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徐乐天：新中国第一位进藏医师

人物小传

徐乐天，1925年3月出生于天津，著名胸外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教授，长期从事胸心外科临床工作，对肺、食管、纵隔、胸膜等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有着丰富的经验。1946年7月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1961年获原苏联医学候补博士学位，1981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胸外科博士后学位。1951年跟随解放军入藏，是新中国第一位入藏的医师，参与创建拉萨市人民医院并担任首任外科主任。1972-1992年，任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主任，1985-1987年，任外科学系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常务理事，中华胸心血管外科学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副总编辑。2006年，获北京协和医院卓越贡献奖，2009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中国胸心外科学杰出贡献奖、北京医学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突出贡献奖，2012年获中国胸外科杰出贡献奖。

精彩瞬间

访谈节选

求学：“对协和医生很崇拜”

董琳（以下简称“董”）：徐老师，请您作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徐乐天（以下简称“徐”）：我1925年3月出生在天津市西南五十多里的王庆坨镇。我们徐家在王庆坨镇是一个大姓，我的祖父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三。我们这辈堂兄弟一共六个，我最小。我家里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比我大4岁，她是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的，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妹妹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后来是北京大学保险系的教授。

1932年，徐乐天在天津72小学

徐：5岁以前我是在王庆坨镇上度过的，5岁以后，我随着父母搬到了天津市，在天津市72小学读到五年级。后来我的祖母因病去世了，我们又搬回了王庆坨镇，所以我小学最后一年是在王庆坨镇小学读的，那时王庆坨小学也是六年。

1937年，我小学毕业，父亲把我和姐姐接到了南京，准备考南京的中学。没多久就发生卢沟桥事变了，父亲带着我们从南京又回到了天津。1938年，我在天津市第一中学上的初中，在那儿上了3年。后来我父亲工作调到北京，我们跟着一块来到北京，高中我考到了北京市立第四中学，就是现在的北京四中。我的文化基础基本上就是中学这六年打下的。

考大学的时候，北平大学医学院在华北地区招生，在600个考生之中，我考了个第二名，平均83分，出乎全家人的意料。

董：在医学院读书时，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徐：我是1944年开始学医的，那时候北平大学医学院用现在的话说是德日系，老师用的教科书都是德国派或者日本派的，比方说我们的解剖课用的是冈岛敬治[1]的四本《解剖学》。

协和是1921年开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就关门了。关门后，协和一大批华裔的教师、医生就转到当时的北平大学医学院。那时候院长是鲍鉴清[2]，他是德国派，学的德文，他学问很好，讲胎生、解剖。幸运的是我们正好赶上协和这些很有经验的临床大夫给我们讲课。一直到1949年做实习医师，我们跟协和的医生接触比较多了，对他们的经验、才学很佩服，受到了不少好处。

还有一批华裔医生转到了当时西四牌楼西边的白塔寺，那儿有一个小医院，是一个天主教搞的，水平一般。这批人给这个医院带来很大的新生力量，他们重新给这个医院起了个名字，叫中和医院[3]，什么意思呢？中国的协和。这批人很有骨气，要把协和的教学方法传下去。林巧稚[4]当时在妇产科，钟惠澜[5]当副院长，关颂韬[6]是正院长。关颂韬很有威望，他在美国学医，技术很好，他可以做脑的开颅手术，能开胸做食管癌手术，做肺的手术，还能做普通外科手术，在当时水平很高。李洪迥[7]在皮肤科，那时候曾宪九和葛秦生才刚刚做总住院医师。

在做实习医师的时候，像吴阶平[8]、王大同[9]、钟惠澜跟我们接触比较多，大家对他们比较崇拜，尤其是钟恵澜。那时候在西单背阴胡同万福麟[10]家的大宅院里，有个阶梯教室，那教室可以装一、二百人，钟惠澜在那儿讲课，医学生跟医生都坐满了，听他做临床病例的分析。由医学生报告病例，钟惠澜提问，医学生再回答，最后提出治疗方案。那很精彩，回答的人也要精彩，提的问题有的是很难的。那个时候，学生对于协和医院那些有临床经验、有学问的医生，都很崇拜。

