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土豆、棉花…… 那些影响中国的洋作物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橡胶、红苕、土豆和棉花是外来的“洋作物”，然而，作者却从历史中抽出这四种外来洋作物，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地还原它们落户中国的情形，从而编织出一张灿烂如锦的地理历史图卷；也许，更重要之处在于，通过这四条历史线索所串起的历史事实，心平气和而又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重温一次开放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意义，我们会更温馨而自信。

从腾冲到盈江，公路蹿高伏低，灵动如蛇，时而旋进深山，时而坠入平坝。车窗外，阳光明媚干燥，气温如内地三四月。花了近两个时辰，跑了上百公里路，我只是为了看一株树。一株在动辄几百年上千年的古树家族里，树龄只有110多岁的堪称年轻的树。然而，这株年轻的树，却是第一批这种落地中国的树中，历经百年风雨后的硕果仅存者。

这是一株橡胶树。中国橡胶母树。

峰回路转，当我终于来到盈江城外的凤凰山麓时，在一片起伏的橡胶林中，阳光透过树梢，地上布满零乱的光斑，我找到了那株被围起来的中国最年长的橡胶树。

那一刻，几句著名的诗蓦然涌上心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是的，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漫长历史上，尽管有过闭关锁国的蒙昧，但交流与沟通才是人间正道。在交流与沟通中，那些越境而来的洋作物，它们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繁衍生长，悄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中国橡胶母树和它的子息

在盈江县新城乡，在与橡胶母树一峰之隔的山的另一端，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墓园。墓园前，是孙中山亲笔撰写的挽联：边寨伟男，辛亥举义冠遇春；中华精英，癸丑同恸悲屈子。

这位被孙中山比作常遇春和屈原的逝者，他的名字叫刀安仁。

像是为了让人联想起刀安仁与橡胶母树的关系，在他的墓后，有一条小道通往凤凰山，循了小道走过去，就能看到那株二三十米高的中国橡胶第一树。

自元朝至民国，今天的滇西德宏一带，由十个土司分别统治，刀安仁就是十大土司之一干崖土司的第二十四代继承人。这个从出生起就注定将是一个小王国土皇帝的人，他的人生迥异于他的列祖列宗：早年，他组织抗英8年。后来，他让弟弟代掌土司，自己出游多国。在日本，他与孙中山结识并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活动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即由他捐赠而来。辛亥革命前，刀安仁组织了腾越起义，被公推为滇西国民军都督。1913年，当他在北京去世时，年仅40岁，被民国政府追授上将军衔。

这位传奇人物，在当地人印象中，“是个喜欢新鲜事物的人”。冲州撞府的经历，见多识广的眼界，使他热衷于新事物，并常有将新事物引进盈江的冲动。比如，他第一个把足球带回盈江，这个边远县份已有超过一个世纪的足球发展历程。至于橡胶树，更是刀安仁引进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少有人会想到，我们的生活居然与生长在热带的这种常绿植物息息相关。生活中，橡胶制品无处不在：从车轮到胶管，从雨衣到电缆，从电线到胶带，甚至包括激情似火的套套，合成橡胶出现之前，它们都由橡胶树提取而来。

大戟科的橡胶树原产美洲，它的故乡是高温高湿的亚马逊河流域。用刀割开树皮，就有白色的胶液从树干深处流出，印第安人把它称为流泪树。世界上，印第安人最早学会了利用橡胶，用它制成简单的器皿或皮球。

1876年，英国人亨利·威克姆把7万枚橡胶树种子从巴西运回英国，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温室里，7万枚种子长出了200多棵树苗。彼时的英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其中位于亚洲的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地处热带，适合橡胶生长。于是，这些树苗被带到了东南亚，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几十年后，其产量竟超过了原产地巴西。

