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涌现政治新动向，新加坡模式将会面对怎样的改变

2020的大选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回看今年7月举行的大选、9月初召开第十四届国会，以及近日由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发表的大选后的调查，特别是对比自2011的历届大选，选民投票意愿的改变。据调查显示，选民在2015年持保持现状从百分之44.3%下降到2020年的18.5% ;多元性从百分之18%上升到22.4% ；立场不定从百分之37.8% 急速上升到59.2%。由此确实可以提供人们观察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最新动态，以及对新加坡政治体制发展的可能变数。

反对党本届大选拿下2个集选区和1个单选区，获得10个席位。毕丹星被首次承认为反对党领袖。

当谈到新加坡政治体制演变的课题时，不外从外部视角看，即如此演变的新加坡到底能否一如既往地保持国力与高能耐的治理？又或从内部视角看，这一演变又将如何影响特有的新加坡模式的发展形态？

众所周知，新加坡政治体制原属西敏寺议会民主，但自独立后的体制繁衍早已深具本土特色。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以新加坡模式冠之。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至今世界上的确还存在着不同性质的政治体制，就像一些国家从皇权延续到共产一党专政。即使是服膺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也存在着多样性。这之中不乏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标本的制度繁衍，也有混合式（军人参政）等的区别。

况且，自冠病爆发后，引发不同政治体制治理能耐的争论，更为不同政治体制的优劣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新加坡模式具有着怎样的价值？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受到关注，固然是这个模式营造的经济奇迹，以及长期维持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繁衍。显而易见，这种独树一帜的成功案例，无疑是长期吸引不同国家数以万计的官员前来探索与取经的缘由。换句话说，人们一再探究，新加坡模式具有着怎样的内在生存机制和条件，以及其外在的差异性与时空变异带来的影响，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就现实政治而言，既然至今还存在不同的政治体制繁衍的可能性与选择，作为治国者也就无法回避国家体制建设与外部竞争面对的挑战。就这个意义，探究不同模式演变面对的挑战，不论是警戒还是经验的启示，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或许，正是冠病19和百年大变局带来的冲击，让人们对于新加坡模式所具有的价值，亟需从2020大选后涌现的政治新动向寻找答案。

从外部看新加坡的改变

从外部看，新加坡模式的演变让人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不难从三方面显现出来。

一、新加坡还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为了寻找答案，人们自然会以成功的新加坡模式检视当下新加坡的发展状态。这就涉及到新加坡在疫情前后的定位与作为；体现在国际事务的视野与影响，突破局限与创造竞争优势的能耐，从而检视新加坡过往的光环与如今的差异；

二、行动党到底还能执政多久？

这里主要涉及到三方面。分别是投资者和企业所需的时间维度、知识界和智库所需的深广度，还有就是政界人物所需的行动依据。这种各自基于不同视角与需求的相应考量与对策；

三、新加坡将会变成一个怎样的社会？

人们自然会关注这个国家在大变革面前，如何维续长期构建形成的多元和谐社会与竞争力。新加坡又是如何化解因社会结构改变；政治生态演化；国际格局以及地缘政治变迁引发的冲击带来的影响。

就近期新加坡面对的国际社会，虽然没有准确的调差研究作为依据，但从近年与疫情期间外资的涌入超出新加坡原定规划的成绩，新一波大企业把区域总部转移到新加坡，确实足以说明外界对新加坡依然保持信心与看重。如今的问题是，大选后的政治新动向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明白人都知道，这样的变化并无近忧，但不能忽视远虑。因此，就新加坡模式的体制繁衍与成功要素将会如何演变，这就不能不看这个国家的内部变化。

从内部看新加坡的改变

从内部看，经历了代际更替和冠病疫情的肆虐，重创之下的新加坡到底还能或者如何得以重现昔日光芒？这里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有：

一、如何维续成功体制的运转。过往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独有的战略位置与开创经济奇迹所需的前提与条件。母庸讳言，如今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这不单是历史机遇、改变世界的动能与主流价值等所形成的竞争与生存空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开国元勋们政治睿智的无可比拟，意味着两者存在的鸿沟有待跨越的客观现实。因为过往难得拥有的国际政治家地位，以及由此促成的“小国大外交”提供的机遇，只能通过维续品牌效应成为新的亮点。这无疑需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

即使从产业经济转型，又或者是构建新的战略产业所需的内外条件对比，从代际过度的视角看，两者的强弱与有待克服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差异，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这就意味着，维续成功模式的有效运转固然不是大问题，但有待解决的发展问题显然还需迎头赶上。

二、政党政治和政治博弈的新形态。

2020大选展现的清晰政治图景就是，维续行动党执政的认可度依然强大，但对政治体制优化的诉求显现与日俱增。而导致这一改变的关键因素，便在于选民政治多元性的扩大与强化、政治的公平竞争性、国家治理的透明度为新风向。这可从大选的结局、第十四届国会辩论，以及上述调查的基本数据显现出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自2011年以来，认可行动党执政的可信度依然是社会的主流评价。还有就是工人党选后和在国会辩论的论政立场与观点，也依然延续著务实理性的建设性态度。即使是向来较激进的民主党也有了转向温和政治博弈的征兆。而新成立就展现势力，由前行动党议员陈清木领导的新加坡前进党，也追随者理性问政的轨道。这样的政党政治和政治博弈发展形态，无疑提供了新加坡模式发展的有利条件。

三、社会形态的可能演变。

环顾当前的世界，反全球化引发的排外、宗教和种族歧视等现象席卷全球。新加坡当然无法置身事外，庆幸的是，随着执政者的积极关注，负责任在野党的理性论政，这一变化产生的负面效应获得了很好的管控，因而不致造成社会关系的紧张与激化。但不同社会群体因社会结构改变，特别是冠病疫情带来的打击，由此涌现的多元利益诉求；政治多样性推广至实质性的监督与问责，渐成新的政治氛围。这不仅引发国家治理的难度与社会成本，更是可能促使政党政治和政治博弈陷入政治化与民粹主义深坑的危险。

未来的新加坡会怎样？

以此观之，新加坡模式如要得以维续，关键因素就在于，这个国家能否循着贤能政治和以法治国的理念，且为永续发展不断创造新条件新机遇，并在努力夯实优良体制文化过程中，克服自身的不足与局限。因此，正如建国总理李光耀所言，执政的行动党得以继续执政另外两三届政府并不是问题。这之后的新加坡将会如何的演变，也就只能取决于这期间代际过度后的治理能耐。这其中就包括如何有效处理经济建设、政党政治和社会结构改变带来的冲击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