1949年，徐乐天做实习医生时与同学和医生合影。左起：许祖钵、徐乐天、张琦、田庚善、李秀琴、李振平、徐临乐、谢光潞、陈家彝、郑芝田、司穉东。

入党：“共产党给了我新的人生观”

董：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徐：1949年2月，我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党组织，用新的人生观来看待世界，来审视世界，这对我来讲，也是跨时代的。1949年开始做临床，1950年正式毕业，那是我人生一个新的、重要的开始。可以说，我这一生新的人生观的开始是从1949年，我做医生的开始也是1949年，到现在都是70年了，共和国也70年了，我做临床，跟随这个脚步也70年了，作为共产党员，从开始接触社会，用新的人生观来开创自己的事业也70年了。

董：毕业以后您去了哪里工作，工作后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徐：解放后，山河破碎，百废待兴，正需要一批学医的人。等到毕业分配，我们那个班120多人，这是很大一笔财富，卫生部像得到了宝贝一样，把我们分配到各个单位。我被分配到了卫生部。

当时卫生部有一个访问团去西北，到陕、甘、青、宁、新这五省去访问，这是周总理组织的。这个时候刚刚解放没多久，老百姓对共产党还不了解，所以周总理让访问团去给百姓讲讲共产党的政策，对一些受灾、受苦的老百姓发放一些物资。这是很庞大的一个工作，访问团有上百人，团长是沈钧儒[11]，副团长是萨空了[12]，他是蒙古族，还有马玉槐[13]，他是回族。我们那组是7个医务人员，我、李春兰、任华林，北医妇产科的严仁英[14]教授，内科主治医师郑芝田[15]，还有两个助产士。这是我一生工作的开始，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的开始。

1950年9月，中央西北各民族访问团陕甘宁青分团的六位团员。左起：任华林、李春兰、郑芝田、龚怡淑、初穆娴、徐乐天

董：去这些地方除了宣讲政策之外，是不是也开展一些医疗活动？

徐：也看病，在露天的地方，摆上桌子、凳子，老百姓排队看病。当时西安和兰州卫生条件很差，小孩得了砂眼，砂眼的一个并发症是倒睫，睫毛扎着角膜，时间长了，角膜发炎，接着就穿孔，看不见东西了。小孩生头癣，那时候叫癞疮，发生率很高，还有烂口角的。那个时候的性病就是梅毒跟淋病，感染率达30%—40%，卫生条件很差。他们生活太困难，也顾不得这些卫生条件了。

1950年，在甘肃省南部卓尼县，访问团露天为藏民看病、免费发药

进藏：“我一拍胸脯，去！”

董：是因为您在西北的这段经历，所以后来才被选派去拉萨吗？

徐：不是，去拉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16]，也叫“十七条协议”。中央派张经武[17]将军带领14个人，争取最快时间到拉萨，执行“十七条协议”。这14个人中要一个大夫、一个护士、一个司药。那时候从部队里调一两个党员的司药、护士容易，找一个大夫马上来跟着一块出去，不太容易。找了几个最后找到我了，我一拍胸脯，去！就这么去的。当时说是三个月的出差任务，跟着张经武将军，经过海路去拉萨，那时陆路还不通。

1951年6月13日，我们从北京出发，乘火车专列，先到广州，再到香港，在香港办出国手续和进藏手续。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分成两批，张经武将军带着4个人坐商用飞机先走，我们剩下的9个人坐船，一个很小的商船，带着六、七十个箱子，箱子里是礼品和必要的物资。7月16日，我们经印度进入西藏，到了亚东。8月9日，张经武将军到达拉萨。9月8日，我们那9个人到达拉萨。根据“十七条协议”，那时候一切安全和生活保障都是由地方政府来负责。

