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新加坡学什么？

（注：本文是我在新加坡工作学习时发表的一篇文章。感谢《新华网新加坡频道》当时给予我的大力支持！写该文时，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任院长助理。）

　　新加坡的成功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体现在新加坡在自身条件奇差的情况下，在国土面积奇小，没有任何广袤的腹地和国内市场，没有任何的自然资源，甚至连一条有自然淡水源头的河流都没有的情况下，经过自己近四十多年的努力拼博，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这还不算，今天的新加坡，诸多的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和谐共处，互相提携，共同进步。尽管近期出现中国籍公车司机违法罢工事件，但总体来说，新加坡劳资政三方，协商互谅，共同努力，尽可能荣辱与共，苦乐共担，从大局着眼，从小处入手，分享发展的红利，共担发展的挑战。新加坡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空气是清新的，环境是优美的。700多平方公里的小小国土上，近50％的面积是森林、绿地和水面。家家有所居，人人有工作。

　　可以说，今天的新加坡政通人和，万象更新，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特别是当世界的其他地方被种种的困难和危机所困扰，被诸如债务危机，赤字财政，官场腐败，种族仇恨，恐怖袭击，异端邪说等搞得民心涣散，经济萧条，困难重重时，新加坡的安宁，新加坡的繁荣，新加坡的成功就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小小的弹丸岛国瞬间仿佛变成一个天外之域。如此的特立独行，但又如此的艳丽动人。
　　　

　　世界也逐渐地意识到这个小小岛国的成功。曾经几何喧嚣尘上的否定之声也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新加坡的成长，逐渐地偃旗息鼓。相反，现在，人人都想了解新加坡为何可以逆势而上？新加坡为何可以“无”中生“有”、从小变大？新加坡成功的法宝是什么？
　　　　

　　对此，每个人都有一套说辞，也有一番理论，甚至还有事例予以佐证。但不可否认，大家都会公认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与管理。但是，哪一项公共政策是最重要的？哪一项是新加坡的成功之本呢？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答案和说辞。
　

　　本人认为，用最直白和浅显的语言来说，新加坡公共政策和治理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的领导人和政府对人性有一个全面、深切和客观的认识。所制定的各种政策法规充分地考虑到了人性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使其公共政策一方面尽可能地避免沦为人性中比较软弱一面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尽可能让其符合和回应人性当中正当和合理的需要、渴望。

　　比如，在新加坡几乎没有完全免费的公共服务。不管是上学，看病，还是去办一个身份证，都需要交钱。新加坡人称其为“费用共担”(Copayment)。原因是政府认为，一旦免费，就会有人滥用这种服务。当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实行或者希望实现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新加坡这个人均ＧＤＰ已经超过5万美元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子女读书都是需要交费的（尽管很少）。而且这种公共服务，还会随着索取服务的性质不同，费用还会有所不一样。比如，一个人丢失身份证，第一次补办，需要交纳100元新加坡币，等候一个月时间；但第二次丢失，需要交纳的就不再是100元，而是200元新加坡币，等候二个月的时间；第三次丢失就需要300元，等3个月。如此种种，这样的政策措施就是充分的认识到了人性当中最真切的利益观，从而通过利益的杠杆来影响人们的行为。
　

　　那么，我又为什么说这种对人性的认识是全面的呢？因为，新加坡的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们，即能看到人性有“趋利”的一面以外，还能看到有“避害”的一面。并且把这种“避害”心态的把握,在其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新加坡，很多人都会诙谐地用英语自称新加坡为一个“Fine City”，因为Fine 除了表示“好”以外，还表示“罚款”。这个双关语的自称，真实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对人性的准确把握。比如在公交里吃东西，可能被罚款，在公共场合吸烟，可能被罚款，在街上乱扔垃圾，可能被罚款等等。这种种的罚款规定，其实就是要利用人这种“避害”心理，用罚款的手段让人们的行为得到规范。在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加坡至今还保留着的两个非常传统的刑罚，即鞭刑和绞刑。据被执行过鞭刑的人描述，被鞭的疼痛之剧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并且表示，永远也不想再去经受这种痛苦。这些针对人的避害心理的一些处罚措施，对于促成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秩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对于制定这种政策规范的目的，说得也非常清楚，就是要起到阻吓(Deterrence)的作用。

