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山西

如果能用一个字概括山西的话，那这个字必定就是“醇”了，醇美的建筑，醇香的神话，醇厚的民风，醇化的戏曲，醇和的酒香……

在离开山西的无数个日子里，脑海中总是回放着那些历史的片段：

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尧舜禅让，稷播百谷、仓颉造字，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遗迹遍布山西。

一个家族自汉至隋唐，千年不衰，出现了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14位中书侍郎，8位皇后及王妃，21位驸马，这个家族姓裴，在山西。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王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王之涣，“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王昌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王翰都生长在同一片土地，山西。

唐时有两位出色的女性，一位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基础，一位导致了开元盛世的终结，这两位女性是则天武后和贵妃玉环，她们出生在山西。

武则天剧照

在蒙古、印度、日本、俄罗斯、新加坡、阿拉伯国家的市场上留下了“西帮”人的足迹。中国最早的票号业务辐射其间，而总部却是一个个深宅老院，这些老院在山西。

中国有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叫平遥古城，在山西。

中国唯一一座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共存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他的地点在山西。

卫青、霍去病、薛仁贵、关云长出生在山西。

荀况、柳宗元、罗贯中、王羲之出生在山西。

司马光、白居易、吕布、貂禅在山西。

说不尽的山西事，道不尽的山西情，山西的背后深藏着一笔厚重的财富。

如果说山东的古迹都进了博物馆的话，那么山西的古迹都遗落在了民间；如果说陕西的文物都埋藏在地下的话，那么山西的文物都散驻在了地上。在山西，历史与现在遥相呼应，只要抬眼就可以瞩望，伸手就可以触摸,侧耳就可以倾听。

一、忧郁的旋律

山西给人最强烈的感受是节奏与旋律。

阎锡山运兵的火车一进娘子关，车轮就变成了“喝醋、喝醋、喝醋………”，我是从这句调侃山西人习俗开始接触那独具特色的节奏感的，应该说山西的节奏并不快，却极有力度，一招一势从容稳健。好比流行于三晋大地的威风锣鼓。

威风锣鼓是一种打击乐。传说这种锣鼓的形式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尧王有两个女儿，名叫娥皇和女英，尧将女儿许配给舜，以后两个女儿便以万安村为婆家，以羊獬村为娘家，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娥皇、女英回娘家时，万安村的村民要敲锣打鼓送行，回来时羊獬村的村民要敲锣打鼓送回，你来我往，以示威风，经过几千年的世代相传，威风锣鼓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气韵，大的锣鼓队上百人齐奏，地动山摇，气吞云梦。

这种节奏造就了山西人稳健有力的性格。当然，还有喜欢热闹和讲究排场的习惯。

山西，就象一部元曲。

在元曲四大家中，有三个出生在山西，以解州的关汉卿为最，那时山西差不多是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今天的晋南地区仍保留着许多元代的戏台。从元曲发展到梆子戏，再到晋剧，山西戏曲优美的唱腔、丰富的板式和开阔的音域，回环跌宕，而名伶们一付水袖，万般深情，幽咽凄婉，直把个人间世态表演的酣畅淋漓。

元时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对知识分子是极端的蔑视，“学而优则仕”的路走不通了，对前朝的留恋，对现世的不满，走投无路、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寻找着精神的寄托。他们懒于染指于唐诗宋词，无心于风花雪月，他们走进瓦舍勾栏，把法制之梦、团圆之梦、缅怀之梦，满腔的忧郁、愤懑和心底翻滚的激情诉于笔端，尽情纵横地挥洒，窦娥三桩荒诞离奇的誓愿：六月飞雪，大旱三年，一腔血溅白练。是一个女子的悲愤，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呐喊。

夏时山西有了石磬，春秋有了甬钟、编钟，而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陶埙，太原义井和万荣出土的陶埙大都有五千年的历史，呈卵形，有一或二孔。不知为什么，当听到这个“埙”字的时候，突然对山西有了一种强烈的感应，埙差不多是山西最早的乐器了，而我对埙的理解一直都很单一，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乐器，他的吹奏场合和时间都应该是特定的，他只适合于夜晚，适合于月夜或星空，适合于孤独者，适合于怀念者，适合在空旷的野外，适合在荒草丛生的深秋时节。而他要表现的情感只有一种，那就是忧郁。于是我开始尝试着理解山西人那威风的节奏后面掩盖着的对生活无奈和忧郁的旋律。

