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体育场与一座城市的足球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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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山体育场，涌动的人潮开始缓和下来，一场同城德比正在这里进行，主场作战的富力这赛季大部分时候依然表现得无欲无求，不过这是当家球星扎哈维的百场比赛，他渴望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上个赛季丢掉联赛冠军的同城死敌恒大，风头正劲，夏窗转会期它们迎回了巴西球星埃尔克森，巴西人（现已加入中国国籍）同样急于用进球证明自己的归来。

但这样的“针锋相对”并没有多少火药味儿，也远远没到一座难求的地步。2016年翻修过的越秀山球场依然显得小小破破的，建筑结构使它有点像一个椭圆型的剧场，所有座位几乎呈45度角向下俯视。

越秀山球场稀稀拉拉的人群，暴露出不少无人落座的黄色塑料座椅。大屏幕显示到场观众13516人，75%的上座率，让人失望。

比赛也有些沉闷，上半场恒大球员韦世豪攻入一球之后，埃尔克森也打开了进球账户。在他下半场完成梅开二度之后，比赛对于大部分主场球迷而言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炎热潮湿的天气，除了18、19区的死忠球迷还在用力呐喊几声，大部分人更愿意静静地坐着等待终场的哨声。

比分最终定格在0:5，一场不折不扣的惨败，这座曾经的魔鬼球场并没有给主队带来好运。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座建在山谷里的球场会被遗忘。作为广州队的传统主场，建于1926年的越秀山体育场见证了广州足球乃至中国足球的兴与衰。在这个骑楼老街与高楼大厦相得益彰的南方城市里，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丢失的。对老球迷来说，它是一个足球圣地，“上山睇波”仍然是几代人珍藏的回忆，而这样的故事仍会继续。

我们与古广坚、胡志军、黄结茹聊了聊，他们三位在各自不同的年代里，命运的轨迹都与南粤足球、中国足球的发展相交织，他们的讲述既有时代的共性，又非常个人。甚至那些故意遗漏、略过不提的往事，也记录了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足球和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的信仰、态度、动机与渴望。

古广坚：我们那个年代，最牛的也就是签个名

相比于曾经的国脚古广明，小3岁的弟弟古广坚的球员生涯并没有那么“星光闪耀”。

1954年，广州市组建了第一支专业足球队——中南白队。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支球队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解散。到了1977年，广州队以“广州青年队”的名义被恢复，古广坚成为了当时的第一批球员。

到了1984年，古广坚口中“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白云制药厂与广州市体委签约，每年赞助20万元，联办广州足球队。在古广坚的记忆中，这笔赞助的总金额是70万元。

金额的多少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举动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企业承办运动队的先河。而这与当时广州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不无关系。

在古广坚的眼中，这是一场非常先锋的实验。企业承担了巨大的风险，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作为球员，他能感觉到的最明显的变化是从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变成能够拿到几百元的奖金。彼时，他在国家队踢比赛的哥哥古广明，每个月也才只有49元的固定收入。

巨变都不是在一夕之间发生的。变化在一点一滴积累着、酝酿着。标志性的转折点则要等到1993年，太阳神集团与广州体委签约，成立了中国首家股份制职业俱乐部。1994年的甲A联赛则正式拉开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序幕。古广坚此时面临着选择，就像每一个从专业队步入职业队的球员一样，前方的道路是未知的，但他心中的决定似乎早已经明朗。

如今的古广坚，在广州管理着一家以哥哥名字命名的青训俱乐部，办公室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奖杯，墙上挂着20多年来这个俱乐部所赢得的荣誉。

以下是古广坚的口述：

我是1962年出生的，之前的历史我也能说点，但没有亲身经历过，我就只说我的经历。

越秀山体育场解放前就有了，原来的功能不限于体育锻炼，政府还用来开大会、搞大型活动，因为那里有座位，后来才慢慢演化到单一的足球场。

1977年，广州市政府重新搞了一支足球队——“广州青年队”，也就是我们说的专业队。我这一辈人，像吴群立、赵达裕等就是广州市青年队的第一批球员。那时候足球分为专业队和业余队，专业就有专业的球员和教练员，它是属于足协的，有编制；业余的就是玩，没有人发工资。当然即使是专业队，也没有现在这么庞大的规模，我们那时的教练团队就三个人，主教练、助教和守门员教练，如果出去踢比赛，还有一个领队。

