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他乡的孩子如何度过童年？一位中国家长的教育环游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除了中国式焦虑的家长之外

其他地方的孩子到底如何度过童年

《他乡的童年》

一位中国家长的教育环游记

记者/刘远航

对于芬兰人来说,究竟哪一所学校才是整个国家最好的学校?当地企业家彼得·韦斯特巴卡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周轶君想了一下,但没有想出来。彼得直接说出了答案,离家最近的那一个。

彼得此前在游戏开发公司Rovio工作,最著名的身份是“愤怒的小鸟之父”,这款游戏曾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包括中国。周轶君则是一名媒体人,《锵锵三人行》和《圆桌派》的常驻嘉宾,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2018年9月,周轶君开始筹备拍摄一部教育题材的纪录片。她前往五个国家进行探察,芬兰是第一站。

在位于首都赫尔辛基的一所小学里,男孩们操着流利的英语,有的想做程序员,有的想踢足球,不行就当警察。周轶君问他们对成功的理解。她得到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有个正经的工作,再有些余钱,就算成功。老师和家长们有着同样的理念。周轶君觉得心情复杂,她在上海出生,在北京读书,如今又在香港生活,从小就熟悉竞争法则。大家都在上培训班,住学区房,不拼怎么行。

实际上,芬兰学生的说法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并不陌生。一个《新华字典》的经典例句经常被人提起,“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对于身处社会发展快车道上的新一代中国家长来说,这几乎已经是过去时代的旧梦了。

许多人不太理解的是,芬兰这种不讲求竞争的基础教育,却造就了极为优秀的学生。“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超过别人。如果不竞争,那么成功是什么,这是我想去了解的。”周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希望从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去倒推那里的教育,它们与中国当下的教育有着或多或少的呼应。

在推崇完美的日本,周轶君看到了幼儿园的孩子们对于细节和他人的关注,还有集体意识和个体权益的界限。在贫富差距同样在加剧的印度,她注意到的是当地的民众为了弥合裂痕而做的努力。在英国,周轶君感受到公立和私立教育之间的落差,以及中国中产家庭对于所谓贵族教育的误读。她借用了一句经典的句式,当我们谈论英国教育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系列纪录片的名字叫《他乡的童年》。8月28日,这部作品开始在优酷播出,每周一集,取得了极高的口碑,豆瓣评分达9.2分。天性该如何在教育中保存,自我又如何在公共意识中塑造,这是周轶君想要求解的问题。借助这些镜头,年轻的中国家长们则窥见到了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

没有关紧的门

联系到周轶君的时候,她正在去邮局的路上,只能一边走一边聊起这部自己拍摄的纪录片。香港的生活节奏很快,同时做几件事已经成为她的常态。在邮局,周轶君跟工作人员说粤语,跟自己的家人讲英语和普通话。

这是一个文化混杂的多元社会,同样混杂的是周轶君的身份。她是阿拉伯语专业出身,毕业之后进了新华社。2002年,她主动申请,常驻加沙地区,见识了炮火纷飞的日常生活。驻外的中途,周轶君回北京休假,在西单商场碰见促销活动,台上的男女主持人声嘶力竭,音乐喧闹,完全是两个世界。

2006年开始,周轶君到香港凤凰卫视工作,每年都回上海老家一趟,后来加入现代传播集团,更是频繁穿梭于沪港两地。上海交通硬件先进,斑马线模仿东京繁华的涩谷区,都市男女来往其中,光鲜如弄潮儿。这时一辆公交车驶过,售票员还是用老方法,从车窗里探身,拿脏兮兮的小红旗敲打铁皮车厢,提醒路人慢行。

变幻的现代生活与传统的残迹,战乱与经济的喧嚣,这是周轶君眼中充满差异的世界,她也将这种对照的视角投向了教育。后来,她成为了一位母亲,两个孩子,女儿六岁,刚上小学,儿子三岁,还在上幼儿园。她有时也陷入焦虑。更关键的是,她发现自己还是无法逃脱上一辈的教育惯性。

很多家长经常跟孩子说的词汇是“听话”“都是为了你好”。周轶君要出差,儿子趴在拉杆箱上,不舍她离开,来替班的外婆跟外孙说,妈妈工作你们才有钱买玩具。周轶君觉得这样的语言很贫乏,但她也没有更好的答案。

所以,当有机会跟优酷合作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周轶君首先想到了教育,很快就在咖啡馆的餐巾纸上写下了题目和目的地,包括日本、芬兰、以色列、印度,以及英国,最终回到中国。

