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4位亿万富豪的地摊往事

撰文|季札 视觉|木鱼

▲1990年代，锦江边向老外兜售银元的一位成都摊主。By刘陈平

谁也没有预料到，2020年有一波地摊的“行情”。

本文要说的四位巨商，赫赫大名，如今身家亿万，其共同点是过去都摆过地摊：“杨百万”杨义安；声名远播的“言行美好”刘氏四杰之刘永行；“会展之王”邓鸿；店员可以帮你去打听对面打架是因为啥子的海底捞老板张勇……

当年他们摆地摊的布，如今浑如一张大大的风吕敷，把我们都包起来了。

出摊对成都来说，不奇怪。

成都商风极盛。现在有人觉得“扬一益二”是对成都的赞扬，但唐朝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就已忿忿不平，他觉得论经济繁荣，当时扬州还赶不上成都一半。

这个论点似乎诗人也同意，那边厢“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边厢“窗含西岭 门泊东吴”，每天都站在码头上噼里啪啦算FOB、CIF价。

蓉城商业积习顽强到什么程度？wen革中也未能“赶尽杀绝”。

殷明辉先生曾在《卖“夜光皮鞋”的年轻人》一文中，记述了wen革年间历久不衰的忠烈祠东街会府的早市。“交易在天亮之前夜幕仍浓时进行，临街摊贩多达数十，无街灯处手电照明，大都是旧衣服和翻新皮鞋，买卖兴隆。”

最奇妙的是，有的人专做“夜光皮鞋”生意。所谓“夜光”，指的是经过一系列翻新，将一双双残破不堪的皮鞋，处理得宛如童话中熠熠生辉的佳品；然后在朦胧夜光、浓郁雾气中相因卖，顾客很容易被“麻倒”。

我甚至觉得成都人有“夜光”情结，因为多年后这里出产的一款汽车，叫“夜明珠”。

这四位巨商的地摊岁月，我们从年长到年幼者一一说来。

▲一度热力四射的春熙路夜市。By刘陈平

有点年龄的成都人，都知道“杨百万”。

为了拉近和现在成都人的关系，这样说吧——你肯定见过“狮子楼”嘛？

不是武都头从楼上飞叉叉跳到街面上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是川菜狮子楼。

那还是杨百万家的产业，至今。而且现在还开去了纽约。

▲1998年。成都东风电影院门口的背篼串串。By刘陈平

1985年刘震在《处女地》杂志第一期发了一篇《杨百万》，这样描述当年的成都青年路：

成都市中心的青年路，是经营日用百货的个体户市场。在这里，多少顾客买到了自己喜爱的商品；多少待业青年找到了职业；多少个体户由穷变富，由小变大……

但“杨百万”不是青年，他是被时代耽误的商业老人。

“杨百万”本名杨义安，广汉三水镇人，青年路创业时期，已过花甲。

报告文学写到，1980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与老伴刘淑琼蹬着一辆三轮车在青年路摆起了地摊。”

他的儿子杨祖伟回忆，父亲杨义安当时很激动对他说，“政策放宽了，可以做生意了。”

“儿子，我们有机会了。”

经商之于杨义安并非现学，1949年之前他就是商人。

他十几岁就到广汉县城德昌百货店当学徒，人很勤快，无论生意上的活计或老板的家务活都抢着干，而且经常琢磨如何把生意做红火。

他研究业务达到入迷的程度。有年冬天，为了了解一个穿着时髦的丝光袜的女顾客，知道她在哪里买的袜子，他不得不跟踪对方，在街上一脚踩空，跌进了粪凼，但终于得知那是上海产的“工”字牌，高兴得不得了，随即到成都为店里进了一批工字牌丝光袜，十分畅销。他却因此害了一场寒病，脸和手指、脚趾都脱皮、发白。

学徒期满，杨义安在亲戚资助下自己开了一家永昌百货店，后来又跑宝鸡、西安、郑州等地做行商，两头经营川内外的缺俏货，后来又兼做金银生意，到大时代变化时，生意已做得相当可以。