球场跟现在相比没什么太大变化，有座位，真草草皮，也有现场直播转播，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现场会有专业解说员“讲波佬”，很有文化水平，他们用很多形容词、专业术语，不像现在只有球员进场、换人、进球的时候才有广播，那时候“讲波佬”很懂如何带动氛围，球迷都跟着起哄，不然现场多无聊。

广州球市一直火爆，我们离港澳近，资讯、足球方面的知识、球迷氛围、竞技水平等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我们这些球员走在路上也有人围着要签名。踢完球，两三万人冲进球场，围着把你抛起来，衣服都扒掉，一点儿也不比现在差。

当时普通人看一场球是很光荣的，球票倒是不贵，两三毛钱一张票，问题在于很难搞到票啊。卖猪肉的人那时通常能搞到。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猪肉是限量供应的，我们运动员、体育局或者足协的人有票，就拿这些票去“巴结”卖猪肉的商贩，让他多卖给你一些肉，所以那时候得有关系才能搞到票，你能去看球说明你关系广。

现场也有售票，窗口就在市二中门口，很多人半夜就来排队，排到一公里两公里开外的都有。等到比赛日，中山纪念堂的那条路上，全都是黑压压的人，等着退票的。买不到球票怎么办呢，就爬到围网上去看，其实根本看不清，但就是享受那种氛围。当然那时候警察抓得也没有很严，他们也在看球。好看的比赛，比如说德国汉堡的球队过来，围网外面就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趴在上面看比赛。

外国球队来打比赛，这样的机会当时非常少，也几乎都是友谊赛。一来我们自己能力有限，二来也没有开放，最多只能是友好交流，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比赛。比如广州跟日本神户是友好城市，他们也来越秀山打过比赛，我们也过去（日本）。出国踢球还是很少见的，当年我们去东南亚国家相对多一点，像印度、菲律宾、泰国，好一点就是日本、新加坡。在我们之前的那一批50年代的球员，像我的教练，从来没有出过国，更不用说钱和房子；我们那个年代呢，钱没有，名有，最牛的就是签个名；现在的球员什么都有了，这就是（不同）时代的产物。

那时候外国球队来踢球，都是穿着阿迪、耐克，还有茵宝的球衣。球员也会互相交换球衣，我现在还保留着，简直就像宝贝似的，我们当年穿的都是国产的梅花牌，在国内也是挺好的，但跟人家还是没法比。

到了1984年，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

当时白云制药厂赞助了广州队，就是我们这批人，这也是全中国第一家赞助足球队的企业，总金额70万，这个数字在那时候已经很厉害了。但要说起来，70万又能做什么呢？最大的用途就是奖金，赢了球，球队里最多的可以分到400元，最少的能拿到几十元，进球队员、主力球员、替补球员等分到的钱不同。

这之前，我们每个月就只有固定工资，普遍来说，球员工资每个月也就20、30元，踢得好的40多元，刚进去就是27元，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没有奖金。这个收入什么概念呢，我哥哥在国家队踢比赛，每个月也只有49元，没有奖金。体育局的一个科长，工资大概是50、60元。当时只有个体户，比如卖烧鹅、牛腩粉的，每个月可能赚200多元，相当于我们的10倍。但那个年代，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大家观念上还没转变过来，看不起那些做生意的。

他们（个体户）经常来越秀山体育场，跟我们踢球，也请我们吃饭。当时我们就住在广州大酒店对面，那里是广州队的住宿基地。这些卖烧鹅的来了，想踢球，寻开心，我们是球星，跟我们踢也有面子，虽然内心深处大家可能看不起，但也要踢，踢完他们请我们吃饭，吃个炒牛河、烧鹅饭呐，那个年代情况就是这样的。

除了有了奖金，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制度了。这也很好理解，企业进来了，就会有要求，钱不是白给你的，肯定会更严格、规范，这绝对是好事。以前拿政府公粮，是没有这种意识的，你踢得好还是不好，反正每个月都固定这么多钱。虽然说企业赞助了，但也没什么商业活动，当然我们出去比赛，就是“广州白云队”了，球衣上印着“广州白云”，越秀山的计分牌也改成了“广州白云”，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广告，在那个年代，企业赞助本来就是充满风险，没人知道怎么做，更不敢做得太明显。