徐乐天手绘的进藏路线图。从北京到香港绕道海路，经新加坡-仰光-加尔各答到噶伦堡，乘汽车到甘多，从甘多换乘骡马经亚东-帕里-江孜到达拉萨

董：从北京到拉萨经过了很漫长的路程，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徐：从北京到香港，从香港坐船，这就是一般的旅行了。亚东是一个小镇，海拔2300多米，它处于喜马拉雅山的山口，气候比较好，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从那儿以后就进藏了，进藏实际上是爬高坡。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气候也变化无常，白天一会下雪，一会下雨，有的时候是穷山恶水，有的时候是奇花异草，可以说是雄伟壮丽、气象万千，没走过那个路自然想象不到的。

1951年8月，雨中爬喜马拉雅山南坡

董：刚到拉萨时，当地的医疗状况是什么样的？

徐：1951年以前，拉萨有医疗机构，一个是医药寺院，在拉萨有个甲骨山，就在布达拉宫的右边，山顶上有个寺院，有医药喇嘛。还有一个叫门孜康，门就是医药的意思，孜是天文历算，康就是房屋、居所。门孜康我去过，它有两个负责人，主要负责人是个四品官，叫钦绕诺布，他也种痘，但有的人种完痘以后，都腐烂、化脓了。这就是当时拉萨的医疗状况。

1952年，徐乐天在布达拉宫前

董：您在拉萨主要开展了哪些医疗活动？

徐：当时中央给所有进藏人员总的任务是三条，说得很通俗，实际上是政策性的。第一是做买卖，第二是看病，第三是搞好统一战线。我们这3个人在十八军大部队的卫生人员没到达以前，开展了一些基层的医疗工作。

有个贵族叫索康，他比较开明，对解放军态度也比较平和。他来请我们看病，往往就派他的家奴牵着马到我们住的地方，通过翻译说他要请人看病。一位西藏当地的四品官了解情况同意后，我和一个护士或司药，带着医疗包到他家去看病。这种看病也可以说是礼节性的，因为那都不是大病、重病。看完以后，他们再用马把我们送回去。

有一次，一个贵族的女家奴生小孩，小孩生下来了，脐带也处理好了，但就是胎盘没下来。他们惊慌失措，那个贵族就找我们去看。问清楚情况以后，我们戴上手套，给她冲洗、检查，发现并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就是胎盘卡在了子宫口那儿，所以很顺利就给她解决了问题。

还有就是有地位的活佛，色拉寺有一位地珠活佛，我们到他那儿去过两次。他没种过牛痘，有一次在天花流行之前，我们去给他种痘，还一次就是给他看普通的病。

那时候我们医疗人员是公开活动的，而且不穿军装，所以走在街上老百姓拦住了想要看病，当时我们就可以到他家去看。尤其是在1952年的春天，拉萨流行天花，有些没有种过牛痘的老百姓感染天花以后，往往是那种爆发性的，严重的时候就出血、高烧，这种情况当时不容易治愈，也遇到过死亡的情况。这些就是比较散在的、自由的街头巷尾的医疗工作。

为老索康看病后留影。左起：翻译、徐乐天、老索康、司药魏晓峰、家奴

董：建立一所现代化医院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徐：1952年9月，从内地去的医疗队人数很可观了，有西南医疗队、西北医疗队、北京医疗队、十八军卫生部的人员，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小组，医务人员加在一起有几十人。以这些人为基础，成立拉萨市人民医院，这是张经武将军和十八军张国华军长发起组织的。

1952年9月8日，拉萨市人民医院成立，就是后来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这是新中国在雪域高原成立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医院，这应该说是解放军的功劳。成立的时候，西藏的地方官员也都参加了，规模很大。十八军卫生部负责人张学彬做院长，孔宪云做医务主任，内科主任是西北医疗队的崔静州，我做外科主任。医疗队带来各种各样的手术设备，尤其是眼科的，带得很齐、很完善。有30张病床，可以住院，从住院、打针、吃药、输液、手术，完全是免费的。

