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断措施下的新加坡社会与公民素质

2019冠状病毒疾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蔓延地表，揭开了很多隐藏着的真相，不管这些丑陋的真相是基于什么原因，如何被深埋著；一场海啸般的全球疫病逼着全人类正视问题，不管你如何极力否认逃避。

对小岛国来说，这场战役是极其艰难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成功因素都不在我们这边。难度之大可谓是仅次于上世纪60年代建国初期。人口普查显示，新加坡人平均年龄为42岁；换言之，对一半的人口，尤其是成长于80年代的许多人来说，这是初体验。

对小岛国来说，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极其艰难。（档案照）

此次抗疫让我们再次深刻认识体验到岛国的脆弱。这是不幸，却是及时响起的警钟。尤其这20年来，我们总是自诩面向世界，高度开放，也沾沾自喜地认为怀抱着全球，高枕无忧。孰不知，平日的优势在疫潮来袭时，让我们陷入避无以避的窘境。

以“地利“来说，抗疫战上半场，我们面对的仅是来自一个地方的病毒，因为沙斯（SARS）的经验，所以相对从容有致。下半场，我们的坦然积极面对态度，迎来了来自全球的病毒。不论是自己的国人，还是在这里贡献效力的庞大外国劳动队伍，我们都一视同仁，责任和道义都是如此。这是来势汹汹的新问题，但我们相信自己的应变能力。

然而，不管怎么做，就是无法锁国。因为这个蕞尔小国，低自最基本的民生物质资源、劳动人力与物力，高至各种经济金融商贸活动，我们都与世界命脉紧紧相连。

打个比方，对一个跑快了就掉入大海，飞机一起飞就进入别人领空的弹丸小国，凭什么锁国？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此外，相较于很多国家一开始隔岸观火，到火烧上身以后马上不管三七二十一，采取紧急断闸的阻断机制，或有些地方仍然局部抗疫，实则两害相权取其轻地局部抗疫，实则放任自流，寻求集体免疫的两种极端做法，我们边走边抗疫的中庸之道，过程虽较漫长而形式严峻，但成效还是乐观的。

随着疫情加剧，新加坡政府宣布从4月7日起落实为期28天的病毒阻断措施。图为4月7日的鱼尾狮公园。（邝启聪摄

待大局初定再论各地抗疫成效，未为晚也。因为，紧急喊停，疫情缓解之后的种种骨牌效应是什么？各国因疫情重挫之后的后续如何？怎么恢复和平时期的国际关系，甚至于重组国际新局势与新秩序？从政治、经贸到民生供需的种种问题？这自然不是市井小民如你我所能理解的。

以“天时”来说，疫病初发时，中港台刚好是春节期间，经济活动基本暂停，学生也都在放寒假。那时，人口密集的工厂、学校，基本上是空无一人的。因此，要按下暂停键，控制人流是相对“实际可行”的。但新加坡的情况不同。在1月份，我们已在日常的紧张忙碌，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状态中。

更具体地说，我们其实刚好进入工作轨道之际，准备高速奔驰之际。传统上，新加坡人的工作引擎是在1月份开始发动的，华人新年短假结束后，便进入“周一才开始，怎么又到了周末”的忙碌状态；年中6月稍微放松一下，然后直奔年末，此刻突然喊停，得做好多少准备啊？例如大部分家长要能居家工作、孩子才能居家学习；大部分人不上班，交通系统才能有效落实安全距离。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可不是断路器三个字，一声令下就可以化为无形的。

图为2月18日新加坡金融区一带的上班族在等待过马路。（陈渊庄摄）

以“人和”来说，人口密度极高的小国竭力保持日常生活状态是必然，也不得不如此。因为人人都是新加坡这副机器里的一个零件，任何人的移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设法不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不停工不停课，以科学抗疫是务实、诚实的做法。然而，这对岛上每一个人的自觉意识和配合度等素质，要求都是最高的。

总之，地利与天时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这是立国的先天条件使然，是好是坏，我们的处境都很被动。但“人和”则是可以把握的。无奈，在这场战役中，“人和”或许就是我们最弱的一环，偏偏却是最关键的。从第一个社区感染群出现，逐渐形成连锁反应，到后来的遍地开花，乃至最后疫病攻陷弱势群体，不管哪一方面的弱势状态，生活环境、物质条件或精神心理素质，都是病毒攻击的致命伤。日日密切关注著疫情形式变化的你我，难道真的没有预见到最坏的情况？如果我们都能预见，但无法阻止，我们该如何反思？