　　为什么说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呢？因为，新加坡的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们认识到，仅仅有针对人们“趋利避害”心理的政策还是不够的。其实在人性的深处，还有对公正和公平的一种需求和渴望。因此，新加坡的一切政策法规都尽可能体现公正公平的精神。比如在执法环节中，做到“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对触碰红线的行为，不管你是何人，都必须面对严厉的惩罚。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几个星期前，一位职工总会（NTUC）的女官员于凌晨1、2点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页面上发表嘲笑和贬低马来同胞的言辞，当天下午5点之前，这位女官员就已经被职总登报开除。对于政府高官，为了公平公正，他们拿了高薪，政府就不会再另外给他们发任何的补贴，没有住房分配，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什么公费医疗等等。对于贫困人口，政府也有很多的帮助和救扶的政策，但是这些帮助和救扶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而且是有限度的，以防被人滥用。这些做法就是要体现公平公正的精神，回应百姓人性当中最深刻的对社会公平的关切。

　　那么，又为什么说这种认识是客观的呢？因为有时直面人性，需要客观和理性，当然也需要勇气。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好。比如，以前新加坡政府和领导人都反对开赌场，觉得这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和道德问题。但是，后来他们逐渐看到，在赌博这个问题上，与其堵，不如疏。允许有限度、小规模的开设赌场，不仅可以规范赌博这个行业的行为，而且可以对嗜赌成瘾的人进行教育和监管。避免地下赌场的产生和与之相伴的黑社会性质团伙的犯罪行为。从大的国际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已经放开了对博彩业的限制，前往其他国家去赌博已经成为一些赌民的选择。经过充分的论证，新加坡政府最终决定开设两个综合度假娱乐城，允许这两个娱乐城合各拿出一小块区域做赌场。这两个娱乐城开业以来，对新加坡带来的经济利益之丰厚姑且不说，仅从监管的角度讲，政府不但有了一个公开监管的渠道，而且也有更好的机会把全社会都调动起来参与到监管和教育当中。对这两个赌场出现一些违规行为（比如让公民变相免费入场等），政府也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并且正在制定更加严格、严厉的管理法令。

　　从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讲，赌博确实被认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人从来可能都有想要冒险、想要赌一把的心理。因此，把赌博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上一个“违法”的标签，在今天看来，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客观和公正的做法。最好的办法，是让这种行为受到法律的监控，尽可能规避其负面的社会影响，让公众自觉地抵制某些赌博的行为和冲动，让全社会参与到这种赌博行为的监管教育中来。新加坡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对人性当中喜欢冒险的一面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而且认识非常周到和全面。

　　当然，要坚持这种认识，把这种精神透射到所有的公共政策当中，也需要非常强大的决心，甚至政治的毅力。并非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比如说，新加坡政府的高官高薪制度。当初要实行这种制度，我想一定是一件非常纠结的事情。因为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特别是高官，应该心怀公共利益，而不应该追求私利。给政府官员很高的工资，给人感觉从事公共服务管理的工作成为了一种致富的路径。

但是，我们认真深入地分析，公共服务也是一种服务，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或者说管理者，其实都是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家庭，有亲戚和朋友圈子的人，他们一样面临柴米油盐的问题，他们一样需要为子女的就业入学支付费用，为自己买车买房。一句话，他们也有经济需求。因此，当从事其他服务的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薪水，特别是高管拿高薪时，如果政府官员拿不到相应的薪水，这本身就是不太公平的。这种不公平的后果，可能就会导致很多国家目前形成的“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权力寻租现象，或者通过这样、那样的补贴、待遇实现同样的目的，或者导致贤能之士投身商界，远离政坛。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部分选民抱怨新加坡的部长薪金太高。政府在大选后，下决心把明显过高的薪水降下来一些，但是总体还是维持高薪的水平。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

　　这种渗透于新加坡公共政策和管理当中的对人性的真切认识，在我看来，就是其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精髓和其成功的要义。这种认识实际源于新加坡政府和领导人对人作为一种最宝贵资源的尊重。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尊重，新加坡就能让每一个在新加坡的人，人尽其才，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使新加坡能够无中生有，在一片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小小的海岛上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耀眼夺目的花园城市。因此，我认为，世界应该学习新加坡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并将其尽可能地体现在现实的每一项公共政策当中。（文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