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村姑娘，14岁到深圳打工，却出过书，拍过电影，上过央视
最近一段时间，邬霞一家又开始左挑右选找房子，准备第五次搬家。
第四次搬家，是在2021年。
仅仅一年时间，她又陷入搬到哪里、何时搬的两难境地。
继续住在现在的地方，房租每年都涨，她有点吃不消。
搬到小一点的房子，便宜一点，但不够一家人住。
如今，40岁的邬霞带着两个女儿，加上父母，房子太小了肯定不行。
租房最大的麻烦，就是有太多不确定性，随时可能被房东赶走，被迫搬家。
房子和孩子曾是邬霞心中的隐痛。
到深圳26年，她认识的许多人都买了房，安居乐业。
而她却在一次次失误、犹豫和无奈中，错失良机。
如今，面对如此高的房价，她再也买不起房了。
作为一名打工诗人，她把幻想写在诗里，希望自己和家人幸福。
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她不想自己的命运，在女儿身上轮回。
大女儿作为第二代留守儿童，因为得不到及时照料，经常饿着肚子，她很心疼。
离婚后，大女儿的抚养权归丈夫，她很难把她带在身边。
经过几年努力，她争取到大女儿的抚养权，把她接到深圳。
孩子的留守问题解决了，而房子的问题成了她永远的痛。
虽然她曾风光过，上过央视，做过电影女主角，走过电影节的红毯。
但她的生活，至今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没有尽头的搬家和不确定的未来，依然需要她来面对。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邬霞近照）
留守儿童，走出深山追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工潮席卷中国，浩浩荡荡，史无前例。
一批批打工者背井离乡，背着大包小包，踏上外出打工的征途。
一般来说，更多人选择南下广州打工，那里就业机会更多，更具诱惑力，仿佛遍地是黄金。
他们每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甚至常年不回家。
有的农村，青壮年倾巢出动，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于是有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邬霞生于1982年的四川农村。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对这样的打工潮深有体会。
1989年，她7岁那年，父母便去深圳打工，一去就是30多年。
从此，故乡成远方，他乡成故乡。
年幼时，她有27个梦想，歌星、裁缝、美容师……
而要实现梦想，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好好读书，一个是外出打工。
她天生对学习不感兴趣，上初二那年，学校搬迁到镇上，她成了一名寄宿生，吃住在学校。
彼时，她越来越感到数学晦涩难懂，一提数学就头疼。
加上不适应住宿生活，本来美好的校园生活，在她眼里是一团糟。
强烈的辍学念头，仿佛疯狂生长的野草，占据了她的整个心房。
读书没希望，邬霞决定离开学校，寻找另一种追梦方式。
离开学校那天，晴空万里，热浪来袭，蝉在树上拼尽全力嘶鸣着，仿佛诉说着什么。
她站在空空荡荡的宿舍走廊，心中涌起一丝悲凉。
尽管不爱学习，但真正离开学校时，竟然有些不舍。
她抿着嘴唇，睁大眼睛，把学校看了一个够，然后决绝离开。
（邬霞全家照〈左二为邬霞〉）
在当时的农村，不读书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只有外出打工这条出路。
打工的道路尽管艰苦，但不少女孩通过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她们挣了钱，改善了家庭条件，自己也变得更有价值。
