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侵华日军老兵，我真想扇他嘴巴

讲述人自诉：面对一桌之隔的侵华日军老兵，我真想扇他嘴巴

我目前在日本工作，主要为我们中华民族记录侵华日军老兵的口述证言。抱着这种使命，我团结志同者在日本自费干了20多年了。记录过去是为了现在与未来。我要说明的是，在日本对这些侵华者（亦称加害者）的口述访谈，搞大型加害者口述历史讲演大会，不是宣传、延续历史仇恨，而是珍爱和平，警示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永享安康

笔者（中）腿伤时与田刚（后排右）访谈日本原关东军宪兵今村真（后排左）后合影

其中，有很多酸甜苦辣，我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也更需要冷静、理智和勇气。

口述访谈与历史教育

我经历了从不冷静到冷静、理智地访谈侵华日军老兵的过程。当初访谈时，面对一桌之隔的侵华日军老兵，听到他讲述烧杀掠夺时，我控制不住自己，几乎踹翻桌子，扇他嘴巴。经过一段时间磨炼，我渐渐冷静、理智起来了。在访谈中，我自己要专心地倾听，争取尽快与口述者一同步入历史记忆隧道，进入回忆的深层，揭示隐秘的细节。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考察历史背景，查明战场的具体时间等。尤其是：不能只做留声机器，要有教育、宣传的责任感。也就是应该转换身份，不仅要做一个历史事实考证者，还要做一个反思历史、促进和平的教育者。

比如樱井规顺，他10岁的时候，日本战败，他随父母逃走。当时他的衣服都被中国人扒光，最后仅剩下一条裤衩。我问他：“你对战败逃走是怎么认识的？”他说：“那是罪有应得，因为我们家到中国没花钱就得到大片的熟地，而且还有两个苦力为我家种大豆、干杂活儿。”所以他认识到开拓团是对中国东北农民的最大犯罪。这是经过5年多的交流、分析，我们一起调查东北农民讲述土地被关东军抢占或强制贱卖等事实后，他才有了这种历史认识。

调查历史的爱国者左与樱井规顺 右合影

让口述者认识到自己所讲述的经历是历史证言，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来分析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对一个有侵华经历的日本老兵来说，相当不容易。有的人说：“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不知道大人们做的事情。”有的人说：“虽然我是那个细菌部队的队员，但我没干人体解剖的实验，没亲自投撒过细菌。”有的人说：“我家在黑龙江得到20垧耕地，那是关东军买来分配给我家的。”有的人说：“我只是满铁的技术员，没扛过枪，我们建设了满洲铁道。”有的人说：“我见过在慰安所门前排着长长队伍的士兵，可是我没进去。”诸如此类的回答，令我气愤，我也暗下决心，要下很多功夫教育他们认识历史的真实罪恶。

日本口述史访中演讲团在长春合影

还有一类年轻人，他们对我说：“那些战争的事情都是陈年往事了，让它像风一样过去吧。如果老提旧账，甚至什么慰安妇道歉、731道歉、强制劳工道歉等，如果道歉了，是不是就涉及经济赔偿，那就得我们这一代缴纳呀。所以，我赞成改变宪法。”

举一个问卷例子。在日本大学讲授东亚地域文化历史时，我调查过日本大学生对两个历史数字的认知，一个是8·15，另一个是9·18。对8·15的回答百分之百，对9·18的回答是百分之二。可见他们只知被害而不知加害的教育现象。这也是我们搞口述历史大型讲演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日本做侵华日军老兵口述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是日本人在伪满洲汉语能力考试的研究。因为资料缺乏，就到民间去调查，所以接触到了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士兵、宪兵、满蒙开拓团、少年义勇军、医生、教师等日本人，他们讲述个人经历，有的让我听后彻夜难眠。比如小林宽澄，他跟我讲，他的班长、排长去慰安妇所后，都得了性病，梅毒很严重。听说吃人脑子可以治疗梅毒，他们就抓来三名中国农民砍下脑袋，然后像烤猪头那样烧烤，一勺一勺地挖脑髓吃。听后，我晚上一闭上眼睛，就似乎看到刺刀的寒光，听到被砍头的惨叫。我决定把这些口述证言留下来，与我的博士导师植田渥雄以及其他志同者田刚、桥口杰等，一起成立了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

研究会成立15年来，我一边访谈记录加害者的证言，一边组织大型口述历史讲演大会，已召开了45次讲演大会，最多一次现场直播讲演曾有5000万人以上点播视听。

今年9月4日这次口述历史讲演大会，因为疫情，我们采用了远程视频线上线下的方式，出席者约200人，覆盖了英国、美国、日本、中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大学研究者和大学生、市民等。

我确信，这次世界性的加害者口述讲演大会，基本上能让世人知道：日本一些人轻视或者不敢、不想正视侵略史实，力图把它从历史中抹消掉的风潮正在蔓延。某国会议员公开说：731部队的细菌战问题 “在外交部和防卫厅（现国防部）的文件中，目前尚未发现可以证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进行细菌战的相关资料”。因此，原731队员清水英男等人的731遗物、证言，地方政府开设的资料馆拒绝展出。可见修正历史的右翼势力正在新形势下潮涨。日本官方拒绝展示，我们民间就搭台宣传。这就是我们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使命。

