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到亚洲，从MVRDV到JOA，关于公共空间设计有效性的再反思

文章来源于ZaomeDesign，作者ZAO茶会

王开

2009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建筑系；2012年研究生毕业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系，并于2012年获得荷兰注册建筑师。2012-2018年期间曾就职于荷兰KCAP事务所、荷兰MVRDV事务所、鹿特丹OMA事务所，期间多个国际竞赛获一等奖, 深圳笋岗清水河规划项目竞赛一等奖，深圳笋岗清水河子单元13竞赛一等奖，韩国首尔高架桥改造项目竞赛一等奖，并于2016年5月建成开幕；韩国首尔Samsung旗舰总店设计获得竞赛获得一等奖。2018年-至今，担任西交利物浦大学客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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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 开间建筑

2014年王开在鹿特丹成立了开间建筑事务所，2015年公司开设上海分公司，公司面向多元化的设计竞赛包括：华沙图书馆竞赛一等奖；都灵运动中心入围奖；韩国首尔麻浦区油筒改造三等奖；尼泊尔加德满都震后重建项目三等奖；河北张北县小学图书馆设计评委组推荐奖。2019深港建筑双年展；2015年威尼斯世博会分展－“民以食为天”；Combo设计竞赛－”美好监狱“ 概念设计参展于上海喜马拉雅博物馆“山水城市”。

本文以JOA开间建筑的设计方法论为开头。回顾当时在KCAP/MVRDV/OMA欧洲事务所工作的经历，所参与的项目基本都不是欧洲的项目，而是处于亚太地区，比如中国，韩国、新加坡等，所以我在欧洲的建筑实践中一直没有脱离亚洲文化语境，在设计中更多的思考和反映的是亚洲的文化体系，但却是在欧洲的土地上完成的设计会显得特别有趣。

欧洲公司在涉及到亚太地区的项目时并不会很快地用他们原有的方法论去涉入场地，因为一开始他们对地域文化，社会体系了解的还并不是非常清晰。所以像OMA这样的国际性大公司他们很早会先着手对于亚洲文化的研究，例如：库哈斯对于新加坡的研究“S,M,L,XL”，对于日本的研究”Project Japan: Metabolism Talks”，以及对于中国的研究”Project on the City1:Great Leap Forward”。

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也是因为库哈斯本人有着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的背景，但比起对于欧洲本土文化的秩序化，他会更对于东方文化异域的神秘以及复杂性痴迷。2002年，在美国的世贸大厦重建和CCTV大楼新址竞赛的两者中，库哈斯选择了后者，并不断以一种批评的角度参与其中。所以我们能看到OMA的设计体系架构面非常广，通过观察城市现象，设置系统性的研究方法，一步步理性探究城市建筑体的地域性，并佐证了其一系列乌托邦式的愿景，并带有一种批评式的观点介入到异邦文化体系中。

试图作为体系的延续，加上8年的荷兰学习实践经历，JOA开间建筑也希望能延续荷兰设计思维并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形成有特点的设计体系，并能在中国土地上能有所延续，但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机会去验证这套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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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开间建筑的设计方法论总结起来有四个思考维度，我们叫 O-P-P-O; 分别是：OBSERVATION (观察）/PERCEPTION（感知）/PERSPECTIVE（观点）/ORGANIZATION （架构）

OBSERVATION （观察）

“透过现象看本质，偏理性的设计维度”，通过观察社会现象，当地地域文化和生活状态，然而在被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下所被挤压的城市物体，会呈现出极端或非极端的表象，成为“观察”选择中最直观的依据。（可结合罗西的城市建筑学_类型学的章节去理解）

PERCEPTION （感知）

“自身感受与场所精神的结合，偏感性的方法”，结合设计场域的感受，设计师提出先关联的场景意向，以辅助未来空间的营造，然后这些场景意向也会成为敲开灵感的一个杠杆。

PERSPECTIVE （观点）

”综合“观察”和“感知”所得出来的条件，提出对于未来趋势的判断“ 从现实中所研究提取出的因素，来辅助判断。

ORGANIZATION （架构）

“将其三点的，通过逻辑架构整合统一” 在架构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定位（position）（建筑与城市的关系）, 组织（ composition ）（建筑内部组织关系），材料(materialization) （建构与材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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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2004-2005贝尔拉格学院的一本研究布鲁塞尔的书_“Brussels a manifesto, Towards the capital of europe”，我引用这本书里的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反映了目前工作室的状态。也会回答了身边挺多设计师不停地在问我的一个问题——我们目前在做什么？