所以，那时辍学现象司空见惯，邬霞的离开没有多少人关注。
也有亲戚劝她，现在辍学还有点早，还是多读几年书，多认几个字。
邬霞不这么认为，她觉得买本字典，就可以解决问题，没必要耗在学校了。
起初，邬霞并不想去外地打工，她想当裁缝。
父母都去深圳打工了，遥远的路途，昂贵的车费，长时间不能相见的煎熬，让她对打工产生排斥。
邬霞清楚记得，1992年时，母亲突然回到家，原来，她生病了，不得已才回来调养。
她本打算不出去了，在家务农为生，也好陪陪孩子。
可在家再辛苦，即便脱皮掉肉，也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最穷时，家里连包盐都买不起。
没办法，她不得不再次外出打工。
曾经，父母给邬霞寄过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深圳当时最高的地王大厦。
邬霞看后，羡慕不已，觉得父母在大城市生活得不错。
她开始心动了，在家实现不了当裁缝的梦想，就到外地实现其他梦想。
1996年，14岁的邬霞离开家乡四川，踏上开往深圳的火车。
她的目的地，是母亲打工的那家日资制衣厂。
她满怀梦想成真的希望，可现实却给她当头棒喝。
父母压根就没见过地王大厦，那只是照相馆的一块背景布。
而她心目中的打工环境，甚至比学校更恶劣。
（90年代打工潮）
初进工厂，挨骂受辱自杀
因为年龄小，个子小，14岁的邬霞显得又黑又瘦，一看就是童工，根本进不了工厂。
没办法，她只好借用表姐的身份证，才得以蒙混过关，跨进制衣厂那道破败的大门。
从此，她和包括母亲在内的众多成年人成为工友。
那个制衣厂仿佛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入，而里面的人想出来。
她先被分配到包装部，在一群强壮的大人中间，邬霞显得孱弱瘦小，像发育不良的小豆芽。
但再小的豆芽，也得当一盘菜。
没有人因为她弱小而优待她，只有母亲心疼她，但干着急没办法。
在最辛苦的查货线上，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1点，整整15个小时必须全程站着，每天都如此。
简单枯燥的工作没维持多久，邬霞便开始加班，24小时通宵达旦，中途没有休息一分钟。
生平第一次，她感觉自己不是人，从头到脚麻木得成了一台机器。
来厂半个月时，她正在走廊上刷牙，门卫发现后，一把抓住她的衣领，仿佛老鹰抓小鸡一般，把她拽进宿舍。
众目睽睽之下，邬霞被罚了200元，因为走廊禁止刷牙。
尴尬、愤怒和委屈一下子涌上她的心头，她欲哭无泪。
即便真的哭出来，又有谁会同情？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而这样的工厂不需要眼泪。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高于一切，没有人情味的冰冷充斥着工厂的每个角落。
对她的遭遇，母亲愤愤不平，她气得面色胀红，但气归气，她也无能为力。
事后，邬霞悄悄躲在卫生间，狠狠哭了一场，这是她14年来最悲伤的一次哭泣。
（八九十年代工厂女工宿舍）
从进入工厂那天起，打工者的自尊就变得一文不值。
因为过度劳累，一个月后，邬霞走路都打哆嗦。
当她领到600多元的工资时，有工友调侃：你比老家的干部赚得都多。
母亲听了，在一旁抹泪：你们怎么不看看，她跟大人干一样的活呢？
在厂里，挨骂是家常便饭，比上下工铃声还准时。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工作量挨骂，邬霞还能理解。
但如果管理人员心情不好骂人，她就无法忍受。
后者给人的伤害，仿佛刀扎一般，时时刺痛她幼小的心灵。
上班时，她不上厕所，不喝开水，不说一句话，这也是工厂的规矩。
她只有埋头拼命赶进度的份，即便如此，还是不能如期完成任务。
主管冰冷的脸、封闭的窗户、机械的劳作......