1904年，年轻的刀安仁前往日本，当他路过当时还属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时，他看到了满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橡胶树。对这种大名鼎鼎的热带作物，他当然早已有所耳闻。但它们能否在自己的家乡茁壮成长呢？刀安仁心里没底，但还是决定试种。他当即买了8000株树苗，托人运回老家，栽种在盈江凤凰山上。这是橡胶树漂洋过海，第一次扎根于中国土地。橡胶树的寿命约为60年，114年后的今天，8000株当年的橡胶树零落殆尽，只余下最后的这一株兀立残阳，直刺苍穹。

就在刀安仁把橡胶树引种到盈江的第二年，一个叫何麟书的人把橡胶树引进到海南。海南纬度更低，更加靠近太阳直射的赤道，因而也更适合橡胶树生长。

100多年后的今天，当初何麟书种下的橡胶树，仍有一部分继续存活。

橡胶分为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天然橡胶的原料就来自于橡胶树。天然橡胶不仅品质比合成橡胶更好，并且，合成橡胶出现之前，天然橡胶就是唯一。

历史上，橡胶曾经深刻影响过人类进程。二战中，各国对橡胶的需求空前增长，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为了获取东南亚的橡胶及其他资源，放弃了北上进攻苏联计划，转而南下——这之前，日本不得不偷袭珍珠港，以便击败美国太平洋舰队，从而扫清绊脚石。倘若不是日本对包括橡胶在内的战略资源的渴求，二战可能将是另一种走向。

上世纪50年代，新兴的共和国遭到西方封锁，橡胶在禁运之列。为此，共和国决定发展天然橡胶。在刀安仁把橡胶引种盈江和何麟书引种海南之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橡胶只能种植在南北纬10度以内的赤道地带。但刀安仁和何麟书的尝试，不仅纠正了理论的谬误，也为上世纪50年代在云南、海南、广西、广东大面积发展橡胶提供了范本。

在刀安仁故居，有一幅他中年时的照片。浓眉细眼，留着那个年代很时尚的小胡子，乍一看，有点像孙中山。这个来自边远山区的末代土司，引种橡胶，只是他多姿多彩一生中的一个偶然之举。但恰好是这个偶然之举，让我看到了盈江和德宏遮天蔽日的橡胶林。中国的橡胶工业，也从这个偶然之举起步，如同涓涓细流，终成万里长河。

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川南农村度过的。天底下俱是一色的紫丘陵，如同千万只坚挺的乳房。这本是精耕细作农业区，但在30多年前，一年里，农民仍然有相当长的时间只能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饥饿的结束是农历十月左右。那时候，漫山遍野的红苕成熟了。白天，农民集体挖红苕，晚上，大凡还走得动的人都带了各种家什——箩筐、背兜、竹篓——前来把自家分到的那一份运回去。哪怕夜色已深，家家户户仍然固执地点燃柴火，煮一锅新鲜的红苕，一家人饱餐一顿，打着嗝扶着墙上床睡觉。这时候，鸡已经叫头遍了。

红苕的收获，意味着至少有半年不再饿肚子。尽管红苕算不上可口，并且红苕吃多了，会有烧心反酸的难受。但是，那个年代，填饱肚子就是天底下最硬的道理。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的是，红苕这种乡间最普通的作物，竟然也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安抚我们这些悲伤之胃的。

红苕学名甘薯，又称白薯、金薯、地瓜、山芋、番薯。从最后一个名字可以看出，它来自境外。所谓番，《辞海》的解释是：九州之外，谓之番国。这个红苕原产的番国，据考证，就是今天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和中美洲的墨西哥。

15世纪大航海时代，哥伦布把红苕从美洲带回欧洲。此后，大约在16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水手们又把它引种到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1608年，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发大水，水稻几乎颗粒无收。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丁忧在乡，当他盘算种点什么作物应急时，他想起了江南还没人种过的一种洋作物，那就是红苕。这之前，他的门客、老家在福建莆田的徐某曾多次给他送过。徐光启试种后，发现它的产量非常高。这位优秀的农学家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在人口众多的地区推广红苕，势必能养活更多人丁。特别是灾荒之年，红苕将成为救命粮。徐光启总结种植经验，写下了如今已失传的中国第一本关于红苕的专著《甘薯疏》。