调查历史的爱国者（中）在黑龙江调查731支队（林口）现场，同行者有于春芳（右）、赵海龙（左）

调查历史的爱国者（左）与日籍八路军小林宽澄（右

李素桢（左二）与解放军中的日籍战士们，左一为桥口杰

以下择录的是731少年队员清水英男的证言，这是他9月4日在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创立15周年大会上的讲演。

清水英男：

我为自己成为侵华爪牙、帮凶

感到懊悔

大家好！

我叫清水英男，现在92岁。今天要讲的是在我14岁那年，昭和二十年（1945年 ）3月-8月战争结束的这段时间，我入伍731部队时的一些亲身经历。

按现行学制算，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曾作为见习技术员加入731部队，尽管仅为时5个月左右。我是后来才得知731部队对中国进行了侵略、人体解剖、细菌战等恶劣行径。虽然在当时我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但是，现在我对自己曾经参与过这样的犯罪行径而感到追悔莫及，对此，我从心底表示道歉。

我读过《这样的媒体与政党——日本不需要》（高山正之、和田政宗著，2018年10月， WAC文库出版）这本书，著者和田政宗身为参议院议员，却主张“有关731的事纯属谎言，都是美国编造的，所以，731部队当初才没有人被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可是，事实上，当时有几名下级军官被判刑了，背负罪名的不是上层的大人物而是下层的小人物，由此，我深切体会到法律是可以被当权者随意滥用的。我甚至觉得731部队的事实也正在左右着当今的政治走向。那么歪曲史实的到底是谁呢？

二战中牺牲了很多生命，这种负面的责任让下一代人来背负确实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些事实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加入731部队以前

我1930年出生于长野县上伊那郡宫田村，是两男三女（五兄弟姐妹，译者注）中的次男。我之所以加入731部队，是由学校老师推荐去哈尔滨工作的，事先并不了解要去做什么，稀里糊涂地就被录取为第四期见习技术员。1945年（昭和二十年）3月，我从国民学校高等科毕业3天后便奔赴哈尔滨。入队时14岁。同期入队者34人，其中伊那（郡）出生者11人。从宫田村出发的日期是1945年3月23日，我们在下关集结后，从博多港出发到釜山，再经平城—安东—奉天—新京，最后到达哈尔滨。

加入731部队后的工作情况

我们新队员中仅有3人被编入教育部的实习室。我们早上去63栋2层的实验室时，要先接受服装灭菌，然后更换白衣。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病原菌的基础知识（细菌检查法、培养基制作法、灭菌消毒法）。有时也会进行一些实验，例如：用挖耳勺状的白金棒从实验用老鼠（白鼠）的肛门里采出一些物体，再把它移植到用寒天制作的细菌培养皿里；或者检验用过滤器滤过的水。关于其他班的情况，由于在当时都属于绝密，所以他们都做了什么，我根本无从得知。

参观标本室

参观标本室前有人为我们讲解说，要想成为外科医生至少需要（解剖，译者注）三具尸体。标本室里陈列着人体各个部位的标本（在用福尔马林浸泡的瓶里）。当时，有人告诉我们那些都是用“丸太”（间谍以及在抗日运动中被俘的人员）进行活体实验后制成的标本。当天夜里，我就噩梦缠身，睡在旁边的人无论怎么敲打我，我都睁不开眼睛，浑身冒冷汗。人只要看到过这样的标本，就一定会相信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所描写的情景都是真实的：有一个女性“丸太”为了救自己可爱的孩子，无论什么实验她都应承下来。结果她并没有被当人看待，母子俩最后都被惨无人道地制成了标本。

正如《恶魔的饱食》中所记载的那样，他们让少年队员吃下带有病原菌的馒头，然后来观察效果。我觉得我也曾被这样利用过。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被用来作了人体实验。回国后读了《恶魔的饱食》，我才意识到我所经历的就是一次人体实验。当时经常会有前辈研究者送给我馒头吃。有一次我吃过馒头后高烧到42度，持续了一周左右。那期间并没有得到任何治疗，只是让我卧床休息，卫生兵每天来给我测一次体温和脉搏。一周后才给我打了一针，结果马上就退烧了。当时有人对我封口说：“以后去诊所时绝对不可泄露打过针的事。”部队的研究者中也有人因感染病原菌而死去的。据说在活体实验中，也有日本人成为牺牲品。

上午还一直很平静，到了下午情势突变。夜里苏联开始空袭（照明弹）。我们躲在防空洞内，可那一夜被蚊子叮得根本没睡着。8月11日（编者注：指1945年8月11日）早上，我听到有个前辈研究者说：“还在冒烟啊！”我推测他说的冒烟就是指焚烧那些特设监狱里的“丸太”（被人体实验的人）时冒的烟。8月12日，我们进到特设监狱里去拾那些被焚烧剩下的人骨。结束后又去搬运用来爆破特设监狱的火药，随后被令退避，于是我们就退避到锅炉房。爆破的碎片越过五层楼高的建筑向我们这边飞来。

