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话新加坡反对党“一哥”刘程强

（编者按：新加坡的执政党如何巩固执政地位，反对党如何发展、如何影响新加坡的政治进程，一直是不少中国学者关注的话题。本文为在新加坡留学的两位中国学者与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的对话录，为读者更进一步地了解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提供观照。对话于2013年4月24日深夜，刘程强在他的选区完成接待选民之后进行。）

对话人：

刘程强（新加坡国会议员、工人党秘书长）

周虎城（中国非官方智库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学员，中国时事评论员）

范 磊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博士生）

人物背景介绍

刘程强：1956年生，是新加坡工人党 （新加坡第一大反对党）的秘书长（党首），祖籍广东潮州。他自1991年以来便是新加坡国会后港单选区的国会议员，此后连选连任。在2001年，刘程强成为工人党的秘书长，领导工人党不断发展壮大。在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刘程强转战邻近后港区的阿裕尼集选区，击败时任外交部长杨荣文的团队，成功夺取了新加坡史上第一个由反对党获得的集选区，逐渐带领新加坡工人党在国会拥有了9个议席。

一. 提问刘程强议员：新加坡工人党的发展与挑战

范磊：新加坡的政治语境对反对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反对党是如何生存、发展与壮大的？

刘程强：新加坡的政治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方面它借鉴了西方议会民主的制度色彩，坚持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另一方面又吸收了东方政治传统的部分原则，注重政府权威对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在这样的环境中，执政党之外的反对党要想发展并不容易，因为政府几乎掌握了国家所有的资源和信息， 反对党处于劣势。

此外，建国以来政府的治理成绩有目共睹，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善治”，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即便在个别领域对政府有不满，也会通过合理的渠道向政府寻求帮助，而不会寻求推翻政府，这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发展优势。

新加坡几十年来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在2011年大选中有所改变，反对党的发展也取得了新的进步。但是，整体来看，我们毕竟还是处于起步的初级阶段，用你们国家邓小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随着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新发展，我想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会适时的调整发展方略，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周虎城：目前工人党所管理的三个选区将来会否成为工人党的“基本盘”、“铁票仓”，工人党是如何在这三大选区做实、坐稳的？

刘程强：我们目前还没有考虑“基本盘”的说法，目前阿裕尼、后港和榜鹅东三个选区虽然为工人党所管理，但是未来的发展不仅仅要看工人党的发展，也要看整个新加坡的发展大局。目前工人党所竞选的选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我们还不能说我们的“基本盘”如何，会有多少“铁票”。榜鹅东补选后，我就说过，结果超出我们的意料之外，对于该选区的游离票的走向我们当时没有把握，所以现在来讨论未来选举中工人党选区的基本盘或者支持率多少还为时过早。

周虎城：社会在变化，选民结构也在变化，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工人党是如何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有没有特别关注精英群体和青年人群体？

刘程强：我们吸收党员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是希望你是有才干、有能力和真才实学的人，学识是一个人能否具备政治视野和管理能力的基本条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注重党员的综合素质，诚信与品德修养是重要的考察方面。

任人唯贤的精英政治在过去的几十年为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制度就没有问题，精英并不一定是全能的，他们聪明，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但是精英并不一定能代表所有的领域，也不一定能做好所有的事情，也不能说有草根背景的非精英就无法发挥作用，隔行如隔山，精英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不同的发展领域和发展环境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不同的发展要求和特点进行探讨和制定相应的发展方略。

范磊：工人党有没有想过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有更大作为？有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刘程强：目前新加坡的选民对工人党的期望较大，但我个人没有当总理的野心。我们目前就是要坚持务实，踏踏实实地为选民为民众服务，通过政治诉求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遇到的诸多难题。如果说到工人党的政治理念，我想我们还是坚持在2011年大选提出的“迈向第一世界国会”的理念，让我们的国家更加民主公平，让我们的国会有能力监督政府，也有不同的声音代表各个阶层的选民。从政治的发展来看，民主是一个不坏的制度，但是民主也并非就是完美，发展中有问题我们就要共同努力去弥补，去解决。