徐光启是富于远见卓识的。他在写《甘薯疏》时，红苕引种到中国沿海不过10多年。红苕来到中国，根据现存史料推测，应该有几条线路，由不同的人多次引至沿海不同地区。

红苕引种史上，陈振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93年，前往吕宋经商。吕宋，是菲律宾北部的一个10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在那里，陈振龙第一次看到了红苕，并从当地人那里得到了作为引种之用的红苕藤，还学会了栽种之法。这样，当他回到故乡长乐时，红苕被他种进自家地里。后来，福建因大旱导致饥荒，陈振龙的儿子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广种红苕救灾。

果然，就像徐光启试种那样，红苕既耐贫瘠，又易于管理(徐光启所谓“枝叶附地，随节生根，风雨不能侵损也，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更重要的是，红苕产量极高，“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民众，时时面临倒下成为饿殍的危险，红苕的出现，无疑雪中送炭。从此，“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入清后，陈振龙的后人陈世元把红苕引种到山东和河南，陈世元的儿子陈云和陈燮再引种到河北和北京，以至于“大河以北皆食其利矣”。

与陈振龙引种入境的轻松相比，另两个引种者的经历却充满艰辛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

万历八年(1580)，广东东莞人陈益与人前往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到了安南，受到当地酋长盛情款待。每次宴会，总有红苕上桌。陈益觉得它“味甘美”，动了把它引种回国的念头。然而，当时安南不许红苕出境。陈益悄悄贿赂酋长的仆人，才获得了苕种。就在他带着苕种匆匆踏上归途时，酋长获知了他的阴谋，发兵追捕。幸好陈益的船遇上顺风，才及时逃脱。两年后，陈益在家乡种植红苕，其后“种播天南，佐粒食，人无阻饥”。

另一个惊险故事也发生在安南——两相印证，也说明安南禁止红苕流出的规定是真实的。

《电白县志》说，“相传番薯出交趾(今越南)，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违者罪死”。电白人林怀兰的职业是医生，他行医于中越边境时，医好了越南守关将领的病。当时，越南国王之女患病已久，守关将领把他作为名医推荐上去，林怀兰果然妙手回春。一天，国王赏赐林怀兰吃熟红苕，林怀兰表示想吃生的。在咬食几口后，他把剩下的半截红苕悄悄藏在怀里带回国。就是以这半块还带着林怀兰牙印的红苕为种，红苕很快就“种遍于粤”。

红苕进入中国，除了上述的海路记载外，还有陆路从印度和缅甸进入云南的说法。

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大一统的承平时代，人口数量也多徘徊在1亿以下，直到宋朝，人口终于突破1亿；明朝时则超过了两亿。但是，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大动乱，清朝定鼎天下时，人口已只有6500万。从清初的6500万飙升到乾隆时的4.3亿，只用了1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红苕在内的洋作物引种中国，引起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以四川为例，原本人烟稠密的天府之国，清初，竟只有区区80万人口。清政府不得不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政策。随着移民进入四川的，就有插根藤子就会结出一串串甘甜块茎的红苕，以及同样来自美洲的在高寒山区也能茁壮成长的玉米，在它们的滋养下，四川人口急剧增长，很快超过前代。

在我老家，今天仍种植漫山遍野的红苕和玉米。不过，红苕用来喂猪喂鸡，玉米喂猪喂鸡外，还用来酿酒。总而言之，这两种被乡人称为粗粮的东西，过去，它是果腹的救命粮，今天，除了偶尔尝新，它早已退出了餐桌。沉默的餐桌，它是人类进步的见证。

那些吃土豆的人

印象派画家梵高有一幅作品，题为《吃土豆的人》。画面上，灯光昏暗，四壁黝黑，一家人围坐桌前准备吃晚餐，主食是热气腾腾的土豆。这些吃土豆的人，他们面对简单的晚餐，眼睛里流露出渴求与感激之光。

