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与孔祥熙“缠斗”三十多年，最终如何摆脱其控制？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陆费逵也于同一天在上海创立中华书局，并迅速出版民国的“新教科书”。这些国语读本是清王朝覆灭后首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其内容贴合时代，令人耳目一新，并迅速风行全国，很快便占领了民国初年的教科书市场。

民国初年的《国语读本》

此后，中华书局不断壮大，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到1915年，中华书局职工达到1000多人，上海总厂占地40亩（在今南京西路和铜仁路一带），与商务印书馆比邻而居、平分秋色。

中华书局是辛亥革命的产物，虽然一直是“民办”状态，但是在民国时期却一直受到各路资本的觊觎，尤其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挟官僚资本之重，多次试图控制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上海福州路大厦（于1916年落成的上海总店）

1917年，因为投资过大导致资金短缺，中华书局一度发生危机，濒临倒闭。此时，孔祥熙、宋子文乘机以投资作为诱饵，企图控制中华书局作为其政治资本。

中华书局的老股东们非常忌惮，深恐孔、宋等人喧宾夺主，于是在陆费逵协调下商定，采取“一边利用、一边限制”的方针，大笔向孔祥熙借款，而股份仅出让百分之一。

1916年，中华书局静安寺路总厂建成，附设藏书楼于编辑所楼上

虽然孔祥熙入股不多，但在当时却起到了“风向标”作用，各路资本纷纷前来洽谈合作。此后，中华书局开始厚发股息，以吸收资金，因此资本迅速增长，不仅渡过了难关，反而发展得更加壮大。这样，孔祥熙的力量虽然在中华书局有了根苗，但因为股本太少，受到限制，也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权利。

到1937年春，中华书局在中国大陆和港岛、新加坡等地开设40多个分局，进入全盛时期。卢沟桥事变后，陆费逵赴港岛成立办事处，统筹全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继续维持营业。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铜像

此后，国民党当局先后采用关金劵（最初是海关税劵，后成为流通货币）、法币等货币政策，导致金融动荡。中华书局的股价也跌落下来，孔祥熙又想趁机出手掌控，但陆费逵一直对孔宋等人秉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予合作。

1941年7月陆费逵在港病逝，孔祥熙马上安排其亲信李升明上台、担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升明对孔祥熙惟命是从，因此中华书局董事长就变成了孔祥熙。至此，经过二十多年的缠斗，中华书局终于在形式上完全落入了孔氏手中。

孔祥熙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孔祥熙、李升明派遣亲信郑健庐去香港恢复业务，同时培养了一个叫做姚戟楣的人充当协理，替李升明总揽大权。随着形势发展，中华书局的职员纷纷采取不合作态度，将姚戟楣赶下了台。

3年-解放-战争时期，法币一落千丈，中华书局也是每况愈下。孔祥熙、李升明认为这些职员不能“翻盘”，离开了孔李，他们将面临生存困难。但是让孔李始料未及的是，中华书局的全体职员发出了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的号召，通过减薪、添售外版书籍、增售文化仪器等措施，不但维持了原状，还求得了发展。

1948年，孔祥熙、李升明计划将上海中华书局全部迁至海外、并改为私有，遭到全体职工的坚决抵制。双方再次缠斗之际，中国的军政形势却一日千里。

很快，“百万雄师过大江”。孔、李见大势已去，纷纷逃往海外。

上海中华书局终于获得新生，但港岛、新加坡和台岛等地的分支机构，却仍然掌控于孔祥熙等财阀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