后来赞助的金额越来越大了，慢慢地，外省球队也开始搞企业赞助了。

总的来说，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商业化力量不多，还是省市体育局来组队，政府力量主导，企业的参与是探索性质的，等到1994年职业化联赛出现，才算是跟世界接了轨。

1993年太阳神接手广州白云队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专业足球时代的最后一拨人了，大家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去太阳神、回体育局或者自己跳出来。我想了几天几夜，外面吸引力很大，卖烧鹅的买了房子，去大三元、白天鹅喝茶了，我们穷得叮当响的，那时候耳边有一个声音：“发财去吧！”我就奔着那个声音、那个梦去了，一去就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就是踢球还是不踢球的问题，我不想再耽误自己，铁饭碗不要了，就想去拼搏，去下海，碰碰运气。

越秀山体育场与一座城市的足球记忆

南看台2、3区球迷方阵。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胡志军：我想我还是对足球最有感情

在球星古广明的“接班人”队伍中，胡志军算得上突出的那一个。

1993年广州太阳神俱乐部成立，胡志军成为了第一批球员。第二年，太阳神获得了职业化之后的首届顶级联赛——甲A联赛——的亚军，胡志军则以17球成为那个赛季的最佳射手。此后他还效力过广州松日，后又辗转去了上海，先后在申花、中远等球队踢球，最终在2002年挂靴退役。

说不清命运的转折具体发生在哪个时间点，广州足球在1996年迎来了职业化以来的辉煌顶峰，城内一时间拥有了3支参加顶级联赛的球队，但随后又很快经历了实力球员离队、人才青黄不接、俱乐部班主不断更替、球员涉嫌赌球等一系列糟糕的事件。

1997赛季，太阳神勉强保级，大批球员离队，胡志军也不可避免卷入其中，他在1998赛季加入同城对手广州松日队。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这其中还有一场“25万元签字费”的转会风波——胡志军一个赛季之前就向太阳神俱乐部递交了转会申请报告，但却被指收取了松日25万元签字费，足协介入调查，最终陷入僵局，不了了之。

2000年，胡志军追随恩师徐根宝去了上海，但他在上海的职业生涯却短暂而动荡。2000年，上海申花原有投资方申花集团退出，7家本地大型国企共同接管。第二年，俱乐部所有权再次发生变化，整个球队大换血，胡志军再次转会去了同城的另一支球队——上海中远国际队。

在中远仅仅效力一个赛季后，32岁的胡志军最终选择了退役，“俱乐部给我标了600万，（让我）自己去找下家吧。”要知道，那一年，甲A联赛的标王祁宏的转会费也不过950万。

那些高光的时刻和至上的荣誉，以及那些灰暗无光的日子，都被胡志军简单带过，“转会”是唯一让他情绪激动的瞬间。

我们在东莞市人民公园靠近北门的球场，一个小小设备间里见到的胡志军。他一年前刚刚在这里办了一所青训培训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前一天下过暴雨，工作人员忙着将被水浸湿的训练设备搬出来，晾晒在看台边的围栏上。

1970年出生的胡志军，已经49岁了，他一身被晒得古铜色的皮肤，依然保持着运动员的体格，话不多，更多的时候只是沉默地抽烟，一根接着一根，偶尔，露出腼腆的笑，像一个不善言辞的大男孩。

谈话接近尾声时，胡志军已经换好了球衣球鞋，下午的课程他将亲自上阵，这一刻他是开心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我还是对足球最有感情”。

以下是胡志军口述：

我从小生活在广州，也在这里踢球，六七岁就开始玩球了，纯粹因为喜欢。家里人谈不上支持不支持，大人都要上班，我住在奶奶家，没有人管，下午四点钟一放学就踢，有时候中午吃完饭早早回到学校也踢。那时候顾不上什么专业场地，随便找块空地，一个人也能踢。到了13岁，我进了中心体校，当时才读初二，不过我不算是体校里年龄最小的，还有一些初一的学生，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回一次家，平时就住在体校。中心体校相当于现在俱乐部的梯队，到了15岁，我进了广州队的少年队。

我之前很少去现场看比赛，不过在体校的时候，教我们踢足球的老师也在球场做解说，所以时常带我们去，看球当然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会儿踢球的小孩比现在多多了，竞争更加激烈，好的球员也多，就算进了专业队，你的水平也不一定比外面业余队的人强。