8月13日（编者注：指1945年8月13日），我们往卡车上装运行李；8月14日早上，收到转移命令后，随即被叫到实习室。我们各就各位后，为我们每人都配发了自绝用的手枪和氰化物，并命令我们一旦被捕就要自绝。我把配发的手枪放在皮箱里，氰化物藏在两层袜子的中间。8月15日，在离新京（长春）站一站地的地方得知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那时候列车被令停运，待命一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车，所以我们就想下车，在附近准备开伙，正在这时，突然又收到出发的命令，大家又急忙返回车上。最后上车的人都是发车后被硬拉上来的。8月16日早上到达奉天（沈阳）。有个第二期的前辈说：“你们回日本去吧！”我这才知道我们是要回日本。前辈跟我们告别说：“我要在这儿（奉天）下车，去当马贼。”如果那时候我们大家能了解内地的状况，应该不会出现前辈这样要去当马贼的人，也不会有要自杀的人吧。后来，我们纵穿朝鲜半岛，到达釜山港。我在港口把自绝用的手枪和氰化物都扔掉了。从釜山港出发，我们乘坐“晓部队”的运送船回到山口县的萩市，从萩市绕过下关途径广岛才回到长野。在广岛，我亲眼目睹了广岛刚刚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

归国时被逼发誓

归国时命令我们要立下三个誓：

1．隐匿731部队的军历；2．不许就任公职；3．队员之间不许相互联络。此外，我还被禁止从事与医院相关的工作。

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就是一种独裁政治，是任由上层恣意而为的政治。安保条约、秘密保护法、一亿总动员……我担心日本会重返军国主义的道路。我现在和妻子二人生活，每次见到可爱的重孙，脑海里都不禁会浮现出泡在福尔马林液体中的那个婴儿。战争是何等的悲惨，没有去过战场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年轻的朋友们，请你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到这一点。

当今的日本政权完全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责任和731部队所犯的罪行。从言论上来说，有人称：“有关历史认识是否该定性为侵略的问题，这取决于如何解释。”（稻田防卫大臣）。从行为上来看，曾有报道称（2013年5月12日）：“安倍首相于宫城县松岛市空军自卫队基地试乘标号731的训练机，并竖起拇指，微笑着配合记者拍照。”

我要向全世界的领袖们呼吁：用对话的方式来避免战争，为全世界人民开辟一条能够安心生活的道路吧。

国会议员们，也请你们不要只考虑保住自己的地位，你们要去选择一条超越党派之争的坦途。我们担忧经济成长与科学发展会带来地球环境的恶化、人类的灭亡。我期待能让年轻人了解历史，也能为未来的孩子们开辟一条充满幸福之路。

最后，我想再次用我最初说的那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我为自己加入731细菌部队，成为侵略、犯罪行为的爪牙、帮凶而感到懊悔，并诚心诚意地谢罪。我从心底向大家表示道歉。

2022年9月4日下午于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

第29回例会 清水英男

以下证言是平井润一在日中口述历史研究会创立15周年讲演大会的讲演稿。

我亲身经历的“新京”鼠疫

——1940年的新京鼠疫灾害

元凶是731部队

平井润一

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小时候因为父亲的工作，1934年到1943年，我在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生活了9年，其中1940年到1943年那3年，我是伪满洲国首府新京市（现吉林省长春市）的一名初中生，在新京第一中学（日本人学校）上学。

回忆起大约80年前的那段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1940年新京鼠疫流行一事。当时我还在读初中一年级。鼠疫在市中心的新京火车站南侧流行，是日本人居住最多的地方。流行期为1940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时间。这场灾难让当时人口约40万的新京城陷入了恐怖的深渊。

当时，我们被告知“鼠疫发病会发40度以上的高烧，人身体变成黑色的木乃伊状态，然后死去”。那场新京鼠疫的患者共有28人（日本人15人，中国人13人），奇迹般地有2人被救活（日本人、中国人各一人），其他26人死亡。

在“建设王道乐土”口号下的伪满洲国首都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伪满洲国政府和新京市政府觉得特别丢面子，于是赶快采取对策。市政府采取的紧急对策，是全面封锁鼠疫暴发地区的对外交通，患者收住医院后，把他们的住宅和周围房屋以及所有家具、用具统统烧光。新京鼠疫流行的时间比较短、死者较少的原因，我觉得和瘟疫暴发初期这种粗暴的强制措施有关。不过这是在战争时期军国主义强权体制下实现的。

那时我还是个初一学生，我从郊区校舍的房顶上望着焚烧住房的滚滚黑烟，非常不安。今天，94岁的我还鲜明地记着那个场景。当时的伪满洲国政府的日本高级官员武藤富男在他写的《我和满洲国》一书（《文艺春秋》1988年）里记下他参与焚烧房屋的亲身经历。

据武藤的记述，被烧光的那片房屋里有平房，也有二层楼和三层楼的建筑。为了防止火势蔓延，他们把那些房子用白铁皮围起来。消防车开路，先把三层楼房的屋顶拆毁，从下面点火。

武藤详细地描述了烧房屋的经过，他写道：“这场人为火灾在圈起来的范围里，从平房烧到二层楼房接连燃烧，大约三个小时后，三角地的主要地方的焚烧就完成了。”

