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仲裁中的仲裁庭秘书｜仲裁圈

文/桑远棵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本文发表于《北京仲裁》2017年第4辑（总第102辑）

本文共计15,432字，建议阅读时间31分钟

国际仲裁实践之中，仲裁庭秘书的角色原本没有受到足够多的重视。但近几年以来，不同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生了多起案件，仲裁当事人以仲裁庭秘书不法干涉案件实体事项或仲裁员不当委任专属职责为由，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从而引发了对仲裁庭秘书的大讨论，仲裁庭秘书才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本文以多个仲裁机构和组织所制定的调整仲裁庭秘书的规范性文件为蓝本，同时结合已发生的多个司法案例，对仲裁庭秘书的选任条件、冲突审查、工作范围等七个事项予以比较分析，再分析我国仲裁实践中办案秘书的角色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仲裁的发展日趋复杂化，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连环合同、集团合团等复杂的法律关系。国际上主要的仲裁机构为提高仲裁程序效率，相继修订仲裁规则并引入一系列新程序性机制，例如合并仲裁、追加第三人、多份合同并于单一仲裁，使得原本多个平行的仲裁程序合而为一，无形之中增加了案件总量。然而，仲裁规则设定的裁决期限依然没有改变，这意味着同一仲裁庭必须在相同的期限内处理更多的程序性和实体性事务，对仲裁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之剧增的案件量更加凸显仲裁庭秘书的作用，但仲裁庭秘书应具有何种地位或权责，最新的仲裁实践表明了这个问题的难处。

仲裁庭秘书是指在国际仲裁程序中，经由仲裁庭的决定或者当事人的同意，专门辅助仲裁庭处理特定案件的助理人员。不同的仲裁机构和组织设定的仲裁庭秘书的表述形式不尽相同，如“管理秘书”[1]、“秘书”[2]、“仲裁庭秘书”[3]、“研究助理”[4]等，但归根结底，它们的内涵大抵相当。为区别于我国仲裁实践中受仲裁机构的委派从事仲裁管理和协调工作的专职办案秘书，本文以“仲裁庭秘书”的表述形式作以区别。

仲裁庭选任秘书辅助其开展工作本是再自然不过，且又符合情理之举动。但事实上，仲裁庭秘书大多是在仲裁庭未经当事人的同意，或者在未告知当事人的情形下单方面选任的。当事人对秘书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也是知之甚少，甚至是蒙在鼓里。仲裁庭秘书的角色是一个巨大的灰色空间，常常与滥用权利联系在一起。[5]国际商事仲裁中秘书的角色的模糊与易变，仲裁庭秘书就类似于妻子对其丈夫的秘书所起的疑心，在该领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6]这也由此产生了可供思考和研究的空间。

二、国际上仲裁庭秘书的实践现状

2003年起发生的尤科斯石油公司与俄罗斯联邦仲裁案，[7]2015年常设仲裁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作出裁决，要求俄罗斯联邦赔偿500亿美元。俄罗斯联邦不服裁决，立即向荷兰海牙地方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其在三份书状中列明的撤销理由的第二项是：仲裁员未能亲自履行义务违反了荷兰法律，尤其是仲裁庭之前仅说明仲裁员助理只负责管理性事务，实际上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情形下，仲裁庭不当的委托给助理一部分仲裁员专属的职责，包括分析证据和准据法，参与讨论和准备起草仲裁裁决。[8]无独有偶，近几年英国发生的Sonatrach v. Statoil Natural Gas LLC案和P v. Q案，[9]也同样涉及仲裁当事人认为仲裁庭秘书不当参与仲裁的决策过程，据之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2015年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也对同一事项作出判决，[10]这是主要仲裁国的最高法院就该事项作出的第一个判决。[11]

事实上，国际仲裁实践之中使用仲裁庭秘书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甚至已成为一种惯例。[12]但缺乏必要的透明度，仲裁庭秘书的身份、背景和角色未能披露给当事人，也没有审核利益冲突。[13]实践上对仲裁庭秘书的使用产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仲裁庭秘书履行实体性法律工作可能最终成为第四仲裁员，而第四仲裁员的术语常常是在仲裁庭秘书对决策过程施加了不当影响的情形下使用。[14]当事人对仲裁庭秘书的使用情况毫不知情，以及仲裁员不当委托专属职责存在的可能性，为当事人异议仲裁裁决的合法性提供了可能。

为了有效的规制仲裁庭秘书，国际社会在承认使用仲裁庭秘书的现实背景下，多个仲裁机构和组织相继制定了专门的指导方针等不同形式的规范性文件，如国际商会（IC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斯德哥尔摩商会（SCC）、芬兰仲裁机构（FAI）、仲裁与调解司法服务商（JAMS）、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澳大利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ACICA）和美国仲裁协会（AAA），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仲裁庭秘书的透明度，还可以规范仲裁庭秘书的权限，以及减少异议仲裁裁决的概率。

三、与仲裁庭秘书相关联的事项

仲裁庭秘书的辅助工作不仅使得仲裁员免于繁杂事务的拖累，以便集中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案件主要的实体事项，还可以提高仲裁的程序效率，保证仲裁庭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裁决，降低仲裁的费用和成本，以及为潜在的下一代仲裁员提供独一无二的机会，这是仲裁参与者对仲裁庭秘书的使用持积极态度的重要原因。[15]2014年，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ICCA）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对是否有必要使用仲裁庭秘书这一问题，2012年的调查显示超过95%的受访者持肯定立场。[16]

与仲裁庭秘书相关联的事项，包括仲裁庭秘书的选任条件、利益冲突审查、异议程序、工作范围、工作报酬和合理费用的分配、责任和豁免、过当使用的法律后果，共七个核心事项。下文将结合使用仲裁庭秘书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案例，作深入的比较分析，再对完善仲裁庭秘书的角色提出可行性意见。

（一）选任条件

仲裁庭选任秘书协助开展工作本是实际所需，但仲裁庭往往不告知当事人，使得当事人捉摸不透秘书这一神秘的幕后人物。有人说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主要的仲裁机构被问及此事时，它们要么作出一个老道的和态度不明的回复，要么对分配给秘书的工作事项保持沉默。[17]有鉴于此，国际上主要的仲裁机构和组织为提高透明度，减少使用仲裁庭秘书的负面影响，要么制定专门的实践指引，要么在其它规范性文件中作出具体规定。