▲当年的汽配一条街，广告牌如林。By刘陈平

五十年代杨义安做过一家商行的经纪人，代理过新太隆百货商店的经理，还成为一个酒精厂的股东。一九五六年作为职员参加公私合营。一九五七年以后，他炼过铁、喂过猪，在东城区蔬菜公司的小店跑过运输，卖过饮食，当过锻工，最后在中新街汽配组退职。

在一个如此低的新起点背后，迥异于别人的是他几十年的练达。

开始，杨义安没敢存多大奢望，每天辛辛苦苦早出晚归，卖掉几件衣服回或小零碎，赚头仅够全家生活。

后来使他生意大翻梢的，是自产自销彩色尼龙蚊帐。

▲90年代，新华公园附近路上洗车的“新行业”。By刘陈平

当时彩色尼龙蚊帐还是个稀奇东西。此前几年，只有—些云南知青从缅甸边境捎回成都，但未普及。八十年代初，成都一些大商场开始经营，价格昂贵，仍得到消费者赏识。

杨义安—家敏锐地预见到彩色尼龙蚊帐即将成为新潮流行商品，便打起了自产自销的主意。

杨义安到人民商场、总府街等处看样式，买样品，又根据顾客意见，自己画图案、尺寸，叫老伴和女儿裁、缝，将蚊帐方顶改为圆顶，大受顾客欢迎，一床蚊帐能盈利十多元。有的顾客主动交订金，生怕买不到。

杨义安正待扩大经营，原料却卡了壳。正如看样品时被国营商店的营业员认出是青年路的“串串”而遭拒绝一样，百货公司批发部也因他是个体户不卖给他尼龙纱。杨义安跑遍成都，一无所获。

他正待去云南或下广州进尼龙纱，打听到邛崃县二轻局进口了一批日本尼龙纱，正愁销不出去，杨义安闻讯高兴得一夜没合眼。他第二天顾不上吃上饭就赶车奔去邛崃，好说歹说，签下分期运货、分期付款的合同，交了两千元押金，将那批价值二三十万元的尼龙纱全部吃了下来。杨义安卖一批蚊帐进一批货，进入良性循环，生意格夕红火。那批货让他足足自产自销了十四个月，营业额突破百万元，向银行存入26万元巨款，在青年路的新富中首屈一指。

1980年代，去银行存26万的成都人，而且是个人，不是单位——银行职员已经傻了吧。

▲1993年，春熙路上一家火锅城的广告艺术。放在当下，仍然是前卫的。By刘陈平

“杨百万”的大号传开了，称道者有之，眼红乃至嫉恨者亦有之。树大招风，流言不断。直到他在青年路上重新露面，给了疑虑者“定心汤圆”吃，青年路上摊贩立刻增多。

这里90后可能读不懂。这样说吧，当时其实还没有工商所，叫“打击投机倒把办”。

经商一度涉嫌违法啊，童子们。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中旬，“百万蚊帐商店”在青年路正式开张，这是青年路个体群体中的第一个金字招牌，“杨百万”的名声越传越响。

“杨百万”神话，对人们的影响、冲击比后来的亿万富翁还要大。

他给成都人思想、情绪、心理、观念的摇撼，无异于一场强烈地震，迅速强化（注：或说复原）了成都人的商业意识。

我们想说的是，看看狮子楼在2015年之后的变通和发展，你就知道一个商人如何在时代中变化。

当时几十道菜品，30元以上的只有三道菜，最便宜的素菜只要2元钱。“过去人均消费要150至200元，现在只需要50至60元。”

一度“狮子楼”也取了下来，变成“大同味”。

现在，狮子楼三个大字，又再度出现在二环那里。

杨百万走上青年路的1980年，刘永行也摆起了地摊。

当然，他比杨义安要年轻得多，当时只有32岁。

1978年恢复高考时，刘永行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他翻出教科书，挑灯夜战了两个月。没有想到，刘永行竟然一不小心考了新津县理科第一，进入成都师范数学系学习。