“一般火灾发生时会有很多人看热闹。而那时附近的居民都紧闭大门，没有一个人出来。”他说的“三角地”，是发生鼠疫的新京中心地区的俗称。

市政府给全体市民接种疫苗，还要求市民必须戴口罩。他们说鼠疫“主要以老鼠身上的跳蚤带的病菌传染，或者通过空气传染”。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我看到的日本全国都戴口罩的情形和当时的新京的情景很像。那时候还有政策鼓励人们抓老鼠，定下价格“一只100元”收购市民捕获的老鼠。

当时的官方解释是“距离新京以北60公里的农安地区发生的鼠疫传播到新京了”。而实际的罪魁祸首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731部队在新京北边300公里之遥的哈尔滨建立了生物・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和制造的据点，而他们把农安作为检测鼠疫兵器效果的秘密试验场地。

农安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前曾经有过鼠疫自然流行的历史，731部队可能认为选择在这里做实验，即使细菌外泄引起鼠疫流行，也可以伪装成是鼠疫的自然流行。

农安距离首府新京很近，瘟疫蔓延开来就会夺走许多市民的生命。不顾可能会发生的严重后果而强行把农安作为实验地，这件事本身就表现出日本军国主义贪婪和残忍的本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日本民主医疗机关联合会原名誉会长莇昭三在研究了历史文献和各种资料之后，查明了731部队是“新京鼠疫”的元凶。详细内容刊登在我所属的日中友好协会的报纸上（2013年9月15日）。

我读了那篇文章，作为亲身经历了新京鼠疫恐怖的日本人，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和“731部队”的残忍性愤怒不已！

现在我发誓:要认真总结侵略历史的教训，深刻反省过去，一定要建立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我的发言完了，谢谢静听。

日本战败77年过去了，直到今天，石井四郎的阴魂还在游荡，他的命令似乎还在生效。为什么这么说呢？清水英男向一个地方政府举办的展览馆提出，希望展示在哈尔滨731部队的照片以及自己的证言，但是却被拒绝了。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承认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不承认当然就谈不到谢罪。首先要让他承认历史事实。用民众口述史的方法，来揭秘历史事实，我想会取得一定的效果。只有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和平友好。否则，就像空中的楼阁，无根无基，随时倾斜倒塌。现在能口述那段历史的人，在世的已经很少了。抢救他们的口述证言如同抢救水火之灾，急不可待，必须与时间赛跑。

由于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和军方有计划地处理、销毁文献档案，造成慰安妇、细菌战等研究的困难。而侵华日军老兵的口述证言，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补充相关文献史料的缺乏，补正人为篡改的事实和刻意隐蔽的战争犯罪。

731部队使用过的飞行器

日军731部队，全称满洲731部队，是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为掩人耳目，1932年至1945年期间，该部队曾先后叫过“加茂部队”（1933年）、“东乡部队”（1938-1939年，该取名是为了纪念石井四郎心中的偶像东乡平八郎）、“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1940年-1945年）、“满洲25202部队”（1945年5月更此名）。明面上，731部队是一个水净化部队，但实际上却干着肮脏“细菌战”的勾当。

731部队在日军战略上有重要的地位。日军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说的就是731部队。731部队归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极高。从事细菌战研究的2600余工作人员中，有一名中将和四名少将级军官，80余名校级军官，判任官和技师达300余名。为了配合细菌战制剂的试验和细菌战的实施，731专门配备有航空班和气象班，其中，航空班配备的飞机数量多达11架。

关于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到底装备了哪些机型？目前说法不一。9月8日，笔者曾撰文指出，哈尔滨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馆（简称罪证馆）的描述是错误的，详见文献[1]。

那么，日军731细菌部队到底装备了哪些机型呢？最近，笔者对二战时期日本的航空工业略知一二，恰巧前天有位网友询问此事，这里，不妨给发表下自己的观点。

731部队航空班机型的三种观点

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装备了哪些机型？目前不同的文献来源有不同的描述。以下为三种典型的观点。

1）731罪证馆的观点

图1为罪证馆馆内的图展，其介绍为：“（731部队）航空班……拥有飞机11架，机种为吞龙轰炸机、九七1式重型轰炸机、九七2式重型轰炸机、九九双桨轻型轰炸机、九九单桨轻型轰炸机、九九式侦察机、隼式战斗机等……运输机，多数…军官乘坐”。

2）森村诚一的著作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著作--《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中有这样的描述[3]：“731部队第二部直辖有航空班…最多时拥有11架飞机。“包括经过改造的美国道格拉断飞机和完全不能使用的机在内”(原队人员的证词),11架飞机的组成如下:吞龙轰炸机、97式重型轰炸机、97式II型重型轰炸机、99式双引擎轻型轰炸机、99式单引擎轻型轰炸机、轰炸教练机、运输教练机、隼式战斗机、患者运输机、AT客机以及无法使用而一直放置在那里的爱国飞机等。航空班人员包括气象、通信和维修人员在内共的60人。轰炸机较多，这一点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注意。这是细菌战实验和作战的需要。”

