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相连，赤子功勋。南洋华侨与抗日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火蔓延到中国关内，中国人民开始了抗日战争。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打响，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伸向亚洲太平洋地区，侨居在南洋地区的华侨和当地人民，都遭受到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

南洋华侨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南侨总会

抗战爆发，南洋各地华侨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筹款赈济祖国伤兵难民。“新加坡、马来亚筹赈会”、“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印尼华侨救济祖国灾民慈善委员会”、“暹罗（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相继成立。为了将南洋各地的人力物力集中统一起来支持祖国的抗战，1938年夏，印尼华侨领袖庄西言和非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联名写信给陈嘉庚，建议成立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组织。陈嘉庚完全赞同庄、李二人的主张，并积极主动地领导了筹组工作。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地的40多个爱国团体的代表共160多人，齐集新加坡华侨中学，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由于当地政府的限制，不允许华侨公开用“抗战”的名义捐款，只好以“筹赈”为名，募集钱物支援祖国抗战。南侨总会号召南洋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

泰国侨领带领抗日救亡运动

南侨总会的诞生，是南洋华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在抗日旗帜下的爱国华侨大团结局面已经形成。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南洋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这类团体已增至700多个。他们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而以募捐的成绩最为突出。仅1938年和1939年两年，南侨总会的各地分会共募得一亿四千多万元，占同期海外华侨捐款总数的70%，汇回祖国及时支援了抗战的需要

当时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陈嘉庚从新加坡筹赈会”成立之日起，即带头每月认捐2000元，直到抗战胜利为止，同时，带头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李清泉购买救国公债40万元，他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家属将遗产的一部分共10万美元赠给中国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出钱出力的不仅有富裕的华侨领袖，而且遍及各个阶层，包括店员、工人、教师，他们节衣缩食捐献，涌现了一些十分动人的事例。印尼坤甸市华侨马细旦是一个残疾人，以手代步，靠行乞度目。抗战爆发后，基于民族感和爱国心，他在市中心区，“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在两天的时间里，筹得荷币40盾，如数捐助祖国抗战。马来亚山打根华侨郑潮炯，以小贩为业，曾七次沿门义卖瓜子筹款。1940年初，得知自己的父亲在家乡被日机炸死，他悲愤交加，把亲生的小儿子卖了80元作为捐款交出。他接着放弃小贩生涯，奔走各地，共募集了2800多元抗日捐款。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刘长英的儿子在空战中为国献身。国民政府向他颁发抚恤金一万元。刘长英将它全部捐赠祖国，作抗战军费。

南洋华侨不仅捐款，也积极捐赠抗战所需衣物。南侨总会捐献各种汽车200辆，菲律宾华侨在世界各地献机救国运动中，集资捐赠飞机15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

陈嘉庚领导下的南侨总会在支援祖国抗战中的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印尼东爪哇多隆亚公中华学校学生于二战期间沿街义售，支援抗战

二 回国参战

南洋华侨不仅从财物上支持祖国抗战，而且还有许多热血华侨青年，抛弃了海外较为优裕的生活条件，回到战火中的祖国，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组成回国。义勇队的成员是通过公开征集，审查合格后才吸收进来的，人数共六七十人，负责人是年仅24岁的沈尔七。经过短期培训，义勇队首批共28人于1938年1月由马尼拉启程回国。这支小小的队伍，冲破种种阻挠，历尽艰辛，在福建西部参加了新四军二支队，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服务团在团长沈尔七领导下，配合新四军，开展抗日的宣传工作。沈尔七曾两次奉派回到菲律宾，继续组织侨胞的人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1941年，沈尔七第三次回国后，不幸在广东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牺牲，年仅28岁。

