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成就非凡，却出轨英国情人 ; 夫妻无交流40年，百年后合葬

1938年4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了一封信给凌叔华。

我多么希望能帮你一点忙，我知道你们比起我们来有更多的理由不快活，所以由我来给你任何的意见与指点，都是愚不可及的。我唯一可以给你的指点与忠告——那也是我自己曾经尝试过的——就是工作。怎样可以把你的心思集中在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上。

伍尔夫想鼓励凌叔华用英文写作。“别人有看不懂的地方，我可以替你修改。”

此时的伍尔夫精神上已经安慰下来，早年的呓语与狂躁已经远去，她与丈夫定居在伦敦郊外，去伦敦的次数已经很少。她已经完成生命中最顶尖的小说作品。抑郁的《达洛维夫人》、充满灰色气息的《到灯塔去》与《海浪》，都使她光芒万丈。另外，她还与丈夫一起开设了荷盖斯出版社，专门出版自己的与其他投稿者的作品。

凌叔华收到来信，还会看到伍尔夫建议她写作要看的书目（如果有必要伍尔夫会亲自寄给她），还有这句话：你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头？

凌叔华写完一章就给伍尔夫寄去，伍尔夫看了写下写作建议，用书信方式寄给凌叔华。两人从未见过面，一生只用书信往来。真的拉近凌叔华与伍尔夫关系的，反倒是她与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那场闹得满城风雨的婚外恋。

这段异国恋曲，开始于1935年。

凌叔华会写作，也会画画，而且两件事她都做的非常好。只是有一点，她喜欢古朴沉静的文风，常常显露出对古代山水的旷达思念，与当下的如火如荼的革命现实不搭调。

很多人认为她写的太过生活、太过女性化，而她自己又是个事事都藏在心里，窝在手里，不喜欢与人争的人，自然就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1935年，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来到中国。他受家族所在的贵族文化圈的影响，思想过于开明，感情过于奔放，他来中国是想让自己死在肆虐的战火中，还随身备了氰化钾。

不久，他就发现自己的生命还暂时不由自己掌控。他恋爱了，他的心属于另一个人了。那就是凌叔华——院长夫人凌叔华。

贝尔对自己与有夫之妇的来往丝毫不忌讳。他经常写信给母亲与姨母，通报自己的恋爱进程，同时也向姨母引荐了这位总是才貌双全却抑郁寡欢的女作家。

贝尔比凌叔华小八岁。初来乍到时，他只会讲英文，学校里会讲英文的不多，照顾他的事就全交到了凌叔华身上。

她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自由，愉快，来自英国最著名的文艺圈。虽然这个文艺圈子在30年代已经落寞了，但他还是像一个最终的继承者那样，热情洋溢地讲述着他的见闻，他的成长经历，他与各种艺术家的交往。

她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理想之境。在武大，自己的丈夫任文学院院长后，严格遵循西方的职场规则，坚决不聘用自己的妻子到校任职，这已经让凌叔华很不满了。

可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找了伍尔夫的《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拼命地阅读，用笔勾勒那些反驳的话语。

凌叔华爱上了伍尔夫的描述。她自己也有一间书房，保存很多珍贵的字画和涉及个人隐私的一些信件，谁都不能进去，包括自己丈夫在内。

她去世后，女儿帮她整理遗物，发现书房早已被她收拾干净，只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了。“母亲一生都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这是女儿陈小滢给她的评语。

贝尔喜欢凌叔华的才气，他那种能掀起真正波浪，帮助她在文学道路上更近一步的鼓励，对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毕竟，她跟着丈夫南下，一是因为战火纷飞，二是因为丈夫与鲁迅的骂战持续不断，最终因胡适调解而结束。

结束了骂战，结束了一个男人对另一个文坛大佬的攻击，也断送了文化圈的交往。从此，凌叔华只能呆在丈夫这一个文人身边，而不是去亲近那些她真正喜欢的文人骚客。

难道她真的要从新派女作家，堕落成某个人的太太？她知道，伍尔夫小说《达洛维夫人》里的达洛维就是这么一个郁闷的人，她早上起来想去买束花，结果只能想想，因为女人是不能单独上街的，更何况女仆已经把花给买回来了。