梵高创作此画是在1885年，其时，距法国人用土豆解决北部饥荒，刚好过去一个世纪。

土豆学名马铃薯，又称山药、山芋、山药蛋和洋芋。和红苕一样，它同样起源于美洲，是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对人类的伟大贡献。16世纪，西班牙人在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中，土豆也如同战利品一样被带回欧洲。不过，相当长时间里，土豆并没有走上餐桌，至多作为一种远隔重洋的新物种出现在王公贵族的花园里，让人联想起风急浪高的大西洋彼岸，居然还存在一个刚发现的新大陆。土豆咸鱼翻身，从观赏植物上升为农作物是在1772年。这一年，巴黎医学院那些严肃得像一块钢板的学者们非常严肃地宣布：土豆是可以食用的。

土豆从欧洲来到中国的时间，和红苕大体相当，也是明清之际。

不过，明末留下的一批史料中，虽然有土豆之名，但因无具体说明，现在已无法断定这种被明朝人称为土豆的东西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豆。

据何柄棣先生考证，1650年，荷兰人斯特儒斯在台湾时，曾见到那里种有土豆。其时，台湾沦为荷兰人殖民地已有20多年。那么，显而易见，是荷兰人最早把土豆引种到了台湾。

其后，康熙年间的福建《松溪县志》出现了汉语文献中对土豆的第一次具体描述，它表明这种在美洲已有几千年种植史的洋作物终于登陆中国内地：“马铃薯，叶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

在爱尔兰，土豆曾创造了两段堪称神话的历史。两段历史，一喜一悲：与其他食物相比，土豆碳水化合物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成人食用有利健康，儿童食用能降低死亡率。资料表明，1780年到1840年的60年间，一个爱尔兰农民一天要食用近5公斤土豆。土豆喂养下，爱尔兰人口从400万激增到800万。然而，1845年，由于土豆大面积的病害进而枯萎，以土豆为生的爱尔兰人饿死将近100万，另有100万人溯了土豆的来路，从欧洲流亡美洲。

在中国，土豆同样影响了历史。今天，土豆已成为仅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的全球第四大粮食作物，而中国的土豆产量，高居世界第一。

土豆收获时节，在甘肃中部的定西，我看到堆积如山的土豆，正被大大小小的车辆运走。地处大陆腹地的定西，气温寒凉，昼夜温差大，黄土干燥，水分涵养差，许多作物都不宜生长，独有土豆欣欣向荣。从清朝乾隆年间引种到今天，定西已成为中国三大土豆主产区之一，被称为中国马铃薯之乡，支撑起当地经济的半壁江山。

土豆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作物，除了盐碱地，其他土壤都能生长。因此，国内像定西一样，原本耕地条件较差的地区，最终几乎都是土豆占据一席之地，并成为当地人的主粮。在贵州，“山地遍种，民赖以济食”；在四川，“山民倚以为粮，十室而九”；在湖北，“郡中最高之山，地气苦寒，居民多种洋芋，各邑年岁，以高山收成业丰歉”。

事到如今，在四川大小凉山、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山区，地薄天寒，山高谷深，除了土豆能够大规模种植，其他产量较高且能正常种植的作物屈指可数。因之，土豆就是这些地区农民最重要的口粮。反过来，宜于高寒山区的土豆的引种，也使得随着人口的激增，一部分人从平原和丘陵走向原本不宜居的山地。在土豆的帮助下，人类的种子播撒到了更为辽阔的远方。这些身处一隅的人，他们如同一株株生命力旺盛的土豆，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就能在风中成长。就像前人所说的那样：“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我如今居住的成都市地处平原腹心，平原上的粮食作物以水稻和小麦为主。但在平原西北尽头的龙门山地区，土豆仍然是重要品种之一。1890年，当土豆已经在沿海地区种植100多年，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也问世几十年后，一群高鼻深目的法国人不远万里，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来到位于成都平原与龙门山接合部的彭州白鹿镇。在那里，他们建起一座后来成为整个四川天主教培训中心的下书院，顺便也为成都引种了土豆。据说，法国传教士们食用土豆时削下的皮扔到地上，不久竟然生根发芽。生命力如此顽强，这种从没见过的作物引起了周边农民的好奇，有人便带回去试种。从此，土豆在龙门山区代复一代地生息繁衍。今天，它已成为蔬菜基地彭州的特产之一。