1952年9月8日，拉萨市人民医院成立

董：医院成立之后，您开展了哪些工作？

徐：医院成立后，我就负责外科，开展了一些工作。到1953年4月我离开拉萨的时候，我们已做了第一批的外科手术。做了一例回盲部肠切除术、一例宫外孕出血急诊切除术。还有一个藏民，他整理炸药的时候，炸药爆炸了，把面部一侧炸伤了，家人很恐慌，把病人抬到医院。经过抢救，给他清创处理完以后，才发现伤情不是很重，并没有伤及重要的器官，这个抢救很成功，病人一个星期左右就出院了。家属很感动，一定要求开一个感谢会，当场宣读感谢信，当时院长、医务人员都出席了。

面部外伤患者经医院治愈，家属举办感谢会

高原地区因为光照强，所以白内障多，医疗队带的做白内障手术的器械很充分，就是没有眼科大夫。我刚刚做完一年实习大夫，但没办法，就硬着头皮做，一共做过23例白内障切除术。

第一例是解放军的一个连长，是一个“外伤性白内障”，他眼睛受伤以后，有一块可能是斑痕，把晶体给挡住了，做的白内障清除术。他没有条件到内地治，看我们工作很认真，就让我们拿他做第一例，手术很成功。

我们做的第一例藏族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叫白玛。给她切口以后，取出已经钙化的晶体，当时光线就进去了，她马上就有了光感，所以她就喊，“嘎布睿”（音），意思就是“是白的了，是白的了！”她喊这个，说明她高兴了，实际上那还不是手术效果的全部，那刚刚是光感，还没有看到东西。不过那也很兴奋，她兴奋，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也很兴奋。

后来，十八军卫生部的文工团用白内障重见光明的题材，写了一个剧本进行演出，在当时还热闹了一阵。

1952年，藏族妇女白玛做完白内障手术后留影

创业：“协和恢复胸外科需要人，我就来了”

董：您后来是怎么来到协和的？

徐：协和胸外科的历史，我讲过很多次。从1921年到1941年这二十年，是协和发展得非常好的时期，那时候从美国来的专家水平最高，资金最充足，培养了一大批华裔医生。这期间，有很多胸外科手术都是协和在国内最先做的，比方说肺叶切除术、贲门癌切除术、左侧全肺切除术等。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协和，接管前，美籍外科主任提前回国，所以吴英恺1950年就做了协和医院外科学系的主任，一直到1956年。这6年他的工作非常了不起，他又办学习班，又聘请造诣很深的华裔医生，协和的胸外科慢慢振作起来。1956年，在北京黑山扈开了一个胸科医院，吴英恺离开协和，他把协和胸外科的原班人马都带到了那儿，所以协和胸外科病房就没有了。1961年，在黄家驷的指导下，协和恢复了胸外科。这时候，协和胸外科成立需要人，我就到这儿来了。

1980年2月29日，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曾宪九与三位副主任徐乐天、王桂生、冯传宜接待外宾来访

董：您到协和时，胸外科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徐：那时候有几个比较专科的大夫，一个叫许佩璋，还有一个叫陈韵和，这两个人胸科的底子都不错。后来许佩璋跟他爱人去美国了，陈韵和跟她爱人去了攀枝花一个医院。还一个就是孙成孚，他比许佩璋和陈韵和的年资都高，他是协和医大1955年毕业的，专门搞胸外科，他是1961年最早来的，来得比我早。

以后就成立了胸外科组，又配备了住院大夫。我来的时候已经是主治大夫了，1972年，我被任命为胸外科主任。那时曾宪九是外科学系主任，1956年吴英恺离开协和后，曾宪九接任外科学系主任。曾宪九去世，1985年我接任做了外科学系主任。

董：在推进协和胸外科发展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

徐：那个时期协和胸外科的一个特点是出国训练的机会多，几乎每个住院医师都在国外学习过两年，这一点可能其他科做不到，所以很多住院大夫都愿意到胸外科来。另外，胸外科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比较多，当时能在美国主流杂志上发表七、八篇文章，也说明协和的胸外科在欧美、日本这些同行之间，我们的专业是有水平的，或者说我们跟他们交流的机会比较多。

上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Vanderbilt大学医院给他们师生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协和胸外科做食管癌、贲门癌手术850例的经验。他们没有那么多类似的经验，一听我们有这么多，他们根本想象不到，所以这点中国还是有经验的。会后，他们授予我客座教授称号和奖学金。

