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损、倒闭！KTV正经历着最黑暗的时刻

你有多久没去KTV了？

为何年轻人都不去KTV了？

线下KTV不行了？

KTV倒闭潮来了？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2年，KTV行业受到了重创，许多公司与企业都被迫转型甚至停业。

真爱范特西、钱柜

等多家中国KTV亏损/停业

2020年底，周杰伦结束与他合作近10年的餐饮娱乐公司——西安真爱范特西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爱范特西”）。

真爱范特西成立于2012年1月，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餐饮服务、食品销售、KTV、酒吧等。但是，从其开业后三年及目前的情况来看，真爱范特西是处于亏损状态的。2013年-2015年7月31日，真爱范特西的总营业收入为1748.351722万元，净亏损为61.696662万元，2015年归属股东周杰伦的损益则为9.3万元。

2020年10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一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真爱范特西因未经授权播放《燕尾蝶》《成全》《当爱已成往事》《梦醒时分》等313首音乐电视作品而被起诉。

以此同时，一则“周杰伦投资KTV被告近300首歌侵权”事件在网络引发热议。音集协声明称，被状告的“真爱范特西”KTV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滚石音乐）拥有著作权的200多首音乐电视作品（MV），被侵权作品中包括3首名为《彩虹》的MV。

对此周杰伦个人公司杰威尔音乐表示：

对于真爱范特西KTV而言，失去了天王名头的光环，又处于KTV行业的严冬之下，能否安然“过冬”还是一个问题。

内地情况不容乐观，宝岛“台湾”亦如此。

1995年1月，内地第一家钱柜在上海静安开业，两年后又分别在黄浦和卢湾各开了一家，把日本量贩式的卡拉OK模式真正带到了中国。至此，钱柜慢慢走向巅峰，KTV也迎来了属于它的盛世。

2015年开始，钱柜在北京的首家门店“朝外钱柜”宣布关门，这个曾在2008年靠着18家店霸占内地市场的品牌，到2015年只剩下最后5家，基本宣告钱柜在大陆市场的全面溃败；2021年6月，钱柜营收1060万新台币，同比减少95.9%。

然而这个行业的老大倒下了，并不意味着让出了更多的市场份额，相反，这只是整个KTV行业萎缩的侧影。

2015年，团购APP拼低价来争夺市场，掀起了O2O大战，低价厮杀，KTV行业陷入白热化竞争，对品牌损伤严重，麦乐迪、好乐迪被削弱，乐声、大歌星等传统品牌黯然离场。2021年6月，好乐迪营收930万新台币，同比减少96.2%。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我国现存的KTV企业仅剩6.4万家，注销或吊销的企业多达4万家，几乎相当于现存数量的2/3。同2015年巅峰时的12万家相比，这个数据堪称腰斩。

同样，卡拉OK的发源地，日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全日本46家卡拉OK店，

收益同比减少61.3%

2021年，日本财经网站“The Owner”发布了一篇题为《卡拉OK业界的超悲惨现状》，文章给出了一组东京商工咨询的数据。

2021年，全日本46家卡拉OK店，收益同比减少了61.3%。其中最大的三家，第一兴商（旗下有Big Eco、DAM）一年亏了近188亿日元，腰高会社（旗下招财猫卡拉OK）半年亏了近17亿日元，铁人化计划（旗下铁人卡拉OK）半年亏了近4亿日元。

此外，受疫情影响，新加坡的KTV也岌岌可危。

新加坡20所家庭式KTV，

仅剩8家

新加坡家庭式KTV是受害者之一。疫情之前，新加坡有20所家庭式KTV，2年过去，坚持到现在还没有停业的只有寥寥8家。如今，这仅剩的8家也摇摇欲坠了。

新加坡万事通（公众号ID：SingaporeTong）采访了新加坡娱乐联盟协会与本地多家家庭式KTV企业的业主，这才了解到他们这两年来过得实属不易。

家庭式KTV业者转型困难重重

收入也大不如前

疫情期间，本地夜场迟迟不能开放营业，连带着家庭式KTV也一起遭殃。有些老顾客建议业主尝试转型，然而却没有那么简单。

Teo Heng董事张玉琴表示：“我们有考虑过把旗下KTV的厢房改成餐饮场所，可最后却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在疫情期间，餐饮行业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没有开餐馆的经验。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还要进军餐饮行业，想从他们嘴里分一杯羹的话，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Teo Heng董事张玉琴