衣被天下的花朵

1765年，即乾隆三十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令匠人精心雕刻了12件刻石。300多年后，作为中国棉花种植史乃至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物，刻石依然保存于河北省博物馆。

那一年，南巡的乾隆途经保定，在方观承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王氏庄园的棉行。稍后，方观承以乾隆的视察为背景，把棉花种植、管理、采摘，以及纺线、织染——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棉种到布匹的全过程——一一绘图，并配以简明文字制成册页呈乾隆御览。乾隆阅读后，兴趣盎然，这位古往今来作诗最多的皇帝拈笔为每幅图都题了一首诗。方观承要匠人雕刻的，便是这本留有御笔的册页。历史上，把它称为《御题棉花图》。

中国虽然是栽桑养蚕的发祥地，棉花却不仅是舶来的，而且进入中国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在棉花登场抵挡风寒之前，我们的祖先能凭藉的是丝、麻、葛。然而丝绸太贵，远非编户小民所能消费；麻和葛虽便宜，保暖性却不尽如人意。《王祯农书》曾把棉花同丝麻相比，棉花的优点一目了然：“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

《御题棉花图》册页里，不仅有乾隆的诗，还有他的祖父康熙的一篇《木棉赋》。康熙文中的木棉，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高大的开满红硕花朵的英雄树，而是古人对棉花的别称。这篇赋里，康熙追溯棉花的来历时说它“道伽毗而远来”。伽毗是哪里呢？有注家引《册府元龟》说，“(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伽毗国献郁金香”，但“今地无考”。

窃以为，伽毗很可能就是迦毗，也就是迦毗罗卫国，即佛陀的母国。康熙的赋中，用它代指印度。事实上，棉花家族中的印度棉，就是古印度人培育出来的。汉朝时，随着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贯通，棉花也像苜蓿、胡萝卜、葡萄等众多中亚、南亚和西亚作物一样流布中土。

不过，尽管汉代的典籍中就能找到棉花的记载，但在宋元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没能把棉衣穿到身上。因为，印度棉是一种多年生木本植物，喜热，好光，这决定了它只能生长在广东南部等少数地区。

宋元时期，原产于欧洲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棉，从西北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分头进入中国，从此，开始了棉花衣被中国的绚烂之旅。对此，《中国棉纺织史》认为，印度棉和宋元时传入中国的草本棉属同一种作物。在欧洲，它由多年生变成一年生；而在包括印度和中国南方的亚洲地区，由于气温高，始终未蜕变。

第一个把棉花种植提到国家高度的是元朝。1289年，忽必烈下令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和福建设置一个新的机构：木棉提举司。按元朝惯例，对重要事务，一般都设专门的提举司负责。提举司首长级别为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与木棉提举司类似的还有负责茶叶的榷茶提举司，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负责教育的儒学提举司。

及至明朝，棉花版图已从元朝的局限于长江流域扩展到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南北直隶及12个布政司75个府，都有成片的棉花种植。到了清朝，棉花更是“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及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此时，棉花已成为中国人最普遍最主流的衣着原料。

明太祖朱元璋以他农民式的精明，为大明帝国的万千子民作了条款非常多的规定。比如农民种什么，土地怎么分配，这个紫禁城里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非常操心。他下令，凡是家里有5到10亩土地的农民，栽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的翻番。并且，地方官必须严格监督，不按规定的要处罚。

朱元璋的这种规定透露出的最明确信息，就是此时的大明王朝还属于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上所产，仅供自用。诸物皆备，不必仰于商品交换。

