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系列第八十一篇：“巨变”——多米诺骨牌效应如何持续发酵？

上周迫于工作原因，材料搜集不齐全，未能及时更新，向各位读者说声“对不起”。好在经过两周的准备，本周终于能够按时和伙伴们分享了。

上两篇文章，我们详细分享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本周我们重点分析这场战争对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

1.清廷高层的巨变

1861年7月初，战争结束的第九个月，羞愤交加的咸丰帝病入膏肓。为了防止朝中重臣和宗亲夺权，咸丰希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搞政治平衡，维护年幼载淳的政治地位。

咸丰把辅政大权交给了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把象征最高决策权的两枚大印分别交给了皇后钮钴禄氏和贵妃那拉氏，后者就是之后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

交代完后事的咸丰，于7月17日病逝于热河行宫，“八大臣”协调治理朝政，很快将政局暂时稳定了下来。

倘若“八大臣”能够合理分析局势，杜绝独断专行和排除异己，拉拢住才能卓著的恭亲王奕䜣，那么清朝最后几十年的历史很有可能将被改写。

但是，追逐权力的欲望往往让人失去对时局的客观判断。身处政治核心的八位顾命大臣，为了握紧权力，先是利用为清文宗（咸丰帝）治丧的事情，处处排挤威望颇高的恭亲王，迫使他寻找政治联盟；后又在诏谕疏章的权限上，同两宫太后僵持，迫使两宫太后不得不寻找外援。

最让那拉氏恼火的是，一直和她不对付的肃顺故意将她同皇后分出高低，以小皇帝的名义册封皇后为“东太后”，把她封为了“西太后”。这让那拉氏必除之而后快。

受到八大臣排挤的两方势力很快就一拍即合。八月初一，奕䜣表面上对八大臣毕恭毕敬，摆出一副可怜巴巴、任人宰割的姿态赴热河哭丧，麻痹了八大臣，对奕䜣放松了警惕。让两宫太后得以成功召见奕䜣，三人如愿以偿地达成了政变共识。

八月初七，奕䜣返回北京，两宫皇太后尝试发起垂帘听政的舆论攻势，被八大臣严厉驳回，肃顺等人在朝堂上咄咄逼人，竟然吓得小皇帝不停的哭泣，甚至尿了裤子。

这一看似失败的尝试，赢得了看不惯八大臣嚣张跋扈的官员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孤立了八大臣。而恭亲王在得到英国等列强支持后，继续对八大臣示弱，一面为迎接小皇帝做好准备，一面联络反对八大臣的势力蛰伏等待时机。

为尽快摆脱八大臣的控制，两宫太后一反之前对抗的态度，处处小心翼翼，对他们谦让有加，并以皇帝口吻对八大顾命大臣加官进爵。突然的受宠，让他们放松了警惕，答应了两宫太后返回北京的提议。

九月二十二日，两宫皇太后故意将护送咸丰灵柩的重任交给了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她们和小皇帝及其他大臣则快马加鞭先行入京，提前肃顺四天抵达北京。

刚刚进入北京的两宫太后立刻向百官哭诉，控诉八大臣在热河欺负他们孤儿寡母，并联络恭亲王发表了讨伐八大臣的上谕。

而此时，肃顺还在毫不知情地护送咸丰帝的灵柩，刚刚抵达密云，就被北京派来的官兵逮捕了。

“辛酉政变”，以肃顺惨败，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大胜结束，标志着清朝进入了“慈禧”时代。

2.国内局势的巨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尽快让清朝兑现条约中的各项内容，西方列强一改敌对关系，将清军和西方军队混编成了“常胜军”，全力支持清朝对太平天国的镇压。

而太平天国这边，在经历了“天京之乱”和大肆封王后，走进了衰败期。如果不是1860年左右恰逢罕见的大旱让江南爆发了饥荒，使得一大批流民被整合进了太平军，太平天国政权很有可能会被提前攻灭。