早前，Teo Heng曾把旗下的一些店面改造成提供自习间、办公室和网上授课的场所。不得不说，这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也有许多老顾客前来支持。然而因为无法收取太高的费用，所以支出仍然远远高于收入。从今年开始，政府已经允许50%的员工返回办公室办公，他们的客人也就少了许多。

本地另一家家庭式KTV业者——嗨翻，却成功转型为提供餐饮服务的店面。据悉，他们的7间门店里已经有6间转型为餐饮场所。不过嗨翻的营销经理须合里佳却透露，他们现在的收入只有疫情前的10%左右。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嗨翻营销经理须合里佳

须合里佳说：“现在虽然我们有私人电影放映服务，可是电影院还在开放。有电影院，那大家为什么还要来我们这里？所以这是目前最让我们头痛的问题。其实我们推出了新概念后，我们真的要认真去想，我们能不能把顾客带回来。”

据了解，在疫情期间，每一个家庭式KTV业主都损失惨重。而Teo Heng更是亏损高达1000多万元！

前期装修投入太高

难以说关就关

既然生意一直在亏钱，那为何不赶紧结业止损呢？其实从业者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每装修一间店面，大概要花费100万新币的资金，如果决定结束营业，根据规定，他们还要把店面再复原，然后还给业主。

Teo Heng董事张玉琴表示：“单单是拆掉房间，一间分店就要花约50万元，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的14间店面已经关了10间，那数目可想而知。”

Cash Studio的负责人潘纲就指出，他们前期投入的金额实在太大，如果现在结业，那将会血本无归！

他说道：“我们为什么还要坚守，当然有我们的苦衷。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慢慢建立的生意。比如说我，我是赚到钱，我就把钱投回去我的生意，这样从9个房间，扩建到最高峰时的190个房间，就是这样慢慢建起来的。” 所以，就算业者想转型，也必须要利用到现有的包间。

潘纲说：“我也很想转，可是我要想怎样用我的房间来转，而不是说全部拆掉来转。现在就是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怎么可以在符合政府的要求下，去转型。”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Cash Studio负责人潘纲

包厢必须上锁才能提供餐饮服务

关店期间，租金必须照付

去年7月，新加坡夜场发生了大型感染群事件，家庭式KTV也被拖累了。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表示，去年7月中旬，本地有超过400家转型提供餐饮服务的夜场，都要暂停营业两周。待当局检查通过以后，他们才能再次营业。

而家庭式KTV业者遇到的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必须要锁上全部包厢才能恢复提供餐饮服务，再次营业。对此，K.STAR的董事曹晶表示：“K.STAR在设计和装修方面可以调整的空间其实不多，因为我们整个地方，90%都是包厢，10%是走廊和后厨，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地方了。”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K.STAR董事曹晶

家庭式KTV，Major 99的董事陈爱凤也表示：“去年当局让我们暂时可以做餐饮，我们开三个月而已，又叫我们停业。我们已经尽量做，只是卖酒、卖小吃，已经学着做了很多东西，卤肉饭都做到很有名了，但后来当局叫我们停业，我们只能照做。”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Major 99董事陈爱凤

从业者表示，在申请转型的过程当中，他们不能做生意，可是却需要交付全额的租金，这让他们觉得很无奈。

K.STAR的董事曹晶说道：“我们一个月的租金就有5万多，如果没法在第一时间得到政府的审查和批准，我们就无法营业，压力真心很大。”

