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伟等：西方应该在病毒面前醒来（二）

【文/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徳里奇】

（接上文）

我们已经在表面看到了许多意识形态层面的争执，然而西方政府治理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实可以很简单地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已经过时了（it is out of date）。我们可以从美国中小学的校历中找到最明显的证据：美国中小学的暑假为何如此之长？因为这一安排是在农业经济时代做出的，当时美国的孩子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暑假来帮助家里收割庄稼。

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徳里奇于2020年4月12日在美国彭博新闻网刊发评论文章：《西方应该在病毒面前醒来》。全文共分为三部分，本文是第二部分。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例如，美国私营经济部门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就经历了诸多变革：外包取代了垂直整合，管理结构的简化取代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此外许多公司总部的选址也经历了变迁（先是集中在市中心的高层建筑中，然后大量迁往郊外开阔的办公园区，如今又回到了市中心）。而在“创造性破坏”（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最有名的观点，构成了其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观察者网注）永不停歇的循环中，大量公司在成立后最终走向破产，生灭不已。最后，我想提一下我在华盛顿看到的一个情况：美国农业部的规模至今仍十分庞大，然而农业占美国GDP的份额实际上早已下降至2%。

在另一方面，政治僵局已经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美国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复杂的国家机器，在党派政治的绑架之下已近乎瘫痪。一方面共和党拒绝增税（一美分也不能增），另一方面民主党则拒绝削减政府津贴（一美分也不能减）。与此同时，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把他们的手伸到了每一块能触及的蛋糕上，关于堕胎和变性手术的情绪化争吵已经让整个社会陷入疯狂，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美国政府治理的全面崩溃（a government dystopia）。眼下，各种政府资源已经从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部门转移到了一些可有可无的部门，比如美国一些州就成立了专门对室内装修设计进行监管的政府部门。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如今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而上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是五分之二，在约翰逊总统时期（1963-1969），这个比例甚至高达五分之四。

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已经衰退，而亚洲国家却正在拥抱未来。在政府治理方面，新加坡一直是一个领先的国家。这个城市国家曾经是一块十分贫穷的殖民地，而如今却以治理最好的国家闻名于世。与曾殖民过自己的英国相比，今天的新加坡有更好的教育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而且普通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也已经超过了英国人。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非依靠政府的大量开支（新加坡在政府治理方面的支出仅占其GDP的20%），其诀窍在于创造性的思考和果断的执行（thinking more creatively and acting more decisively）。

新加坡政府把最聪明的人招募进来，付给他们高达200万美元的年薪，同时还会淘汰掉表现不佳的公务人员。在教育领域，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种把频繁考试和丰厚奖金相结合的激励策略。那些最优秀的学生会被送入全球最好的大学留学并从新加坡政府那里获得一笔奖学金，作为对国家的回报，这些学生毕业后将在新加坡政府或国有部门工作数年。新加坡的医疗服务水平极高而且基本是免费的，不过在前往门诊就医时仍然要付一小笔费用，其目的在于防止一些人对免费医疗资源的恶意侵占。

在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私营经济部门同样展现出了高度的创造力。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助推本国公司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他们先是从制造业着手，然后是服务业，如今更是在知识经济领域（以信息技术和制药两个行业为代表）实现了向价值链上游的移动。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要求一些跨国公司把高价值生产环节放在新加坡境内。

不过，新加坡的一些做法也对其国民的个人自由造成了侵犯。例如，新加坡政府要求各居住社区必须体现出居民种族分布的多元性，以防止种族隔阂现象（这个问题已经对其周边国家造成了严重困扰）的出现。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要求国民必须将平时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以便在就医时或退休后使用。毫无疑问，李光耀建立的是一个保姆型国家（a nanny state），不过与英美两国政府相比，新加坡政府是一位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勤俭持家的“保姆”。