在建筑产业中，它必须服从于某种特权，这会使得建筑师显性或隐性，有意或无意地遵守权利系统的优先权，当建筑师的基本原则和这些特权相违背时，建筑师就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景。

就好比库哈斯，在他建筑职业生涯开始时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饥饿的艺术家”。从他建筑职业生涯开始前十年所写的书中，能看到他的脑子里有特别多想法却找不到锚点去实现。并且这个阶段是相当长的。他从饥饿艺术家转变为为明星建筑师是比较后的事了，基本是在50岁之后才开始迎来他的爆发。

所以建筑师会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因此他们很多时候以假设替代方案，而无需满足特权的需求。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方法是能带来某些对于未来的预兆，这个说法其实我在OMA工作时能感受到。

1989年OMA在巴黎做一个叫Très Grande Bibliothèque的方案，跟我们后来参与的一个办公楼内部空间设计很相似，我们把之前图书馆的整套功能组织模式转移到办公楼的设计中。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没太多的联系，但是在空间感受上有很大的类似性。这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库哈斯之前所做的畅想是有机会寻求落地的。因此我将目前一些思考可以称为对于未来的预兆。不急于要落地一个很复杂的项目，而是先认真想清楚要干什么，和怎么让自己所思所想成为体系，慢慢打磨出一种预兆式的设计。

那么现在回归到我们本次的主题“公共空间”。

其实公共空间算是个设计意识的体现，也就是我们的设计需要有公众意识，这个意识会渗透在设计的各个层面。比如前期讨论的问题，提出问题的方法，所设计空间的公共体验方式，都是公共性思考会体现的地方。但是这种公共环节如何渗入到国内体系中，我们也正在不断的尝试，但可能未必适合，或者也可能更适合。

我们可以看到Winy和Rem，在很多讲座中分享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等地区的建设实践中有很多公众意识细节的体现，但他们在大陆的实践，就相对较难让人体验到类似的味道。

下面分享我们参与过的一些项目，来展开一些我们关于公众意识实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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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SEOUL SKY GARDEN，

HERITAGE AS SOCIAL PLATFORM

这个项目是我在MVRDV从方案竞赛阶段跟到扩初阶段，后面施工图阶段是由项目负责人驻场完成的，所以施工阶段参与的比较少。但我也从中了解到一些在施工中特权和公众对话的细节，后面我会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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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高架桥其实某种意义上算是当地的一种文化遗产，在上世纪70年代是联通首尔东西两侧的主要通道。在图片左侧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带有折衷风格的建筑是当时日军侵占首尔时建的火车站，是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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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竞赛其实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能从中看到特权意识与设计之间的对话。当时项目的发起人是当时首尔2014年连任的市长朴元淳，他希望能通过这个竞赛将公共空间的参与意识回馈给社会，并与此同时激发未来首尔公共空间的发展，限制首尔不断向外扩张的趋势。最终的竞赛由MVRDV，非常建筑，还有几家韩国本土设计公司参加。

最终MVRDV赢的竞赛设计，设计并不复杂，更多的是一种具有新型观念的公众意识在设计中的呈现，并如何使得外来的设计理念转化成本土化的设计意识，承接更多当地的社会公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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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方案竞赛期间，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当地的文脉，包括项目周边参与空间的人的行为，路径，年龄，薪资，以及公共空间类型。项目负责人也会以他在周边生活过的感受，将场地描述的更加的情景化。因为我没有去过首尔，对当地文脉并不了解，因此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各种有意思的故事来刺激设计思路。最后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得出了三十多种外在因素来支持桥的整体设计框架。

而在主体设计中，我们引入了“植物园”概念，渗透到准确的公共空间体系里。

为什么要用植物园？通过“观察”，有几个重要原因：

一，是场地周边环境，有很多当地的盆栽植物，一株一株地放在首尔的中心街道旁，这个现象我们觉得很有趣；

二，荷兰本土的园艺业很发达，并且Winy对于景观植物非常了解，这个设计切入点操作起来游刃有余；

三，整个桥的形态挺像树干和树枝的关系，这个设计思路更偏向于一种感性的认知；

四，是教育意义，植物园本身很强调家长和儿童的参与性，家长能在这座桥上和儿童讲各色各样的植物在春夏秋冬会是什么样子。

还有其他有趣的原因，比如能净化空气等，综合这些思考，我们最后得出了以“植物园”的概念作为首尔桥的设计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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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植物更适合首尔这个环境？我们通过深度的研究，得出了224种植物，以韩国字母表的顺序，在通过线性组合排列我们所挑选的植物，强化隐含的文脉。然后首尔桥这些有趣的分支带动了更多的周边公共空间，希望能通过首尔花园，以及其分支带动起周边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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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竞赛只交了三张图，一张总图一张轴侧以及一张渲染图。然而项目中标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自己深思了一下，觉得首尔政府并不是看上了它的形态而是看上了它能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这个桥在未来很可能会带来更多公共空间，更多公众关注，然后激活周边各种的经济形态，进而带来更多投资方的关注，激活更多投资项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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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桥建完之后，周边的房价就立马涨起来了，这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现象。反观同样在国内建设时实践公众理念的OMA，比如他们当初做CCTV大楼对公共空间的立意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实现。韩国对荷兰建筑师的公共空间设计理念接受度是很高的，因此我们的方法论在韩国是接地气的。