国际仲裁实践之中，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有选任仲裁庭秘书的必要性，只有那些争议金额大、当事人众多、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才可能适于使用仲裁庭秘书。[18]仲裁庭对使用秘书具有较大的裁量权，主要在于仲裁庭最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其深知使用秘书的现实必要性。大多数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仲裁庭必须考量选任秘书的必要性或合适程度。[19]2013 FAI's Note更对仲裁庭秘书的使用设定了严格的限制，要求仲裁庭必须考虑相关联的一系列因素，如不同的多方当事人、仲裁请求、证人和大量的书面证据。在争议案件标的额较小，争议的法定或者事实事项很明显的情形下，原则上不适于使用秘书。2014 SCC's Guideline、2017 SCC's Rule、2017 ACICA's Guideline也设定了类似的要求，即仲裁庭应当通知仲裁机构的秘书处使用秘书的意向，[20]防止仲裁庭在任何情形下随意使用秘书，有力的限制了仲裁庭的裁量权。然而，仲裁庭有权在什么阶段使用秘书，多数规范性文件明示或默示的规定，根据不同的情况，仲裁庭可在仲裁程序的任何阶段选任秘书，该规定符合使用仲裁庭秘书的根本目的。

仲裁庭秘书的使用是否必须经过当事人的同意？至今还不存在一致的观点。ICCA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76.9%的受访者认为选任仲裁庭秘书应以当事人的同意作为条件。[21]但这也无法说明当事人的同意应当作为绝对的必要条件。多数规范性文件反映了现实的分歧，一种是“当事人中心主义”的立场，如2015 SIAC's Note、2012 ICC's Note、1995 ICC's Note、LCIA's Position、2012 JAMS's Guideline、2017 SCC's Rule、2017 ACICA's Guideline；另一种是“仲裁庭中心主义”的立场，如2013 FAI's Note、2004 FAI's Guideline、2014 HKIAC's Guideline、2014 SCC's Guideline、2004 AAA's Code。在仲裁庭具有决定权的情形下，其有义务与当事人进行磋商，磋商的过程应作为必要条件。但事实上，这两种立场并不能证明孰优孰劣，[22]最终的检验标准应是在有效的规范仲裁庭秘书的同时，又提高仲裁的程序效率。

为防止当事人就使用仲裁庭秘书作出武断或偏见的决定，2012 ICC's Note要求仲裁庭在选任秘书之前，告知当事人选任秘书的意向，且一并转交秘书的简历、独立性和公正性声明、恪守ICC's Note的承诺、仲裁庭保证秘书履职的承诺书。[23]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在选任秘书之前无须取得当事人的书面同意，也应设定一个异议期间，当事人未反对则视为当事人的同意。[24]这些要求不仅可以扩大仲裁庭秘书的透明度，也能为使用仲裁庭秘书提供正当性基础。除此之外，在国际上主要的仲裁机构相继引入合并仲裁、追加第三人等程序机制的背景下，原有仲裁程序中选任的仲裁庭秘书是继续还是解除，只有2014 HKIAC's Guideline和2017 ACICA's Guideline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即要求仲裁庭与当事人磋商后，可继续使用或重新选任仲裁庭秘书。[25]

2015年的瑞士的A.SA v. Sarl案，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查明了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了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理由是申请人之前已经知道使用仲裁庭秘书的事实，且未提出任何异议，仲裁庭有权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组织仲裁程序。再且，法律禁止仲裁庭委托义务于秘书，这并不必然的排除仲裁庭获得秘书或顾问协助的可能性，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法院的说理表明瑞士最高法院对仲裁庭秘书的使用是持宽松的立场，这也符合瑞士的仲裁实践情况。[26]但是，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对仲裁庭是否有独立的权限使用秘书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27]Yukos v. Russian Federation、Sonatrach v.Statoil Natural Gas LLC、P v. Q三个案件中，当事人明示或默示的同意仲裁庭使用秘书。从而在大多数情形下，仲裁庭在与当事人协商后选任秘书是能够获得当事人认可的，这不仅提高了使用仲裁庭秘书的透明度，还为仲裁庭秘书参与仲裁事务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二）冲突审查

作为仲裁案件的直接参与者，仲裁庭秘书掌握大量当事人的信息和案件的资料，其同样有义务接受利益冲突审查。绝大多数规范性文件要求，仲裁庭秘书必须保持与仲裁员相同程度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2015 SIAC's Note、2014 HKIAC's Guideline、2017 SCC's Rule、2017 ACICA's Guideline，要求仲裁庭秘书签署一份独立性和公正性声明。2012 ICC's Note、2012 JAMS's Guideline、2013 FAI's Note、2013 HKIAC's Rule，则要求仲裁庭秘书达到与仲裁员同等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标准，或者完成一份单独的冲突披露表而无须签署声明。两种方式略有差异，但实质内涵都是为确保仲裁庭秘书至始至终保持中立的态度。2012 ICC's Note进一步规定，ICC工作人员不得担任仲裁庭秘书。[28] 2014 HKIAC's Guideline规定，HKIAC秘书处的人员必须在取得HKIAC的确认后才能成为仲裁庭秘书，其它人员不必经由HKIAC的确认。[29]此外，仲裁庭秘书还应保证具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处理特定的仲裁案件，2014 HKIAC's Guideline和2017 SCC's Rule就此事项设定了具体的要求。[30]

（三）异议程序

当事人对仲裁庭秘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合理的怀疑，有权向仲裁庭或仲裁机构提出异议以审查利益冲突。大多数规范性文件未设定仲裁庭秘书的异议程序，只有2014 HKIAC's Guideline明文规定，异议方应当在选任秘书的事实通知于该方的十五天之内，或在异议方知道或应当知道秘书的合理怀疑的十五天之内，就其公正和独立性提起异议。异议方还应将书面的异议申请告知仲裁庭、仲裁庭秘书、仲裁机构和所有当事人，仲裁庭应在与当事人磋商后及时决定异议的结果，且无须列明理由。[31]

大多数规范性文件未设置仲裁庭秘书的异议程序，主要目的是避免设置与异议仲裁员相互平行的程序机制，仲裁庭可以适当参照适用于仲裁员的异议程序。HKIAC设置了专门的仲裁庭秘书异议程序，为实践中的操作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但其异议期限与2013 HKIAC仲裁规则设定的仲裁员异议期限相同，未加区分仲裁员和仲裁庭秘书两种不同的角色，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仲裁程序的效率，最为合理的方案应当是简化仲裁庭秘书的异议程序，缩短异议申请时限和裁决时限。