那么中国呢？中国的情况要更加复杂。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给人留下了一种善变、腐败、强势的印象，一些官员积累了大量财富，此外中国人应用的一些技术（尤其是人脸识别技术）在西方人看起来是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过，许多人没有提到的是，中国也有更加积极正面的部分。中国一些开明的官员正在模仿新加坡模式去打造世界一流的政府治理体系，领导这个体系的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中国共产党已经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部”，这个“人力资源部”能够对全国各地各级干部的详细档案做到完全掌握。中国对官员的考核遍及各个层面：省部级领导、大学行政部门领导、国有企业管理者以及地方官员，他们是否能够获得晋升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达成政府为其设定的工作目标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与中国之间在政府治理方面目前存在着巨大差异。

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西方应该把自身和亚洲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的差距视为对自己的一个警告。就在西方浪费大量时间的时候，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却都已研发出了自己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增加了检测用品所用原料的产量并在财政方面为病毒检测和患者收治做好了准备。韩国甚至在首尔街头搭建了临时新冠病毒检测站，路过的行人可以随时进行病毒检测。在这些临时检测站里，医生会戴着口罩坐在一块防护玻璃后面进行检测工作。而在新加坡，政府的表现堪称完美，不过总理李显龙还是宣布该国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场所从4月7日起关闭一个月，这从侧面说明了新冠病毒的威力之强。截至目前，新加坡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仅为8人。

中国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可以被评价为“持续改进中”（improving）。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一些不当做法使得自己在全球陷入混乱状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说法还是十分温和的。目前来说，最接近真相的情况是，新冠病毒很可能一直潜伏在武汉缺乏监管的海鲜市场中，在那里蝙蝠等活禽与生鲜食品存放在一起。即便上面这种可能性最终被排除，病毒另有其他来源，那么也不能否认武汉地方官员曾试图掩盖病毒已在武汉扩散的消息这一事实。甚至在疫情显然已经失控的时候，中国一些官员的动作还是太慢了。因此，媒体上出现了“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这一说法。

即便如此，在疫情初期的糟糕表现之后，中国此后的一些抗疫做法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下达了全国性的旅行禁令，普通中国人的基本生活都停了下来。虽然在初期有掩盖疫情以及未停飞国际航班等问题，中国还是与许多国家分享了自己的抗疫经验而且向多国捐赠了医疗物资。意大利歌剧中的歌词出现在了中国运往意大利的口罩包装箱上，而运往匈牙利的物资包装箱表面则印有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最喜欢的“加油，匈牙利”字样。“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是，西方基本上什么物资都缺，我们能够得到的帮助都来自东方”，欧尔班·维克托总理在接受中国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虽然在统计数据方面受到质疑，但“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仍然很有可能最终会转变为中国在软实力领域的一场胜利。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这一软实力胜利是在美国的衬托下取得的。

应该没有人会认为此次西方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表现为西方的软实力加了分。不过，部分欧洲国家的表现还是应该得到认可的。与韩国、新加坡等国政府相似，德国政府在国内的信任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德国在检测试剂的大规模生产方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降低病亡率起到了重要作用。截至2020年3月底，德国完成病毒检测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00万。在巴伐利亚州，每天会进行1.3万次病毒检测，其中1.1万次是在私营的生物实验室中进行的。

即便如此，大部分欧洲国家还是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状态。党派之间的争吵浪费了意大利数天时间，最终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意大利联盟党主张将一船非洲移民隔离起来，仿佛他们并非来自非洲而是来自武汉。当中国下达封城令的时候，英国政府奉行的却是鸵鸟政策，他们浪费了在全球市场上采购病毒检测试剂和医疗防护物资的宝贵时间。在探讨了几天“群体免疫”方案之后，英国又转而对所有非必要出行和聚集性活动下达了禁令。据统计，英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亡率比日本要高100倍。在首相入院接受治疗的同时，英国的病毒检测试剂仍处于短缺状态，这样一个脱欧后的英国很难说是一个令人感到钦佩的国家。、