但其实我们在中标后又被叫去开会，原因是因为当地的各种党派对这个方案决议的第一次投票的结果是这个桥不能改不能拆，依旧维持原来车行的功能。为了能让这个愿景能有效落地，我们希望把设计范围放得更大一点，让当地各党派看到未来更多的利益。因此我们开始描绘更广的愿景，让他们感受到这座桥在2050年能给首尔带来如何的美好愿景，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项目在首尔花园周边诞生。

我们以动画的方式做了大概30步的演变展示，描绘从以前非常枯燥的通车用的首尔桥开始慢慢生长到最后我们所希望的首尔桥的形态。最后我们用整套的愿景设计图再次公开跟首尔的各个党派协商，最终方案得到全票通过，后面就开始正式建设。回顾整个过程会发现这种公共建筑竞赛能感受到设计师是怎么和特权意识进行一种有趣的对话，最后达成设计所希望达成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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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带过一下这个设计考虑到的一些和当地公众比较密切联系的设计，其实整个设计是被切分为几个不同的元素去深化设计的。比如扶手，由于考虑到韩国自杀率全世界第一，我们在越过铁轨的区域将栏杆做成了2.5m高的玻璃栏板加防护网的形式，并且扶手的使用和人的尺度关系都要通过深入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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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取的当地植物根茎也是我们紧密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的半径和深度会是影响我们那些花坛设计的尺寸，以及还要考虑它们四季的表情并且与桥体的空间与使用桥的的群众发生的联系。另外我们还会考虑它和周边一些关键公共空间的联系，比如桥底旁边有个火车站，它就需要一个快速直达的电梯，让拿着行李的人能快速抵达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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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夜间整个首尔花园的表情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当时找了荷兰最好的灯光设计师，他给这个项目的灯光设计起的概念是“Galaxy”，让夜晚的每个花坛像银河里的星星。取名Galaxy，又在韩国，三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灯光装置的赞助商，最后他们把这个Galaxy加上又蓝又红又黄又绿会变颜色的装置，我们设计师看完挺不喜欢的，所以我们拍夜景也挑蓝色灯开的时候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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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WARSAW LIBRARY，

LIBRARY AS SOCIAL PLATFORM

第二个跟公共空间相关联的项目是华沙图书馆，这是一个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都很有说服力的竞赛。在场地调研的体验中，华沙是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这也成为后来我们所创造的社交图书馆(Social library)的前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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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就开始做图书馆，而是在观察当今的图书馆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先去研究图书馆怎么发展，大家怎么使用图书馆，甚至思考我们会不会真正地再会像以前那样使用图书馆。借鉴了拉斐尔在梵蒂冈的经典壁画-雅典学院。我们能看出当时的公共性是体现在普通人与哲学家、数学学、音乐家、天文学家一起讨论的空间氛围，街道犹如舞台，大家能有效地交流和表达观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和大家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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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古典学派的壁画，我们说说Netflix的黑镜第二季的一个故事叫_Nosedive (急转直下），这个故事是说这个社会开始用手机软件开始给别人打分，这个女生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但当她到达婚礼现场时的分值已经掉到20几分，周边都是90几分的人，他们都不愿意和她交流。其实我们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让大家比较直观感受到网络控制对于人作为社会角色行为的影响。

图书馆在网络时代的影响下会发生一个怎样的状态，在信息获取如此方便的时代，我们时常缺乏参加公共活动的动力，因此我们就开始深挖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以及如何运用在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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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说说在代尔夫特时上课老师推荐的一本书，Richard Sennett的”公共人的衰落”。

