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力宝之父的悲情一生：一手创建的企业被卖，退休被捕含恨而终

1998年，是中国公司改革的分水岭，在1998年之前，是经营体制的改革，在1998年之后，是公司产权的重组与清晰化。

“国退民进”是那个时候企业改革的主旋律。

很多国企都在那时走上了股份制改革一一破产改制一一国有变私营的道路。

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从1998年到2002年间，被调查的私企中有27.5%原来是国企或集体企业，有60.6%的企业主是原来企业的负责人。

但在任何一场变革中，有人弹冠相庆就一定会有人黯然神伤。

在九十年代，只要是经常坐农村客运车的人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场景：有人拉开一罐健力宝饮料，拉环上显示“5万元”，于是一帮江湖骗子便集体上演一出“健力宝拉环中奖”的好戏，一帮人起哄、怂恿、煽动……直到有贪小便宜的无辜乘客买下中了“巨奖”的拉环。

这种荒诞却屡试不爽的骗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各地的客运车上上演。

这种“拉环有奖”的玩法的创始人便是当时健力宝的掌门人李经纬。其实，直到今天，这种“拉环有奖”“开盖中奖”的促销方式也是厂家和商家的常用手段。

李经纬是真正的草根。未出生时父亲已逝，后来，母亲也撒手人寰，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为了养活自己，他给人擦过皮鞋，在戏院给有钱人打过扇，后来进了印刷厂当临时工。

贫困并没有扼杀他的求知欲，在印刷厂期间，因为印刷排版，他认识了很多字，学了一些知识，并在三年后当上了印刷厂副厂长。

因为有喜欢玩球的特长，他被当地体委看中，提拔到体委当副主任。也许是因为出身草根的缘故，李经纬的处世原则是“亲下不亲上”，他对球员们极好，可以为球员们提鞋却不知道亲近领导。在官场中，他的这种处世原则带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几年之后，他就被调整到当地资不抵债的三水酒厂当副厂长。

李经纬并未沮丧，曾经艰苦的成长经历让他勤劳且坚强。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处世原则会因为他日后的发展而使他陷入更大的漩涡。

说是酒厂，其实只是一间只有几口米酒缸的作坊，但也就是从那开始，李经纬的雄才大略得以全面爆发。

他带着厂里几个年轻人，背着米酒到广州、佛山等地挨家找酒楼推销，为酒厂开拓新的销路。

后来，他开发出一条啤酒生产线，推出猫头鹰牌礼品酒和强力牌啤酒，而且做得有模有样。

几年之后，酒厂每年有了几万元的净利润，基本上站稳了脚跟，李经纬也在此期间升任厂长。

一个到广州出差的机会让李经纬接触了可乐，也就是在那时，他有了做饮料的想法。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彼时广州体育科学研究所响应国家体委的号召，研发了一款新式饮料，据称既可以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普通人也能喝。

几位教授和研究员拿着成果先后找了几家汽水厂、啤酒厂，没有人愿意接手，大家都不愿意冒风险。

一次偶然机会，项目中的一位教授结识了李经纬的表弟，决定找李经纬试一试。

李经纬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一番交谈后，当场拍板答应提供资金和设备支持。

100多天的时间，130多次试验后，李经纬和教授们做出了一款橙色的、含碱电解质的饮料，这就是日后的“东方魔水”——健力宝。

不过，这时的健力宝还只是半成品，连商标和包装都没有。

1983年，李经纬得到了两个消息。一是第11届亚足联代表大会将在广州召开。二是国家体委正在为首次出征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准备饮料，

李经纬突击完成了包装设计和易拉罐包装。在当时，易拉罐包装还是高档饮料的标识。易拉罐的生产是在香港一家企业完成的，饮料的灌装是李经纬利用关系偷偷摸摸在深圳百事可乐公司的生产线上完成的。

一番秘密行动后，200箱光鲜靓丽的健力宝出现在了亚足联的会议上。这些饮料让国家体委的领导们眼前一亮。

因为健力宝的出色亮相及与体委的关联，健力宝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地成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出征”饮料。

李经纬豪掷25万元赞助了12支国家队。而当时，三水酒厂账面上只有8万的贷款。对于当时年产值仅90余万元，纯利润不足5万元的三水酒厂来说，李经纬将相当于酒厂数年利润的钱全部赌到了大洋彼岸。

让人不得不佩服的是李经纬的气魄和远见卓识，洛杉矶奥运会，健力宝一战成名。

那一年的奥运会，许海峰、李宁一战封神，女排更是以勇不可挡之势登顶，引发举国沸腾。女排姑娘手中的健力宝引起了媒体关注，日本一篇题为《靠"魔水"快速进击？》的花边新闻随即疯传全球，中国记者以《“东方魔水”风靡洛杉矶奥运会》为题发表报道，并被广泛转载。