最近印尼总统尤多约诺（中国译为苏西洛）在接受南洋理工大学颁发荣誉博士时发表演讲说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不一定要有权衡，也不一定需要牺牲民主来发展经济。他以印尼的政治转型做的好，如今经济也欣欣向荣而感到自豪。虽然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出现过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印尼的发展虽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整体来看是成功的。不过，印尼是大国，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我们的发展要更加谨慎，因为我们没有条件犯错误，一旦犯错可能就无法挽回，这是小国的劣势。

范磊：那么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在未来将面临什么挑战，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刘程强：我们就以人口发展来说吧。新加坡政府此前推出的《人口白皮书》提出全国人口要在2030年达到690万的目标才可以保证国民经济3%的增长率，这个是值得推敲的。我在国会辩论时就指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要体现出可持续性，要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大局。新加坡是小国，如果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一直依赖人口的增长的话，2030年我们达到690万，那么要继续保持增长是不是接下来就要达到1000万，甚至更多呢？在发展中，要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要看细节，也要有战略眼光。某一领域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要注意整体的协调，小国尤其如此。

周虎城：中国多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最近又提要重学新加坡。您认为中国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

刘程强：你们说向我们学习，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有向你们学习。比如，新加坡的居民委员会，大概就是当年吴作栋先生访问中国归来以后，向你们学来的。

不同的国家发展都会有自己的经验，学习不是单向线性的，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新加坡有成绩，如果适合中国的，你们可以学，你们中国适合新加坡的，我们也会学。当然，什么是适合，见仁见智。

周虎城：我认为您今天在此接待选民的制度安排，也就是新加坡的议员联系选民制度就值得中国人大管理体制改革借鉴学习。中国可以尝试试点推动和完善代表定期联系选民制度，让人大代表落地，帮助选民协调和解决很多问题。这对化解民间矛盾、推动韧性维稳都有好处。

中国改革就应当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进步。

二. 刘程强议员提问：“中国威胁论”及中国改革开放前景

刘程强：中国新领导人上任以后，是否会动摇邓小平先生所确立的改革路线？

周虎城：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后，出京视察的第一件事就是基本参照1992年邓小平先生视察南方的路线重走南巡路，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将继续奉行邓小平确定下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中国已经向世界昭示：中国将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前进。

而且，在今年3月份的中国全国两会闭幕式上，新任委员长张德江也表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说明，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偏移，不仅不会发生偏移，还会加速前进。

刘程强：东南亚有一些人担心中国威胁论，理由是你们的决策程序是不公开的，你们几个政治局常委就可以决定发动战争。

周虎城：我明白您想说的是什么。经过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已经并仍然在向前发展。毛主席在任时是终身制，他和周总理一直干到离世，但邓小平先生在任时终结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顾问委员会制度和退休制度，这是一大进步。到了江泽民主席在任时，又终止了顾问委员会制度，并建立了任期制，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只能连任两届，使领导人更迭制度化、规范化。而胡锦涛主席在本次全国两会换届时，实现了“裸退”，这又是一次了不起的进步。历史总是要向前的。

至于决策程序，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性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他认为中国当下决策程序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二字。其实际运行体现在五大机制：集体交班、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

无论是否有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是一个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改革国家，已经不再是 “一个人说了算”的国家，更早已告别“家天下”。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逐步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而任何执政党都会谋求长期执政，要想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促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为这种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因此，伴随着中国改革事业的不断进步，即便按照严格的定义，“中国威胁”的成分也一天比一天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贵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应当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进步乐见其成。因为，你们可以多了一个愿意对话、愿意合作的朋友。

刘程强：那么，中国的发展还是否需要一个核心灵魂人物的领导和支撑？比如类似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或者英雄人物？

周虎城：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在腥风血雨中过来的人物，他的魅力建立在战争基础上，邓小平既是革命战争的重要领导，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魅力既建立在革命基础上也建立在改革开放开拓者的基础上，当然，他们都有他们的个人精神魅力。

