没有任何好处，只能让国家受损，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人家学习、追赶人家，成为现代国家。所以，现实是最好的鞭子。

08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亦是理性主义者

我觉得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很清楚怎么来获取最大的利益，"愤青"表演不过是获取利益的手段；另一种人可能真是"脑髓里有点贵恙"。

其实，一个人认清一个国家是很难的，并不因为你到欧美国家读了博士，就头脑清明，什么都通了，恰恰因为有些人学的太专了，反而更不能清除地理解自己置身的国家。

有一些无知者，他们对于异质文明会有非理性的过激反应。还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在背后，把他们当作枪使。日本的"爱国贼"背后，很多都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的，这些支持者中甚至包括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这位天皇是一个很狂热的排外分子，他曾经说过"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一些"愤青"就是受到天皇的鼓舞，卖力地去杀外国人和所谓的"国贼"。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很快接受新事物，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人生阅历、心胸见识都对他的判断有很大的影响，年轻人就像扁桃体一样，身体有毛病，它首先发炎。

09

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

在整个日本的改革历程中，不得不提一下福泽谕吉。他在明治十八年在日本报章发表了著名短文《脱亚论》。主张“日本应该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方文明。”该文至今仍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认真地看了好几遍福泽谕吉《脱亚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当时整个东亚都是很落后的，日本的出路就是要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福泽谕吉的一再指出的是，我们首先要走出这样的落后状态，才能进入现代文明。

福泽谕吉也希望中国脱离落后蒙昧的状态，变成文明国家。这也没有错。我们难道希望满清那样的政权再干几百年吗?但是，有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不能接受。一个东方国家，怎么能够脱亚呢?脱亚干什么，是不是想和列强在一起欺负我们?我觉得这不是福泽谕吉的意思，他主要的想法，还是想让日本脱离蒙昧状态、引入现代文明。而且日本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脱离亚洲。他的这种说法，只是用来表明了日本人的一种很决绝的态度，就是承认我确实落后了，比不上列强，我就要甘心俯首的、诚诚恳恳地学。

后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我觉得和《脱亚论》没有太多的关系。很多人把自以为是的东西附加到了这篇经典文章上。什么叫经典?经典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没人读的东西。《脱亚论》就是经典，讲日本的时候都要讲，但是有没有人一字一句地分析?恐怕没有多少人这么做过。有很多人以讹传讹，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读过这篇文章。

明治后期的时候，日本慢慢迷失了自己。维新开始的时候很清楚，目标就是"与万国并立"，成为一个先进国家。现在"富国强兵"目标基本上实现了，跻身世界列强了，国家往哪去呢?不知道。说是盛世，但是盛世下面有波澜，新的目标在哪里，谁也不知道，日本进入了一个非常迷茫的时期。当权者也认识到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于是开始有"生命线"、"利益线"，再后来又有"满蒙生命线"之类的呼声出来了，不再满足于本土，而是逐步把朝鲜、中国东北当成他的"利益范围"，说明日本已经膨胀的不知所以了。

所以，我把这本书的第三部分称为"暧昧明治梦"，就是描述日本改革初步成功后的迷茫。"明治梦"到底是一个什么梦?日本的现代性方案在哪里?国家怎么定位?国民怎么自处?知识分子怎么定位自己?，这些问题都很难有明确的答案。

日本在二战打败之后就醒了，重新走向世界，回归文明。不过不再是武力崛起，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融入世界。日本彻底告别了明治维新，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对于中国来说，至今仍然处在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历史延长线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为了避免走弯路，就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吸取教训。

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从日本这面镜子里，中国可以映照出自己的进退得失;以日本为鞭子，中国可以让自己保持警醒。现代化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只有戒惧戒慎，才有可能避免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