印度尼西亚华侨为抗战前线派出了医疗队。组织人是著名医生柯全寿。医疗队的医生、护士和司机都是自愿报名，并经严格挑选和训练后才登程的。医疗队在前线艰苦的条件下救死扶伤，为抗战作出了贡献。还有许多印尼华侨青年冲破重重困难，参加抗日队伍，英勇战斗，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女英雄李林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李林（1916-1940）是印尼华侨，14岁时回国，先后在厦门、杭州、上海念书，开始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到北平民国大学学习。1937年被派到山西、绥远一带进行武装斗争。她经常手持双枪，率领骑兵奇袭敌军，战果赫赫，有“双枪女英雄”的美誉，日本侵略军悬赏重金捕她。1940年4月26日，李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南洋华侨回国参战，突出的事例还有滇缅公路上的3000多名“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的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等地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技工的统称。抗战爆发，东南半壁河山沦陷，沿海的口岸、对外交通要道被占领或封锁了，国际军援物资运入困难。1939年年初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抗战时期我国大后方的唯一国际通道。设在昆明的西南运输总处主任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希望他出面代为招募一批华侨机工回国，以解决滇缅公路上汽车机工缺乏的问题。南侨总会立即在1939年2月7日发表通告，号召机工回国服务，并定出了条件。广大南洋华侨热烈响应号召，报名十分踊跃，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例。机械工程师王文松，在新加坡每月有相当于国币700元的收入，而到滇缅公路当机工月薪仅国币30元，但他自甘牺牲，不仅自己去，还招了10多个同伴，带了全副机修器械回国。李月美，女扮男装与弟弟一起回国参战。一次翻车受重伤，在医院抢救时方发现她是女性，曾被报纸誉为“当代花木兰”。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它们生动地反映了南洋华侨青年的爱国情操和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执著追求。

在1939年短短的半年内，来自新马、印尼、泰国等地的机工共3200余人，分别从新加坡和槟榔屿出发，踏上了回国参加战斗的路程。

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全长1200公里，是抗战时期我国与东南亚联系的纽带。这条新修成的公路要翻越高黎贡山和大王山两座高山，渡过怒江、澜沧江、漾濞（ yàng bì）江三条大河，出没深山老林，“烟瘴之地”，全程要行驶七八天，十分艰险。南侨机工回国后，在昆明经过短期集训，就奔赴滇缅公路沿线，投入紧张的军事运输。滇缅公路不仅路情复杂，气候多变，悬崖陡坡，泥泞塌方，险情屡屡，而且疟蚊猖獗，许多人死于恶性疟疾。

日军为封锁滇缅公路，还派飞机狂轰滥炸，机工的安全时刻处在严重的威胁之中。1940年，统治缅甸的英国政府在日本的诱逼下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多月（7月至10月）。南侨机工组织了一次突击“大抢运”，赶在封闭前将大批军用物资运入我国境内。公路重开后，日军飞机重点轰炸桥梁，企图切断交通线的咽喉。1941年1月23日，地理位置重要的功果桥在九架敌机的轮番滥炸下，有一半桥面坠入澜沧江中，敌人以为公路中断了。然而，南侨机工却用144个汽油桶扎成大浮筏，冒险抢行，及时将物资运达彼岸。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沦陷，滇缅公路运输被迫在次年5月中断。在三年多（1939-1942）时间里，3000多名来自南洋的中华儿女，出生入死，日夜奋战，保证了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动脉的畅通，光是军火就抢运了45万吨之多，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机工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有100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水远不会忘记他们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和雪兰莪都树立了殉难机工的纪念碑。在我国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树立起一座“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肯定了南侨机工的不朽功勋：“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南洋华侨回国抗日纪念碑

三 “三年零八个月”

1941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占领区。“三年零八个月”（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对生活在南洋地区的1000万华侨来说是苦难、悲惨的岁月。华侨遭到残酷的屠杀、掠夺。以新加坡为例。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本占领军当局下令集中全岛华侨，进行所谓“大检证”（大检举），前后进行了将近一个月，至少有七万名华侨被检举，约有25000人惨遭杀害。“新加坡大检证”是和“南京大屠杀”齐名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他如在菲律宾、马来亚，类似这类“检证”的惨案也发生过。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无论如何也是洗刷不尽的。日本侵略者还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如强迫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缴纳5000万元巨款作为“奉纳金”。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侨也有被勒索大量“献金”的事件，再加上经济上实行垄断政策，华侨经济几乎崩溃，生活处于绝境。“三年零八个月”既是苦难的岁月，又是南洋华侨参加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辉岁月。