（四）工作范围

仲裁庭秘书的工作范围作为一项核心问题，它是实践之中备受争议的问题。[32]一般而言，仲裁庭秘书有权从事程序性事项，但程序性事项涵盖哪些内容？仲裁庭秘书是否有权参与实体性事项？实体性事项涵盖哪些内容？下文将予以详加分析以上问题。

英国P v. Q案的导火索是一封误发的邮件，邮件内容是：“你（仲裁庭秘书）对申请人的意见如何”，[33]仲裁庭主席本应将该邮件发送给秘书，却意外的发给了申请人的律师，申请人依此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同样的，Yukos v. Russian Federation、Sonatrach v.Statoil Natural Gas LLC、A.SA v. Sarl三个案件中，当事人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也是仲裁庭秘书过度参与案件实体内容的决定过程，对裁决结果施加了实质影响或仲裁员不当委托权限于仲裁庭秘书。

仲裁机构和组织的规范性文件就仲裁庭秘书的工作范围所设定的界限不同，但一致认为，仲裁庭秘书有权从事组织性或管理性事务，这些事务属于仲裁庭秘书的本质性工作。1995 ICC's Note严格限制仲裁庭秘书的工作范围于管理性事务，但未具体列举管理性事务的内容。2012 ICC's Note规定仲裁庭秘书有权履行组织性和管理性事务，包括发送文件、代表仲裁庭联络、组织和保存文件、安放文书、组织开庭和会议、参加开庭会议和讨论、做会议记录、记录时间、从事法律或类似的调查、校对和检查程序命令和裁决中的引注与日期与交叉援引、校对语法与打印与计算错误。[34] 2014 HKIAC's Guideline同样列举了仲裁庭秘书的工作范围。[35]其它的规范性文件，如LCIA's Position、2012 JAMS's Guideline、2013 FAI's Note、2004 FAI's Guideline、2017 ACICA's Guideline、2012 UNCITRAL's Note只简单列举少数事项。

是否允许仲裁庭秘书参与实体性事项？不同的规范性文件则是自立门户，各持己见。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仲裁庭不得委任决定权于秘书，秘书不得行使仲裁员的专属权限。绝大多数规范性文件以明文的形式，要么要求仲裁庭秘书必须在仲裁庭的指示下工作，同时接受仲裁庭的严格监督，要么禁止仲裁员委任决定权或专属权限于秘书，以此表明仲裁庭秘书应限于辅助性角色，不得越雷池一步成为第四或第二仲裁员。

就同一仲裁机构而言，相较于1995 ICC's Note，2012 ICC's Note放宽了不少限制，即允许仲裁庭秘书参与部分实体性事务。1995 ICC's Note明文禁止秘书明显的参与仲裁庭的决策过程、对争议事项发表意见、参与讨论。2012 ICC's Note则规定，仲裁庭要求秘书准备书面备忘录和记录，不应使得仲裁庭免于亲自审查文书或起草仲裁庭决定的义务。ICC两份不同年代的规范性文件表明，严格限制仲裁庭秘书的工作范围于管理性事务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与之相类似的，FAI的两份规范性文件也放宽了仲裁庭秘书的工作范围。[36]在这种情形下，假设仲裁庭秘书不得对仲裁员和仲裁庭施加任何或间接的影响是很天真的，即使仅仅分配仲裁庭秘书基础性事务，如总结事件背景给仲裁庭审阅，仲裁庭秘书也将不可避免的施加影响于仲裁庭，如通过选择主要的文件给仲裁庭。[37]

即便如此，一部分规范性文件还是采限制性立场，2012 JAMS's Guideline规定，仲裁庭秘书在任何时候不得参与讨论，或者不得代表仲裁庭或仲裁员作决定。另一部分规范性文件除作简单的原则性要求外，未具体的列举仲裁庭秘书不得从事的内容，如LCIA's Position、2013 HKIAC's Rule、2017 SCC's Rule、2017 ACICA's Guideline、2004 AAA's Code。

2014 HKIAC's Guideline对仲裁庭秘书的工作范围秉持宽松的态度，其允许仲裁庭秘书从事部分实体性工作，包括实施法律或类似的调查、搜集案例法或仲裁庭作出的且已公布的法定事项的评论、审核当事人援引的法定依据以保证其作为当事人书状中事项的最新依据、调查涉及事实证据和证人证言的单独问题、提供案例法和公告的评论以及从当事人各自的意见和证据之中总结的备忘录、参加仲裁庭的讨论和做会议记录、为仲裁庭准备起草非实体文书以及非实体的仲裁庭指令、决定和部分裁决，如程序性历史和事件顺序等内容。[38]但前提是保证不得行使决定权或者影响仲裁庭的决定。除此之外，在仲裁庭要求秘书准备会议记录、备忘录或起草稿的情形下，不应使得仲裁庭免于亲自审查关联的文件和材料，起草指令、决定和裁决的实体部分；未获仲裁庭的指示，仲裁庭秘书不得单方面联络当事人。[39] 2013 FAI's Note同样允许仲裁庭秘书在实体方面提供有限的协助于仲裁庭。[40]

多份规范性文件将仲裁庭秘书从事的工作内容划分为程序性和实体性两大类别，但这种人为的理论上的区分并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事实上对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的区分是模糊的，[41]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将两者截然区分开来，实践之中也难以准确的划分界限，这可能也是2015 SIAC's Guideline不对程序性和实体性事项作出任何规定的原因之一。

因此，绝对限制仲裁庭秘书的工作范围于程序性事项只能是理论上的设想，实践之中无法获得切实的遵守。ICCA制定的《选任和使用仲裁庭秘书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 for the Appointment and Use of Arbitral Secretaries）第3条规定，在仲裁庭的适当指导和监督下，仲裁庭秘书可以合法的从事纯管理性以外的事务。[42]这从反面证明了一种观点，即仲裁员委托秘书起草全部或部分仲裁裁决，不管多大的努力，他们可能都无法克服秘书对相关联的争议实体的偏见，仲裁庭秘书影响裁决的观点本质上存在于秘书的起草稿或研究中，有可能会动摇或削弱仲裁员的个人观点。[43]