3）松本正一的证词

731部队航空班成员“松本正一在东京地方法庭的证词（节录）”[4]（见https://www.doc88.com/p-362142112422.html）：“我初到时全班只有八八式二型侦察轰炸机、九一式战斗机、九四式侦察机和运输伤患者的小型运输机各一架。八八式二型配有喷雾装置，用于散布肠伤寒菌。九一式战斗机比我在熊谷陆军飞行学校训练使用的九五式还要落后。这种飞机不是军部配置的，而是731部队自己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九四式是诺门坎战役结束后、我刚到这里不久由军部配置的。小型运输机包括飞行员只能乘坐三人。有一天我在驾驶时引擎突然灭火，坠地损坏，这才配备了一架九五式战斗机。以后又进了一架九七式。我和樱永主要驾驶九五式，铃木驾驶九四式…到1940年夏秋，我奉命在杭州实施了三个月的细菌作战，…队伍是使用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和九七式单发轻型轰炸机从哈尔滨出发赴杭州…这时赴南京的731部队被称为“奈良部队”。这次出机时,航空班所有的九七式单发重型轰炸机、九七式双发重型轰炸机,包括九七式双发轻型轰炸机等也一起移到了南京。”

总结一下：

1）罪证馆的机型描述：吞龙轰炸机、九七（I式）重型轰炸机、九七2式重型轰炸机、九九双桨轻型轰炸机、九九单桨轻型轰炸机、九九式侦察机、隼式战斗机、运输机等，最少有8种机型，其中5种轰炸机，1种战斗机，1种侦察机和1种运输机。

2）森村诚一的机型描述：吞龙轰炸机、97式重炸机、97式II型重炸机、99式双引擎轻型轰炸机、99式单引擎轻型轰炸机、轰炸（教练）机、运输（教练）机、患者运输机、隼式战斗机、AT客机以及无法使用而一直放置在那里的爱国飞机等。共8种机型，其中6种轰炸机、2种运输机、1种战斗机、1种客机和1种爱国号飞机。

3）松本正一证词的机型：八八式二型侦察轰炸机、九一式战斗机、九四式侦察机、九五式战斗机、九七式（具体型号未提及）、3座小型伤员运输机、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九七式单发轻型轰炸机…

二、罪行馆的机型描述是有误的

对比三种731部队航空班配备机型的描述，可以发现，罪证馆和森村诚一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罪证馆采信了森村诚一的著作《恶魔的饱食》。尽管如此，前两者和后者在机型描述上却大相径庭。譬如，松本正一证词中的“八八式二型侦察轰炸机、九一式战斗机、九四式侦察机、九五式战斗机、九七式轻型轰炸机”等5型飞机在罪证馆和森村诚一的表述中全部消失，显然是不正常的。作为731部队航空班的成员之一、战败法庭受审的战犯，松本正一法庭上的证词更具可信度。基于此，笔者认为，罪证馆图展中的机型描述是存在错误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笔者广泛收集日本731部队航空班的机型历史遗留照片，得到了图3的3张。作为罪证，这3张照片在诸多731部队相关著作、文献、网文，包括罪证馆图展中均反复出现。查阅文献[5], 并经过照片对比、识别后发现，图3中三款731部队航空班的飞机分别为日本陆军的94式侦察机、 97轻型轰炸机和八八二式侦察轰炸机，见图4。这三款飞机，罪证馆图展和森村诚一著作中均未提及，但松本正一证词中却都提到了；松本正一证词的高可信度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因此，可以认定，罪证馆图展中的机型描述无疑是存有错误的。

三、到底有几种“九七”式？

在罪证馆、森村诚一及松本正一的731部队机型描述中，多次出现了“九七”型/式机型，具体描述如见表1。

看到表1林林种种的“九七”式，想必大部分读者已经一头雾水了。为了弄清楚日军二战时期的“九七”型飞机，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九七”式。

从1926年起，日本陆军开始采用日本“皇纪”年代数命名武器装备。例如：1937年出品的九七式重爆（注：重爆即重型轰炸机），其中的“九七式”表示皇纪2597年（即1937年）；再比如， Ki-49百式重爆“吞龙”，其中的“百式”均指的是皇纪2600年（即1940年）。但日本海军却将皇纪2600年命名的兵器称为“零式”，譬如大家熟悉的零式战机。

知道了“九七”型的含义，再来看看1937年日本陆军都成功研制出了哪几款“九七”式飞机。

查阅“沈海军：日本航空史话”可知，当年日本陆军的“九七”式飞机有四款，即第一款：九七式单发轻型（俯冲）轰炸机；第二款：九七式单发战斗机；第三款：九七式双发重型轰炸机，分早期的I型（搭载两台950hp的发动机），和中后期的II型（换装了两台1450hp的发动机）两种。第四款：九七司侦，一款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陆军的单发双座侦察机。

表1（松本正一证词中）的“九七式双发轻型轰炸机”，笔者认为就是九七式（I型）双发重型轰炸机，因为九七式I型重轰的发动机功率仅为II型的三分之二，载弹量上要明显低于后者，故松本正一认为它是轻型轰炸机也是合理的。