Sing My Song Family Karaoke的创办人裴春清也说：“顾客都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一旦卡拉OK重开，就会回来支持。我听了很感动，也想坚持，但还有租金要付，政府又没有提到何时能重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傻子一直付那个全额的租金。我曾问过大厦的管理人员，能不能少付一点租金，但他们说不行。”

今年49岁的裴春清从年轻时就开始做KTV点歌软件设备的生意了。2019年他尝试开了一间家庭式KTV的店，结果疫情就来了。生意做不成，他打了许多临时工，甚至还参加了拭子检测员的课程，但一直没有工作机会。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Sing My Song Family Karaoke创办人裴春清

20家家庭式KTV只剩8家

业主希望能和当局谈一谈

家庭式KTV与夜店、舞厅和Disco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只是提供一个供民众唱歌的场所，平时每间包厢大概只有5-6个人，后者则是一大群人在一个紧密的空间里一起喝酒跳舞。而像Teo Heng这样的从业者，更是坚持了30多年不卖酒！

早前，Teo Heng曾联合其他8间家庭式卡拉OK业者发起网络请愿，要求当局将家庭式KTV，与夜店、舞厅等娱乐场所区分开来。对此，当局表示理解家庭式KTV从业者所面对的处境，内政部正在探讨这些从业者的要求，不过目前依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受访业者表示，既然新加坡已经决定要与病毒共存，而且本地大多其他行业也已经恢复营业，希望当局能重新评估，让家庭式KTV尽快恢复营业。如果当局担心有人“浑水摸鱼”，那可以请类似新加坡娱乐联盟这样的中立组织监督，一旦发现不对，可立即向当局反映。

Teo Heng董事张玉琴表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不过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新加坡的家庭式KTV就可能要消失了。我们恳求有关部门，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这群人，设立一个特别的部门来和我们商讨一下重开的相关事宜？我们绝对可以跟你们配合。”

张玉琴建议，当局可以考虑举办一个试点计划，让他们这几家家庭式KTV业主作为一个榜样。如果他们重开以后，疫情突然反弹，他们心甘情愿从此关店，绝无半句怨言！

在线泛娱乐方式广泛

导致KTV行业落寞的原因当然不止疫情一个。高额的租金和音乐版权成本让本就艰难的KTV更加举步维艰。

开KTV，是一个重资产项目。就KTV的选址而言，一般会选择在核心的商业区，像温莎、魅KTV这类大型的连锁KTV，动辄就是两三层、几千平米。

魅KTV投资人吴海在《哎，我只是个做中小微企业的》中也谈到，魅KTV2020年月支出的租金成本已经占到经营成本的33%，而在四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5%。除了租金，还有设备、装修、人工、水电，哪一项都是必要且重头的支出。

2018年10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在官方网站发出《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告》，要求各VOD（视频点播）厂商和KTV经营者在10月31日前撤下6600余首KTV经典曲目，版权问题也在无形中加大了KTV的成本支出。

2020、2021年，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联合相关行业组织出台针对卡拉OK行业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减免措施，为歌舞娱乐行业纾困解难，但也驱散不了多少笼罩在KTV行业头上的寒气。

疫情、租金、音乐版权……让KTV举步维艰，而新的、多样化的娱乐方式拦截走了年轻人，对KTV行业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2012年，智能手机普及，2013年网易云推出以“歌单”为主的音乐APP，2014年唱吧类线上K歌APP风生水起，2015年以王者荣耀为代表的手游席卷全国……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化，中国年轻人的娱乐方式也更加多元化。

对于爱唱歌的人来说，有全民K歌、唱吧、唱鸭等在线K歌平台；对于不爱唱歌的人来说，有密室、轰趴馆、桌游、健身房和各种网红餐厅。

科技在快速进步，时代在向前发展，在特定时代兴起、构成一代人青春回忆的娱乐方式逐渐走向落寞，这令人遗憾，但也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