个人觉得这本书很大程度是基于西方语境在说公共行为的一种衰落，人们逐渐以家庭或者个人为单位把生活更加内敛化，更加注重家庭生活而更少把自己放在一个公共语境进行思考。

回看16、17世纪，人的穿着十分戏剧化，人会以一种很戏剧化的角色出现在城市的角落里，在当时语境的公共生活里，每个人都在充当着某种程度上的公众角色。很多时候服饰定义着一个人的某种社会角色，但当服饰的个性化的消解也会带来一定程度上公共角色的消解。但这种公共性由于网络的出现，消解会更加迅速。所以在华沙图书馆的项目中，我们基于场所的特殊性，带来更多的社会混合式的交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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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本身是欧洲塔楼最多的城市，上图是1953年斯大林当时主持做的科学文化宫，253米高。我当时来华沙的时候就去了这栋楼，它的顶上有着公共观景平台，底下有一个少儿的科技馆和一个文化馆，旁边有两个大的公园，所以很多小朋友和家长周末都会来。那时来华沙是谈另一个住宅项目，业主是华沙人，他需要找一个当地的室内设计师配合，逛华沙的时候就发现全华沙基本上都是在谈生意没有什么其他有趣的公共空间活动形式。但这个文化宫倒吸引了我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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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介绍这个设计，我昨天找了找华沙有多少个图书馆，然后发现我们设计但还没落地的华沙图书馆居然出现在谷歌地图上。这可能因为前几天当地片区的一个负责人联系我们要去做一个公众讲座去介绍这个项目，也正是因为要介绍这个项目，我们在当地加大了一定的宣传力度，使得这个项目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让谷歌地图都能出现我们的项目了，感觉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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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当初谷歌的初衷，我们发现，加上我们做的华沙图书馆总共有九个图书馆，有国家图书馆、学院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公共图书馆，而我们把自己的项目定义为社交图书馆，后面我们会解析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项目定义为社交图书馆。在我们的华沙图书馆后紧跟着就是一些犹太图书馆，可以看到他们的藏书量开始大幅度的减少。我们项目定位的藏书量是在华沙图书馆中处于中等位置，大约有一百万本的藏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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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上面是华沙一些主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我们可以看到华沙从2005年开始，海外到华沙留学的学生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加。有可能是因为疫情或者一些其他政策原因，我们也可以看到波兰现在的失业率上升的趋势。不过比起波兰其他城市，华沙吸引了不少外来的和本地的学生毕业之后留在这里。这个现象也是有原因的，包括他们便宜交通、租金，薪水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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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针对不被雇佣的人和拯救失业率，政府首先开始采取了一些新政策，打造了一个叫做Startup的系统。吸引了谷歌startup的入驻，辅助年轻人创业，它先在伦敦和巴黎设置了两个点，第三个点设置了在华沙。说明华沙的确创业氛围比较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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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er Institute 作为一个扶持创业机构，给年轻人提供支持资金和共享租赁设备，为专业交叉提供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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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work在华沙也有五家，在欧洲算是比较多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到阿姆斯特丹只有一家。纵观上述分析，华沙的确是有很多辅助青年人创业的机制模式。

顺着这条主线，我们在设计中提出社交图书馆，就是希望用图书馆的人能成为城市智囊团，就好比startup的人过来进行演讲，让更多人能吸收他的知识，也能在分享和讨论中和自己的知识进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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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传统的图书馆，我们希望图书馆里每个人之间的交流能促进公共社交场景的出现，但这些场景都是基于当地青年人的需求。所以我们的设计把平常看书的图书馆传统功能依附于各层不同偏重的公共功能，两个功能是相串联，从图标里可以看出我们从底部到顶部我们设置了各种层次的功能来满足不同人群的空间需求。

当时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中也有很多人留言说我们这个模式和西雅图图书馆很像，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的确参考了很多西雅图图书馆，比如西雅图图书馆会有很多流浪汉进去看书，整个图书馆真正做到了城市公共客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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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同时我们也通过了网络媒体宣传的这种手段在网络上引起更多的讨论，这也是这个设计带来的某种公共行为。而我们除了宣传之外还能看到大众对这个建筑的评价，以便我们能有更多改进。

留言里有问结构的，有问遮阳的，所以我们解释了我们结构-遮阳的关系，也对开放空间没处理好遮阳的设计进行深化；在这么多通高空间的设计时防火分区该怎么处理；图书馆旁边的肖邦公园和二战纪念公园这些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和这个图书馆是什么关系；底下的咖啡厅在运营层面如何运作。由于政府也关注到我们的宣传，因此也邀请我们去给当地公众做一个相关的讲座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这个设计。由于目前政府资金不知是否能建设如此规模的塔楼，因此一切都只能等待稍后那个在当地举行的宣讲才能知道这个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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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

CHEONGJU CITY HALL，

CITY HALL AS CITY PROJECTION

第三个项目的设计是在中国防控疫情的严峻期，因为自己由于疫情这个特殊原因困在家里同时也在思考一些关于公众的问题，就参加了一个国际竞赛，希望通过竞赛来表达一下所期待的特权意识与公众意识对话的关系，韩国清州市政厅成为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