1993年广州太阳神俱乐部成立，我们是第一批球员，那时候还在职业化早期，太阳神更多像是赞助商的角色，相当于它出钱冠名。当然我们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成了太阳神俱乐部的人，签了合同。

我记得第一年的赞助费是200万元。一个企业一年拿200万，已经很多了。除了工资和奖金，出去踢比赛的支出也大，不是出国踢，就在国内，那会儿国家队都很少出国，更不用说刚成立没多久的俱乐部了。

广州对足球的投入当时在全国都数一数二，太阳神第一年投了200万，后面当然更多了，但是外省投入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北方一些省份，尝到了甜头，不少国企也参与进来，私人老板怎么玩得过呢，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就退出了，足球其实就是钱，没有钱就玩不转。

虽然是职业俱乐部，我感觉跟之前专业队也没什么两样，一开始就换了名字，很多东西都跟不上，周边的商业开发，只有非常少一点点，无论是俱乐部、商家还是我们球员都没有商业意识，大家闷着头自己玩，都不懂。有了一些赞助装备的企业，比如说恩宝、锐步，但不多，也就比赛服和外套之类的。胸前、背后广告都没有，更不用说场边的广告牌了。

相对来说广州靠近港澳，接触外面的职业俱乐部还是多一点，每年春节都有省港杯，但一年也就一两场。后面慢慢外援进来，对外接触多了，看到别人的俱乐部是怎么运作的，才稍微好了一些。我也是在踢球的最后几年才接触到外援、外教的，当时广州这边还是本土球员多一些，“南粤足球”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但后来转会越来越频繁，再加上本身青训的问题，这么多年都没有培养出新的人才。

职业化之后，球员的薪酬水平相对社会整体来说，确实好很多。当然比不了现在，现在中超的工资比国外那些知名的老牌俱乐部都要高。

2000年我从广州去上海踢球，去了申花，后来又去了中远，这中间经历了几次所谓的“转会”，根本谈不上真正职业足球的“转会”。比如说你在我的俱乐部踢球，但我不想要你，当然也不会轻易让你走，不出粮（发工资），得等3年才给你自由，可是哪个职业球员能等3年没有球踢呢？那不是废了吗？

我32岁退役，就是被这些转会给折腾完蛋了。本来按照我的身体状况，还可以继续踢几年。球员在那时真的很弱势，足协想搞职业足球，更多偏向于保护俱乐部和赞助商，我们球员是完全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当然从广州去上海，有地域差异，我自己适应得也不算太好，多种因素影响吧，一个陌生的环境。后来也想回广州继续踢，但俱乐部给我标了600万元（的价格），说你自己去找下家吧，我一看这个价格，还踢什么踢，就退下来了。

足球大环境的变化，在我（2002年）退役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迹象，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踢球的人变少了，小孩子都不愿意踢了。足球职业化之后，政府的角色淡出了，体校这些专业培训机构都交给社会、俱乐部去做。当然正常也应该是俱乐部去搞青训、组建梯队，但现实情况却是很少有人愿意花钱花力气做青训，就搞搞一线队，所以出现了很明显的人才断层。青少年比赛，经常打出来几十比零的比分，就是有的俱乐部随便拉几个小孩凑一个队去打比赛。除了少数几个大一点的俱乐部，比如鲁能，他们还是会搞青训的。

对于退役球员而言，出路很少。我刚退役下来一两年的时候，没什么想法，接触了很多东西，到最后还是觉得足球最合适自己。从去年开始，我自己做青训，以前做球员什么都不用想，训练、踢比赛就可以了，那时候就想赢一场球，有成功感。但现在你带着这么多小孩，就要对他们负责。

我想我还是对足球最有感情。

黄结茹：突然有一天就看不懂球了

黄结茹是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球迷会的一名死忠球迷，她是看着胡志军、彭伟国这帮球员的比赛长大的。对于她来说，很多看似平凡的日子，会因为足球而具有特殊意义。

与很多人最初爱上足球的理由一样，199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她在不经意间观看了一场世界杯的经典对决，巴西和意大利之间的点球大战将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在荧幕之前屏住呼吸的她至今都无法忘怀那个画面。