2015年瑞士的A.SA v. Sarl案，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坚持认为，在仲裁庭的控制和指引下，仲裁庭秘书在起草裁决过程中提供一定的协助（Certain Assistance）是允许的。但 “一定的协助”是个不确定的概念，瑞士最高法院并未给出具体的解释。“一定的协助”可以解读为仅限于准备性的工作，如搜集相关的案例法？或包括准备起草部分或全部裁决的首稿？该案的事实显示，“一定的协助”包括参加仲裁庭的会议和讨论。还有一种大胆的推测认为，仲裁庭秘书有权准备仲裁裁决的首稿，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还可能包括最敏感的部分，如法律推理，如果仲裁庭秘书的工作限于非实体部分，如程序历史，那么要求其参加会议和讨论将会变得毫无意义。[44]因此，瑞士最高法院在仲裁庭秘书可以从事的工作事项上所采纳的是宽松的标准，即允许仲裁庭秘书在仲裁庭的监督和指示下从事部分实体性事项，这也符合国际上的主要趋势。[45]

以上分析可得之，理论上将仲裁庭秘书的工作范围限于管理性或程序性事务不切实际情形，扩大至有限的实体事项是对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既然当事人同意仲裁庭使用秘书，在不受外在影响和仲裁庭的指示与监督下，仲裁庭秘书应当有权限参与一定的实体事项，但仲裁庭不得因秘书的工作而免于亲自审查文件和起草仲裁裁决，仲裁庭还应对秘书的工作承担责任。

（五）工作报酬和合理费用的分配

仲裁庭秘书的工作报酬与合理费用的承担主体在实践中还未形成统一的立场，广为默示认可的观点是仲裁庭使用秘书不得增加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这间接表明使用仲裁庭秘书的目的是提高程序效率，使用仲裁庭秘书的成本小于仲裁庭的成本。[46]实际上大多数规范性文件就仲裁庭秘书费用的分配所作的规定也是基于以上原则。不少规范性文件还明文规定，不得加重当事人的经济负担。[47]1995 ICC's Note还规定，仲裁庭应当尽早告知当事人和秘书处使用仲裁庭秘书的预计费用，以便于仲裁机构在计算仲裁费用的预付款时加以考虑。

仲裁庭秘书的使用涉及两个方面的费用，一是工作报酬（Fee），二是合理费用（Reasonable Expense）。一般而言，工作报酬由仲裁庭承担，合理费用由当事人承担，且仲裁庭不得向当事人索要其承担的工作报酬。在仲裁庭负担秘书工作报酬的情形下，三人仲裁庭的内部应如何分配，2013 FAI's Note规定，原则上从首席仲裁员的报酬中扣除；2014 HKIAC's Guideline和2017 ACICA's Guideline则规定，工作报酬原则上由仲裁员平摊。除此之外，如果仲裁庭的报酬是按小时计算的，仲裁庭秘书的报酬同样应按小时计算，且两者应单独计算。

其它的分配方法，如2015 SIAC's Note规定，请求选任仲裁庭秘书时争议金额低于1500万新元，合理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工作报酬由仲裁庭承担；当请求选任仲裁庭秘书时争议金额高于1500万新元，仲裁庭与当事人协商，应由当事人承担工作报酬和合理费用，且报酬不得超过250新元/小时。

至于合理费用的内容，大多数规范性文件未作具体规定。2013 FAI's Note规定，合理费用包括有关出席开庭的合理交通和住宿费用；2014 HKIAC's Guideline不仅列举了合理费用涵盖的事项，还区分了经常居住地和营业地之内和之外产生的合理费用，[48]为计算仲裁庭秘书的合理费用提供了明确的指引。除此之外，为保证使用仲裁庭秘书的透明度，2014 SCC's Guideline要求仲裁庭秘书的报酬应当在仲裁裁决中列明，2017 ACICA's Guideline则要求仲裁庭秘书提供其所耗费时间的记录和所产生费用的发票证明。

2015年的瑞士A.SA v. Sarl案，仲裁员已经支付了仲裁庭秘书的费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也就未对该事项作出任何决定。Sonatrach v. Statoil Natural Gas LLC、P v. Q、Yukos v. Russian Federation三个案件，当事人未就仲裁庭秘书的费用请求法院作出裁决，也就无法判断各国法院的态度。

（六）责任和豁免

仲裁机构制定的仲裁规则明示规定仲裁参与人负有保密义务，仲裁庭秘书作为仲裁参与人，掌握了大量当事人和案件的信息，同样应当履行保密义务。2015 SIAC's Guideline、2013 FAI's Note、2004 FAI's Guideline、2013 HKIAC's Rule、2014 HKIAC's Guideline、2017 SCC's Rule、2017 ACICA's Guideline明文规定了仲裁庭秘书的保密义务，其它规范性文件即便未作此规定，但其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设定了相同的要求。[49]至于仲裁庭秘书的豁免权，一部分规范性文件作了要求，如2013 HKIAC's Rule、2014 HKIAC's Guideline、2017 SCC's Rule，一部分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同样赋予了仲裁庭秘书以豁免权。[50]明确规定仲裁庭秘书的保密义务和豁免权，不仅能够保证仲裁参与人积极的投身于案件的管理，也可以确保仲裁案件信息的保密性。

（七）不当使用的可能后果

前文所提及的四个案例，申请人都认为仲裁庭秘书越权参与案件的实体事务，仲裁员未能依法履行其专属的义务而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Yukos v. Russian Federation案，荷兰海牙地方法院未对该事项作出回复，可能是因为法院认为这种情况完全难以证明。[51]其余三个案件，法院认为仲裁庭秘书并未不当的行使决定权。可见一般情形下法院不会支持当事人的请求，主要是仲裁庭处理案件的过程对当事人来说是完全保密的，当事人难以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证明裁决的不当性。[52]

1958年纽约公约规定的可撤销仲裁裁决的依据之一，即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相符合。[53]如果仲裁庭秘书成为实质上的第四或第二仲裁员，与当事人协议约定的三人或独任仲裁庭相悖，这也就可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根据。同样的，瑞士国际私法规定仲裁庭的不当组成是可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54]纽约公约和各国仲裁法设定的可撤销仲裁裁决的依据未包括仲裁庭秘书不当干预实体事项，但从仲裁员未能履行专属权限或仲裁庭组成不当的角度探究撤销仲裁裁决存在法律上的可能性。

