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刊发文章：新加坡早晚会出现两党制

稍微长远地看，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变化，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会发生。

2015年新加坡大选，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获选民将近70%的支持率，取得2001年以来的最佳成绩。这次大选的背景不同寻常，在新加坡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大变化是这是一次没有国父李光耀的选举。李光耀今年3月去世，将这个他一手创立的南洋小国的命运交付给下一代，也自然让新加坡的未来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关于这次大选执政党取得佳绩的原因，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和政客许通美总结了十个原因：

（1）SG50。今年是新加坡50周年国庆，国人抚今思昔，为国家所取得的成绩倍感骄傲，国民充满自豪感、爱国心和上下一心的精神。

（2）李光耀因素。李光耀逝世引发举国悲痛和哀悼，选民对李光耀的敬爱也惠及他所创立和领导的政党，而行动党决定今年大选，是在策略上利用了这一点。

（3）对反常选举结果的恐惧。反对党今年在所有选区挑战执政党，竞争所有89格席位，使人民担心行动党失去执政地位而引发不稳定。

（4） 年长选民。新加坡政府近两年来采取的建国一代配套、终身健保和乐龄补助计划都深得人心，巩固了年长国人的选票。

（5）纾解民怨。行动党自2011年后，致力于在选民抱怨良多的住屋、移民和交通这三大课题方面用心，改变了很多，选民觉得政府还是肯俯身倾听民意。

（6）不平等的挑战。行动党政府采取措施缓解新加坡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如就业奖励计划和渐进式薪金模式，以及全新的未来技能培训计划，使得选民认为政府在真心解决问题。

（7）反对党工人党的诚信。工人党在2011年大选历史性地夺得一个集选区，但在选后管理该区的财务问题时却出现重大疏漏，而且语焉不详，对公众解释不清楚，伤害了工人党自身的诚信。

（8）行动党的竞选策略。行动党这次一反以前高高在上的姿态，开始深耕基层，也善于利用总理李显龙的高人气争取支持。

（9）不安全的世界。新加坡的外部环境开始有所恶化，行动党对恐怖主义威胁和不明朗的全球经济形势的叙述，让它占了优势。

（10）行动党领袖人物如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等的理性声音展现说服力，让选民产生信赖感。

许通美的总结可谓全面透彻，无所不包，很有说服力。但另一方面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竟然需要如此的总结。自1959年以来的历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都是毋庸置疑的胜者，反对党屡败屡战，但或者大败亏输，或者成就有限，所得不超过数席，而执政党大比分当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一次的大胜，其实出乎很多观察者的意料之外。如许通美所指出的，他在大选前和一些新加坡知名人士讨论，他们中的大多数当时认为行动党的得票率会下降，甚至会再失去一个集选区和一个单选区。而现实的结果，其实有点“出人意表”和“非比寻常”。

行动党的支持者自然为这样的大好结果欢欣鼓舞，但这绝对不代表执政党的胜利就是如此理所当然。实际上，那些认为行动党会有所失利的预言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应新加坡社会已经人心思变。稍微长远地看，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变化，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会发生。

新加坡未来政治生活的演变，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维持现状，即行动党继续维持一党独大的局面，如过去历届选举一样，将反对党的力量禁锢于国会不超过十个席位之内。平实地讲，这种情况已然不可能长期持续。首先，如前所述，行动党这一次的大胜有其特殊原因，尤其是50周年国庆和李光耀去世，对该党有着特殊的加票因素，而这些因素，下一次选举将不复存在。其次，无论是政绩还是个人魅力都还深得人心的李显龙总理下一次大选后可能不再担任总理，而该党推出的其他候选人其实并没有特别高的民望和魅力，也并没有被选民认为有很强的能力。第三，反对党能够网络到的优秀人才越来越多。这一次反对党工人党虽然没有能够继续扩大地盘，但其推出的若干候选人背景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大学教授、律师、高级白领等，这在以前的大选中几乎不可能出现。随着新加坡政治控制的放松和热心从政的人越来越多，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人才加入反对党。可以预计的是，在未来的选举中，反对党能夺得的席位会越来越多，虽然在短期内尚不能组阁执政，但可以在国会对执政党形成更大的制衡。

第二种可能性是随着反对党力量的壮大，在新加坡形成两党恶性对抗的政治。行动党的支持者和很多政治观察家认为，这会是一种最差的结果。这种局面亚洲社会并不陌生，泰国、菲律宾、台湾等经济体的政治生态，都让很多新加坡人觉得应该引以为戒。这种政治生态的主要表现是，两党都将本党的选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为了选举上位而大打出手，互相攻击，选举花招和激烈或哗众取宠的语言层出不穷，而对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议案则互相掣肘，生怕对方得分。

反对两党制的人认为，对新加坡来说，这种局面最为可怕，因为新加坡有着几个天然缺陷，导致承担不起这种折腾。一是国家太小、市场太小、人口太少，且几乎没有资源，经不起折腾，一两个重大政策实施有误，都可能导致国家翻船崩溃。二是人才太少，如果从政人才资源平均分散到若干党派，可能出现一流人才甚少且受到众多三流人才制约的“劣币驱逐良币”局面。

第三种可能性是良性竞争的两党制，如英国、美国和若干欧洲国家的良好例子。一个政党上位则执政，下野则做“忠诚的反对党”，虽然选举取胜也是目的，但不会将此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支持两党制的人们认为，恶性对抗和人才不足在新加坡都不会出现，因为新加坡也是富裕已久，教育发达，人民素质较高，也不会容忍素质低劣的政客上台和恶搞。此外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新加坡如今人才很多，远不是建国之初遍地是素质不高的草根局面，所以如果出现两党制，两党都会有一流的人才。再者，小国之内的两党充分竞争，也不必然导致恶性竞争国家动乱。比如以色列，也是两党激烈竞争的政治体制，但国家之治理堪称善政和民主模范。

总体来看，最好的结果是第三种，即两党良性竞争的新政治生态。但平心而论，这一点就算能实现，也不会一蹴而就。笔者以为，随着反对党力量壮大，逐渐接近到和行动党平起平坐局面，两党制可能在所必然。如果出现竞争国家政权的两党，选举中以情绪性的语言互相攻击可能也难以避免，并因此带动支持者的情绪，导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撕裂，政府的施政效率也会有所下降。最好的结果是，经过一段这种情况的过渡，两党学到在对立竞争中相处的技巧，政客也逐步磨练在对抗环境中自我表述和争取民心的能力，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最高目标，以法治为边界，最后演变到良性竞争的两党制。这个过程，大概会在二三十年内发生。

感谢作者王江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授权新加坡眼转载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