由于之前在OMA做过三星总部竞赛，在MVRDV也做了好几个韩国项目，接触过不少韩国优秀的建筑师，包括之前也在韩国光州做过一个图书馆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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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设计的很大一部分启发，源自于柯林.罗的《拼贴城市》中关于从上至下的规划行为是否能转化成由市民的参与来界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生活体系，进而来影响特权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来和特权意识进行沟通，来真正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探讨如何以拼贴的手法来表达这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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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投影是当地空间尺度的现状投影

带有城市烙印“老市政厅”保留下来。清州老市政厅作为会议区的枢纽，它将成为公务员和市民之间新的交汇点。它保留了四面的外立面，内部被打开成一个四层高的开放式大会议厅（460平米）。在它的顶部，有一个服务于公务员和市民的咖啡休闲平台。原始肌理的投射成为城市空间记忆的一部分，在规模上与城市大环境相适应，创造了一种和谐的氛围。

新的印迹不仅是对现状的复制，也可被解读为一种新的重述，它赋予城市文脉以新的社会互动。这些互动包括开放的户外剧场、雕塑艺术园、篮球场、滑板公园等。这些互动场景将交还给公众，也将被公众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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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投影是城市生活的投影

正如理查德·塞内特所言，“城市是陌生人相遇的地方”。城市生活应该包容朋友和陌生人。

“到18世纪，当人们把世界说成是一个剧场的时候，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姿态想象出一个新的观众——神圣的苦恼让位给了一种作为观众、愿意享受日常生活中表演的感觉，哪怕有点玩世不恭。”

城市是舞台，市民是演员。正面的城市空间里充满了自发的城市活动，它们作为一种整体形式交织在一起。多样性展示了城市的表情。它不仅是一个整体的活动场地，还需要个体的表演。28459平方米的平台将被全部激活，最终将成为城市活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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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投影是公民身份的投影

公民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享有成员的权利，承担成员的义务。公民身份也是公民参与程度的体现。这个平台不仅是行为的场所，也是参与的场所。这里可以容纳活动的举办，由政府组织、共同运作。同时，公民的声音可以被听到，但也在政府的监督下。

飞地的多样性场所更多的由当地公民的需求来决定。它是具有适应性的场所，而不是固定的空洞。会议室的内部也将根据不同的阶级或党派组织，旨在从不同的方向来处理问题。

我们所保留的旧市政厅也可以被视为权力和公民之间的交叉点。政府执行的措施，更多结合了公民的意识，市民代表与政府，开发商，施工队，人民代表，控制城市发展的形态，从而抵制从上至下的城市规划。

像MVRDV在鹿特丹做的Market hall，国内想搬，意识形态达不到荷兰的状态，无法匹配到一个合适的开发状态。从这件事我们更能体会到公民意识和特权意识之间的关系是能影响到建筑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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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投影是公共空间的投影

100%的公共平台：这是一个由市民安排的28459平方米的公共平台。如今，公共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义务。大多数公民在与国家打交道的时候，都是以一种默许的精神来对待，但这种公共关系的范围比政治事务要广泛得多。市民机构入驻公共空间可以订场，比如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有活动，也可以预约这个场地举办音乐会等。

在城市语境的微观范围内，它与文脉是多重关联的，其可达性是周边不同方向道路的反映。屋顶平台也是给大众的平台，24小时开放活动，吸收多方人流。同时，它还通过一条对角线连廊连接场地的南北两侧，穿过市政厅、也即公共会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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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投影是集体的投影

城市的集聚：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经济状况的人一起生活，这是当今社会面临最迫切的挑战。而这个新平台将是一个集聚。

场地的集聚: 作为一个整体，清州需要呈现顺畅的工作合作和高效的沟通。第一个整合是将9220平方米的工作场所浓缩成一个塔楼。其构成体现了高效的工作流程，通过6部快速电梯和一体化楼梯连接，实现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高效的工作模式。塔楼还容纳了4700平方米的附属空间和公用空间，它包括休息空间、健身房、电脑室、文件库等，激活一楼的公共空间以及未来的城市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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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投影是知识体系的投影

作为一个知识型社会，其理念是公共资源需要共享。对于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参与到公共领域—城市的政治事务中，是一种公民责任。新市政厅邻近有很多教育设施，如清洲大学、清州上堂市立图书馆、忠北职业教育学院等。随着不同的教育活动和社会公共讲座，这里将成为学生们的知识平台。同时，在政府机构做决策时，这个先进的知识平台成为由高校、政府、地方代表专家组织的 “城市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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