那一年的世界杯的确是可以载入史册的，360万人次的总观众人数创造了记录，1998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扩充至32支队也没有打破这个记录。

黄结茹接触足球的时候，正是广州足球走向职业化的初期，球市火热，被称为“魔鬼主场“的越秀山体育场，以声势浩大的呐喊和热浪来“迎接”每一支远道而来的客场球队。跟着爸爸去现场看一场球，对黄结茹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奖励。更多的时候，她听电台、看报纸，搜集一切关于自己主队太阳神队的信息，“足足做了好几大本剪贴本”。

2001年，太阳神俱乐部正式宣布退出职业足球。此后，广州队在动荡之中经历了多次班主变更，中国足球的“假黑”现象达到空前境地。黄结茹发现，自己突然有一天看不懂球了。此后的十余年里，这种失望和灰心似乎在整个社会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看不听不想也就不心烦。

2009年的中国足坛反赌风暴将这股低潮彻底推向了谷底，遍布整个中超的假球、黑哨丑闻开始慢慢被揭开，到最后连时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南勇也被抓走。广州队也难以幸免，2010年它们因2006赛季先后两次参与打假球而受到中国足协的处罚，降入甲级联赛。

但对于精明的商人来说，则到了抄底的时刻。许家印在这一年的3月1日以1亿元的价格买下了广州足球俱乐部的所有权，广汽集团则以2500万元拿到了一年的冠名权，越秀山体育场迎来了财大气粗的新主人。

仅仅两个赛季，广州恒大就完成了升班马中超夺冠的壮举，并且拿到了亚冠联赛的入场券。但长期作为广州队联赛主场的越秀山体育场却因不符合亚足联的亚冠联赛球场规定，在2011年送别了广州恒大。同年，富力地产收购深圳凤凰足球队，成立广州富力俱乐部，越秀山体育场再迎“新主“。

羊城新中轴线上的天河体育场，2011年开始成为了广州队的新主场，球市因为恒大集团的巨资投入而持续火爆。而越秀山南麓、镇海楼下方的这座山谷球场，并没有被所有人遗忘。

黄结茹又开始看球了，她加入了富力球迷会，每一次主场比赛都无一例外地到上越秀山助威。即使是客场的比赛，她也兴致高昂地在朋友圈晒着自己的飞行记录。但足球对她来说，此时似乎又有了一些不同，具体是什么，她也说不清楚，只是像遗落在了时间里，被岁月冲刷走了。

以下是黄结茹的口述：

1994年夏天，世界杯决赛，意大利VS巴西，点球大战的那个画面太难忘怀了。每个人的呼吸都停止了，场上的球员很紧张，看球的球迷也紧张，我就是被那场比赛吸引的。后来我爸看球的时候，我也会凑过去看一眼，他是广东宏远的球迷，我却喜欢上了广州太阳神。

第一次去越秀山看球，应该是读高中的时候，1995年左右吧。当时我们家住在佛山，交通远没有现在方便，没有地铁，印象中公交车都只有一趟，出来一次很麻烦，看完球回去就更麻烦了。所以得是非常大的奖励才能去广州看一次球。

看一次球，除了交通不方便，买票也不容易。没有网上或者电话订票，只能去窗口买，或者高价找黄牛。但我们不住在广州，当天比赛当天去售票处买，永远问到的都是没票，只能从黄牛那里买，最便宜也要超过30元一张票，再加上往返车费，中午和晚上吃两顿饭，两个人看一场球得花上100多元呢。那时我姐姐一个月的工资也才六七百元，看一场球真的是非常奢侈。我现在办了富力球迷会的年卡，每年看几十场比赛，也才750元，按照物价比，那时候比现在贵太多了。

当年球市行情好，一方面是其它娱乐活动少，另一方面是广东本地球员人才井喷。越秀山球场的座位不像现在这样，当年还只是一整条长凳，有时候球票卖爆了，人根本坐不下，很多球迷就站着看完整场比赛，不像现在，好多人去看球，就静静坐着，只有球迷区才有点声响，喊一喊。那会儿像我爸爸那样四五十岁的人，都特别有激情。大热天的下午三点多的比赛，男人们干脆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在那里喊。没有什么大喇叭、领喊、鼓手旗手之类的，就一个大鼓，大家全都跟着鼓声助威，双手拍，整个南北看台都有呼应，越秀山体育场又是在山谷里，声音听起来就更恐怖了。