战斗的第一幕是壮烈的新加坡保卫战。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新加坡登陆，英军节节败退，在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的要求下，当年年底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参加者包括华侨各界人士。“总会”下设若干个部，其中民众武装部组建了一支近3000人的华侨义勇军，领导人是林江石。稍经训练的义勇军队员，手持英国殖民当局发下的旧枪，就开赴保卫新加坡的前线。他们英勇作战，在海岸阻击登陆的日军，给来犯之敌很大的打击。直至1942年2月13日，英国当局决定放弃新加坡，华侨义勇军才宣布解散。新加坡保卫战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华侨义勇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在日军占领东南亚时期，各地华侨还建立了抗日组织如菲律宾的“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印尼棉兰的“华侨抗日协会”，苏门答腊的“苏岛反法西斯同盟”，爪哇的“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西加里曼丹的“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越南的“越南华侨救亡会”，缅甸的“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等，这些组织冒着极大的危险，开展地下抗日活动，出版秘密报刊，支持侨居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建立抗日武装，坚持对占领军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华侨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两支武装力量是较为突出的，一支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另一支是“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骨干力量和基本成员都是华侨，开始时只有160余人，在三年半的战斗中，队伍越来越壮大，后来发展成为一支有八个独立队的7000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在马来亚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曾和日军作战340多次，粉碎了敌人10多次的大规模围剿，击毙击伤敌军5000多人，也有1000多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

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也叫48支队，1942年5月成立。这是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队伍。它在战斗中不断壮大起来，从开始时的50余人发展到700多人，共分为六个大队，经历了260多次战斗，歼敌2000多人，战绩赫赫，扬威吕宋。菲律宾建了一座“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纪念战士们的不朽功绩。

此外，潜入马来亚敌后活动的东南亚盟军136部队中也有不少华侨，他们曾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合作。该部队马来亚区华人区长林谋盛，新加坡沦陷前夕曾担任“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劳工服务部主任。1943年11月潜回马来亚，联络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共同行动，准备配合盟军反攻，次年4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威武不屈，牺牲时年仅35岁。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胜利。南洋华侨饱经苦难，和各国人民一道迎来了大地重光。他们和当地人民一道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在战争浩劫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华侨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战争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安危兴衰应该和长期居住的南洋融为一体，应该为它的繁荣、稳定、发展倾注更多的心血，并在整个南洋的发展中去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

四 九名中国外交官牺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沦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在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目本占领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华侨的残害是十分惨无人道的。丧心病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置国际公法于不顾，竟然杀害了杨光泩（shēng）（驻马尼拉总领事）、卓还来（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等九名中国外交官.

杨光泩（1900-1942）、卓还来（1912-1945），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而且还分别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杨光泩担任过华盛顿大学、乔治城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主编过报刊，资历颇深。1938年，杨光泩派驻马尼拉总领事，卓还来在1940年任山打根领事。此时，祖国大地正烽火连天，人民在浴血抗战，东南亚也战云密布，日本的“南进”战略正在执行。

杨光泩赴菲律宾前后，华侨已在当地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抗敌会”）等抗日救国团体，类似团体一时多达百余个。菲律宾华侨为祖国的抗战，出钱出力捐飞机，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回国参战，侨领李清泉还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全南洋华侨抗日最高领导机构——南侨总会的两位副主席之一。对于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日本人恨之入骨，早在南侵前就派特务间谍收集了情报。1941年12月中下旬，日军登陆吕宋岛，从南北两面夹击马尼拉。日军一占领马尼拉，首先追害爱国侨领，他们的生命财产必然受到威胁。在形势危急的关头，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采取了各种防患措施。他们曾一度考虑疏散华侨，但马尼拉城内华侨太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集体疏散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出了“希望华侨特别是抗日活动分子设法自救”的决定，同时组织文教人员疏散，指挥销毁各种救国活动的捐款票据、公债登记、人员名单、文件记录，以免落入敌手。珍珠港事件前夕，中国政府在美国印制了一批货币。正在运回国内途中，战争爆发了，这批货币滞留在马尼拉海关。如果这笔巨款落入日寇手中，必然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总领事馆全馆紧急动员奉命将它们销毁。

