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艺术｜日本东京"FARET立川"，为什么是公共艺术“前瞻型介入”城市的典范？

“前瞻型介入”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作为城市公共事务的一部分，其具体的实践过程是城市建设项目紧密相连的。按照公共艺术介入城市建设项目的不同时间点，刻将公共艺术的时间氛围建设前的“前瞻型介入”、建设中的“制宜型介入”和建成后的“活化型介入”三种类型。“凤凰艺术”与“AMRC艺术市场研究中心”携手合作，将选取“前瞻型介入”的公共艺术实践的典型案例，对该种类型公共艺术实践的运作方式进行分析。

我们必须记住（公共）艺术在城镇布置中具有合理而且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唯一一种能够随时随地影响大量公众的艺术，相比而言, 剧场和音乐厅的影响则限制在较小部分的人群。”

——《城市建设的艺术 》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

“前瞻型介入”指的是在城市建设项目的筹备阶段引入公共艺术元素，通过系统的规划，激发公共艺术对城市的最大作用效果；“制宜型介入”指的是对于某些建设过程不顺利或建设目标扩充的城市建设项目，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引入公共艺术的手段对某些不利或不足情况进行修复；“活化型介入”指的是在已经建设落成的城市建设项目内，利用其闲置空间打造公共艺术项目，活化和丰富其文化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复兴计划，城市公共雕塑建设也是以此为起点。从1958年开始，日本依据《国土综合开发法》，历经多次开发规划，最终确立了“多极分散型”结构的发展目标，随着而来的便是大规模副都心开发和卫星城建设。与此同时，公共艺术的实践也随着城市规划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到了90年代，从Public Art一词来的舶来词“公共艺术”逐渐代替“户外雕塑”而成为主流。

日本的公共艺术开始寻求自身转变，艺术家们从原来的单纯的城市雕塑设置中派生出新的形式。竹田植树曾指出：日本的城市雕塑设置实践分为“分散型”和“集中型”两类，前者实践中的作品大多是分散在城市各处，而后者的实践作品则是集中在特定区域内的。无论是“分散型”公共艺术项目，还是“集中型”公共艺术实践，其都是以将公共设施进行艺术化包装的方式为主导的。

90年代，日本的“公共设施艺术化”实践，有与公共行政设施、文化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结合的项目，例如首次在日本提出将建设经费的1%用于公共空间艺术作品设置的“东京都厅新办公楼公共艺术”项目和坐落于东京千代田区的“东京国际展示场”（又名Big Sight）项目；也有与城市商业建筑和综合体结合的，例如最具知名度的“FARET立川公共艺术项目”以及“新宿I-LAND公共艺术项目”。在这些诸多的“公共设施艺术化”实践中，最具城市触媒效应特征的案例就是“FARET立川公共艺术项目”，这个案例可以说是将公共设施艺术化推向了极致。

“FARET 立川”公共艺术工程作品图

位于多摩川中游左岸武藏野台地上的东京卫星城市立川（Tachikawa），拥有24.38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和17万人的人口。关于立川市的城市复兴和区域重建背景，与其从二战至1977年期间一直是重要的空军基地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1977年，完成使命的立川开始寻求城市转型。“FARET立川”，这项采取城市更新再开发模式的“城市商业核心工程”，于1994年在昔日空军基地原址的部分土地上建立，占地面积5.9公顷，其目标是打造“映照世界的城镇”。“FARET立川”一词中的“FARET”由“FARE”和“T”两部分组成。“FARE”是意大利语，意思是“创造、制造”，“T”则立川（Tachikawa）的首字母。“FARET立川”，既是“在立川的创造”，也是“立川的创造”。

1994年10月，“FARET立川”项目竣工，共建成7个街区和11栋公共建筑。这样一座只有7个街区的小城，只有约1000个停车位，但却在总策划人北川富朗 （Kitgawa Fram）及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打造了出了来自36个国家92位艺术家的109件作品，每天这里的固定上班族约有10000人，而日均游客数量则是一直在30000以上，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FARET立川”公共艺术项目是极其引人注目的，该项目也获得了1994年度的“日本都市计划学会设计计划奖”。

图1 《背后合上的圆》，费利切·瓦里尼，1994

“FARET立川”作为一个以城市区域复兴为目标的公共艺术实践项目，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然而，与美国所不同的是，日本并有像“百分比条例”一样的国家政策层面上的公共艺术政策，也没有专门的国家艺术基金提供资金支持。日本的公共艺术项目资金并不是直接按一定比例从建筑规划资金中抽取，由于公共艺术在日本属于环境美化的一部分，所以资金来源于政府特向抽取的公民税收资金，如果资金出现短缺，则中央政府再提供一部分资金进行支持，金额大致为项目所需总资金的三分之一。

在公众态度方面，日本国民对于政府的主导公共艺术项目一直是比较支持的态度，日本公共艺术研究院院长杉正澡吉就曾说“日本人不喜欢争论，并且也避免在艺术中争论 ”。正是这种公众态度的差异导致日本的公共艺术发展走上了有别于英美的独特道路。

新宿“I-LAND”公共艺术项目的总策划人南条史生就曾指出：日本公共艺术与美国公共艺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美国公共艺术的诞生和发展一直都是由政府部门来主导和推动的，这就决定了，国家必须通过一系列法律程序保障，以此来获得社会团体和公众的认可；而日本的公共艺术项目并不是由政府部门人员和少数艺术专家来决定，而是更多的采去由公众决定的方式，十分重视公众的参与性。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公共艺术项目，实施前必须要听取公众的建议意见并与公众进行沟通已经成为默认的一项公共艺术项目实践步骤。当然，这种重视除了有公众态度的影响，也与日本政府的改革、地方的自治运动和市民运动等密切相关。

在立川，公共艺术实现了与城市实际功能的结合，也兼顾了与公众的互动，公众可以完全沉浸式的享受公共艺术带来的艺术魅力。109件公共艺术作品，几乎涵盖了立川所有公共空间类型，从街道上的地面铺装和公共座椅，到天桥的立柱、建筑的转角和排风口，乃至消防箱和水龙头等公共设施，处处可见艺术的影子。公共艺术作品与城市的现实生活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充分因地制宜地“隐匿”于城市公共空间中，有的是巧妙利用建筑物本身的空间结构，例如瑞士艺术家费利切·瓦里尼（Felice Varini）创作于天桥上上的作品《背面合上的圆》（Circles Back to Back）（图1）；有的是利用建筑的附属设施，例如新加坡艺术家唐大雾（Tang Da Wu）设置于排气口的作品《最后的采购》（Last Shopping）（图2）。

图2《最后的采购》，唐大雾，1994

“FARET立川”开幕当天，原本门可罗雀的立川车站被挤得水泄不通，随着公共艺术的介入，立川的游客量激增。1997年，由立川市民组成的志愿者团体“FARET俱乐部”成立，该团体致力于举办艺术导览、清扫以及与艺术家共同策划体验工作坊坊等活动，迄今约有18,600多人参与。2010年时，立川的城市面积已经增加到了最初的一倍，并且从“FARET立川”公共艺术项目中，也衍生出了诸多与公共艺术相关的产业，立川的经济发展也得到了刺激。如今的“FARET立川”公共艺术项目，已经成为了日本全境公共艺术作品最丰富的也最具互动性的艺术区域，并被列为东京人最喜欢居住的社区之一。

（凤凰艺术 综合报道 撰文/汪锦雯 责编/Mim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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