所以说越秀山是魔鬼主场，球迷声势浩大，球场又热浪滔天，像国安、申花这些成绩很稳定的球队来了之后也赢不了。

到了1996年，北方球队就逐渐起来了，别人大投入，我们没法比，等到其它地方工资高起来之后，好球员就不过来了，我们广东的球星也被挖走了。我最喜欢的彭伟国就是那会儿离开去了重庆，胡志军也跟着徐根宝去了上海申花。

那时候见到球星的机会不多，通常都是电台报纸举办的线下见面会，偶尔赞助商也会有活动，不过可能也是我接触到的信息有限，我们那会儿就是听电台、看报纸和电视。

当时在学校读书，看电视的机会也少，最流行的还是听电台里说球的节目，一天有好几档。我印象最深的是广东电台102.7张达斌的节目。下午的比赛，通常还在上课，我就提前跟同学换好座位，坐到教室后排去，夏天也没有空调，忍着热穿长袖校服，把耳机线从袖子里穿出去，托着下巴，装作听课的样子，把声音调小，一边上课一边听球，就是非常单纯地喜欢。

我上大学之后，太阳神就降级了，那时候看比赛其实很方便，他们在天河这边踢，很多免费票派到学校，但是我从来不拿。球队困难嘛，虽然花10元、20元买一张票可能对一家俱乐部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但心里还是想着多一些人用实际行动去支持，球队也许就会慢慢好起来。

降级之后，广东媒体也觉得悲哀，自家球星出走了，去其它俱乐部又没打出来应有的水平，大概有些水土不服，那时候南北球员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广东的球员都是技术派，身体对抗比不上北方球员。

到了2001年，太阳神集团彻底退出，来来回回又换了很多赞助商，像吉利、香雪、日之泉，还有后来的广州医药，但球队状态并没有好转，整个足球大环境也变得很糟糕，好像就是你看了那么久的球突然有一天就看不懂了。我记得那时候去现场看比赛，几万人的体育场空落落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现在会有人说那是因为球队成绩不行就不来支持，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时你坐在那里，会觉得自己特别傻，球员在场上的表现也很奇怪，接球失误了就不跑了，守门员也扑不了球了。身边所有人都在说“假球黑哨”，一开始还骗自己不往这个方向想，但这种比赛越看就越心寒。

这中间几乎有10年时间我都不怎么看球了，有时候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了，也直接屏蔽掉。以前足球占据了我生活的很大部分，就像一种仪式，每天都安排好了，几点钟打开电台，听什么节目，买报纸也是从体育版开始看，每场比赛的球票、球员的签名合影，还有报纸上相关的新闻，包括自己看完比赛写的观后感，足足做了好几大本剪贴本。但那段时间，似乎都有了某种默契似的，媒体、电台里说到国内足球也是几句带过，直接讲国际足球意甲英超，我平时不看不听不想也就不心烦。

再后来，2010年恒大进来了，紧接着第二年，富力也进来了，足球好像又慢慢活过来了，但对我来说，却再也回不到很单纯很青春地喜欢足球的日子了。

我现在加入了富力球迷会，说不清为什么，可能内心多多少少还是倾向于支持一支能代表广州的球队吧。当年我爸喜欢宏远，我喜欢太阳神。宏远比较特殊，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特点的球员，太阳神就很纯粹，以广东球员为主，也是讲粤语为主，我就觉得很亲切。会说我们的语言，我们才会觉得是正统的。当然现在恒大很多球员也落户广州了，但终归还是不同。

现在我身边的很多老球迷，持双卡的很多，我们说这是“双修球迷”，他们两个俱乐部的比赛都看。大家也有讨论，这样会不会不够忠诚。以前的球迷是很不同的，比如我爸是支持宏远的，他带我去看太阳神的比赛，会帮我买好票，约好在哪里等，但他是不会进去的。太阳神也有很好的国脚，像彭伟国、胡志军啊，他很欣赏，但他不能爱他们，立场非常鲜明。但现在如果你把这部分球迷踢走，像我们这些单纯喜欢支持富力的人就非常少了。你的同城对手实在太厉害了，不能一直无所谓的样子。看看上海的申花和上港，富力要做的真的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