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千寻塔顶宝藏：九百年前因为地震放入，九十年前因为地震露出

在云南省博物馆展示南诏国和大理国历史文化的“妙香佛国”展厅中，陈列着一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物事。这是一件八角形的木经幢，高1.5米，用整段圆木雕成，幢身分三层，顶作宝珠，下面还有个须弥座。

乍一看，它颜色灰暗，造型似乎也比较简单，一点也不起眼，但它却是一件不可小瞧的藏品——它来大理崇圣寺三塔的主塔千寻塔。在1977年的千寻塔维修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塔顶发现了两个木经幢，这是较大的一件。从两个木经幢中空的幢身中发现了金、银、水晶佛像等上百件大理国时期的重要文物。正是千寻塔出土的这些宝贝们，撑起了现在云南省博物馆“妙香佛国”展厅的半壁江山。

与这个不引人注意的木经幢不同，每一位云南省博物馆的观众，大约都会注意到入口处的大鹏金翅鸟雕像。实际上，它的原型“鎏金镶珠银质金翅鸟”正是发现于千寻塔顶的木质经幢中，实物只有18.5厘米高，125克。由于它的精美华丽，已经成了云南省博物馆的“形象代言人”之一，由此可见千寻塔宝藏对云南的意义。

这些珍贵的大理国文物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与地震有缘。大理国时很可能因为地震而重修千寻塔，在修葺完成后放进了这些佛教意味浓厚的法器珍宝，也恰恰是1925年一场严重的大地震把千寻塔顶的塔刹震倒，新的重修过程中，这些八百多年前的珍宝才重见天日。

（一）突然出现的珍宝

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包括千寻塔在内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修建于晚唐时期。方国瑜在《大理崇圣寺塔考说》一文中比较了贞观说、开元说和开成元年说等各种说法，认为王崧校理的《南诏野史》中的说法比较可信：“开成元年（836年），磋颠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高三十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始完。匠人恭韬、徽义，徐立。”郭松年作于元代初年的《大理行记》中说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二百余尺，凡一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可以与《南诏野史》相参照。

崇圣寺三塔建成之后，历代多次进行维修，它成为保存到现在的全国为数不多的、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塔之一，也是大理乃至云南的著名景点。不料1925年3月16日，大理一带发生7级大地震。强烈的地震对大理城的城墙、官民房屋、庙宇造成严重破坏，全城在短短一天多的时间里沦为废墟，面貌惨不忍睹，千寻塔也受到极大影响。

据《新纂云南通志》卷八八载：

“民国十四年乙丑二月二十二日大理地震，崇圣寺塔顶震落。内有铜制塔模高一尺二寸重六斤四两，七级，顶亭阁式，四面造佛三十躯，下层则四天王托塔，翠色斑烂，精气夺目，当为滇中第一重器，今存昆明李氏……按塔顶铜器如盂，围五尺许，高二尺，厚五分，累层置重器于其中，旁出旌旗如翅，塔下仰望不辨为何器，相传为大鹏鸟，李元阳《云南通志》十三寺观志所谓：错金为顶，顶有金鹏，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以此镇之，云云，即此物也。民国十四年地震，中塔塔顶坠地，为驻兵剥取几尽”。

文中所载的精美的铜制塔模等文物早已流散，不知所踪。后来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清理千寻塔文物时认为《新纂云南通志》所说铜盂很可能是塔顶铜葫芦残片。

地震使千寻塔塔顶的塔刹倒毁，当时很少有人能想到塔顶实际上藏有大批大理国时期的文物，直到1976年经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批准对千寻塔进行加固维修之后，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才意外地在千寻塔中发掘出佛像、写本佛经等一系列宝藏，绝大多数出土于千寻塔顶的塔刹中心柱基座内，各类文物总数量达到六百八十余件，光是佛教造像就有133尊，包括金、银、铜（包括鎏金器）、铁、瓷、木、玉石、水晶等各种材质。

这是云南考古事业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也是大理国时期文物中最丰富、最重要的一批，对云南的意义仅在晋宁石寨山等少数考古发现之下。倘若不是那次强烈地震，也许至今都不会有人发现千寻塔顶居然藏着这么多数百年前的宝贝。遗憾的是，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雨侵蚀，大多数写经之类的重要文物没能保存下来。原本放入塔顶经卷的总数应达百件以上，然而出土时大都腐烂，无法复原了。

