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话艺 | 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视角——汪曾祺与萧乾的北京胡同

【语言建构的世界】栏目之“文心话艺”

1923年，俞平伯与朱自清同游秦淮河，各自写了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风格不同、各有千秋而传世，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名家都不怕“撞衫”，我们写文章还怕什么”别人已经写过了的“？

我刚重游南京秦淮河、夫子庙，本想再回味一下那两部名篇，但不知何故，却突然由南及北，想到了北京胡同，想到了萧乾和汪曾祺同样也有兄弟篇，遂决定先读这两篇。

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视角

——汪曾祺与萧乾笔下的北京胡同

随笔 / 小秦

汪曾祺和萧乾同于1993年写了关于北京胡同的散文.汪曾祺2200字，萧乾1500字，都是教科书级的散文。

萧乾文从多个时间角度来描写，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胡同情感的流动，正如我们对自己家乡的感性依恋；而汪曾祺文像漫谈和点评，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外地人的视角。

对当地人来说，胡同好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历着酸甜苦涩的过往，属乡土散文。

对外地人来说，胡同好像一扇扇尘封的大门，承载着厚重多彩的文化，属文化散文。

高手文笔，往往不拘一种文体，像汪曾祺的散文，夹叙夹议，不时还有小说笔法的描写，还善于写对话，通过对话来传神。

沈从文曾对汪曾祺写的对话点拨道，“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一句话点醒了汪曾祺，还须得认真观察生活，揣摩人物内心，而不能去编造。

对话不仅是描写，还是叙述。这是金宇澄小说《繁花》给我们的启示，《繁花》里的对话，连引号都省了，行文一气呵成，对话与叙述融合得天衣无缝。

汪曾祺从北京城四方四正的特征写起，到胡同的切割功能，视觉化的方正、稳妥、安全、封闭、保守……从民居到居民的关注，从建筑到人群的映射，由表及内，由浅入深，不断深入，写到民族心理，写到家国文化，“形散神不散”。

建筑与文化，很难说清因果，很多只是相关性，或者互相印证、参照，是一种共现或者全息的关系，就像在任何一滴水中都可以见到大海，这需要思辨的深度。

两位作家对读者的预期也有所不同，萧先生是对自己的同乡知音，汪先生是对更广泛的读者，但都能引起共情、共鸣。萧乾是第一人称写作，写的是乡愁。汪曾祺是第三人称写作，写的是文化之愁。一个是痛惜，一个是惋惜，一个是呼吁保护，一个是顺其自然。

相比于萧乾呼吁的保留胡同，汪曾祺的道别同样也是很不舍的。旧城该如何保护？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拆吧，历史没了，重建吧，失却古味。

汪先生认为胡同终会消失，我们认为还会以某种新的形式延续，比如依托社会的力量，除了民间公益基金的投入，还可有商业资本的运营，比如设置民宿，以租住带动养护，也能保存一些，不一定都用国家博物馆的方式。

所以，对“商品经济时代”的评价，我们也要一分为二，有弊也有利，所谓“仓廪足而知礼仪”，在新时代保护和传承传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在与时俱进，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要“寻根”，找到我们的精神家园，而非一味怀旧感伤，“既然青春留不住”，就要多做点有益之事、有见地之思，多传承一些精神。越是富裕了，越要找到初心。这也是对社会、对国家的关心。

请读原著：

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去读：

1 北京胡同有哪些特点？试着从当地人和外地人的角度去观察。

2 胡同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形态？请结合文明的特征，结合家与国。

3 如何从民居建筑（一方水土）看一方人的性格特点？

4 对胡同文化的没落和消失，作者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胡同文化

汪曾祺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赚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库、王垿寺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

老北京的小胡同

萧乾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的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羊倌）胡同出生的。七十年代读了美国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九十年代一位摄影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学的崇实学校（今北京二十一中），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张。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十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的”（锔（jū）用锔子连合破裂的陶瓷器等）。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嗞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甜螺蛳”，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粘乎乎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爷——太（哎）太——有那剩菜——剩饭 ——赏我点吃吧。”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憷，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沙雁，做工精细的风筝。下文中的“屁股帘儿”是一种自制的简易风筝），穷孩子也能有秫秸（秫秸shújiē，去掉穗的高粱秆）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一九九三年十月六日（选自《萧乾散文》

（此文选自上海市七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第1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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