连自己买花的权利都没有。

朱利安的猛烈追求中，一种誓死的决心，这让凌叔华非常着迷，毕竟她在学校里也不快乐。

（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照）

纸包不住火，婚外恋事很快传到了丈夫陈西滢耳朵里。他很痛苦。他是旧时知识分子，对妻子又有着崇敬之情，只是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要怎么爱她。他没有当面指责，而是写了很多信给贝尔，要求他不要再与自己的妻子见面。

当他得知凌叔华与贝尔还是一直偷偷幽会，而且每次地点都不一样。不是在香港就是在广州。他愤怒至极，写信怒骂贝尔，说他不是个君子。

最后，贝尔压力过大，只好离开中国。走的时候，很多学生都觉得贝尔是个先进的知识分子，是陈西滢太保守了，所以才把贝尔给赶走。陈西滢什么都没说，他心里苦，但还是考虑到了妻子的名誉。闹起来，不知又要闹到什么地步。

贝尔回到英国后，心情非常低落，决心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战争。他志愿参加“国际纵队”。1937年7月，在马德里保卫战中，他驾驶的救护车被炸飞了，去世时年仅29岁。

此后，凌叔华与丈夫的关系一落千丈。她总是想方设法地躲避与丈夫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们没有离婚，但没有和好，只是相敬如宾。

凌叔华有很多想法也就此埋葬在心里，她不说，谁也不知道。只有在教导女儿时，才能零星地听到她思考人生时的声响。

她曾无数次的对女儿说，“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

大人们经常与陈小滢开玩笑说，她想不想再要个弟弟，陈小滢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楞楞地看着母亲。这时，凌叔华总是坚决地摇头。自始至终，她的想法都是：生孩子太痛苦，做女人太倒霉。

弗吉尼亚·伍尔夫投河自尽。凌叔华的自传体小说《古韵》的写作一直延续到了1952年。

十多年来，她对贝尔的事绝口不提，就像她当年与陈西滢谈恋爱一样，总是默不作声，瞒了家里整整两年，连好友徐志摩完全不知。

（凌叔华与陈西滢）

1938年，抗战形势恶化。武汉大学要内迁到重庆乐山。陈西滢先走，带领着一批老师去勘察地址，之后凌叔华再带着女儿与丈夫会合。

凌叔华依然没有在学校里教书，生活圈子更窄了，大家提到她时，只礼貌地叫她陈太太。仿佛这是她唯一的头衔，没人能看懂她的内心，当然她也从未向别人袒露心事。

如果不结这婚，成就会更大么？或许她当年结婚，不是为了幸福，是为了父亲送给自己的那28间房的后花园？可是如今战火燎原，她那美丽的后花园在哪里？她所渴望的“宁静致远，悠然写意”在什么地方？

她把怀念写进了《古韵》里，而整个写作过程，与她的信中挚友伍尔夫也如出一辙：不让人看，不谈论，只管写。

她的大家庭里有四房太太，她1900年生，一生下来，就像个旁观者那样，不得已立在一边，看姨娘们永不停歇的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她的母亲生了四个女儿，总受其他女人欺负，她当时就想，要是自己是个男孩儿就好了，总能给母亲增点光。

她的曾祖父是广东的国画大家，父亲也总盼着有人能继承这个衣钵。凌叔华决定走这一条路让母亲扬眉吐气。她七岁拜师学艺，先向王竹林学了山水兰竹，后来又拜在宫廷画师缪素筠和郝漱玉的门下。

她最喜欢的心境，就是远离尘嚣的。她渴望有自己的清澈明净的天空，于是写下：早晨生灶下米烧粥，偶然望到外面朝雾笼着远近山头，篱笆外的竹丛不知何时长出不少高高低低的新枝，已高出我们的房檐了。

心里装着整个庞大童话地宫的女人，面对现实总是愤愤然又无能无力。

以前，她与丈夫回无锡老家，就很顺心。按照旧时习惯，媳妇应该站在老人后面，给他们端茶、倒水。凌叔华早就看不惯这些，做起来总是心不甘情不愿，最后干脆装病躺在屋里。

她自己痛苦时，就冲着女儿愤愤几句：你绝对不能给男人洗袜子、洗内裤，这丢女人的脸。她还经常“告诫”女儿：女人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如今，她越发乖僻。活脱脱一个超越旧时代50年的现代新女性，却活在了旧时习俗还没完全褪去的20世纪初，她怎么能活得不别扭？