天时带来的利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人不合带来的损失。1860年，在新秀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的带领下，太平天国两破清朝江北、江南大营，不仅解了天京之围，还恢复了皖北根据地，开辟了苏南根据地。

当年8月，李玉成率军对阵曾国藩，逼得这位国之重臣差点跳水自尽。

但两位年仅二十几岁的小将军，毕竟缺少历练，在1861年至1862年间，陈玉成和李秀成因眼光短视，接连犯了一系列的战略错误，让太平天国仅存的军事优势丧失殆尽。

先是陈玉成被英国参赞巴夏礼威逼，在南路李秀成尚未达到指定地点前，就擅自更改作战计划，给了清军分化太平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后是李秀成轻视了安庆作为天京最后屏障的重大意义，消极配合陈玉成，错失了全歼曾国藩、攻占武昌的良机。

几十万太平军耗时半年南征北战数千里、毫无建树，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终于1861年8月，曾国荃用地雷炸开了安庆的城防，1.6万太平军精锐尽失。

1862年4月，从安庆退守庐州的陈玉成被叛徒出卖，年仅26岁的出色将领就此陨落。

不幸中的万幸是，李秀成入浙江后大获全胜，把苏南和浙江连成了一片，赢得了最后的喘息之际。

安庆失守，曾国藩指挥全局围攻天京，李秀成则统领13路王30万大军保卫天京。同年九月，大战打响。由于各路王和李秀成的指挥系统不畅通，发生了严重的指挥错误，在“常胜军”的帮助下，经过45天的激战，太平军开始全线溃败。

1863年，曾国藩在战局逐渐明朗后，采取“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策略，准备先将天京外围的各大根据地拔除干净，再集中兵力攻打天京。

2月，常胜军攻占宜兴，4月常州失守，护王陈坤书被俘后惨遭杀害，太平天国的苏南根据地全部丧失；8月富阳失守，11月杭州被常胜军攻占，弹尽粮绝的康王弃城逃亡，浙江根据地全部丧失。

1864年5月，天京成为了孤城，洪秀全在城中因弹尽粮绝在饥饿中死去。李秀成率领最后的一万人顽强抵抗。

6月，清军用炸药轰开了南京太平门，进入天京屠城，太平军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曾经繁华的天京成为了一片废墟。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成立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以失败告终。但它的影响力却没有因此被消除。

长江以南的太平军持续抵抗，直到1866年初，随着太平军谭体元部的消亡，才最终被消灭。而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则和安徽的“捻军”融为一体，继续以赖文光为统帅对抗清朝。

天京陷落后，赖文光四战四捷，击杀了清朝巴扬阿和舒通额两员大将，在江北稳定住了局势。

1864年11月至12月，赖文光更是击败了曾经在天津大沽口击败英法联军的清军精锐僧格林泌部，进入了河南境内。

1865年4月，风头正盛的赖文光设伏歼灭了清朝的最后一支嫡系骑兵部队，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泌等清朝精锐将领全部被击杀。

在他的左突右进下，捻军势力南入湖北、北进开封、东入山东，西入河套地区。这些胜利让赖文光生出了像洪秀全一样建立政权的构想。

1866年9月，赖文光兵分两路，东路捻军由其本人率领留守中原地区巩固政权，西路捻军则从陕西入川相互呼应，成立反清政权。

此时，清军换下了“结硬寨打呆仗”的曾国藩，任命李鸿章主持剿匪事宜。他一改策略，结合军事和政治分化的手段蚕食捻军实力。

终于1867年12月，李鸿章在扬州东北湾夹瓦窑铺活捉赖文光，东捻军覆灭。

而西捻军在陕西则节节胜利，在听说东部危机后，为了践行“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誓言，决然放弃了西路优势，向东进军支援东路捻军。终被清军两面夹击，于1868年6月全军覆灭。