大理国，水晶释迦牟尼佛坐像，云南省博物馆藏

（二）从南诏到大理：曾经的妙香佛国

云南省博物馆介绍说，在南诏国形成的历史记载中，掺杂了许多神话传说，其中最广泛流传的，就是《南诏野史》中记载的“观音点化细奴逻”传说。据说这位梵僧不远万里从印度而来，降服了盘踞大理的罗莎，并把巍宝山下的农户细奴逻推上了王座，南诏国的历史由此开端。他被称为“梵僧观音”、“护国观音”、“云南福星”，更以“阿嵯耶观音”之名为人所熟知。

大理国，铜阿嵯耶观音像，照片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细奴逻全家福，此窟位于大理剑川石钟山，刻细奴逻与后妃、太子像，照片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公元734-737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统一了云南。南诏发展非常迅速，不但派出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还通过战争掳掠人才和工匠，缩小了和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大约在公元8世纪，密宗阿吒力教传入云南，在南诏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乃至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劝丰佑在位时（823-859年），南诏佛教达到鼎盛时期，修建了大量宏伟华丽的佛寺、佛塔，千寻塔正是在此时修造完成的。南诏灭亡后，密宗阿吒力继续发展，一直延续到明代都长盛不衰。

南诏，梵文砖，图片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不过，崇圣寺、千寻塔是南诏时期修建的，并不意味着在千寻塔顶所发现的宝藏就是唐代放入的。千寻塔出土的大多数文物具有“大理”或“宋”的身份。1979年，在千寻塔曾出土鎏金铜函一件，装有棉布质地的写经三卷，经书上的文字不避讳“世”、“诵”、“恒”等字看，肯定不是唐人的作品，应当是宋代抄写的。

大理国，鎏金铜函，千寻塔出土，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千寻塔中发现的三件刻字金属片：

其一为铜片，共七十一字，有“明治四年庚子岁六月”年款，明治系大理国第六世段素英的年号，明治四年即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这块铜片必然是1000年以后制作、刻写的。

其二也为铜片，刻有八十四字，以“时辛酉岁平圀公”开头，记叙任成都典校金师彦贲官职的李珠睬及其子女李胜隆等在“再修元重”时捐款新建铁柱四根之事。大理真正的平圀公（“圀”通“国”）只有一位，即高泰明，1096至1116年间主持大理国事，是段正淳所封的大理第一位“中国公”，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封平国公，同年卒。公元1116年之后的辛酉年当为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铭文中的“平圀公”是特指高泰明还是指当时的大理相国，还存在疑问，云南省考古工作队在《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中认为仍然指高泰明。

大理国，刻字铜片，左图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其三为铁片，可见“大宝六年……高量成眷信立”等字样，大宝六年为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高量成曾经担任大理国相国，1141至1150年间主持大理国政。这样看来，三件金属片所属的年代分别为公元1000年之后、1141年、1154年，均为大理国时期。

此外，木质经幢中发现了一卷为朱书绢质梵文陀罗尼咒，可以辨认出某一页上有汉字为“为修塔大施主中圀公高贞寿」高明清高量诚及法界”，可知修塔人为1150-1162年间统治大理的中国公高贞寿。

种种证据，都说明千寻塔顶的这批宝藏的放入时间可能在高贞寿当政期间，大致在1154年以后、1162年以前。入藏封存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它们，直到1925年的这次地震，把它们重新暴露出来。

陀罗尼咒摹本，图片来自《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及大理国的佛教氛围。902年，南诏灭亡，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大理国的存在时间与宋相近，也始终奉宋朝为正朔，不但使用汉字、沿用宋朝历法、采纳宋朝风俗习惯，但在宗教意识上，大理国则延续了南诏之风，佛教影响尤其深厚。从统治者来看，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二世段思英“废帝为僧，法名宏修大师，昭明帝段素英，于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述传灯录”，历代大理皇帝有九人禅位为僧，其政治上层的贵族、官僚大多热心佛事，蔚然成风。上行下效，大理国的寻常百姓也普遍信佛，元代初年文人郭松年记载说大理国“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对大理国来说，宗教活动不但是有力的统治工具，具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它也真正渗透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满足着从贵族到平民的精神需要。