1985年，徐乐天在Vanderbilt大学作完报告后留影。左起：胸心外科主任Harvey Bender、徐乐天、副校长D.Wentz、外科学系主任John Sawyer

董：您觉得协和胸外科与胸科专科医院相比，特色或优势在哪儿？

徐：要讲专科的话，可能没有优势了，因为专科医院床位数多、病集中。那协和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对于跨学科、多学科、并发症问题的专科病人和疑、难、危、急专科病人的诊治，因为这种类型的病人他不会到专科医院，在专科医院他们遇到这些问题，也希望听一听各学科的意见。所以，协和的优势在这儿，综合性医院的专科优点不在专科，而在综合，综合性医院专科的特长也是综合。

董：胸外科在跨学科协作方面做过哪些工作？

徐：呼吸内科、胸外科、病理科、放射科，这几个科有一个临床病理讨论会，多半是呼吸内科主持，那时候朱贵卿[18]在，罗慰慈[19]他们记录，有记录册。程序是这样：比方说一个病例是没有诊断的、术前的，由内科先报告，放射科展示断层片，然后讨论，各科说出他们的诊断，外科再参加讨论，最后有一个初步结论。假如要是手术后的，那就病理科报告结果，病理科把切片用幻灯打出来，可以看到细胞的类型。这也很引人入胜，因为在术前讨论，或者是不完全正确，或者是没有讨论出结果来，要完全靠病理最后报告结果的时候，很吸引人。

董：请您谈谈协和外科的大查房制度。

徐：外科联合查房就只是外科学系那几个科，基本外科、骨科、泌尿外科、胸外科等，由各个科轮流主持，事先选好病例，一般是每个礼拜一次，有的时候讲一些东西，有的时候讨论，组织好了，挺引人兴趣的。

上世纪60、70年代，内、外科还有个联合查房，就在10楼223教室，内科、外科轮流主持，有的时候其他科室也参加，听的人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气管食管瘘的病人，那可能是一个先天性的，因为支气管瘘，吃东西以后就呛到了肺里去，引起了一个并发症是肺脓肿，属于内科收的病人，之后就转到外科，经过两科会诊、查房，反复做了很长时间。所以内、外科在一起联合大查房，一般就是选各个科有牵扯到的病例，有并发症的，或者是在诊断上不明的。

徐乐天教授在手术中

董：回顾人生各个阶段，有哪些人对您产生过特别重要的影响？

徐：在1961年以后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吴英恺，我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可在我业务成长的关键时期，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的第一个胸科手术——肺叶切除和第一个食管贲门癌的手术，都是他教我做的。我放下主治医师的名义，在他主管的病房做了近一年的住院医师。

第二个是黄家驷，他引导我来协和，指导我们恢复了胸外科，他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教学方面。他常常讲，协和的教学有四条主张：第一，自主学习；第二，独立思考；第三，思维要训练，练习唯物的思维；第四，分析问题要训练、要实践。他教育学生，从念书的时候就用这四条，到临床处理病人还是这四条。

还有就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医院胸外科的Herbert Sloan主任，他在密歇根大学医院胸外科做了十几年的主任，在The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杂志做了14年主编。我在密歇根大学期间，他教我写英文论文，资助我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引导我在美国打开天地。

这三个人在我从基层转到胸外科的业务转折时期，给了我很大帮助。不管什么时候，每提到这三个人，我是从心里对他们感激。

感悟：“百姓赞誉是百年协和的可贵之处”

董：协和对于您意味着什么？

徐：过去常常讲，“始于斯，长于斯，盛于斯，终于斯。”在协和，我学会了怎么做医生。来协和以前那11年，共产党给了我新的人生观，医学院给了我最基本的医学知识，我就拿这两个知识东闯西闯，是力气有余，但是功效不足。从1961年开始，我才埋头苦干，重新建立我的胸外科专业的知识。