除了芬兰,整个制作过程充满了艰辛,前期联系和现场拍摄困难重重。比如对日本的采访,联络了半年都没有结果,直到某个濒临绝望的深夜,在朋友圈上与一位旧友偶然联系,才得以打通所有关卡。

和中国一样,这个相邻的岛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在教育领域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同样堪称地狱的高考,同样重视学历和名校。位于大阪的莲花幼儿园很有传统特色,黑板和墙壁上除了松尾芭蕉的俳句,还能看到《论语》和孟子的格言。这些词句不是用来背诵的,只需要朗读和欣赏。

周轶君对莲花幼儿园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非常“吵”的学校。这里强调身体教育,强调家长的放手。孩子们集合起来,有专门的丹田发声训练。不上课的时候,他们在沙地上光着脚奔跑,经常大汗淋漓的。周轶君作为家长的反应是,这样孩子会不会太累,园长秋田光彦回答说,与其说累,不如说“完全燃烧”。

一方面是天性的释放,另一方面则是教育有意的引导。在立川市的藤幼儿园,教室的推拉门也有“玄机”,无法一下子关紧。冬天的时候,学员关门,需要确保门关紧,这样才不会影响到靠门的同学。

教育常常是社会的前站,另一些时候,教育也是用以调节社会的水库。如果说在中国最普遍的是焦虑,那么在日本,关键词就是压力。习惯了遵守规则,不给别人添麻烦,有些日本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很久没有哭过了。在东京,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叫感泪疗法师,家长和学生聚在一起,学习哭,表达自己的情绪。

建筑同样在反思教育和文化。在藤幼儿园,周轶君见到了建筑师手冢贵晴夫妇,他们设计了这座环形的儿童乐园。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美军基地,聊天的时候,可以听见军用直升机掠过的声音。它提醒着人们,这是日本尚未结束的一段历史。手冢对美国没有多少好感,尽管他曾在那里留学。对于日本的集体教育,他也有所反思。

2007年,夫妇二人设计了这座幼儿园,当时引发了热议,因为它太“奇怪”了。操场设在了屋顶上,教室不是封闭的,可以听见隔壁的声音,也没有统一的校服。然而,这座建筑却获得了国际大奖,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幼儿园。

这里鼓励儿童去爬树,在操场上尽情撒野。孩子跑得快,拍摄团队里的年轻摄影师在后面跟着,都有点跟不上。幼儿园的墙上挂着沾有泥土的洋葱,马厩里养着小矮马,圆形建筑中间的空地被设计成了不平坦的样子。手冢贵晴认为,童年最重要的是有选择的权利,儿童在这里学会思考,见识自然。

时间、年龄和我

去年11月,周轶君来到了寒冷的芬兰。当地的朋友很多,包括在《锵锵三人行》做嘉宾的竹幼婷,还有新华社的朋友,拍摄十分顺利。团队里的95后女孩本来对教育话题和芬兰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准备结婚生子,拍摄结束后却感叹,原来生孩子也可以是一件不那么可怕的事情。

这个高纬度的北欧国家人口只有550万,跟新加坡基本持平,相当于天津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这里,学校和班级的规模也很小。小学阶段几乎没有考试,偶尔的测验也不计成绩。

过早的竞争被认为是不利于儿童成长的,提前抢跑更是很难想象。然而,芬兰的基础教育却被认为是世界领先的水平,在著名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中,芬兰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等方面的总体成绩名列世界前茅。简而言之,更少的时间投入却培养出了综合能力更强的学生。

周轶君决定一探究竟。她发现,在芬兰的课堂上,学生不用穿校服,也不用坐姿端正。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自己打扮成女巫的模样。即使一个学生不擅长数学,没有艺术天赋,仍然有很多价值的维度,比如正直,还有爱。工作没有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职业学校也是不错的出路。

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芬兰推行的是福利国家制度。在北欧,国家充分保障公民的就业和教育等权利,可以说“从摇篮到坟墓”全面托管,前提是高税收。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相互平衡,这种模式自二战后逐渐成型,如今已经成熟完备。

“北欧模式”的社会背景催生了少有功利色彩的教育理念。让周轶君印象深刻的是芬兰独特的现象课程,独立于常规课程之外,带着跨学科的特点。在赫尔辛基的SYK小学,一位名叫拉妮的老师负责三年级的现象课程,每周五上课,名字叫“时间、年龄和我”,会讲到艺术,也会运用数学和生物知识,还会涉及阅读和写作。

为了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学生们借助钟表、iPad,还有绘画和手工,用手丈量脸部。老师还安排他们去养老院,和老年人互相临摹彼此的面容,讲幼时的故事,在年龄的皱纹中找到时间的纹理。