1939年，凌叔华无法忍受乐山文化生活的匮乏，找了个借口说母亲去世要回去奔丧，就独自带着女儿离开了。女儿后来回忆说，一点奔丧的气息都没有，母女两从香港转到上海，再从天津绕道一路回到了北平。

多年后，当凌叔华再次逃避与丈夫共处一室时，已经是在外国。陈西滢出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在巴黎工作。凌叔华嫌巴黎物价水平太高，带着女儿住在伦敦。

妻子与丈夫本就稀少的交流，就更少了。

（凌叔华一家在伦敦公园）

为了缓解自己的苦闷，凌叔华再次埋头写书绘画。在英国，她遇到了诗人韦斯特，两人曾约着一起去古堡顶楼的书斋喝茶。

韦斯特不知道她已经开始用英文写作，就问她有没有要试一下的意思。她便说起了与伍尔夫书信往来的事。

伍尔夫建议她写自传，但她觉得还是写成小说的形式比较好。

韦斯特很惊讶，她自己就是伍尔夫的好友，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她鼓励凌叔华一定要出版自己的书。凌叔华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他，自己写好一章就寄过去，没有存底稿，恐怕是很难。

韦斯特没有气馁，她找到了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然后大费周章地在夫妇两苏萨克斯郡的旧居找到了《古韵》的底稿——它被收纳在了伍尔夫的遗物中。

1953年，全英文的《古韵》出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韦斯特还亲自帮忙写序，提升销量。他们感兴趣的当然是东方女人的家庭与成长方式，而并非这个东方女人的西式思想。

这一点，凌叔华自己也明白。

不过，她也从畅销书广阔的影响力中受益，成为洋人眼中的书画才女。她渴望的各种文艺式的交际也纷至沓来。

1956年，去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文学，一去就是四年。之后，她留在马拉西亚教书为生。到了六十年代末，她又跑到了加拿大任教。

终究，她获得了自己的理想型生活，与丈夫也越离越远了。陈西滢变得越发不爱说话，只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汉学家，凌叔华要么觉得丈夫太老派，要么想报复一下当年他不让自己教书，就拦着没让陈西滢见那几个人。陈西滢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涨红了脸，跑到女儿面前抱怨了几句，连脏字都没带。

生活最后几年，陈西滢一直孤独地守在办公桌旁。中华民国的使馆被迫关闭时，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孤零零地坐了很久，最后被人强行遣走。他悲痛又生气，中风了，后来又经历了多次中风，健康尽毁，1970年去世。

这时候，凌叔华是否守在他身边？

他们一家人在1964年底团聚过，之后又分开了。

她远在加拿大，依旧逃避着与丈夫共同生活。她辗转各大国际城市，办个人画作。巴黎东方博物馆为纪念已故馆长逝世十周年，还特邀她举办了个人的画展。此次画展包括她自己的画作，还有她的元明清三代大画家的藏品。在当年的巴黎轰动一时。

最终他们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没有离婚，也不愿离婚。或许陈西滢始终是喜欢凌叔华的，他不同意。如果他同意了，可能是出于无奈。

陈西滢去世九年后，凌叔华得了乳腺癌，最终治愈。疾病加深了她对家乡的思念，游走各国多年，她开始有了回国定居的想法。

1984年，她重遇旧友萧乾，说想回家。然而直到1989年不慎摔伤腰骨之后，她才突然觉得自己来日不多，得尽快回国看看。

1990年，她刚过了90岁生日，医院就诊断出她乳腺癌复发了。

昏迷数日后，她决定要去看看北海的白塔与史家胡同的故居。

她躺在担架上，由十多位医护人员护送着，来到了北海公园。

她望着微蓝天空里，徐徐漂浮的白云，微风在她周身晃动，仿佛催着她要去做一些要紧的事。她忘了是什么。北海的树是那么高，天也很高，像一幅美丽的地毯，上面有辉煌的宫殿，富丽的园林，到处都是鲜花、孔雀、白鹤、金鹰。金鱼在荷塘戏水。牡丹花色彩艳丽，雍容华贵，芳香怡人。在戏院、茶馆、寺庙和各种集市，都能见到一张张亲切和蔼的笑脸。

环绕京城北部的西山、长城，给人一种安全感。

在《古韵》的最后，她说，“这是春天的画卷。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

1990年，一代才女凌叔华在故乡安详去世，享年九十岁，临终前留下遗言，要与丈夫陈西滢合葬。

最终，夫妻二人一同归葬无锡陈氏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