松本正一证词中有这样的描述：“这时赴南京的731部队被称为‘奈良部队’。这次出机时,航空班所有的九七式单发重型轰炸机、九七式双发重型轰炸机,包括九七式双发轻型轰炸机等也一起移到了南京。”这里并列出现了三款“九七”式轰炸机，笔者认为，其中的“九七式单发重型轰炸机” 疑似记录或翻译过程中的笔误，因为单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是不可能的。事实上，1937年日本陆军研制的四款九七式中根本就没有“九七式单发重型轰炸机”，该处应该是“九七式单发轻型轰炸机”。而其中的“九七式双发轻型轰炸机”应该指的是“九七式I型双发重型轰炸机”。

综合表1及相关资料信息，笔者认为，731部队航空班的九七式飞机包括以下三种：1）九七式单发轻型轰炸机、2）九七式I型（双发）重型轰炸机，即故松本口中的“九七式双发轻型轰炸机”、3）九七式II型（双发）重型轰炸机。其中，第一款九七式轰炸机松本正一证词中多次提到；后两款罪证馆、森村诚一、松本正一均有提及。

四、结 论

根据信息来源的可信度，综合森村诚一著作、松本正一的证词、以及笔者的著作《日本航空史话》，并结合当时的战时情况，分析后笔者认为，731部队航空班的11架飞机型号应分别为：

1）九七式单发轻型轰炸机、2）九七式I型（双发）重型轰炸机）、3）九七式II型（双发）重型轰炸机，4）八八式二型侦察轰炸机、5）九一式战斗机、6）九四式侦察机、7）九五式战斗机、8）3座小型伤员运输机、9）基于美国道格拉DC-2改进设计，用于运输日本长官、宪兵的AT客机、10）日本民间集资购买，捐赠给日本陆军，但无法使用而一直放置的爱国号飞机，11）一款运输（教练）机。

关于1）-3）机型的确定，“三、到底有几种“九七式”机型？”一小节中已经讨论过了。关于4）-8）机型，松本正一的证词中有多次明确提到。9)和10）机型在森村诚一著作《恶魔的饱食》中有多处谈及。 关于“11）运输（教练）机”的确定，依据是森村诚一的著作--《恶魔的饱食》。

总之，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但给其定罪，罪证务必要是“铁证”，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731部队航空班曾经的刽子手自诉

　　一　我参加731部队之前

　　1920年(大正9年)8月31日,我作为家住玉县北玉郡骑车町大字道地1597番地的松本家第四代出生了。有四个妹妹、三个弟弟,我在八个兄弟姊妹中是长男。

　　普通小学毕业后,我志愿做教师,但经济条件不宽裕。承蒙当时高中学校的老师关照,得到不动丘高中学校的化学老师吉田先生的准许,担任了物理化学老师的助手。因此,像旁听生一样在教室里学习了国语、汉文、英语、数学等主要科目。

　　那以后的理想是想当一名学校的老师,但当时如果没有取得相应的教学资格的话,不能当代课老师录用。于是,我参加了少年航空班士兵的考试。我虽然考试合格了,但因为是长男,没被录用。当时,在仙台有一所通信省航空台驾驶员培训学校,1938年10月左右,我进了这所学校。在这里,我接受了8个月的飞机驾驶训练。1939年(昭和14年)5月30日,结束了训练课程。毕业时,取得了二级飞行员的资格。但是,由于培训学校的飞机驾驶训练不够,毕业后也不能正式驾机。为此,1939年(昭和14年)6月,我又进入了熊谷陆军飞行学校学习。在这里半年时间,作为通信省委托的飞机飞行员,我接受了驾驶战斗机的实战训练。

　　临近毕业,教官问起了去向。我述说了希望成为民营制造公司的试飞员的想法,但是没有实现我的理想。结果,我被教官安排了去向,被任命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陆军飞行兵伍长(预备役)。这支部队隶属731部队。除了我分配到731部队外,还有同期学习的樱永孝雄、铃木公司。1939年11月27日,我取得一等飞行员的资格后结束了训练。

　　二　来到哈尔滨(平房)731部队

　　731部队的总部在哈尔滨。在新宿的陆军军医学校有731部队的派出所。在那里集中了十七八个人(其中飞行员三人),在石桥坚治的安排下,我们开赴了哈尔滨。先乘火车去博多,然后乘船去釜山,再从朝鲜半岛去大连,经过新京,到达哈尔滨。

　　731部队原名关东军防疫部队,1940年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以后才开始叫731部队。我隶属731部队第二部的航空班。

　　航空班由增田美保任班长,福森宪雄任顾问,荻原周夫任教官。我们三人(松本、铃木、樱永)属荻原的部下。之后,军医平泽正欣、野吕文彦、稻森、池川重德也加入了航空班。稻森死后,权田飞行教官也加入了进来。

　　航空班里除了飞行员以外,还有维修兵、(无线)通讯兵、卫生兵。没有爆破手、侦察兵等专业人员。像这样的工作由卫生兵担负。

　　731部队的航空班当初飞机不够,我们赴任时,731部队在哈尔滨只有八八式二型(侦察轰炸机)、九一式(战斗机)、九四式(侦察机)、小型伤员运输机。八八式二型飞机安装有空投装置,撒播细菌时被使用过。九一式飞机比我在熊谷陆军飞行学校驾驶的九五式飞机还要古老。这种飞机不是军队分配下来的。小型伤员运输机可以乘坐飞行员和三名伤员。有一天,我驾驶时,发动机熄火,掉下来摔坏了。那以后,就用九五式(战斗机)代替了小型运输机。