但是，出来工作之后，他仍然要面对现实的生活问题。

1980年，为了满足儿子“过年能够吃肉”的愿望，刘永行摆出了地摊——他的地摊不是卖东西，而是技术型的——专门修理电器。当时的电器，也就主要是收音机。

十几天就赚到了300元。

那个年代300块相当于普通公务员几个月的工资。

▲店面装修仍坚持营业的90年代成都商铺 。By刘陈平

1982年8月，四兄弟（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召开家庭会议，一致决定辞职做生意。

兄弟们卖掉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家当，凑了1000块之后准备大干一场，从养殖业开始。

在1983年底，孵出的小鸡、小鹌鹑共6万只，还有了11个客户，成绩喜人。

1984年的一天，资阳县的一个养殖专业户给他们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

这笔订单带来的不是好事，而是一场灾难。四兄弟借一大笔钱买种蛋，孵化2万只小鸡运送给对方，不久就收到消息，对方跑路了。后来才知道，2万只小鸡运输中就闷死了一半，另一半因为养殖场着火都被烧死了。

兄弟四人陷入了绝境。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决定面对困难。大家决定将8万个鸡蛋搬到城里去卖，8万个鸡蛋四个人卖，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们完成了。

1985年，刘氏兄弟在成都青石桥的批发总店每天能卖出约300万个鹌鹑蛋。两年后，刘永好将10万只鹌鹑宰杀，进入猪饲料行业。

兄弟四人协力，先后养鹌鹑，卖饲料，楞把“希望”饲料做成销量全国第一。1993年，四人平分股权，分头发展，刘永行掌控东北地区，成立东方希望，并在山东投资建设10家饲料厂。

后来的故事，无需在这里多说了。

▲90年代，北门大桥，三轮车夫将模特搬进商铺。By刘陈平

杨百万一将功成，此后十年，成都掀起了三次全民经商热潮。

1984年至1986年，主题为“离职”。

邓鸿就在这一波大潮中宣告出山。

上文我们说过，此前经商还是“没有办法”的选择，经商对当事人是生计所迫。

而到1984年前后，一批新的经商者产生了。所谓新主要是指他们的背景和素质。他们或者错过了大学或不屑于读大学，都有职业，但职业大多非个人所愿。

他们热烈地拥抱这个可摆脱现职人身依附关系的机会。

出生军人家庭的邓鸿，1985年底已是正营级干部，此时领导正要提拔他，但他选择转业。身边的人对于他的选择都觉得不可思议。邓鸿后来曾说，“不喜欢束缚。”

转业后，邓鸿做过很多行当。小时候学过国画，他最初是以给人画路牌广告为生。

▲2019年邓鸿在微信朋友圈还发过这张照片。1986年11月，他和罗伦健、王发林一起搭起竹架子，画的这张巨幅宣传画。

在没有打印的时代，画画其实很来钱，这张大幅海报一共收了3000元。

之后，邓鸿又开始在成都青年路“卖吼货”——站在地摊旁边，一边用手甩着牛仔裤，一边高声叫卖。

成都商业风气之先，开拓新潮流的是青年路摊区的崛起。

青年路成气候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定关系关系。成都市区的实际中心点在提督街的文化宫，青年路平行于文化宫以南近―华里，正好位于成都最繁华的文化宫、盐市口、春熙路金三角之间，而且背倚热闹的东大街，西口正对盐市口成都最大的百货店人民商场。

青年路宽不过二十米，长不到一华里，周围的小街相对僻静，恰好留出了自我发展的余地。约从1980年起，一些人自发地在这里以街为市摆地摊，贩卖各种日用百货。

这是经营方式上的一场革命。在此以前，只有贩卖农副产品的自由市场如此经营，人们买日用工业品都得进商店看营业员脸色，价钱均由商家决定，不可议价，也不能仔细挑选，每次请营业员从货架柜台取拿一次商品，都有劳驾对方的感觉，顾客拘束、心理压力大，已经习惯了花钱买罪受。

到1983/1984年，青年路的名气已传播到全国，与武汉的汉正街、广州的高第街一样驰名远近，盖过了素有成都的王府井、南京路之称的春熙路。从早到晚市声鼎沸，即使走马观花转一遍也要半天时间。