于此情形下，实践之中引起了对仲裁员义务的讨论，仲裁员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仲裁员是否有权委任专属权限于秘书？仲裁员的专属权限包括哪些内容？

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员是仲裁的一大特征，当事人选择特定的仲裁员源于一定的考虑，仲裁员的知识、经验、名声和品行，以及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处理案件。[55]因此当事人的自主意思对仲裁员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事人有理由相信仲裁员能够尽职尽责的处理案件。这个事项上不同于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事人无权挑选法官，当事人和法官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如和仲裁员那样的紧密。仲裁员和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双方法律关系得以维持的基础，正如英国P v. Q案的法官所言，不当委托的事实将使得仲裁员和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完全塌陷，[56]仲裁员角色的特征在本质上是属人的。[57]相应的，仲裁员的注意和勤勉义务包括付出必要的时间和注意力裁判事项，以及在掌握必要的技术和能力的基础上分析书状和证据。[58]

仲裁员是否有权委托专属权限于仲裁庭秘书？至少在程序性事项上是允许的，具有争议的是实体性事项，实体性事项等同于仲裁员的专属权限吗？所有的实体性事项都不得委托吗？在这两个问题上还未形成定论，正如实体和程序的划分永远是那么的扑朔迷离，也就造成了公婆之说皆为有理的困境。仲裁庭的讨论是仲裁庭决策的重要过程，仲裁庭秘书有权参与讨论？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给出了不同答案，因而难以一刀切的下定结论。一项调查显示，65%的受访者不介意仲裁员授权秘书准备开庭，发布程序令，甚至书写裁决，更加简要的说，这表明了现今的仲裁员更像是管理者，他只对产品（仲裁裁决）负责而无须亲自工作。[59]这也就说明仲裁员委托必要的权限于秘书是实际案件所需，也是仲裁实践发展的应有之意。仲裁员应有权委任秘书从事一部分实体事项，且仲裁员的专属义务应当只限于一小部分，如仲裁员应当起草裁决的实体部分，对事实的认定，对当事人的观点的认可或反对，对法律条文的援引和解释，这类事务是绝对禁止委托的。因此，仲裁员的专属义务不等同于实体事务，仲裁庭秘书在仲裁员的指示和监督下可以实施仲裁员专属义务之外的部分实体事务。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无权以仲裁员不当委任权限或仲裁庭不当组成为由，向法院请求撤销仲裁裁决。

总而言之，仲裁庭秘书之所以被视为灰色区域，主要在于其角色的不透明性，人们总是对模糊不清的事物抱有高度的好奇心，甚至是过分的怀疑。为避免当事人对仲裁庭的不信任，对仲裁裁决质量的担忧，最可行的方法是提高使用仲裁庭秘书的透明度，且透明度应作为核心要件。[60]透明度的要求应贯穿仲裁的全过程，从仲裁庭提议使用秘书开始，再到仲裁庭秘书的公正性与独立性声明，异议程序，仲裁庭秘书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和时间的记录，最后到仲裁庭秘书的工作报酬和合理费用的分配。当事人不仅有权知晓和参与使用仲裁庭秘书的事宜，还应有权和仲裁员约定秘书的工作范围，并且要求仲裁庭秘书说明其工作内容和时间记录。此外，同样有必要对仲裁庭秘书施以严格的监督，仲裁员选任秘书协助开展工作，并不意味仲裁员免于从事任何事宜，尤其是涉及争议的核心事项，仲裁庭应当单独履行而不得委托。仲裁庭秘书应记录其日常工作事务，定期向仲裁庭汇报仲裁程序的进展，在仲裁员的指示下从事管理性或部分实体性事务。

四、我国办案秘书的现状及其思考

我国实践之中还没有对仲裁庭秘书的角色产生足够的重视，也就不存在规制仲裁庭秘书的专门性文件。但事实上，我国仲裁机构一般内设有秘书处作为处理仲裁日常事务的常设机构，办案秘书是由仲裁机构聘任的指派到仲裁庭辅助案件管理和协调的专职人员，[61]而不同于前文所指的仲裁庭秘书，两者的区别主要是选任主体的不同，但本质上同为仲裁庭的辅助人员，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在这种情形下，本文以“办案秘书”作为我国语境下的表达形式。[62]

（一）现实情况

我国仲裁法及其司法解释未对办案秘书作任何规定，仲裁机构制定的仲裁规则同样如此。但是，多数仲裁机构在其制定的仲裁员守则中对仲裁员的职责设定了必要限度的要求，即仲裁员必须有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审理案件，仲裁员应当认真的履行自身的全部职责，审阅案件材料和文件。[63]从而要求仲裁员尽职履行其本质性义务，不得将审阅案件材料等主要义务委托于他人，还应保证有充分的时间处理案件事务。这不仅强调了仲裁员的部分义务具有专属性，还可以间接的限制办案秘书过度干预案件。

2012年的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守则第7.3条规定，“仲裁员可以为了作出裁决而获得助手的协助，但仲裁院应保证参与协助的人员接受该守则的约束”。第9.2条规定，“仲裁员不得将作出裁决的责任委托给任何其他人”。依文义解释，第7.3条所指的助手不是仲裁机构指派到仲裁庭的办案秘书，而应是仲裁员本身选任的秘书。因此它们所指向的是办案秘书之外的助理人员，性质上应等同于前文所指的仲裁庭秘书，从而表明我国少数的仲裁机构已经认识到仲裁庭秘书角色的作用。

即便如此，办案秘书的角色在我国是普遍认可的，少数仲裁机构为有效规范办案秘书的权责，如平顶山仲裁委员会、长沙仲裁委员会、银川仲裁委员会和运城仲裁委员会，制定了专门的办案秘书行为守则。[64]这些规范性文件首先明确了办案秘书的角色定位，即他们是受仲裁委员会的指派服务于仲裁庭的工作人员。办案秘书的权限主要是程序性事务，包括案件的管理、送达和接受材料与文书、组织开庭和仲裁庭合意、庭前准备和开庭记录、协助搜集与审核文书和证据、校对法律文书、整理和归档案卷等，这些事项在实践中不存在争议。

