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中对北京生活细节的表现堪称极致，你看懂了吗？

1938年，中国作家林语堂用娴熟的英语写成的作品《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成功。

林语堂成了大洋彼岸普通百姓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作品登上了当年美国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就中国作家在美国的成就来说，这一纪录前无古人，至今仍无来者。

无论是写作还是参加各类活动，林语堂都自觉地赋予自己“世界公民”的身份。他的一生辗转旅寄，也可谓名副其实的全球征途：十岁离开家乡后，从厦门到上海再到北京，走出国门到美国到法国再到德国，短暂回国后又定居美国和法国长达三十年，晚年辗转新加坡又移居台湾和香港。

如此种种，让林语堂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成为非常独特的存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看到了这种独特性。作为同样处于跨文化交流前沿地带的中国学者，他想写一部“智性传记”，不仅仅从史料中爬梳出一个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试图还原出兼具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于是有了这一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踏东西文化”的使者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后世谈林语堂时最常引用的句子。不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这位脚踏不同文化的作家身处的位置与他关注的事物却常常并不统一。

他出生在福建漳州的乡土社会，但因父亲是牧师，所以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学有所成后，他到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但却羞愧于自己作为中国人不懂中国文化而开始潜心学习传统知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他又极力倡导国民精神之欧化，借用西方尼采笔下反传统大师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来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即以西方精神来呼唤中国人之“精神复兴”。

林语堂最负盛名的作品《生活的艺术》关注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及其文化精神，但却是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纽约完成的，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介绍给当时渴望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1942年，二战正酣，林语堂又在美国编撰《中国印度之智慧》，试图用“东方智慧”来应对当时世界的困境，寻找和阐发一种和平哲学。再到战后的1948年，林语堂赴欧洲巴黎担任联合国职务，又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刚刚离开的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编撰《美国的智慧》，从美国智者的作品中打捞那个曾经很有活力如今却逐渐式微的“美国梦”，为现代世界文明发展提供力量源泉。

林语堂这种特殊的写作路径并不是巧合，而是在清晰判断与清醒觉知之下做出的自觉选择，是在用望远镜与显微镜同时观察东西方文明。与书写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将其对象化、客体化，这使得他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书写对象的核心要义，从中提取中关键部分来为当下的现实问题发声。长期浸淫在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很难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做出理性客观的评判，没有机会接触外来事物，也让一种文化越发固化而失去活力。此时，一个新鲜的、生动的、充满激情的“他我”恰能成为最好的镜鉴，映衬出原有文化的长处与弊病，让不同文化在碰撞中相互交融，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风云变幻，也日渐联系紧密，中国“开窗放入大江来”，知识界渴求来自西方的新文化，西方也在重新发现和定义东方。林语堂是在中国长大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本土生活体验，同时兼具西方知识背景，能够以地道的英语交流、写作。历史选中了他来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他也没有辜负历史。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

林语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之一是他引进了西方文化中的“幽默”概念。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摆脱旧传统的规训与束缚，找到一种自由写作与自我释放的方式，以无形之力达有形之功。林语堂解释，幽默不是嬉皮笑脸，而是冷静超脱地对人生给予同情和理解，以宽容的态度笑对人生的悖谬。“幽默”这一现代汉语新词正是由林语堂音译敲定，它成为中国人常用词的过程，也恰恰是我们逐渐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被美国文化界颇负盛名的“每月读书会”推荐为“当月之书”，评审委员会主席这样说：他用对中国文化精髓的亲身体会和提炼来对照我们美国人，整天忙忙碌碌但就是不知道成功和幸福的区别在哪儿。林语堂让美国人重新发现了中国，一个不同于以往“中国通”眼中的落后、扭曲、笼罩在西方价值观之下的中国，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这种被成功欲望裹挟的生活，也许正需要中国人那种睿智而快乐的哲学。

站在一种文化中用历史长焦观察另一种文化，让林语堂获得了与众不同的视野，但也存在某种危险：以先入为主的思想美化书写对象，使其带上强烈的个人色彩。不过，林语堂并不纠结于此，他从没想过以科学的方法去为一种文化厘清概念、梳理脉络，使之成为符合逻辑的体系。他说：“我宁愿做我自己”。

这种“做自己”，是他一生的写作姿态，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哲学理念——追求人的自由，确认现实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吾国与吾民》到《生活的艺术》，他用个人的笔调倾谈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讲穿衣吃饭、花鸟树木，讲艺术与宗教、幸福与离愁，讲现实与梦想、自由与尊严，每一着笔，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林语堂说，中国哲学首先把生活看成一个艺术整体，它要求人们有意识地回到简单，并提倡一种合情合理的中庸理想境界，在生活的艺术中自有一种艺术的生活。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林语堂试图将“文化中国”和“战时中国”两个迥异的形象相结合，创作了《京华烟云》，以小说的形式具体展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中国人民的可亲可爱衬托日本军队的残酷野蛮，显示出战争摧毁美好人生的恶劣无道，内蕴仍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

