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最难以启齿的历史，14万日本女人在东南亚为国卖身

和服

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各大城市的郊区，往往会有这样一些非常奇特的墓地。这种墓地往往杂草丛生，里面的墓碑大多十分矮小，破旧不堪，而且最让人意外的是，这些墓碑上镌刻的姓名都是女性的名字，准确点说都是日本女人的名字。

位于新加坡的日本墓地，这里头埋葬的侵略新加坡的日军士兵和曾经在新加坡的南洋姐

这些墓碑下面的尸骨已经腐朽，连墓碑都饱经风雨沧桑，一派斑驳模样，然而只要它们还在，世人就能从这些杂草丛生的墓园里的日本女人的骨殖身上，看到一段让所有日本人难堪的历史。曾几何时，在这些被称为“南洋姐”的日本女性的身上，满是耻辱与血泪的印记。

南洋姐，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东南亚各地从事娼妓行业的日本女性的“俗称”

1974年，一部名为《望乡》的日本电影横空出世，这部电影以哀伤的基调和细腻的镜头讲述一个让人不忍卒睹的故事。20世纪初的日本，年轻的少女阿崎，由于家庭贫困，听信谎言被拐卖至马来西亚沦为娼妓，阿崎的一生充满了屈辱与苦难，最终孤独地死去。

《望乡》

《望乡》夺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在日本引起巨大争议，许多日本人由此第一次知道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血色历史。当时东京、大阪等地的日本右翼分子甚至组织人手去打砸电影院，禁止放映《望乡》，因为他们认为这部电影侮辱了所谓“大和精神”，但与此同时，仍有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免费分发电影票，邀请更多的人观看这部电影，它的背后正是一段揭开了日本“崛起神话”遮羞布的历史，结结实实打了全日本一个耳光。

电影《望乡》引起中国时的海报

1978年，《望乡》引进中国，成为继《追捕》之后第二部引进中国的日本电影，它在中国引起的轰动丝毫不亚于日本，许多中国人甚至因为题材敏感，将其视作“黄色电影”。然而，《望乡》仍然以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和深刻感人的历史良知打动了一代中国人。

真实历史中的南洋姐

所谓“南洋姐”，专指19世纪到20世纪在东南亚地区卖春的日本女性，她们或是被迫或是自愿来到千里之遥外的异国他乡，从事最低贱的工作，甚至毫无尊严可言，因为她们不止是在出卖自己的肉体，更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这些日本女人唏嘘坎坷的故事，甚至可以和华人下南洋的传奇相提并论，然而不同的是，她们的苦难注定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不会见之于任何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只有那些杂草层叠下的低矮墓碑还在无声地讲述。

1920年，英国记者镜头中的日本南洋姐

作家沈从文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丈夫》，讲述的是湘西地区落后的“典妻”习俗，当时的农村地区十分贫穷，因此新婚不久的小两口，往往是丈夫继续在农村务农，而妻子却要到城里去“做工”，所谓“做工”也就是“卖身”。这个故事，和南洋姐有着异曲同工的悲剧内核。

阿崎

近代以来，由于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沦为了西方列强入侵和殖民的对象。1853年，美国军舰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史称“黑船事件”。日本由此见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强大，由此将“脱亚入欧”作为根本国策，和中国被迫开启近代化不同，日本是主动的。

日本画家笔下的黑船事件

经过倒幕运动，日本天皇重新执政，1868年明治天皇发起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也就是彻底改变了日本国运的“明治维新”。这一系列改革是十分成功的，日本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彻底改头换面，从一个农业国向一个工业国转变。然而同时，明治维新也带来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致使大量农村破产，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流民。

日本艺伎，多是穷人家的女孩子

由于被政府强征土地或因为高利贷，大量日本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当时的日本劳动力严重过剩，为了谋生，就有一大批人选择移民海外。日本的长崎一直以来都是日本的对外口岸，因此许多日本移民首先就涌向了长崎地区。长崎，也由此成为南洋姐的第一站。