机遇，就在日常之中。

1988年底的一天，邓鸿经过繁华的春熙路，他看到街口的亨得利钟表店（当时在春熙路北口，就是现在很多人照相的群塑像附近）贴了一张告示，要招标装修公司，预算60万元。这是成都当时客流量最大的一家商店，从没做过装修的邓鸿立即主动上门应标。

他称自己不收分文，垫款给亨得利做装修，还免费帮后者出租二楼库房。这样的好事自然吸引了对方的兴趣。邓鸿免费的条件是：亨得利在一楼给他一块一百多平米的铺位开店，不收租金。对方同意了这一方案。

邓鸿迅速成立了一家装修公司，在报纸打广告称，优惠出租亨得利摊位。“都是一米一米出租。”叶鹏介绍。常年在成都青年路与春熙路的地摊主们，纷纷搬至亨得利摆柜台。由于有优惠政策，很多摊主都季付、半年付，甚至年付租金。同时，邓鸿还出租了二楼墙面广告位。

邓鸿迅速收到大量预付租金。他用这笔现金完成了店面装修，付完二楼出租底价之后，仍有不菲结余。他随即从广州进了一批服装，开了一家女性高档服装店，店名叫“红房子”。这是成都第一家女性高档服装专卖店，生意火爆。

老友叶鹏曾认为，这是邓鸿的转折点。

这段“摆摊摊”的经历，是邓鸿最得意事之一，他常常会讲给身边人听。

他对这座城市的眼光，有同样的独到。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在沙湾会展之后，又在21世纪初相中了当时尚是荒芜之地的世纪城会展之地。

邓鸿的多个项目择址，几乎让人想起了1940年代太平洋战争时美军的“跳岛战术”。从沙湾到高新，再到江口水镇，时间总是证明了他的犀利眼光。

▲远处的环球中心，世界最大单体建筑。背后隐有一个曾在春熙路摆摊的商人。By 木鱼

张勇很勇。

去年8月29日，福布斯发布了2019年新加坡富豪50强排行榜，海底捞老板张勇以138亿美元（约合989亿元）身家，击败位居榜首10年的远东机构黄志祥和黄志达兄弟，成为新加坡首富。

1971年，张勇出生于简阳。初中成绩一般，加上家里生活困难，就在父母的安排下进了一所保证分配工作的技工学校学电焊，最高学历是中专。

和同时期出生的商界大佬相比，张勇只能用“没背景、没学历”来形容。

所以他的选择特别简单——1994年的夏天，他脱掉了电焊工人的工作服，拉了4张桌子，在街头摆起了麻辣烫小摊。

张勇后来说自己不爱吃火锅，因为过去摆地摊的时候，每天忙到凌晨后都吃别人剩下的火锅。

▲1998年，在展览馆二楼开户的人排班站队。当年这里有信托、国泰、华夏等几家证券交易公司。By刘陈平

在内部培训中，他曾经讲起过小时候附近一个邻居摆摊的故事。

细节这里不说了，总之，艰辛到残忍。

他甚至对艰辛直言不讳。尽管很多人说张勇很温馨，他也直白地说过，“（公司的）家文化本身是他们的想象，是媒体、(黄铁鹰)教授还有我们员工自己想象的”。

摆摊是个街头的营生，但发展到现在，张勇还在脚踏实地。

▲2015年8月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封面。

海底捞仍旧是餐饮业一个“现象级公司”，张勇还得继续为海底捞筹谋。

“我怕风停，我就摔死了。”

5年前《中国企业家》杂志写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悲壮。

5年后，入籍新加坡并成为首富的张勇，于“悲壮”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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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他们的故事，你想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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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这些大佬都练过摊

一批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家，当年也曾是摊主。

柳传志

1980年代，柳传志拿着中科院计算机所给的20万开办经费“不知道去干什么”。

于是，包括柳传志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当过“倒爷”、“板爷”，在中关村拉平板车去卖运动服装、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