当时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共8位，对于自身的安全，杨光泩总领事没有作更多的考虑，因为根据国际公法有关交战国不杀敌国外交人员的条款，日本人是不能对他们下毒手的。当日军登陆，美国驻菲律宾司令官麦克阿瑟撤退时，还在撤留的飞机上为杨光泩等预留了机位，但他婉言谢绝了。在全体馆员会上他宣布“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

1942年1月初，杨光泩等八名中国总领事馆官员被日军拘留，同时被拘的还有40余名爱国侨领。日本占领当局胁迫他们接受三个条件：第一，通电重庆政府对日“媾和”，并宣布拥护南京汪精卫汉奸政权；第二，在三个月内，为日占领当局募集相当于旅菲华侨1937-1941年给重庆政府捐款（1200万比索）的双倍钱款；第三，组织华侨协会，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并说如果这些条件能被接受，被拘人员即可获释，被冻结的财产也可以发还。限两日内答复。但被扣的中国人大义凛然，严辞拒绝了敌人的要求。威逼失败失败，日寇就将中国外交官和华侨投入监狱。杨光泩等八名外交官在圣地亚哥炮台潮湿的地牢里受尽严刑折磨。4月17日，日占领当局不顾国际公法，以所谓进行“抗日活动”、军事上协助重庆政府抵制日货和“扰乱”治安等“罪名”，将他们秘密处死。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八名中国外交官英勇不屈，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在拘禁杨光泩等中国驻菲律宾外交人员的同时，卓还来也在山打根落入日寇魔爪。1942年1月19日，日军占领英属北婆罗洲山打根，中国领事馆未及撤出，外交人员陷入敌人包围中。日军冲入领事馆时，中国国旗仍高悬着卓还来在办公桌前镇定自若。敌人迫令他交出文件，他将灰烬示之。日军大怒，立即逮捕卓还来和其他官员、家属。日占领当局威迫卓还来，如果投降加入南京汪精卫政府，既共享“大东亚共荣”，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子女也可获自由。对于敌人的威逼利诱，卓还来“淡然一笑”，断然拒绝合作。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卓还来被囚禁于集中营做伐木、筑路等苦役，并在北婆罗洲各地被转移，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身心备受推残的卓还来始终不向敌人屈服，他从日军办的报纸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了敌人行将失败的信息，对抗日必胜信心十足。各地华侨尽其所能，从物质上给予他很多帮助，送饭送菜送医药，他们还计划帮助他逃离魔窟。特别是到了1945年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败局已定。盟军飞机频频空袭。为躲避空袭，日军对卓还来的管制有所放松，他的行动有些自由，华侨就为他拟定了逃走的计划。卓还来婉辞了，他对好心的华侨朋友说：有大家帮助，逃走是很容易的，但日军抓不到他，必然要加害整个地区的华侨。几年的艰苦都过来了，现在和平即将来临，他不能抛弃大家而逃走。他勉励华侨“不要灰心，不要忘记祖国。祖国是不会忘记我们的。要耐心地等待胜利的到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7月6日凌晨，卓还来和另外四个西方难友被日军残酷地杀害。此时，离日军投降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历史总是公正的。

1945年8月，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946年初，杀害杨光泩、卓还来等九名中国外交官的刽子手们被处决。1947年，杨光泩、卓还来等九名烈士的遗骸归葬祖国。在菲律宾、北婆罗洲、新加坡举行了悲壮的公祭和送行仪式。是年7月8日，中国政府在南京隆重祭奠九英烈。9月3日，烈士遗骸安葬于南京菊花台忠烈公园。在他们牺牲的马尼拉、北婆罗洲也建有纪念碑，铭志其绩。

新加坡华侨庆祝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