长崎位于日本西南部地区，是日本传统的海港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原子弹轰炸

长崎由于聚集了大量日本流动人口，也成为了日本国内最大的“人口贩卖基地”，从1870年到1900年，30年的时间内，有接近20万人从长崎被贩卖出国。当时的长崎，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群体，那就是所谓的“游女”。日本是一个相对而言对床底之事十分开放的国家，这些游女就是向外国商人、水手卖春的女性，靠着这些“温柔乡”，收益颇为可观。

日本传统民族服饰和服

无耻的日本政府，这个时候为了筹措资金，就盯上了这个行业，在向外输出男性劳工的同时，也开始向外输出这些可怜的女人。日本政府通过许多民间组织，诱骗了许多贫穷家庭的女孩子，说是去“做工”，其实就是出卖身体。经过人贩子们一顿天花乱坠的“吹嘘”，这些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的女孩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签下了“卖身契”，前往命运未卜的异乡。

南洋姐

在日本政府的宣传之下，这些年轻女孩都认为只要出去做几年工，就能改善家人的生活，《望乡》里的阿崎就是为了让哥哥娶媳妇才选择出国做工的。1870年，日本政府第一次组织大规模女性群体前往东南亚，这些姑娘卖身为妓，绝大多数都再也没有回到日本。等待她们的不是想象中光鲜亮丽、富裕文明的欧洲和美国，而是肮脏邋遢的东南亚。

二战前的东南亚殖民地分布图

当时的东南亚已经全部沦为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负责为西方世界提供大量原材料，而开采这些原料就需要大量劳动力，因而从19世纪末开始，殖民者陆续从中国南方、印度、日本等地招揽了大量男性劳工移民，这些人大多是单身汉，从事重体力活，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1901年，中国厦门某地的“猪仔馆”

当时，英属马来亚殖民当局认为，单身汉对社会有害，但是东南亚本土的女性又不愿意和这些外来的男性劳工接触，因此，殖民政府和缺乏外汇的日本政府达成了臭名昭著的协议，让这些日本姑娘充当性服务者，大量日式风月场在东南亚遍地开花。那里的生活如同地狱，她们吃不饱睡不暖，同时面对着妓院老板和日本政府的剥削，于是，这些妓院被叫做“鬼窦”。

《望乡》中日本海军排队嫖娼

最早到达东南亚的一批日本女人，大多是被骗过去的，只有3500多人，然而她们一年寄回日本的钱却多达200万美元，日本政府尝到了甜头，开始默许甚至是主动参与到其中，鼓励日本的单身女孩去东南亚，可怜的南洋姐，她们去之前都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

新加坡是整个东南亚南洋姐最多的地方，英属马来亚殖民政府很满意这些日本南洋姐的“功劳”，她们有效地安抚了劳工，维持了殖民统治，因此殖民政府不但不抽这些日式妓院的税，甚至还给予保护。当时，一个南洋姐一个月可以赚取大约80美元，这是日本国内工资的两倍，甚至比同时期的男性劳工还要高，可以说是一个女人养活了一个家庭。

许多日本女性在东南亚也开了眼界，不再总是穿着和服

1903年，新加坡的日本人口约有1万人，其中7800多人都是南洋姐，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穿着和服的女人用着蹩脚的日式英语或华语招揽客人的场景。而这些明目张胆的娼妓，必须要依附于所谓的“合法执照”，也就是相当于是妓院老板的“奴工”，否则就是非法的，轻则坐牢，重则直接驱赶。因此，这些姑娘不但受尽屈辱，还要忍受剥削与压迫。

被新加坡警察抓捕的“无业南洋姐”

仅仅截止至1900年，东南亚的日本女性数量就高达4万人，而从1870年到1920年的50年内，更是有15万日本妇女被诱骗、拐卖到东南亚、美国西部、俄罗斯远东等地区，大多数人都沦为了娼妓。这些数据，日本政府从未公布，全部来自社会组织的统计。

美国日裔

然而，尽管日本人都避而不谈这些可怜的女人，但是她们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贡献了何止是一点力气。南洋姐为日本送去了数以亿计的外汇，1902年，日本全年的外汇多达1000亿日元，其中南洋姐贡献了约20%，以至于当时的日本经济学界都惊呼：“日本将是在女人身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