但是，100多年后的明朝中后期，一种远道而来的植物却意外地打败了朱元璋，让太祖高皇帝的圣旨成为一纸空文。这就是棉花。

明清之际，棉花以空前规模在全国大面积种植，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和黄河下游平原。其中，尤以长三角的苏州府和松江府为最，能够耕种的土地，百分之七八十种棉花，百分之二三十种水稻。水稻种得少，粮食不够吃，就大量从邻近地区贩运而来，而农民赖以购粮的银子，就是地里年年丰收的棉花和它们化作的一匹匹衣被天下的棉布。农民热衷于弃稻种棉，一个地方官洞悉了个中奥妙，那就是：“盖缘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至于卖布买米或是相应地卖米买布，不仅使朱元璋的自给自足模式不再铁板一块，农民有了初步的专业化分工，同时也促进了商业化进程。

由于种棉织布蕴藏着海量商机，其间又产生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新职业。种植者除外，专业性的职业还有轧花匠、纺纱匠、织布匠和染匠，这些姑且命名为技术工人的人数，据统计，清代中期，仅苏州一地就多达两万人。他们之外，还有另一些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美国史学家林达·约翰逊所说的“棉产品生产从农民的副业上升到手工工业，是通过掮客、工场主和商人共同的努力发展起来的”。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已是现代与繁荣的代名词。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里还是东海中若隐若现的沙洲。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到了宋朝的1074年，上海设镇。1292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上海设县，属松江府。当年留下的一幅地图显示，元朝时上海最显眼的建筑是衙门、军营和庙宇。它还远远算不上城市。即使到了明朝，它的城墙庇护的城区直径也不到1公里。

上海分布着沙质的淤泥地，不宜水稻，却是棉花生长的理想之地。当棉花遍及南北，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渐渐成为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棉花产地和工场最密集的纺织基地。此外，东海之滨的上海还是布匹出口的重要码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清初)棉花种植生产已遍及中国各地区，因之成为一般人民衣着主要材料。长江一带生产的一种，花作紫色，纤维细长而柔软，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黄色，特别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已著名，通称南京布”。这种南京布，其中的外销部分，几乎全部由上海经海路运往广州，再从广州出口。仅1786年一年里，出口的南京布就达37.2万匹；不到10年，这一数字惊人地飙升到了100万匹。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则达到了峰值：300万匹。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贺瑞斯·格里利曾回忆说，“在我的童年时代，中国的棉织品，被称为南京布，在新英格兰被广泛使用，甚至是穷人”。

正是洁白的棉花，给了后来成为远东明珠的上海第一推动力，就像林达·约翰逊断言的那样：棉花和商业是清代上海经济复苏的第一阶段的主要原因。19世纪之初的上海，已从一个荒凉的滨海小镇，发展成一座拥有12万居民的名副其实的城市。这一时代留下来的地图上，除了象征皇权的衙门和军营，以及象征神权的庙宇，更多的，是象征商权的各种公所——布业公所、茶业公所、丝业公所、成衣公所、南北货公所，以及因商权的空前发达而催生的商人们款叙乡情的各地会馆——江西会馆、潮惠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建汀会馆……可以说，棉花催生了商业，商业带来了繁荣，繁荣点燃了平民的人间烟火。

400多年前，当上海还是一座咸腥海风吹拂的江南小镇时，那一年，为母守孝的徐光启在他滨江的老宅里，为他的《甘薯疏》写序。他感慨说，“方舆之内，山陬海澨，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但是，大多数人却固执地认为，一种作物只能生长于一个特定地方，误以为就像貉越过汶水就会冻死，桔移栽到淮北就变成枳那样有着天然的鸿沟。与这些胶柱鼓瑟的认识截然不同，徐光启坚信，能够引种的作物是大多数，不能引种的只是极少数。如果不画地为牢，如果积极引种，那么“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饥殣”。

仿佛是为了应验徐光启的预言，踏浪而来的洋作物在中国大地上纷纷落地生根，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许，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简单的隐喻：与时俱进既包括自身的进步，也包括对先进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古人的总结要言不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