至于实体事项，上述规范性文件规定，办案秘书向当事人或代理人解答案件的重要问题时，应及时向仲裁庭或仲裁委员会请示，不得擅自主张对外答复或解释问题。[65]与此同时，平顶山仲裁委员会秘书办案精细化管理规范规定，“办案秘书适时向仲裁庭就案件调解工作提出合理化意见，办案秘书对裁决结果有不同意见或发现有问题时，可向仲裁庭提出合理化建议或提请领导审核把关”；运城仲裁委员会办案秘书守则要求，“办案秘书应当在仲裁庭给出裁决意见后半个月内作出裁决书，送仲裁员修改后报本委主任审批”；长沙仲裁委员会的秘书人员办案规定要求，“办案秘书在合议时可以提出意见或建议供仲裁庭参考”。可以见得，上述办案秘书的规范性文件具有内在的矛盾，它们既要求办案秘书不得干涉实体事务，又允许办案秘书起草裁决或就案件结果提出意见。我国仲裁法第58.3条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如果办案秘书成为本质上的第四或第二仲裁员，当事人应有权据此提请撤销仲裁裁决。也有认为，实践之中有些仲裁员对仲裁程序不太熟悉，因程序错误致使裁决被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时有发生，办案秘书因专门从事案件管理，一般对仲裁程序比较了解，办案秘书对案件实体问题适度把关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66]即使办案秘书熟悉仲裁事务，但办案秘书缺少仲裁员所具有的法律能力和办案经验，这项理由应当不能作为办案秘书参与案件实体事项的正当依据。

（二）思考和建议

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仲裁庭秘书的角色，不仅可以之为鉴，厘清办案秘书的权责，明确办案秘书的角色定位，还可以提高我国仲裁实践参与者对仲裁庭秘书的关注，以及探究制定使用仲裁庭秘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办案秘书是经由仲裁庭指派而服务于仲裁庭的专职人员，仲裁机构承担办案秘书的报酬和费用。办案秘书的选任条件、报酬和费用的分配这两个事项不同于仲裁庭秘书，也就无法可资借鉴。办案秘书由仲裁机构指派，一般无须签署独立性和公正性声明，如果当事人对办案秘书的公正和独立产生怀疑，当事人有权请求办案秘书回避或办案秘书有义务主动回避，[67]办案秘书的回避事由与仲裁员的相同，在该事项上与仲裁庭秘书的异议程序相似。

我国仲裁法和仲裁规则未对办案秘书作任何规定，但大部分仲裁员守则和少数办案秘书行为准则表明，仲裁员应当充分的履行义务，仲裁员的专属权限不得委托，从而设定了办案秘书工作范围的界限，但仲裁员的专属权限不存在明确的界定。事实上，少数办案秘书行为准则也没有禁止办案秘书参与实体内容，在仲裁庭的指示和监督的情形下，允许办案秘书参与部分实体事项符合实践要求。至于办案秘书的豁免权和保密义务，境外仲裁机构的规范性文件大多明示赋予仲裁庭秘书以豁免权和客以保密义务，为了降低办案秘书的法律风险和确保仲裁的保密性，同样应当授以豁免权和客以保密义务。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是可撤销仲裁裁决的依据之一，在办案秘书过度干涉案件实体事项以至于成为实质上的第四或第二仲裁员的情形下，我国法院以之为由撤销仲裁裁决存在合理的可能性。

注释：

[1]"Administrative Secretary": for example, SIAC's Practice Note on the Appointment of Administrative Secretaries in 2015 (hereinafter called "2015 SIAC's Note"); ICC's Revised Note on the Appointment, Duties, Remun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ecretaries in 2012 (hereinafter called "2012 ICC's Note") and ICC's Note Concerning the Appointment of Administrative Secretaries by Arbitral Tribunal in 1995 (hereinafter called "1995 ICC's Note"); SCC's Arbitrator's Guideline in 2014 (hereinafter called "2014 SCC's Guideline") and SCC's Arbitration Rule in 2017 (hereinafter called "2017 SCC's Rule").

[2] "Secretary": for example: LCIA's Position on the Appointment of Secretaries to Tribunal (hereinafter called "LCIA's Position"); FAI's Note on the Use of A Secretary in 2013 (hereinafter called "2013 FAI's Note") and FAI's Guidelines for Using A Secretary in 2004 (hereinafter called "2004 FAI's Guideline"); HKIAC's Administered Arbitration Rules in 2013(hereinafter called "2013 HKIAC's Rule") and HKIAC's Guidelines on the Use of A Secretary to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 2014 (hereinafter called "2014 HKIAC's Guideline"); UNCITRAL's Note on Organizing Arbitral Proceeding in 2012 (hereinafter called "2012 UNCITRAL's Note").

[3] "Tribunal Secretary": for example, JAMS's Guidelines for Use of Clerks and Tribunal Secretary in 2012 (hereinafter called "2012 JAMS's Guideline"); ACICA's Guideline on the Use of Tribunal Secretary in 2017 (hereinafter called "2017 ACICA's Guideline").

[4] "Research Assistant": for example, AAA's Code of Ethics for Arbitrators in Commercial Dispute in 2004 (hereinafter called "2004 AAA's Code").

[5] Kyriaki Karadelis: The Role of the Tribunal Secretary (21 December 2011)，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http://globalarbitrationreview.com/article/1030863/the-role-of-the-tribunal-secretary， last visited on 15 June 2017.

[6] See Courtney J.Restemayer, Secretaries Always Get A Bad Rep: Identifying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Administrative Secretaries, Current Guidelines and Recommendations, 4 Yearbook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2012), p.328.

[7] Yukos Universal Ltd. v.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AA 227, 18 July 2014.

[8] Press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ated February 2015, See http://old.minfin.ru/en/news/index/php?id_4=24358, last visited on 25 March 2017.

[9] (2014) EWHC 875 (Comm) and 2017 EWHC194 (Comm).

[10] A.SA v.B.Sarl, Federal Supreme Court of Switzerland, 1st Civil Law Chamber, Case No.4 A_709/2014, 21 May 2015.

[11] See James Menz, Anya George, How Much Assistance is Permissible? A Note on the Swiss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on Arbitral Secretaries and Consultants, 3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6), p.311.

[12]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等著，林一飞，宋连斌译：《国际商事仲裁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13] Lawrence W.Newman, David Zaslowsky, The Fourth Arbitrator: Contrasting Guidelines on Use of Law Secretaries, 248 New York Law Journal, p.2.