同时期的中国，和日本一样，这两个东亚人口大国都被迫成为了对外人口输出大国，中国输出的是血汗劳工，日本输出的是耻辱娼妓，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亚非拉国家被西方列强压迫的缩影。这些南洋姐，不止给日本寄回了大量金钱，更是帮助日企在东南亚打开了市场，在妓院旁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日本杂货铺、日本照相馆、日本医院，更可怕的是，日军还在这些日本人的企业中安插了大量间谍，直接为后来入侵东南亚的战争服务。

1942年，新加坡英国守军向日军投降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力大有提升，扩张的欲望也愈发强烈，狼子野心昭然若显，甚至公开和英美等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列强叫板。早在1905年，日本就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沙俄，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铁蹄如何也止不住了。然而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忘了那些寄身在东南亚的南洋姐们，在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眼里，日本人的形象不是屠夫就是娼妓。

卖春业本身就是不光彩的事情，加上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开始疯狂膨胀，于是他们开始对这些长久以来默默付出的可怜女人们投去冷眼、谩骂乃至歧视。1910年，世界各国缔结条约，正式将性服务业取缔，1914年新加坡殖民政府驱赶了14个日本妓院老板和多达2000多名南洋姐，正式宣布要取缔这些日本妓院。

一战结束之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开始衰落，对东南亚的经济控制大不如前，而日本经济却在突飞猛进，东南亚出现了大量日本资本和工厂，这个时候，日本政府立刻卸磨杀驴。1919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卖春”为非法行为，甚至不给予这些南洋姐“日本公民”身份，对外宣称她们是自己偷渡过去卖淫的，跟日本官方没有任何干系。

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甚至将这些曾经为日本寄去大量外汇的南洋姐，称之为“帝国的耻辱”。如此一来，日本社会的风向标立刻转变，过去人人艳羡的南洋姐，成了过街老鼠。连拿了她们卖身钱的家人们都不愿意认她们，生怕被发现自己家中有闺女在外头做“南洋姐”。

最让人心痛的是，这些南洋姐不止遭到了祖国、家人的唾弃，更是由于把所有钱都寄给了家人，自己不留分文，随着妓院被全部取缔，这些无依无靠的弱女子，不少又染上了性病，只能在饥寒交迫中病死异乡，死后连收敛尸体的人都没有。

这些死在东南亚的南洋姐，只能靠小姐妹们凑出一点钱或者好心的妓院老板或主顾照顾才能下葬，生得耻辱，死亦耻辱。她们破破烂烂的墓碑，永远地揭露着日本最丑陋的一面。

南洋姐的墓园

这些碾碎自己的生命，为祖国和家人送去希望的女性，最终被历史和故国所抛弃，她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连挣扎回乡的机会都没有，就算侥幸回到了日本，也将面临着“六亲不认”的悲惨命运，碍于不光彩的历史，甚至连丈夫都找不到。她们会被家人从用自己卖身钱购置的房屋里赶出，会被政府处处针对，大肆宣传她们的“丑事”，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归宿。

有一些南洋姐，和同在南洋的中国男人或印度劳工成婚，往往也不尽如人意。从1870年第一批南洋姐抵达东南亚开始，到1920年日本政府正式取缔卖春业，50年内共有14万南洋姐远渡重洋，去做最屈辱的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样的结局。

前半生受尽屈辱，后半生孤独终老，历史从来没有善待过她们。不少南洋姐，甚至由于无法忍受同胞的歧视，而选择回到东南亚，而她们也正是一代人的写照。学者余秋雨在散文集《文化苦旅》也写到了新加坡的这个无名南洋姐墓地，所有的南洋姐都不留下真名，她们全部隐姓埋名，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里。

这些南洋姐是最弱小的女性，但她们在死前的唯一的遗嘱却出奇的一致，出奇的刚强，那就是墓碑全部朝向西边，背向抛弃了她们的祖国日本。她们不是感到羞耻，羞愧于见到自己的祖国，她们是记恨，记恨这个视她们如草芥的祖国。尽管这一段历史仍然不为大多数世人所知道，但那些东南亚层层杂草掩映中的低矮墓碑，仍然无声地讲述着一切。

如果没有人为她们书写历史，那么她们即是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