直到此时，太平天国引起的清朝国内动荡才终于划上句号。

3.工商业的巨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辛酉政变”，让洋务派掌握了政治主动权，以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为代表的高层官员从国家存亡、民族大义出发，深刻地意识到了清朝在科技和军事上的落后，感到了发愤图强的时代紧迫感。

而此时的国际环境对清朝也十分有利，各大列强纷纷以同盟国的身份急清朝之所急，给予了清军很多技术和武器上的帮助。

敏感的清朝统治者如恭亲王奕䜣意识到，国内战乱是大清向西方学习军事技术的黄金时期，倘若等到国内太平天国势力彻底覆灭再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就一定会引起列强们的怀疑和阻挠。

于是趁着“华洋会剿”之机，恭亲王引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骨干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大清开始学习西方的枪炮技术和军舰等军工科技。

1861年，曾国藩就在刚刚占领的安庆城内建立了“内军械所”，1862年他又在上海成立了“洋炮局”，第二年又在苏州建立“洋炮局”，开始手工制作枪炮。

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随着发展，到了1893年，共成立了15个分厂，经营范围涉及军火、轮船制造、机器制造和钢铁冶炼等。

之后李鸿章又成立了“金陵机器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现代化专业造船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制造局”，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了“湖北枪炮厂”。全国各省也都纷纷办起了自己的新式军工企业。

在各大洋务派官员的带领下，“自强”“求富”“强国”的理念逐步流行开来。从18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工商业迅猛发展。

187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用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

187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大型机械化煤矿“开平矿务局”建立，1887年，当时国内最大的机械化生产的“漠河金矿”成立。

为了同工业和军事发展相匹配，1880年，清朝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自有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电报总局。

188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

经过70年代的摸索和学习，到了80年代，统治高层意识到西方的强盛必须有强大的财富作为支撑，于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思路进阶成了“寓强于富”的口号，清朝国内开始了工商业兴国的新朝。

4.国民思想的巨变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朝百姓对待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广州为例，1859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广州爆发了反对英法武力抗争。

为彻底消除威胁，英法联军对广州四周村庄实施了武力打击，打散了仇视洋人的村庄，并将部分村庄夷为平地。

随着清政府的战败，乡勇们的反抗也陷入了低谷。广州进入了长达2年的清英法联合管理。

为了稳定广州局势，英法侵略者停止了臭名昭著的“猪仔贸易”，终结了广州官员对商人强行征收3%抽厘税的弊政。同时为迎合民意，英法侵略者开始干涉地方政治事务，革除了当地的很多腐败习俗和不公正政策，赢得了成千上万商人的拥护，广州九十六村反洋人主义突然变得销声匿迹了。

1861年10月21日，在清政府付清了广州的赎金后，英法联军正式集结退出广州时，竟有大批市民和商人忘记了侵略者的暴行，纷纷走上街头恋恋不舍的送行。仿佛只有街边破损的、召集乡勇反对洋人入城的告示还在记录着几年前的中外冲突。

从反对到好感，再到对西方和洋人的崇拜，这种崇洋的影子直到今天仍然挥之不去。

而与此相对的是内地农民和非从事商业的底层农民，他们受到洋人传教士的骚扰，不断积攒着对洋人的仇恨。

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约束，清政府必须允许、支持并保护西方传教士到内地传教。

于是大批传教士在清朝内地肆意妄为，他们强征土地修建教堂，并以传教之名窃取中国情报。他们不顾中国习俗和主权，肆意盘剥底层民众，在各地都激起了反对传教士的斗争，产生了一系列的“教案”。

如1862年的南昌教案，1863年的重庆教案，1865年和1869年的四川酉阳教案，1866年的贵州遵义教案，1868年的河南南阳教案、江苏扬州教案、台湾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1876年的安徽建平、宣城、宁国、广德教案等。