这些让邬霞感受不到劳动带来的欢乐，有的只是压抑和痛苦。
最痛苦的时候，她曾试图跳楼自杀。
母亲哭着拉她：人生不易，宁在世上捱，不愿黄土埋。
她有了心理阴影，心情像下雨一般阴沉不定，时大时小，想着找一个发泄的出口。
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她猛然间找到出口。
一天，她坐在那里干活。
突然，坐桶被人踢了一下，开始，她以为是日本老板来了，不让坐着干活。
当她站起来时，踢她的人已经扬长而去。
此人是日本老板的翻译，他嫌邬霞坐在那里挡住他的路了。
瞬间，她的怒火在熊熊燃烧，头脑嗡嗡作响，即便自己卑微到尘埃，也同样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她突然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母亲也大力支持她。
随后，她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小说。
那是1998年，邬霞16岁，写作成了她的第28个梦想。
她想通过写作，找到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维护做人应有的尊严。
（邬霞在车间流水线）
渴望改变，提笔创作疯狂
为了逃离工厂，邬霞渴望改变，把写作当成改变命运的途径。
她上班的压力丝毫没减，反而因为写作，变得如泰山压顶一般大。
她常常一边上班干活，一边构思小说框架。
下班后，除了打饭吃饭，她把仅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
她飞一般跑回宿舍，来不及喘上一口气，就抓起笔开始写。
坐在泡沫制成的凳子上，她的腿上放着夹着纸的纸板，不知不觉中就到了上班时间。
离上班还有五分钟时间，她才恋恋不舍放下纸和笔，赶回车间。
晚上，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
当别人进入梦乡时，她进入梦想的世界。
静静的深夜里，偶然有几声蟋蟀的叫声，邬霞忘情地奋笔疾书。
此时，她会忘掉现实的痛苦烦恼、艰辛漂泊。
在自我安慰与希望寄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在那里，她可以做女王，安排各种角色的命运，她让笔下的每个女孩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
正如现实中的希望那般，她把自己代入其中，以此逃避残酷的现实。
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让她的写作进入一种疯狂的地步。
白天见缝插针写，晚上拼死拼活写。
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晚写完八页纸，写到凌晨两点。
本来下班后睡觉，睡眠时间都不够，更何况她加班写作。
时间长了，邬霞进入了一种混沌状态。
她的手在不停地写，大脑却一片空白，仿佛成了一个写作的机器人，没有思维，只有机械的动作。
有时，她实在熬不住了，就在床头闭目养神。
当完成写作任务时，她就变成醉汉，头重脚轻、昏昏沉沉，摇摇晃晃穿过走廊，去洗手间洗漱。
（爱拍照的邬霞）
她每晚最多休息5个小时，这样的状态持续时间越长，母亲的愧疚感就越强。
她时常自责：让女儿出来打工是不是一种错误？
但转念一想，以自家的条件，真的没有别的出路。
她能做的，就是为女儿多争取一点写作时间。
每天洗碗、提洗澡水的事情，她都承包了，凡是她能想到的，她就全力去做。
写作成了邬霞的精神支柱。
通过写作，她凭一己之力与既定命运对抗，生出了一股与众不同的自豪感和惬意感。
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中，她知道了活着的意义——改变命运，坚守梦想。
尽管身边很多人质疑她的能力和行为，甚至怀疑她脑子有问题。
写作是高大上的事情，同时也是艰难的，想当作家哪有这么容易？
在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巨大撕裂下，邬霞觉得，自己认定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
她曾写过一句话：我打工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梦想。
写了六部爱情小说后，邬霞看到一家艺校的招生广告，广告里承诺学习结束后可以留校。
她为之一振，这正是彻底告别工厂生活的机会。
她从深圳出发，带着四年的积蓄，一路北上，到学校学习编剧。
八个月后，学校的承诺成了空头支票，留校工作的希望化为泡影，邬霞再一次回到深圳。
进入新世纪，在深圳打工文学领域，崛起了王十月、戴斌、谢湘南等新一代打工作家和诗人。
这让她更加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改变命运，成为打工作家，成为生活的主人，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她满怀希望，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前后修改了三遍，然后又工工整整抄写在稿纸上，寄给光明日报出版社。