协和的大环境也好，小环境也好，给了我一个平台。所以这30年，我也没白努力，这是我发挥自己能力的一个重要阶段，我的人生，我的事业都是在这个阶段。尤其是这个阶段正好赶上改革开放，我可以说是时来运转，不管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我用在这个时期写的120多篇论文、写的专著，打开了一个天地。

董：您觉得协和在培养医生方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徐：再有两年协和就一百年了，这百年医院最可贵的，可以说是老百姓的口碑。口碑在德和艺，一个是医术，一个是品德，德艺两方面都好，能够得到老百姓赞誉，这是百年医院的可贵之处。德艺靠什么呢？一个是学风，一个是医疗风，学风指学术，医疗风指临床，这两条很重要。

协和《院报》中间有八个字，大家谈协和培养人也是讲这八个字，两个方面，一个是严谨，一个是勤奋。吴阶平他们常常讲“三严”，就是讲严谨。协和与别的地方相比就是严，严格、严谨、严厉。第二就是勤奋，临床不外这么几条，勤跑病房，勤跑图书馆，常常写文章，勤积累资料。张孝骞总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对病人、对疾病的态度、对治疗的方针，要严肃。所以讲实，不讲虚，不讲华而不实。什么是协和精神？浓缩地说：就是严谨和勤奋。

董：在您看来，怎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协和人？

徐：合格的协和人这个判断，不能从他出身于什么学校，在什么地方成长，不能拿这个做标准。你来协和以后，受协和的教育，你给协和作了一些贡献，不管事情做的大还是小，你没有损坏协和的声誉，你学会了一些协和精神，你继续用这种思想教育别人，这就算一个合格协和人。

一个医生的培养，要靠几个条件，一个是要有设备，有病房、手术室、门诊，让你在那儿实践，这是成长为一个医生的必要条件。第二，要有一个有经验的好老师，告诉你怎么学、看什么书、怎么样做。第三，个人努力，设备有了，老师也有了，没有个人的努力也不行。具有这三个条件，你才具备成长为一个好的医生条件。所以现在想起来，有好多医生能够成长得比较好，都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条件，好好学习，再加上个人努力，一定能成长为一个好医生。

2018年，徐乐天教授在家中读书

注释：

[1]冈岛敬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医学博士。

[2]鲍鉴清（1893-1982）男，浙江金华人，组织学和胚胎学家。1938年8月至1945年8月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

[3]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

[4]林巧稚（1901-1983）女，福建厦门人。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5]钟惠澜（1901-1987）男，广东嘉应（今梅县）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教授，毕生致力于内科疾病特别是热带病的研究。

[6]关颂韬（1896-1980）男，广东番禺人，著名神经外科学家。

[7]李洪迥（1908-1993）男，上海人，著名皮肤病学家。

[8]吴阶平（1917-2011）男，江苏常州人，著名泌尿外科学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9]王大同，男，山西临汾人，著名胸外科学家，193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中国胸外科史上第一例肺切除术。

[10]万福麟（1880-1951）男，吉林农安人，国民党陆军上将。

[11]沈钧儒（1875-1963）男，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光绪甲辰（1904年）进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等职。

[12]萨空了（1907-1988）男，蒙古族，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人，曾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

[13]马玉槐（1917-2010）男，回族，河北任丘人。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林业部副部长等职。

[14]严仁英（1913-2017）女，祖籍浙江宁波，著名妇产科学家。

[15]郑芝田（1914-2006）男，河北丰南人，著名消化病专家。

[16]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为《十七条协议》。

[17]张经武（1906-1971）男，湖南酃县（今炎陵）人，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8]朱贵卿（1909-1983）男，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著名呼吸病学家。

[19]罗慰慈，男，1924年生，福建福州人，著名呼吸病学家。

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

百年协和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令人景仰、向往和称颂。为迎接协和建院百年，医院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钩沉传奇故事，解构文化内涵，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北京协和医院官方微信将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本期整理：董琳

本期摄影：王鹏飞

本期摄像：樊俊杰

本期编辑：郭晶 王晶

本文内容节选自徐乐天教授3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照片由徐乐天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