[14] Michael Feit, Chloe Terrapon Chassot, The Swiss Supreme Court Provides Guidance on the Proper Use of Arbitral Secretaries and Arbitral Consultants under the Swiss Lex arbitri: Case Note on DFC 4A_709/2014 dated 21 May 2015, 33 ASA Bulletin (2015), p.897.

[15] See Chapter 5: Role and Regulation of Specific Actors of the Report - 2015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Improvements and Innovation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leased by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http://www.arbitration.qmul.ac.uk/docs/164761.pdf, last visited on 1July 2017.

[16] ICCA发布的Young ICCA Guide on Arbitral Secretaries of the ICCA Reports No.1, http://www.arbitration-icca.org/media/3/14235574857310/aa_arbitral_sec_guide_composite_10_feb_2015.pdf,last visited on 9 July 2017.

[17]Stop Ignoring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http://kluwerarbitrationblog.com/2014/06/09/stop-ignoring-the-elephant-in-the-room-2/?_ga=2.118824585.187412995.1498377446-1616686241.1481185160，last visited on 25 June 2017.

[18] 2006年，由国际商事争议委员会和纽约律师协会仲裁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当决定是否选任秘书时，仲裁庭可以考虑：（1）仲裁当事人的数量；（2）主张的请求和反请求的数量；（3）书状、证人证言和专家报告的预计数量；（4）书面证据的数量。See Join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n Arbitration of the 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 Secretaries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l Tribunal, 17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6), p.587.

[19]如2015 SIAC's Guideline、2012 ICC's Note、2013 FAI's Note、2004 FAI's Guideline、2014 HKIAC's Guideline、2017 ACICA's Guideline.

[20] The Australi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Guideline on the Use of Arbitral Secretaries, http://kluwerarbitrationblog.com/2017/02/23/the-australian-centre-for-international-commercial-arbitration-guideline-on-the-use-of-arbitral-secretaries/,last visited on 25 June 2017.

[21] ICCA发布的Young ICCA Guide on Arbitral Secretaries of the ICCA Reports No.1, http://www.arbitrationicca.org/media/3/14235574857310/aa_arbitral_sec_guide_composite_10_feb_2015.pdf,last visited on 9 July 2017.

[22]一种观点认为基于合同自由的原则，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和仲裁员，许多围绕使用第三人的问题可通过当事人同意的方式加以解决，但强调当事人的同意可能会妨碍依赖于第三人在仲裁程序中的协助所产生的经济节约和节省实践的优势。See Tracey Timlin, The Swiss Supreme Court on the Use of Secretaries and Consultant in the Arbitral Process, 8 Yearbook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2016), p.296.

[23] Chapter 1 of the 2012 ICC's Note.

[24] Tribunal Secretaries: A Tale of 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See http://kluwerarbitrationblog.com/2016/12/11/tribunal-secretaries-a-tale-of-dependence-and-independence/?_ga=2.165841790.1103425732.1498562124-1616686241.1481185160,last visited on 27 June 2017.

[25] Art.2.11 of the 2014 HKIAC's Guideline and Art.2.4 of the 2017 ACICA's Guideline.

[26]倾向于使用法律秘书的瑞士仲裁员远超过其它国家的仲裁员，See Lawrence W.Newman，David Zaslowsky, The Fourth Arbitrator: Contrasting Guidelines on Use of Law Secretaries, 248 New York Law Journal, p.2.

[27] Michael Feit, Chioe Terrapon Chassot, The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Provides Guideline on the Proper Use of Arbitral Secretaries and Arbitrator Consultants under the Swiss Lex Arbitri: Case Note on DFC 4A_709/2014 Dated 21 May 2015, 33 ASA Bulletin (2015), p.907.

[28] Chapter 1 of the 2012 ICC's Note.

[29] Art.2.5 of the 2014 HKIAC's Guideline.

[30] Art.2.2 of the HKIAC's Guideline and Art.24.4 of the 2017 SCC's Rule.

[31] Art.2.7 and 2.8 and 2.9 of the 2014 HKIAC's Guideline.

[32]一种观点认为：特别具有争议性的三个事项是审查和总结证据与书状，参与仲裁庭会议与讨论，起草裁决的部分实体问题。See Tribunal Secretaries: A Tale of 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http://kluwerarbitrationblog.com/2016/12/11/tribunal-secretaries-a-tale-of-dependence-and-independence/?_ga=2.29109115.61254693.1498702625-1616686241.1481185160， last visited on 29 June 2017.

[33] "Your reaction to this latest from Claimant".

[34] Chapter Duties of the 2012 ICC's Note.

[35]原则上，可以从事管理性和组织性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发送文书和代表仲裁庭联络；组织和保存仲裁庭的文书，以及安放文书；组织开庭和会议；校对和审查程序性指令、指示和仲裁裁决中的引注、日期和交叉援引，以及校正拼写、语法或计算错误；准备、收集和发送仲裁庭的清单；参加开庭和会议，做会议笔记或记录时间。

[36] 2004 FAI's Guidelines规定，秘书不得参与裁决的起草和决策，不可以任何方式影响裁决的内容。2013 FAI's Note规定，秘书可以在决定过程中提供有限的协助，只要保证仲裁庭秘书不会行使决定权或者以任何方式影响仲裁庭的决定，这些协助包括：搜集案例法或者仲裁庭作出的对法律事项所公布的评论；准备案例法和公告的总结；提供备忘录以总结当事人各方的意见和支持其观点的证据，只要仲裁庭杜绝仅仅依赖秘书的工作而排除审核文书和法定依据。

[37] See Constantine Partasides, Niuscha Bassiri, Ulrike Gantenberg, Leighla Bruton, Andrew Riccio, Arbitral Secretarie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Coming of A New Age? 17 ICCA Congress Series, p.330.

[38] Art.3.4 of the 2014 HKIAC's Guideline.

[39] Art.3.6 and 3.5 of the 2014 HKIAC's Guideline.

[40]只要保证秘书不会行使仲裁员的决定权或影响仲裁庭的决定，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如校对和审查程序指令和裁决草拟稿中的交叉援引、注释、日期和其他数据，以及书写的、拼写的和计算的错误；搜集案例法和仲裁庭作出的对法律事项所公开的评论；准备案例法和公告的概括总结；提供概括的当事人意见的备忘录和支持其观点的证据，禁止仲裁庭仅仅依赖秘书工作而免于亲自审核文书和证据。

[41] Courtney J.Restemayer, Secretaries Always Get A Bad Rep: Identifying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Administrative Secretaries, Current Guideline and Recommendation, 4 Yearbook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2012), p.340.