至于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国家已经陷入了极为糟糕的境地（尤其是考虑到此前美国曾有几个月时间为新冠病毒大流行预先做好准备这一事实）。无论特朗普总统的非传统领导风格有何值得赞赏之处，他用这一行事风格去应对此次新冠危机是绝对不合适的。他先是轻视专家意见，也没有重视来自中国和意大利的疫情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轻率地宣布疫情在复活节（即2020年4月12日——观察者网注）之前就能得到控制，甚至表示到时候美国人完全可以去教堂聚会对上帝表达感谢。可是后来他又警告称，新冠病毒给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字将达到数十万的规模。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通过媒体讲话向民众提供一些应对疫情的实用建议，可特朗普却总是沉浸在电视讲话收视率、病毒阴谋论以及关于是否应该赦免一位被判谋杀罪入狱服刑的私立动物园老板等琐碎事情上。一位有智慧的总统（其实任何一位总统都是如此）本该把各州州长团结在一起并动员所有政府部门共同去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可这位特朗普总统却与来自民主党的几位州长陷入了口角之争，他与国土安全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甚至与他自己的科学事务顾问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此外，特朗普在国际社会也没有展现出美国的领导力，在下达航空旅行禁令时，他甚至都没有向欧洲盟友们提前通告一声。而他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责任推给中国，他要中国为自己面对的每一个问题负责。

公平地说，解决美国今天存在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特朗普能力的上限。美国许多重要的政府机构如今看起来都已经运转不良甚至早已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美国的医疗费用是全世界最高的，这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在患病后无法接受任何治疗；而且美国在联邦层面也缺乏一个能够在各州之间就医疗卫生事务进行协调的权威机构；此外，美国的医疗体系对某些高度专业的医疗领域投入了太多资源，同时却对面向大众的基本医疗服务过于轻视。因此，即便资金最终能够到位，美国也很难做到让应该接受病毒检测的美国人都获得检测机会。

我们能够从当前的局面中得出哪些结论呢？大多数人应该会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表现更好；第二，为了应对此类全球性危机，我们将长期需要一个更大的政府。得出第一个结论的人往往会先提及中国面对疫情时的表现要远远好于美国，然后他们便会就专制、民主两种体制的优缺点很快做出一个一般性的论断。而得出第二个结论的人则会指出，从历史角度来说，战争的爆发往往会极大地提升政府的地位，此次抗击新冠病毒的“战争”也将起到类似作用。在政府的协助下，为应对未来大流行病的爆发，各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都将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国家也将难以摆脱对经济进行大面积干预的全新角色。

然而，这两个结论都不太能令人感到信服。正好像专制国家的表现有好有坏一样，民主国家也不能一概而论。可即便如此，在应对此次新冠疫情时，民主的德国、丹麦、韩国和台湾地区仍然看起来比专制的中国表现更好。至于当前诸多民主国家所采取的具有“大政府”特征的一系列举措，它们更像是那些民主国家打出的一种临时性的、具有实用主义特征的组合拳：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为防止弱势产业崩溃而采取的临时性干预措施以及为暂时失业的人们提供的基本生活津贴。此次新冠危机并不会促使各国政府雄心勃勃地推动实施诸多重大项目，正相反，这场危机很可能会开创一个节制消费的紧缩经济新时代（尤其是考虑到已深陷债务泥潭的意大利等国正在控制债务规模）。

在我们看来，在此次新冠危机中最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涉及人们很少提及的两个概念：政府机构的效率（the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apparatus）以及一般意义上政府治理的目的（the purpose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西方需要对政府治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此外为配合此次改造还需要提出一套全新的政府治理理论（the West needs a wholesale program of modernization in government and a new theory of government to accompany it）。即便西方不再出现如托马斯·霍布斯或约翰·穆勒这样的伟大人物，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摒弃农业时代的一些制度安排、更高效地应用科技成果、借鉴世界各国国有和私营经济部门的成功经验以及取消那些早已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特权，来重塑我们的政府治理模式。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4月12日美国彭博新闻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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