东西方共建的和平哲学

二战期间，身在美国的林语堂挂念同胞，也看到了世界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他的批评焦点从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转向对整个世界现代性的普世批评，由一个“中国抒情哲学家”成长为“自由主义跨文化哲学家”。他以引入印度经典来阐释东方哲学的本质是人的哲学，关注的是人际关系和人文价值，而不是由条理清晰的逻辑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随后更进一步，他辑录美国文化名著汇编《美国的智慧》，将其做成真正探讨生活问题的美国思想精髓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人类的内在与外在生活点明秩序与轮廓、希望与和谐”。他认为，一种世界和平哲学必须由东西方共同创建，这种和平哲学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生的关切。

我们所熟悉的林语堂的文字是轻松幽默、率性洒脱的，如同“坐在火炉边和我们清谈人生故事”，后来发展出精美隽永的“语录体”写作。他信手拈来生活中的一切，用一种“既辛辣又温和、既深刻又天真、既欢快又严肃”的笔调娓娓道来。因此，他的文章和小说都让人感到亲切，充满了人情味。但这种文风并不仅仅依赖于他闲谈的语态和闲适的笔调，更来源于其深层的思想本质。他认为，伟大的文学都旨在稳健、全面地洞察生活，文学要为我们扮演生活阐释者的角色。他反感将哲学科学化或是玄学化，他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要把世事化繁为简”。林语堂作品的精神内核始终是对人和生活的关注，他的思想藉由揣摩现实人生得来，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理念，而是具体可感的、活泼生动的生命哲学。

正因如此，当二战将人与人生一同摧毁，彼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和经济学将人不再视为人，林语堂不由得暴躁起来。他写下：“这世界上如果说有一件事让我充满变态的虐待冲动，那就是狗屎般的‘经济学’。”他称用霸权和武力碾压人性的地缘政治学为“血腥地球学”“道德卖淫”。大概历史上从没有人像林语堂这样，作为一个在美中国学人，如此尖锐强烈地抨击西方战时政治及现代病。美国人感到困惑，那个温和儒雅的中国哲学家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辛辣的大嘴巴“牛虻”？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与反思，究其根本，仍是在孜孜以求一种能够理解人、关注人生的和平哲学。

晚年的林语堂似乎在完成一种回归，重新发掘童心，也重新发现耶稣。他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照片拼在一起，称为“三个小孩”。在妻子买菜归来时，他和两个外孙一起冲上去将妻子围住，笑闹不断。也许，他正是在孩子身上发现了纯粹无碍的“人”的本质。他从耶稣的教诲中看到了指向光明的正面向上的引导，和儒道学说有彼此交融之处，充满了爱和关怀，既温柔又坚定。在林语堂的眼中，耶稣此时成了一位平易近人、自我奉献的榜样，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回归孩童与耶稣，也是他为自己最后找到的“成人”之道。

在林语堂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以七旬高龄，夜以继日地工作，将全部精力都花在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之上，健康也因此受损。词典成功出版，他喜形于色，说：“我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在中西文化间游走一生，林语堂视编撰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为终生抱负，也许，正是想通过最后的努力，为后来人打开一扇沟通中西的窗吧。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奇人，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在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和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上无人能及。林语堂出身于福建漳州山区贫寒多子的基督教牧师家庭，读的是基督教会办的小学和中学，从小熟悉《圣经》和基督教文化。大学也是读的“洋派”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当时公认的学习英文最好的学校。林语堂在那里品学兼优，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洋派”精英青年流行的打网球、打棒球，参加学校的足球队、划船队……接下来，林语堂的人生轨迹也是“洋派精英”的：出国深造、担任大学教师、写书、办杂志、当学者，甚至做官、参政……

但是林语堂成就最高、最被后人关注的则在于其在文化交流上的成就，他在国外用英文写作了《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描写中国的小说，还有《吾国与吾民》、《大城北京》等介绍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思想的著作；并把孔子、老子、苏轼等中国文化名人介绍给西方世界，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和好评。因为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还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而这一切，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英文极好的“洋派青年”所能做到的，必须有丰厚的中国文化根底才行；而能写出《京华烟云》、《大城北京》等的描写北京风土人情、精神风骨的作品，又必须对北京非常熟悉方可。

“北京的一瞬”