　　再后来引进了九七式飞机。我主要驾驶九五式飞机,铃木驾驶九四式飞机。

　　我们在哈尔滨居住处是总部另外的地方。宿舍是一栋三层建筑,我一个人开始住在宿舍里。之后,与荻原、樱永三人搬进了带有浴室的教官公寓。

　　三　在平房的有关细菌战的工作

　　有关在哈尔滨进行的细菌兵器的开发和实验,

　　我所知道的如下。

　　1.细菌兵器。首先,开发了撒播跳蚤的兵器。把感染了鼠疫菌的大量跳蚤装入铝箱里,将这个箱子安放在飞机两翼的下面,在空中打开箱子的前方和后方,撒播跳蚤。这种箱子开始是菱形,后来变成了流线形,箱子的开关由驾驶室里的飞行员操作,这种兵器在实战中使用过。其次,研制了被称为“乌弹”的炸弹,用于副伤寒菌。这种“乌弹”用玻璃制成,里面装有水,所以空气进不去,不适合鼠疫;另外在空中爆炸时,好像不会达到效果,所以,在实战中没有使用。此外,还有“衣弹”、“哈弹”等铁制的炸弹。这些主要是在碎片上涂上细菌使用。再还有,九七式二型(重型轰炸机)飞机经过改装,做成了有空中装置的飞机。这就是将四根管子捆成一根,先分成两段,再通过空气压缩,从空中撒播副伤寒菌。在实验中压缩筒爆炸,结果没有在实战中实施。并且很不幸,实验中铃木和三名维修工感染了副伤寒,回到哈尔滨,铃木也因为这个原因而丧命。

　　2.细菌实验。在细菌作战实验中,航空班的任务是实验和实战及其效果的调查。平泽负责鼠疫,增田负责副伤寒菌。我们作为飞行员在平房附近的安达飞机场兼实验场参加了实验。这个安达就是进行细菌兵器实验的地方。实际进行的实验是将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和副伤寒菌空投的实验,为了检测其功效,将捕虏的“圆木”放在实验台上使用了。我实际上没有参与空投装有细菌的炸弹的实验,只是进行了空投染上颜色的水的实验。

　　3.其它任务。除了细菌作战的实验和功效调查以外,航空班还有其他任务。其一,是用飞机从玉县春日部队运老鼠的任务。听说春日部队在玉县一万多户农民家饲养了老鼠,老鼠用于制造鼠疫菌,运送地方不只是哈尔滨,还有新加坡、爪哇。把大量的老鼠装入很大的箱子里,一次运五六箱。其二,是运送731部队的干部和宪兵往返东京和哈尔滨、南京、杭州等地执行任务。其三,有一次运送了“圆木”。平常用卡车运的,这次是用轰炸机从平房运到了安达。因为在安达使用“圆木”频繁进行了细菌兵器的实验,所以,也许这批“圆木”也当作实验使用了。另外,有时一个人驾小型运输机,从杭州到上海取行李,运到南京。行李是像装茶叶的箱子,很重。

　　四　在杭州的细菌作战

　　我于1940年(昭和15年)夏天到秋天三个月时间,奉命赴杭州出勤。航空班里增田班长以下至少三分之二的20名人员(飞行员15名、维修工等)出了勤。其他负责细菌兵器的山口班的队员和731部队的宪兵2名和1名翻译也去了杭州。航空班用飞机将他们从哈尔滨移送到杭州。使用的飞机是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山口班的队员也有坐船去的。

　　731部队的干部将这次杭州出勤叫作“杭州作战”,作战的内容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下级队员。我在杭州的主要任务是用飞机运送材料和物资器材,或将731部队干部们运送于东京、南京、哈尔滨之间。飞机场是当时中国国民党建成在笕桥的飞行学校的旧址。在杭州好像实施了细菌作战。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细菌作战,但从干部和其他队员那里听到了作战前后的一些内容。

　　其一是1940年(昭和15年)的秋天,增田驾驶单发射的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今村卫生兵作为爆破手,把两个装有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的箱子安放在飞机机翼下面撒播了。攻击地是衢州,称为“衢州作战”。这次攻击,安放的两个箱子之中,听说一个在衢州上空打开,播撒了跳蚤,另一个没有打开,留下了跳蚤,结果,箱子在返回中途被扔了。那之后,增田、平泽和佐伯又驾驶单发的轻型轰炸机执行了细菌作战攻击任务。听说这次细菌作战的目的地是衢州、宁波(这时叫“宁波作战”)、杭州。由于上次的失败教训,装跳蚤的箱子使用的是比原来缩小了的流线形跳蚤箱,投撒时用电动开关打开箱子的前部和后部,靠风把跳蚤从箱子里吹出去后