大理国，张胜温，《宋时张胜温绘大理国梵像卷》

大理国，錾纹银藏经筒，新加坡云氏兄弟基金会捐赠，照片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为什么千寻塔“再修元重”会与高泰明有关？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千寻塔的考古报告中认为，《南诏野史》中记录说，“宋政和元年（大理文治二年）地大震，损十六寺。”政和元年即1111年，当时高泰明为相国。倘若地震能够达到“损十六寺”的程度，其震级应该不小。云南是地震多发地带，早在《后汉书》中就曾经记载公元110年益州郡（今云南晋宁县）的地震。云南地区不但受到印度板块的作用力，还受到来自青藏高原侧向挤压等多个动力作用，地壳不稳定，断层结构复杂。据资料统计，云南平均8年发生1次7级地震，是我国地震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指出，很可能正是1111年的这场强烈地震导致大理崇圣寺三塔受损，因此李珠睬特意在刻字铜片中提到高泰明以解释修塔原因——如果云南省考古工作队的判断属实，那这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公元1111年的大地震，使大理国不得不重修受损的千寻塔，并在塔中放置了数百件佛教器物，而公元1925年的大地震，使国家文物局不得不再次修复受损的千寻塔，这数百件佛教器物得以重见天日。

因地震而入，又因地震而出，一转眼，已经是八百年过去。

（三）文物春秋：千寻塔文物的价值

千寻塔中出土的这批大理国时期文物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首先，这批文物的数量多、种类丰富。不但包括各种造像、塔模、写经、铜铃、铜镯、铜金刚杵等佛教器具，还发现有各式青铜镜十五面，瓷器数件，铜印和象牙印章多枚，出土了朱砂、沉砂、檀香、鹿茸等各种药物，为全面、深入了解大理国佛教文化乃至社会生活提供了大量实物材料，能够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

大理国，铜地藏菩萨坐像，银释迦佛坐像，千寻塔出土，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大理国，铜金刚铃，鎏金铜金刚杵，千寻塔出土，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大理国，木莲花龛一佛二侍像，千寻塔出土，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其次，这批文物极其精美，制器水平极高。以观音像为例，由于大理国流行观音信仰，千寻塔出土了六十尊观音像，不乏佳品。下图这件颈系璎珞、薄裙系带、精工细作的阿嵯耶观音像，是一难得的艺术精品。其造型富于本地色彩，应为大理国本国所作。南诏和大理都注意引入汉族工匠技艺，南诏时甚至从四川虏掠了大批工匠。“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因此，这批文物也能反映出大理国时期的艺术趣味和最高技术水平。

大理国，阿嵯耶观音像，千寻塔出土，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大理国，圆形药师佛佛像金饰片，圆形阿弥陀佛佛像银饰片，千寻塔出土，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再次，千寻塔出土文物体现出当时大理国和宋王朝等其他国家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在出土的各式青铜镜中，包含有唐代的海兽葡萄镜、山水人物镜，以及镌有“湘州念二叔家镜子”、“成都刘家口口镜子”字样的两面宋镜。此外，所发现的在中原地区翻译并以汉字书写的经卷、影青瓷器、累丝花卉纹金耳饰、两枚唐代“开元通宝”、各类常被中原地区所利用的中草药物等等，也说明边疆的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汉文化的联系是极其密切的。

宋，银鎏金錾花鸿雁衔枝纹盒，景德镇窑影青文殊普贤菩萨像，千寻塔出土，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宋，“成都造”铜镜，千寻塔出土，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宋，累丝花卉纹金耳饰，千寻塔出土，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四）结语

公元1253年秋，元军兵分三路进攻大理，忽必烈率领中路军，从宁夏六盘山出发，集结于甘肃临洮，经四川松潘，进军龙首关，直逼大理城。虽然大理仍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但当时大理国国政把持在“中国公”高氏手中，架空了大理皇帝，他们重视地方武装，王畿之地的力量反而比较薄弱，导致元军一路几乎没有遭到像样的抵抗。农历十二月，末代皇帝段兴智和末代中国公高泰祥率兵抵抗，大败，高泰祥逃去姚州后被擒，拒降，被斩于大理城的五华楼下。临刑时他慨叹说，““段运不回，天使其然，为臣殒首，盖其分也。”忽必烈视其为忠臣，高氏后裔得以担任姚安、鹤庆、永胜等地的土司，直到改土归流。

五华楼，图片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段兴智逃往押赤城（今昆明），被总督兀良合台俘获，并与其叔父段福协助兀良合台平定了大理，被元宪宗蒙哥授以“摩诃罗嵯”（大王）的梵名称号。中统元年（1260年），段兴智病逝于北上朝觐途中，被谥为“向义天定贤王”。

末代皇帝的去世，意味着大理国的彻底结束。从此以后，大理、云南成为中央政权的直属行政区划，而这些折射着大理国文化和历史的宝藏，就这样被封存在千寻塔中，再也没有人记得，直到1925年的那次惨烈的地震袭来。

大理国，金阿閦佛坐像，千寻塔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