健力宝一夜成名。

健力宝自此走上快车道。

1984年健力宝销售额345万元，

1985年激增至1650万元，

1986年则飞蹿到1.3亿元，其后更以势不可挡的速度成为“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健力宝的广告也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李经纬亲自拟定的广告词朗朗上口：“您想身体好，请喝健力宝。”

1996年年销售额接近60亿元大关。

巅峰时期，健力宝贡献了三水市近50%的税收，占整个三水市工业总产值的45%，时任市委书记曾说：三水人每发100元，就有46元来自健力宝。

当地政府也给了李经纬极高的政治待遇，在很多地方活动的仪式上，县委书记、县长坐中间，旁边是李经纬，再往下才是其他政府官员。

此时的健力宝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水乳交融。只是这种状况并未维持多久。

司马迁的《史记》曾记载：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曰：“苟富贵，无相忘。”

但现实却是，人们往往可以同患难却很难共富贵。

1997年成为了健力宝的转折点。公司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第一批“中国驰名商标”。

当时的环境，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经营者被允许以各种方式购买企业的资产。在李经纬的精心策划下，健力宝谋求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通过股票上市来实现股权激励。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就在上市方案快通过的时候，三水政府以李经纬团队“没有香港暂居证，因而不得购买H股原始股票”为理由，拒绝批准这个方案。

一怒之下，李经纬放弃上市，欲将总部搬到广州市区，这让财政、就业、GDP极度依赖健力宝的当地政府措手不及。领导亲自找到李经纬，要求在当地找个地方建新楼，并承诺给出优惠。不想被李经纬直接拒绝。

当38层高的健力宝大厦在广州落成时，李经纬坐在38层宽敞、豪华的大办公室里，他可以俯瞰广州全景和终年郁郁葱葱的越秀公园。但他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大厦的建成意味着他与广东三水市政府关系公开并且严重恶化。

为了警惕李经纬借开发新产品之名转移资产，三水政府加大了对健力宝资金的掌控，健力宝集团每开发一种新产品都必须通过三水市政府审批，经过政府的财政预算，然后划拨经费；几乎每一个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政府都要亲自审批。

1999年，三水政府大换届，一些与李经纬有交情的老官员尽数退休，李经纬的处境日益艰难。

此时，李经纬提出第二套改制方案，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政府所持有的股份，李经纬开出的价格過4.5亿元，将在3年内分期付清。三水政府断然拒绝，据称理由是“风险很大，有用健力宝资金来买健力宝之嫌”。李经纬还不死心，又聘请了深圳一家咨询公司设计出第三套方案，李经纬团队持股75%，三水政府再给李经纬个人5%的股权奖励。这个方案也遭到政府方面的否决，理由依然是“担心经营层的钱来历不明”。

在三水官员看来，健力宝的发展固然有李经纬的创始之功，但是与政府多年来的全力扶持也是分不开的，凭什么给你个人呢？而且一旦私有化，地方建设的“钱袋子”就不见了。

健力宝从此以后销量以每年七、八万吨的速度下滑。当地公务员的工资都开始欠发。

2001年的一次会议上，三水政府领导悉数到齐，90%的人主张卖掉健力宝，但是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

这次政府会议直接决定了李经纬和健力宝的命运。

在得知三水政府拟以3.8亿的价格将健力宝卖给新加坡的一家公司后，李经纬怒不可遏。一方面带领公司全面抵制来审核查账的新加坡人，拒不交出商业资料；另一方面，国内媒体也被招揽而至，“健力宝被贱卖他国”的新闻一时间铺天盖地。

舆论的重压下，这次交易就此告吹。

三水政府同样怒不可遏，既然不能卖给外国企业，他们就想方设法卖给国内企业，总之健力宝不可能回到李经纬的手里。

李经纬找到了当时最有可能购买健力宝的娃哈哈掌门人一一宗庆后，恳求其高抬贵手。

同时也找到了当时的市长，直接了当地问：为什么不能卖给我们？

市长随即表态：要买可以，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双方商定，李经纬出资4.5亿，买走政府的全部股份，谈完即一拍两散。

李经纬没能等到第7天。谈判完的第6天，正四处筹措资金的他接到政府通知，健力宝已经被卖给了浙江国投。

通知下达的第二天，三水政府举办了一场仓促的签约仪式，会上宣布作价3.38亿元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仪式上，李经纬默默地坐在会场一角，新华社报道称“含泪仰天，不发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