[42] ICCA发布的Young ICCA Guide on Arbitral Secretaries of The ICCA Reports No.1, http://www.arbitrationicca.org/media/3/14235574857310/aa_arbitral_sec_guide_composite_10_feb_2015.pdf,last visited on 9 July 2017. 该条款还详细的列举了10项仲裁庭秘书可以实施的事项，包括：（1）在仲裁机构缺位的情形下，实施必要的管理性事务；（2）与仲裁机构和当事人联络；（3）组织当事人的会议和开庭；（4）代表仲裁庭处理和组织信件、书状、证据；（5）研究法律问题；（6）研究单独的涉及事实性证据和证人证言的问题；（7）起草程序性命令和类似的文件；（8）审查当事人的书状和证据，并且起草事实顺序和概括当事人书状和证据的备忘录；（9）参加仲裁庭的讨论；（10）起草合适的部分裁决。

[43] Tracey Timlin, The Swiss Supreme Court on the Use of Secretaries and Consultant in the Arbitral Process, 8 Yearbook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2016), p.289.

[44] Michael Feit, Chloe Terrapon Chassot, The Swiss Federal Court Provides Guidance on the Proper Use of Arbitral Secretaries and Arbitrator Consultants under the Swiss Lex Arbitri: Case Note on DFC4A_709/2014 dated 21 May 2015, 33 ASA Bulletin（2015）, p.908.

[45]秘书可以在仲裁庭成员的指示下研究所记录的事实和法律事项；秘书不可以在记录之外研究事实和法律事项；秘书可以在所有仲裁庭成员的同意下参与讨论。See Michael Polking, Charles B Rosenberg, The Role of the Tribunal Secretary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 Call for A Uniform Standard, 8 Dispute Resolution International (2014), pp.107-128. 以及ICCA发布的 "Young ICCA Guide on Arbitral Secretaries-the ICCAReports No.1"也持同样的观点。

[46]参见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等著，林一飞，宋连斌译：《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47]如2012 ICC's Note, 1995 ICC's Note, 2013 FAI's Note.

[48]Art.4.6 and 4.7 of the 2014 HKIAC's Guideline：仲裁庭秘书在其经常居住地或经常营业地之外产生的合理费用，如往返经常居住地或经常营业地的合理出行费用，包括机票、火车票和往返机场和火车站的交通费；当需要住宿时，则允许4500港元的津贴，当不需要住宿时，则是500港元的津贴，前者包括住宿、餐饮、洗衣、干洗、熨帖和其他室内服务、城市的交通（不包括机场或火车站的费用）、通讯费用、小费；在其经常居住地或经常营业地内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市内往返其经常居住地或经常营业地的交通费用、餐饮费用。

[49]如Art.6 of the Appendix 1 of the 2017 ICC Arbitration Rule, Art.39.1 of the 2016 SIAC Arbitration Rule.

[50]如Art.41 of the 2017 ICC Arbitration Rule, Art.38.1 of the 2016 SIAC Arbitration Rule, Art.51 of the 2017 FAI Arbitration Rule, Art.30 of the JAMS Arbitration Rule.

[51]George A.Bermann, The Yukos Annulment: Answered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 27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6), p.20.

[52]一种观点同样认为：P v. Q案中显示出一个问题，即当事人挑战仲裁庭秘书使用行为时所面临的举证困难，此种困难一方面源自目前针对仲裁庭秘书的规范和指引均为框架性、原则性的内容，无法回答纷繁复杂的实务情形，另一方面也成为实务界亟待细化的一道程序难题。英国法院就仲裁庭秘书的使用规范作出认定，See http://www.cietac-sh.org/SHIAC/arbitrate_informations_detail.aspx?id=237, last visited on 29 June 2017.

[53]Art.5.1.d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in New York 1958.

[54]Art.190(2)(a) of the Swis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ct.

[55]George A.Bermann, The Yukos Annulment: Answered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 27 American Reviewof International Law (2016), p.18.

[56]Para 93 of the 2017 EWHC 194 (Comm).

[57]Join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n Arbitration of the 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 Secretaries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l Tribunal, 17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6), p.587.

[58]Bernhard Berger, Rightsand Obligations of Arbitrators in the Deliberations, 31 ASABulletin (2013), p.252.

[59]Thomas Schultz, Robert Kovacs, The Rise of A Third Generation of Arbitrators? Fifteen Years After Dezalay and Garth, 28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012), p.171.

[60]Join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n Arbitration of the 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 Secretaries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l Tribunal, 17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6), p.588.

[61]运城仲裁委员会办案秘书守则第2条规定：“办案秘书是由仲裁委员会指派到仲裁庭担任仲裁程序服务的工作人员”；银川仲裁委员会办案秘书工作规范第2条规定：“办案秘书是本委员会负责接待咨询、审查立案和经指派到仲裁庭担任程序管理及服务协调工作的人员”；平顶山仲裁委员会秘书办案精细化管理规范第1条规定：“仲裁委秘书是由仲裁委员会指派到仲裁庭担任仲裁程序服务的工作人员”。

[62]尽管我国少数仲裁机构制定的办案秘书的规范性文件也使用“仲裁庭秘书”一词，如济宁仲裁委员会的案件受理及仲裁庭秘书规则，为区分于前文所指的仲裁庭秘书，本文以“办案秘书”特指我国语境下的秘书角色。

[63]如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守则第3.3和第10条；广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守则第6条；海事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守则第8条；杭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守则第8和第18条；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守则第8条；深圳国际仲裁院的仲裁员守则第2.4条；武汉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守则第3.3和第9条。

[64]笔者曾到多个仲裁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搜索有关办案秘书的规范性文件，只有限的搜集到4个地方性仲裁委员会有关办案秘书的规范性文件。

[65]平顶山仲裁委员会秘书办案精细化管理规范第12条；运城仲裁委员会办案秘书守则第15条；银川仲裁委员会办案秘书工作规范第9条。

[66]全面发挥仲裁庭秘书的职能作用，促进仲裁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提高。See http://www.cszc.org/news/2013/01/0117230934.html， last visited on 1 March 2017。该标题所指的“仲裁庭秘书”实质上是我国语境下的“办案秘书”。

[67]银川仲裁委员会办案秘书工作规范第5条、运城仲裁委员会办案秘书守则第9条作了详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