　　落下。这个箱子是安放在九七式单发轻型轰炸机的机翼下面的。

　　在有一天的实验中,用八八式二型飞机撒下了感染鼠疫菌的跳蚤。由荻原驾驶,卫生兵今村作为爆破手同乘。箱子的装备不是航空队做的,是由山口班的专门技师做的。这个实验是将检测板放在地上调查撒播在地面哪个位置。从高空300米至500米左右低空飞行撒播。实验地是杭州的钱塘江附近。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实验。但是,为了调查撒布效果而去过现场。另外,有次攻击作战时,将感染了的跳蚤从飞机上撒下去时,箱子的后部没有打开,从而跳蚤卷成一团没有很好地落下,于是,飞机又飞回了笕桥飞机场。在飞机场的草丛中打开箱子,里面的大量跳蚤就窜了出来,在场人员慌慌张张采取消毒措施,但处理不恰当,结果只好连飞机也烧了。

　　五　在南京的细菌作战

　　我于1941年(昭和16年)的秋天至第二年六个月的时间里执行了从哈尔滨到南京的出机任务。这次出机动作很大,我所在的航空班大约超过30名队员去了南京,其他山口班的队员也有很多去了南京。这时赴南京的731部队被称为“奈良部队”。这次出机时,航空班所有的九七式单发重型轰炸机、九七式双发重型轰炸机,包括九七式双发轻型轰炸机等也一起移到了南京。在南京与1644部队合流。航空班使用了南京城内的航空队飞机场。南京飞机场里有九七式重型轰炸机3架,还有AT轻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

　　在南京,我印象中记得进行了两次细菌攻击。航空班的平泽驾驶的九七式单发轰炸机,把装有感染了鼠疫菌的大量跳蚤的铝箱发射了出去。这批跳蚤是从哈尔滨运来的。听说攻击地是常德,从常德市城区大约200米的上空投下了跳蚤。之后,听说这次攻击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南京时,队员被强迫命令更换姓名。没有说明其理由。我变成“桂”姓、增田班长叫“赤诚”、樱永叫“大江”。奈良部队没有军服,相反发了襟章。实际上有的人佩戴,有的人没有佩戴。我戴中尉的襟章,樱永戴大尉的,荻原戴少佐的。其中,有留长发的,有穿茄克的,服装比较自由。我们住在阶行社。阶行社是一栋三层~五层的大建筑,位于南京的繁华街。这里本来是只有将校才可以住的地方,但当时731部队人员就住在这里,我与增田班长、樱永、今村、平泽、稻森、荻原住在一起。在阶行社,除了宾馆以外,还提供便宜的日用品,处理的军需品,我们只要有证件,什么都可以弄到手。

　　在南京的时候,有时被命令驾机飞行20至30分钟进行破坏活动。稻森在南京因飞机失去控制堕落了。我去的时候飞机已燃烧,正冒着烟。

　　六　六次飞机事故

　　我在航空班主要负责运输。731部队里的飞机很陈旧,因此,发生了多起事故。我曾驾驶过三架轰炸机、两架轻型飞机、一架小型运输机共遭遇六次事故。一次是在南京驾驶重型轰炸机的时候,本来是计划樱原去的,可他说“松本,谁都可以去,所以你去吧”,于是我就去飞了。但是,发动机熄火了,飞机扎进了小河沟的土沿旁。第二次是在岐阜县,和荻原一起架重型轰炸机从立川运老鼠到哈尔滨的途中,飞机两边的发动机都熄火了,于是马上降低高度窜入到了松林里,撞倒十五六根树后落下了。第三次是架重型轰炸机在沙哥霍钦米市遭遇了事故。当时是把老鼠运往新加坡后返回,在距沙哥30分钟的地方,右边的发动机熄火了。但是,后边的减速板降不下,同乘的两名维修工想用手降下来也不行。结果,飞过了沙哥飞机场,扎进了田地里。之后,我被叫停飞行一星期。第四次是在哈尔滨飞机场,试飞轻型轰炸机时,机身突然着陆,被弹了一下,但我没有受伤。第五次是在哈尔滨驾驶刚修理好的轻型飞机,汽油管的栓子一直关着就返回了,因为栓子关着,不能切换,所以在哈尔滨的民用机杨紧急着落,飞机的起落架拿不出,故而飞机翅膀被折断。第六次是在哈尔滨乘坐小型运输机时,飞机起飞后从30米上升到50米时,发动机熄火了,撞到高压线落下。我被撞掉了四颗门牙。我共遭遇了六次事故,但都活了下来,故被称作“摔不死的家伙”。

　　七　战争结束及回国

　　1945年8月在哈尔滨,11日左右,上级命令部队转移。感到航空班要马上离开,所以,被传令销毁证据,我们烧毁了器材库、宿舍、破烂飞机。14日左右乘飞机去了奉天,在奉天住了一晚,当晚收听了天皇广播,知道战争结束了,从而也没有必要再执行任务了。因此,就那样乘飞机回国了。从奉天跨过朝鲜半岛,在京城住了一晚,经釜山,从那里飞到了九州的民用机场。停留一周时间后,在恶劣的天气下,经过海岸线回到了熊谷。

　　以上就是我在隶属731部队的六年时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731部队开发细菌兵器,并将其用于实战和所谓的实验,在中国各地进行细菌攻击的事实确信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