周轶君问,这样的课程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她得到的回答是,这些孩子在多年以后不会记得那些数学知识,却很难忘记跟这些老人的对话。

教现象课程的拉妮老师不仅取得了现象教学相关的学位,也学过一年半的汉语,并回到学校继续改进她关于现象教学的研究计划。芬兰社会对于教师的充分尊重和福利保障,让她不必担心突然的解聘,也不必整天为孩子的奶粉钱而奔波,但终身学习的理念才是她不断给自己充电的动力。

教学地点也不一定是在教室里。芬兰植被覆盖率高,森林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里可以上自然课,也可以上数学课。周轶君本来对于森林的印象只有绿叶和泥土,但芬兰的小学生们按照老师给的色卡,找到了带有各种颜色和味道的东西。至于究竟是什么味道,并没有标准答案,重要的是想象力。

离开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周轶君继续北上。进入到北极圈以内,就是极夜。偏远地区的学校所享有的政府资源和大城市一样,只是课程内容自有其特色。在远离首都的索丹屈莱,二年级学生通过当地很常见的驯鹿来学习现象课程。他们并不那么向往首都。

“芬兰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的确很不一样,但不能因为这种差异就把学习和借鉴的路给堵死。”周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差异与想象

如果说芬兰的国情跟中国有较大差异,那么印度可以说是与中国互为镜像的社会,同样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同样是人口大国。周轶君对这个国家的印象,除了宝莱坞电影,还有为数众多的IT公司高管。

为了顺利拍摄,周轶君的团队雇佣了7位印度当地的摄影师,他们来自不同的种姓和民族,背地里有很多笑话是嘲讽彼此的。也因为此,分工合作的方式出奇低效,整个旅程仿佛是一次就业再培训。周轶君拜访了大都市和偏远的乡村,拍摄结束后,团队里的女孩感叹,经历了这次旅程,人生再无难事。

在这个差异本来就巨大的印度社会,教育起着弥合差距的作用。面对阶层固化的现实,一些个体努力参与到教育中来,实现自下而上的变革。在清奈地区,工程师库布塔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倡导“废物变玩具”,从日常的素材中寻找灵感,给贫困地区的儿童带去免费的快乐。到了互联网时代,他也制作一些小视频,传播给更多人。

周轶君印象最深刻的是云中学校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位名叫苏卡塔的教授在贫困的家乡地区设立电脑室。这不是用来打游戏的,跟网吧的格局有区别,没有隔板,外面是透明的玻璃。孩子们脱下破得不能再破的鞋子,围坐在电脑周围,形成小组,在志愿者的带领下,一起使用。

周轶君的团队从加尔各答出发,开车三小时,坐船半小时,又在三轮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苏卡塔教授的家乡。开始的时候,当地的孩子只能在电脑上看懂一些动画片,把键盘当玩具,在里面调皮捣蛋。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开始借助互联网,尝试着输入英文字母,探索外部的世界。近年来,苏卡塔教授将他的电脑室推广到更多的贫困地区,称之为“云中学校”。

如果说印度的平民教育是我们所忽视的现实,英国教育则处于想象和误读的另一个极端。在英国,周轶君发现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比较严重,很多英国人对此并不满意。公立学校的资源相对有限,有的公立学校还专门到上海取经,学习如何在短时间内对大班的数学课进行有效的教学。

“他们对自己的定位跟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是有误读的,我们对英国教育的印象还停留在唐顿庄园的阶段,比如穿着和礼仪,还有英伦口音。而他们对自己教育最看重的是品格教育、体育精神和慈善意识。”周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去英国之前,周轶君专门看了一些英国人拍的教育类纪录片,比如《交换学校:阶层分化》,讲的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进行交换。一位公立学校的校长表示,自己原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跟私立学校有任何瓜葛,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

而在系列纪录片的最后一集,周轶君转了五个国家之后,回到了中国,在西安和天津等地,寻找传统资源在当下可能的借用方式。国内的一些中小学夏令营给了周轶君很多启发,有的教学员扎风筝,从几何讲到美术,讲到历史,然后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中国很早就有了风筝,但没有发明出飞机。

当然,周轶君也遇到了很多焦虑的中国家长,一个大学同学跟她说,补课就像是进赌场,进去了就很难出来。另一方面,脱离应试轨道,走素质教育的路子,同样是一种赌博。通过《他乡的童年》,很多中国家长见识了国外的教育状况,看到了令人歆羡的一面,也有我们同样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的尝试。但他山之石,究竟如何攻玉,这更像是这部纪录片抛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