说实在的，在国家管理层面上，政府和各个抗疫部门表现已是可圈可点。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疫情发生后多次发表全国讲话，吁请民众努力配合病毒阻断措施。（李显龙总理面簿）

自1月疫情开始出现，只要稍加留意，相关抗疫部署策略已坦然告诉国人，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随时调整、灵活部署的抗疫策略其实早已形成，并无所谓松懈或疫情反扑。如果说当中须要什么检讨的，便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否太高；在边走边抗疫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上下一心，步履是否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不如很多地方，也必须检讨。

所以，是否问问自己：我们呢？

在病毒阻断措施实行之前，公民素质参差不齐，就明显是让很多人掉以轻心，暗地衍生更多复杂问题的要害。

“断路器”一拉起，事态严峻时，多少人真正理解其中的涵义与目的，并齐心协力，共赴“国难”？愿意一起面对埋伏著、看不见却无所不在的敌人？还是被慷慨纾困的各种惠民政策转移了视线？还是忙于排解困于家中无法正常活动的个人郁闷？抗疫战中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意识是否人人皆有？天天呼吁的勤洗手、少走动、保持适当社交距离等举措，是否听进去、听懂了也做到了？紧急时刻的危难意识，与心存侥幸心理孰重孰轻？

李显龙总理呼吁新加坡公众无论外出做任何事都应独自一人，就算是同住的家人也不应该一起运动。（梁麒麟摄）

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形式的公共教育，对我们为什么没有作用？为何还是有不少人存在红灯快亮了也还是冲过去再说的心态？为何最后还是得祭出严峻的法律手段，社会还是摆脱不了Fine（罚款）一语双关词的基调（Fine people to be a fine country）？为何还有人甚至依然故我，无惧罚款？难道我们真的是输在国人的公民素质上？

七旬妇女无视法规坚持在小贩中心吃食物，被罚款300新元（约1500元人民币）。

以个人来说，除非必要否则避免外出，是知易行难，我们如何自我协商？因为生活工作全乱了套，困于四堵墙里的我们，如何冷静面对并适当调整？家里平日因为各忙各的，少见面少纠纷甚至各自为政的家庭人际关系如何和谐维系？顽固老者我们怎么劝服？外送餐食、口罩随地乱丢等衍生而来的垃圾环保问题，我们如何自制？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本来就积存着，但都被忙碌谋生、社会发展等很多更重要的议题压埋下来的。

我们须要反思的时间与空间。阻断措施无奈延长多一个月，我们被迫静下来也好，主动反思也罢，应该足够了。在寻常日子里，人们总是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们是否应该问自己，为国家、为社会、为邻居、为大家做了什么？这场疫病，让我们理解什么叫“人人有责”。

执法人员到巴刹和小贩中心巡逻，确保公众遵守安全距离等措施。（叶振忠摄）

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我们最大的敌人根本不是冠病，是我们自己。如何能承认、接受自己随时可能变成，甚至已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这个事实？如何明白没有戴好口罩的情况下，它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安全的有形道具？诚如一位专家最浅显的解释：“我不动，病毒就不动。”扪心自问，停下脚步何以如此么困难？

各国情况不同，优弱势各异，应对处事方式也就不同，本来就没有可比性。放眼四海，各国抗疫态度也各有不同，有勇于承认错误者、有大梦初醒者、更多继续执迷不悟，推卸责任者。新加坡一开始便坦然面对，如今也必须深刻反省。

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冠病，是我们自己。（档案照）

其中，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改变万事外求、依赖他人，凡事等候指示的被动态度，急需改变。如何让国人发自内心地爱自己的家园，真正守法讲规矩说道理，在处事待人接物上做到智慧并重，则必须是未来社会改革，教育发展里的重中之重。智，乃理性思考、分析归纳创造能力的开发；慧，则是感性体验、推己及人情怀的培养。未来，除了思考生活如何更便利，财富如何更轻易获得；更应该想想如何真正地认识自己，并与自己、与人、与世界、与自然、与天地，都能和平、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