他们都是从腥风血雨中走出来的，是从革命长征中走出来的，他们是建国者、开拓者，因此他们的时代常被称为“伟人时代”。伴随着战争的消弭，新一代的领导人没有参与过战争，基本是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在一个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过程中，从伟人政治、英雄时代走向常人政治、凡人时代是正常的，也是进步的。关键是要建立起好的制度，确保无论任何人上台执政，政治都是稳定的、向前发展的。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会排斥伟大人物的出现。美国的幸运在于美国曾经出现了伟人华盛顿，完成历史使命挂冠而去，为美国留下一套适应美国国情的体制；新加坡的幸运在于新加坡拥有了李光耀、吴庆瑞等伟大的开创者。如果有伟大人物也出现在当今中国发展的进程中，促使中国实现并加快向上、向善的发展，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升级取得根本性成功，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呈现，必然善莫大焉。

刘程强：为什么？

周虎城：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陷阱，如何跨越这些陷阱，需要大智慧、大勇气。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辉煌成绩，也相伴相生了很多问题。我们不回避这些问题，但也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仍然需要像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一样，要“杀出一条血路”。因为在30多年的改革中，业已形成诸多既得利益集团，甚至有些昔日的改革者成为了今日的保守者。这都是改革往前走的阻力所在。

有阻力是正常的，只要是改革都会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也就一定会遭遇阻力。我们不害怕阻力，但解决阻力肯定需要勇气与智慧。如果出现伟大人物来推动中国改革进程，并遵循中国业已规范下来的领导干部任期制，这当然是好事。我们不排斥伟人的出现，但中国历史的进程到了今天，无论是伟人还是常人，在其位谋其政，都会推动中国改革向前走，都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善与完善做工作。

刘程强：你是中共党员吗？

周虎城：是。

刘程强：你们党内对改革开放路线只有一种声音吗？

周虎城：我只是一个基层的普通党员，对很多争议对详细情况掌握得还不够完整。但我想，毛泽东主席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作为一个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党内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很正常。我们不可能像文革时期一样，只允许有一种思想。改革开放不可能尽善尽美，一定会出点问题，那么有一些批评改革的声音没有什么大不了，兼听则明。

但为什么近年来我们又要讲凝聚改革共识？正是因为社会上对改革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不少否定改革的声音，导致改革一度徘徊不前，所以才要凝聚共识。这主要在于党内也好、社会上也罢都对如何推动改革有许多看法，有看法是正常的，关键是搭建一个好的沟通平台，让思想多碰撞，真理需要辩论，也需要试点、试错。

现在的一个主流共识是：改革开放开弓没有回头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着力向前。

刘程强：有了市场经济就有一切吗？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周虎城：市场经济当然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从来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病，但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一个系统的配套工程。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要求限制权力、推行法治、促进民主，不能让市场一条腿走路。一条腿走路的市场如果和不受约束的权力相结合，就会造成权力资本主义，既伤害市场，也让权力坠入深渊。所以，我们要推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地走路。

新加坡实际上也在搞改革，包括政治改革。

刘程强：你除了民间智库的副秘书长身份，是否还有其他职务？

周虎城：我还是一名中国的时事评论员。

刘程强：那么，朝鲜局势最近比较紧张，您如何看待这一局势？有人说朝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是朝鲜的幕后靠山。中国还是朝鲜的靠山吗？

周虎城：我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人士，只能谈一点浅见。我认为对朝鲜局势没有必要过分担忧。

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虽然屡次抬高战争腔调，但毕竟没有真正发动战争。朝鲜不可能完全丧失理性。至于中国对于朝鲜的态度，我相信中国外交部的多次声明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投票已经昭示得很清楚了：中国致力于追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致力于推动东北亚和平。

刘程强：那你认为朝鲜未来应当如何走？如果朝鲜崩溃，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周虎城：朝鲜崩溃当然不是好事，一个崩溃的朝鲜对于六方会谈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讲都会造成很多问题与困扰。我个人认为，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保证朝鲜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推动朝鲜的改革开放，让朝鲜逐渐释放对于朝鲜国民的善意和对于国际社会的诚意。我相信，六方会谈的其他国家都会对朝鲜改革开放乐见其成。

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也不代表我所在机构的意见，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权供您参考。

刘程强：非常高兴与你聊这么深入。很多中国来的人不愿意与我谈这么深入。作为一名新加坡人和一名华族，我们都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壮大，文明崛起。

周虎城：希望我们互相增加了解，促进中新交流与合作。

（文章来源于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