底层民众对为非作歹的传教士恨之入骨，而清政府的软弱，往往不替百姓说话，总是偏袒洋人，让底层百姓的怒气不断积蓄。

商人、官员和底层民众在思想上的分化，最终将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反噬大清，并引发新一轮的混乱。

5.东亚局势的巨变

清政府面对列强的软弱，不仅没有换来垂怜，反而令他们得寸进尺，不断侵占大清的主权。大清在东亚建立的朝贡体系土崩瓦解。

东南方向，最先跳出来的是美国支持的日本。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国力扩张的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妄想按照西方的惯例同大清签约。1871年日本更是公然占领琉球并攻打台湾，在大清官民的奋勇作战中，日本在台湾被击退。

1879年，日本宣布废除琉球国王，正式接管相关岛屿。大清对待美国和日本的一味退让，既助长了日本的野心，也埋下了中日冲突的隐患。

西南边疆，英国侵略大清藩属国缅甸，攻占了“下缅甸”，不断尝试从缅甸进入中国西南地区。

1875年，英国派来一支193人的队伍以“游历”之名进入云南侦查，英军翻译官先开枪行凶，同当地土著爆发了武力冲突，翻译官被当地人殴打致死。引发了英国的外交干涉。

软弱的清政府，为了平息西方列强的怒火，处决了当地的参与殴打的百姓，同英国屈辱地签署了《烟台条约》，允许英国人在云南、西藏进行军事侦查。

西北方向，沙俄也在想尽办法攫取大清的土地。1864年中俄签订《塔城议定书》，强取豪夺中国领土后还不满足，妄图侵吞整个新疆。

1870年俄国支持西北回民反清运动，第二年再次出兵侵占了清朝伊犁地区。

1872年，更是公开承认叛军首领阿古柏为新疆的合法统治者，与其建立邦交和通商关系，企图通过控制叛军肢解新疆领土。

为了维护领土完整，1876年4月，清朝命左宗棠率军出征讨伐阿古柏。6月至10月，在新疆人民的支持下，北疆收复。1877年，左宗棠向南进攻，顺利收复南疆，粉碎了沙俄分裂中国的企图。

1878年10月至1881年2月，经过多次谈判，清朝终于收回了被俄国占领了十年之久的伊犁。

南部地区，看到清朝的软弱后，法国也打起了越南的主意。

1881年7月，刚刚从普法战争缓过劲儿的法国，大规模入侵越南。越南向大清求救，无力的清政府不愿意武力介入，只是通过外交手段同法国斡旋。

深知清朝软弱的法国完全不理会清朝的外交辞令，1884年，法国打败越南的黑旗军后，要求大清承认法国对越南统治的合法性，并向法国赔偿战争费用，同时开放云南与法国通商。

一心求和的清朝竟然真的同意了，于5月11日在天津签署了《中法简明条约》。

但法国并没有收手，继续武力骚扰清朝海域，爆发了马尾海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1884年8月26日，清朝被迫向法国宣战。

群情激昂的中国人民这一次同仇敌忾，旅居美国、日本、新加坡、古巴等地的华侨纷纷组织捐款支持国内的正义之师。

陆地上，中越边境爆发激烈战斗，名将冯子才团结各路将士，获得了镇南关——涂山大捷，击败法军，粉碎了法军侵略大清的企图。

1885年，台湾守军击败法国军队，把他们赶回了军舰，重伤了法国海军统帅孤拔，令其死在了澎湖。

就在中国军队即将收复越南之际，清朝高层担心法国的惨败会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引发新一轮的战争报复。于是不惜放弃难得的反攻机会，急于求和，并派代表赴巴黎谈判，表示同意《中法简明条约》。

清朝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地获得了对越南的控制权。

虽然清朝不断屈辱地忍让，但最后一块儿遮羞布还在，这就是在东亚，大清仍然维持着大哥的身份。然而这最后的遮羞布，也将很快被扯下。

好了，本周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下周我们走进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大清，在细节中以史为鉴。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78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