《京华烟云》的英文原名是Moment in Peking，北京的一瞬；中文翻译得也好，尤其“烟云”二字，在漫长的历史流程和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某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不过如一缕过眼云烟罢了，虽氤氲过，绚烂过，但又充满虚空和无力感，缥缈过后，惹人无限唏嘘感慨。

林语堂的小说一向被影视改编者热爱，《京华烟云》、《风声鹤唳》都曾经被改编成电视剧。不过我始终觉得，《京华烟云》的骨架子是姚木兰、孔立夫、曾荪亚等人的情感纠葛、人生经历和他们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小说的血肉和灵魂则是北京的风情、北京的精气神、北京的内在底蕴——这一切，又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思想在几个北京家庭和几位北京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京华烟云》的故事从庚子事变到抗战爆发，贯穿了几十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中国人在其中的挣扎沉浮，通过各种社会大事件和生活小细节表现出来，不疾不徐，错落有致，俨然一幅包罗万象的世态风情画卷。

《京华烟云》包含着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美好想象和体悟，在看似对平淡无奇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述中，蕴含了对闲适自然、大度宽厚、从容典雅的北京精神和中国文化的赞美和期许。正如林语堂先生在小说自序中说的：“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因此与新近甚多‘黑幕’小说迥乎不同。既非对旧式生活进赞词，亦非为新式生活做辩解。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确实，道家的“自然”理念贯穿小说始终，除了贪官豪绅出身的牛素云一家的跋扈与堕落，其他人并非大奸大恶，而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的呈现，但细细咂摸起来，非常有韵味。

女一号姚木兰爱慕胸怀大志、具有卓越品质的孔立夫，但是对于家中将她许配给资质平平的曾荪亚，她也坦然接受了，并能把一腔情感倾注在丈夫和家庭中，料理整个曾家，拥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从一个美少女变成了美少妇。而她与孔立夫间一直是一种惺惺相惜的知音知己之情，对于孔立夫与妹妹的婚姻，木兰发自内心地祝福，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当孔立夫被捕时，木兰女中豪杰一般，入虎穴将孔立夫救出，对如此“敏感”事件，四个年轻人之间也毫无芥蒂和抵牾。曼娘与曾家长子曾平亚从小订婚，出于对社会礼教的遵从，两个真心相爱的少男少女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美好的情感。但曾平亚相思成灾，曾家让曼娘与平亚结婚冲喜，曼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病重的曾平亚心怀着美好去世了，曼娘独守空闺，像深谷幽兰一般地生活着。在曼娘与平亚的悲剧故事中，看不到对扼杀人性的封建旧道德、落后习俗的血泪控诉，反而在彰显一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国式的情感模式，纯真无邪、略显压抑，甚至带着一丝悲情的色彩。而木兰的哥哥姚体仁的堕落与放荡不羁，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姚体仁与家中的丫鬟厮混，并生下孩子。这一不光彩的事件不为姚家所接受，在与家庭决裂后，他过上了浪荡公子的生活，挥霍无度、灵魂麻痹、吸食鸦片……但后来，姚体仁醒悟了，回归了家庭，那不光彩的与丫鬟生的私生子也长成了一个典型的姚家式的如玉的美好少年。

所以我总是觉得，《京华烟云》是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古老中国的文化、精神和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生活之美好的诗意作品。虽然他们生活在中国最动荡的年代，但是积淀了几千年的美好并不会在社会急速变化中土崩瓦解，而是贯穿和流露在日常生活和言行举止中的各个细节中，并一代代传承下去。似乎可以这样说，《京华烟云》是不太适合拍成影视剧的，因为它温润的文化气息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风起云涌的社会只是一个大的背景，与故事主线和人物生活还有一定距离。所以小说的故事冲突都比较淡，且被掩盖在浓郁的诗意氛围中。

我甚至觉得，《京华烟云》可以看作《大城北京》的小说版，把北京的精神、北京的四季、北京的街道和城市布局、北京的各种艺术、北京人们的生活和信仰等等悉数穿插在人物的日常生活情趣中。所以《京华烟云》中对北京各种细节的表现可以说到了极致：姚木兰等人去后海喝茶、看水，去香山登高，去隆福寺逛庙会，去琉璃厂买书，去逛公园，去戏园子听戏……而为了突出小说的现实感，作者也把很多北京真实的情景放入小说中，如著名语言学大家傅增湘先生是孔立夫和姚木兰的好友，守旧大师辜鸿铭惊世骇俗的言论出现在了一场观影中，孔立夫等人关心时政，木兰的一个女儿还死在了“三·一八”学潮中……正是这些与北京相关的细节，使整部小说充满了血肉和气象，具有了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