宗庆后&任正非

1987年，宗庆后和两位退休教师组成了一个校办企业经销部，主要给附近的学校送文具、棒冰等，当时已经42岁的他开始蹬三轮车送校簿、卖冰棍。在送货途中宗庆后发现很多家长烦恼学生营养问题，一年之后他带头做出了一款儿童营养液叫“哇哈哈”。

同一年，因为损失200万元物资而被南油集团开除的任正非，拉着5个朋友众筹了2万元成立了华为，先后卖过保健品、减肥药、火灾报警器等，在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代理香港的交换机，正式进入了通信行业。

陶华碧

20岁那年，出生于贵州遵义某偏僻山村的陶华碧（原名陶春梅）结婚，之后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没过多少年，丈夫离世，留下她和两个儿子。由于从小没上过学，目不识丁的她为了生存，开始以卖米豆腐（贵州当地的凉粉）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

当时为了制作米豆腐，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她得赶最早的一班车到5公里以外的油榨街采买。可当年车少人多，她经常因为背篼占地方而被司机制止上车。直性子的陶华碧有时还会跟他正面杠上几句。每次采购完都得背着差不多100斤的东西回龙洞堡。

1989年，她在龙洞堡贵阳公安干校的门口靠拾砖头搭起了一个棚子，取名“实惠饭店”（其实也就是个小摊），专门卖米豆腐和凉面。周边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开车路过的司机经常光顾，其中，她亲自制作的免费提供的豆豉辣酱、香辣菜、酸菜等调味咸菜备受欢迎，甚至很多人是特地来吃咸菜的，还有人吃不够想出钱买走。

就这样，米豆腐生意越做越差，辣酱咸菜喧宾夺主上了经营C位。后来她便办起了食品厂生产“老干妈”。

马云

1992年，马云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青年教师，28岁，工作4年，每个月的工资不到100元。在辞职之前，马云便开始了创业，当时在杭州，需要翻译的人很多，然而偌大的杭州城却没有一家翻译机构，身为英语教师的马云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利用自己教英语的优势来创办一个翻译社。1994年，杭州第一家正式在工商局注册的翻译公司——海博翻译社成立了。

当时经营举步维艰，翻译社一个月的营业额是200多块钱，可光房租就要700元。第一年实在不行了，马云就背着口袋到义乌、广州去进货，卖礼品、包鲜花，甚至还有内衣和袜子。用这些钱养了翻译社3年，才开始收支平衡。

蔡文胜

创办美图秀秀的蔡文胜，1985年和中学同班同学姜盈谦各自找家里借了500块钱，一起在石狮大仑街摆地摊，“我还记得那时候卖的是计算器、傻瓜相机、化妆粉饼，有时一天能赚百来块钱。赚了钱我们就去买万宝路，要知道当时年轻人都是按根买香烟的，而我们一买就是一包。”两年后蔡文胜赚了点钱，先给自己买了一条金项链。

周鸿祎

1988年，刚进西安交通大学没多久的周鸿祎，和同学打架生活费被抢走，不得已只能去学校门口摆地摊，卖用过的高考参考书。就在摆摊的时候，周鸿祎发现有人用电脑算命很赚钱，于是自己也编了个小程序，然后叫了两个同学，到电影院门口摆起个小摊，写上“电脑算命”。生意不错，这让他挣了好几百块。

罗永浩

1990年，因为“厌学”高二就早早退学的罗永浩，摆起了旧书摊，还曾以短期旅游身份去韩国销售中国壮阳药及其他补品，倒卖过走私车。有了这段丰富的经历后他去过传销公司给学员上课，为后来的直播带货埋下了“伏笔”。

此外，包括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早年在中关村摆地摊卖光盘；新奥集团创始人王玉锁，早年曾摆地摊卖过啤酒、葵花籽等，甚至还卖过女式内衣；收藏界传奇人物刘益谦，早年开过出租车，在上海城隍庙摆过地摊等等。

（综合整理）

资料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黄剑

杨百万，刘震 《处女地》杂志1985年第一期

水漾成都三千年 李政

其他细节 一一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