结果，不久她就收到退稿信，一个人在工位上默默哭了很久。
她把看到的文学杂志、出版社的地址抄下来，一家家挨个投寄作品，但都石沉大海。
在生存的压力面前，邬霞不得不暂时妥协，再次回到工厂。
（爱穿吊带裙的邬霞）
短暂风光，艰难生活依旧
2006年，邬霞再一次逃离工厂。
她不甘心，那时，她已经写了8部小说，她的出书梦一直没有停止。
在她眼里，只有出过书，才有资格迈入作家行列。
2007年，她生日那天，经过媒体报道她的事迹，邬霞终于等来久违的幸福。
一家企业给她捐赠了全新电脑，一家物业公司承诺给她一份文员的工作，一家文化公司同意帮她出书。
突然之间三喜临门，让她记忆犹新。
多年后，她仍觉得那是这辈子最开心的一个生日。
后来，几经周折，她和文化公司达成协议。
她负责写一部小说，对方帮着出版，举办签名售书活动。
这个消息，无疑是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子，激荡起阵阵涟漪。
整整四个月零一个星期，邬霞没有工作，在家埋头苦干，写完了她的第9部小说。
等她再联系文化公司时，对方的态度却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对方表示，她的小说写得不好，他们不能出了。
邬霞不敢置信：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而这四个月里，她从未与文化公司联系过，也未与物业公司联系过。
她害怕被拒绝，实在不愿面对被拒绝的滋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二连三的不顺利让她心灰意冷。
她想当网络作家，但人气惨淡；
她和妹妹一起开店，被骗得血本无归；
她买彩票希望中大奖，幸运从未降临。
邬霞不愿意再回到工厂，很长一段时间，她只能靠摆摊维生。
（邬霞陷入命运的沉思中）
2011年，经朋友介绍，她结婚了。
之后，她开始创作诗歌。
她的婚姻，同样与美好和幸福无关，只有家暴和出轨。
她的人生，一直挣扎在巨大的漩涡中，自顾不暇。
她只能靠父母生活，而丈夫根本靠不住。
2013年，父亲多种疾病缠身，成了吃闲饭的人，他几欲轻生。
没钱给父亲治病，至今一家人还在租房，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让曾经许诺给父母买房的邬霞羞愧不已。
写作15 后，邬霞再次深陷困顿、贫穷和痛苦。
她意识到自己的写作梦破灭了。
她决定放弃，谁知，命运又来了一个转折。
2014年，邬霞的《吊带裙》被《工人诗典》选用， 这是诗评人秦晓宇主编的。
同时，纪录电影《我的诗篇》也邀请邬霞参与拍摄。
邬霞看了信，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但她不再抱什么希望，这样也不会有失望。
没过几天，导演竟然真的来了。
摄制组跨进家门的一瞬间，邬霞觉得黑暗里突然照进一束光。
母亲也高兴得发疯，破天荒地烫了头。
镜头里，邬霞穿着吊带裙在公园里旋转，阳光照在她的发上，裙裾飞扬。
此刻，她看到自己穿裙子的样子真好看。
妹妹站在镜头后，哭得稀里哗啦：我们的生活有希望了。
《我的诗篇》在国内外获得了众多奖项。
这一年，央视新闻联播还专题报道邬霞的事迹，极尽赞美之词。
作为流水线工人，她将流水线车间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全都写成了诗。
她的外表和作品中，找不到丝毫怨天尤人。
她用诗歌感受着普通人的善意，感受着平凡生活的美好，感受着自立自强的价值。
她的诗朴实无华，洒满阳光，映射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人格美。
一时间，她出尽风头，享受着鲜花和掌声。
2015年6月17日，上海国际电影节，邬霞身穿粉红色吊带裙，冲着镜头微笑。
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穿喜欢的吊带裙，显摆臭美。
平日里，她都是在别人休息时，偷偷穿着自我欣赏。
尽管，那件吊带裙是花70元买的便宜货，但邬霞已经很满足了。
站在台上，她敞开心扉，说自己想找份文字工作的想法。
也有热心人给邬霞介绍过工作，最后都不了了之。
时至今日，在别人眼里小有名气的邬霞，仍旧没有如愿以偿。
虽然曾经火过一阵子，但拍摄和得奖，如同她的吊带裙被微风吹拂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写诗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即便出名后也没有。
成功和风光，对邬霞来说如此短暂。
短暂到她还未来得及体味其中的幸福，就被现实的车轮一次次碾压。
（2015年邬霞在电影节上）
身处阴沟，仰望星空坚强
邬霞的母亲曾规划过一家的生活，在县城置一套房，彻底告别打工生活。
两个女儿结婚后，做点小生意，等她们有了孩子后，她和丈夫帮忙带孙辈。
但直到老家的房屋，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他们一家也没再回去。
梦想中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而邬霞也一路见证了希望变成失望的心酸。
16岁时，邬霞坚信通过写作，她会拥有美好的前途和爱情。
26岁时，邬霞喜欢劳动，更喜欢收获人生的希望。
39岁时，邬霞相信写作赚不了钱。
如今，写作对她来说，是一种精神食粮。
虽然不赚钱，只要活着，她就会继续努力写下去。
曾经，邬霞天真地认为，只有自己这个打工者在写诗。
而诗评人秦晓宇在《读书》杂志里有篇文章，透露了一个隐秘而惊人的数字：当今中国工人诗人的数量超过1万人。
他们在不同的场所默默劳作，用诗句记录打工的点点滴滴。
（邬霞在带女儿的间隙写作）
陈年喜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打工之余，他最喜欢写诗。
但他清楚，写诗不足以支撑起家庭生活。
后来，他到矿山当爆破工，这是一个随时可能丧命的职业。
每天与死神、雷管、炸药打交道，他的工友中，有不少非死即伤。
为了排遣压力，他又开始写诗。找不到纸时，就写在烟盒上。
2013年，他的母亲查出食道癌晚期，而父亲则瘫痪在床多年。
2015年，他也成为《我的诗篇》的主人公之一，同年，他接受脊椎手术。
后来，他的弟弟在爆破中被炸得粉身碎骨，他为弟弟举行葬礼。
接受着生活的一锤又一锤，陈年喜坚信：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乌鸟鸟也是喜欢写诗的流水线工人，失业后，他想找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
为此，他曾不管不顾，抛妻别子，来到广州。
但因为没文凭没文化，他处处被看轻，最终失望而归。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不要像他一样当工人。
认命归认命，他还是拿起笔写诗，继续和生活做最后的对抗。
邬霞、陈年喜、乌鸟鸟代表的打工诗人群体，充满写作的情怀。
情怀之下虽然暗流汹涌，但他们坚持用不鄙薄不怜悯的态度，真诚地去记录保存一种状态。
贫穷但诗意地活着，而不仅仅是生存。
诗歌让人内心清明，热泪盈眶，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命运抵抗。
他们从中体验到充盈，浇灌出卑微中的芬芳，维护着尘埃中的尊严。
即便身处阴沟，依然仰望星空；即便衣衫褴褛，依然昂首挺胸。
这才是他们一生的无价之宝。
（陈年喜在工棚写诗）
写在最后
当刀扎不到身上时，一个人很难有感同身受的疼痛。
所以，当你占据优势时，不要过多指责批评他人，而要学会理解和倾听。
包括邬霞在内的打工群体，他们在命运的捶打面前，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他们大多时候的所作所为，有太多无奈和心酸。
而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聆听他们的声音呢？
从1998年开始，邬霞开始尝试写作。
起初，她也排斥打工题材。
因为她曾在打工时受到过太多屈辱，真的不愿提及。
后来，她慢慢喜欢上这类素材。
她发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样的文字写出来才有血有肉。
2016年，她的第一本书《深圳纪事》出版，极大鼓舞了她。
在写作路上走了24年，有悲有喜有失望。
她的写作时间够长，但写作成绩却不大。
或许，她的文化底子薄，限制了她的发展；
或许她的天赋有限，只能走到这个地步。
（邬霞带着女儿游玩）
如今，在新媒体行业，不少新人快速崛起，短时间内出书，成名，实现财务自由。
邬霞在他们面前，显得笨拙而不合时宜。
即便是和同时期的其他打工诗人相比，她也稍逊一筹。
她的作品，还有很多需要完善改进的地方；
她的公众号，阅读量大多徘徊在两位数。
尽管这样，她还是愿意用毕生精力写作。
她的生活中，除了写作需要突破的压力，更多经济的压力，让她的头皮时时发麻。
她的生命，悲怆而炽热！
艰辛的劳作，无常的命运、希望渺茫的写作之路，有时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但再大的石头压着，活着也要昂着头，她等待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作者：朱小鹿＆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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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朱小鹿博士，是90后，也是武汉大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
主业一门心思搞科研，副业用零碎时间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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