这种忧郁在民歌《走西口》中得到了宣泄。

民歌是大众化通俗化贫民化的，山西民歌渊源流长，春秋时期就有了很高的成就，《诗经》中收集的“唐风”、“魏风”十九篇，极负盛名的《伐檀》《硕鼠》就是山西民歌。

在山西，不同的地区的民歌有着不同的风格，晋中地区生活丰实、商贾流行，曲调温婉、灵秀。晋北吕梁山区一带的民歌高亢、跳跃、晾开嗓子吼去，那股穿透力金属一般，顿觉酣畅。而那曲《走西口》决不仅仅是一首歌，他是一段历史，一段关于山西人闯荡世界的情感自白。清咸丰年间的晋西北河曲一带常年遭受自然灾害，丈夫远走塞外，一步一回头，年轻的妻子依依不舍，如泣如诉，肝肠欲断。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苦在心头

这一去要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

《走西口》犹如一幅生离死别的图画定格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怎么也挥之不去，他牵动着你的神经、你的情感和你无以摆脱的血缘，那走在最前面的或混同在人群中的那一对或许就是你的祖辈。

这支走西口的队伍最终演化成一个群体，并逐步形成了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驻足在山西的历史间，这个群体就是晋商。

二、晋商独风流

第一次接触晋商文化是在安徽的西递，只一句话：北有晋商，南有徽商。

这个瞬间闪过的信息磁铁般吸引了我的神经，能够与徽商并驾齐驱的那一群人是在怎样的状态下成就一番惊人事业的？当一堆数字摆在面前的时候，我认定晋商无论在财富的聚集、处世的气度、时世的把握和经商的观念上都远远胜于徽商。

山西人最失败的事情是在明清两代全国十八个省的科举考场上，竟无一人得过状元，但是这种一塌糊涂令后人汗颜的山西人在生意场上不仅挽回的面子，还做出了成绩。

晋中一带的老人们常教儿孙一首歌谣：咚咚喳，娶来了，俺的女儿不嫁了，不嫁你那掏粪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要嫁的是字号里的掌柜的。在这种利益的熏陶和教育下，十四、五岁的男孩就进字号学习生意了。雍正年间有上书：“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移入贸易一途。”雍正接受了这个事实，为山西的社会地位重新排了顺序，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

晋商不以经商为耻的观念显然比徽商进了一步，敢于重利，以商为正，这种观念的先行向中国传统文化发出了挑战的讯息，也是晋商最终把徽商甩掉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晋商的成就最有力的说明是数据：

明代以来山西长治、晋城是全国三大丝织专业区之一，丝织业带动了染坊和颜料业。

嘉庆二十四年在京城的平遥颜料商计有三十六家。

“日升昌”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诞生于道光三年，地点在山西平遥。

光绪三十二年平遥共有票号二十二家，形成一股强大的票号势力，人称“平遥帮”。

从道光三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全国共有分号四百多个，其中在日本、新加坡、蒙古、俄罗斯香港等地也有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西方人称“票号”为“Shan Xi Bank”。

中国票号最早在平遥创立，是晋商的创造发明。清道光三年，雷履泰与东家商量，将颜料庄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从那天起整个国家的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向汇兑清算为主的时代。晋商们深邃的目光，诚信为本的商德，加上认真严格的管理给山西人创造了亿万两白银收入，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的首富。票号的发展还带动了其他产业，中药业、棉织业、古玩业和绸布烟茶贸易也扩展至大江南北，在俄罗斯的恰克图，曾经有中俄贸易市场，在蒙古乌兰巴托，有晋商十二家，山西商人一千多。

“在中国戏剧史上，元曲一直居中——繁华与平淡之间，雅俗之间，他在自己追求的目标上达到了顶点，就象一个有境界的人，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一个见好就收的人。”（《余韵》张爱华）

山西就是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见好就收的人，他不意气不炫耀，能够充分把握自己把握命运，他游刃于繁华与平淡之间，高雅与通俗之间，他把自己放在一个适中的界面上，中庸地把握着事物的尺度，合理地贯彻着自己的原则。

山西人经商有一种“大商人心态”。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借方生意赔了，无法偿还的时候，只要到对方老板家磕个头，说明困境，对方老板手一挥，上万两白银就一笔勾销了。这便是晋商的远见，不计眼前小利，还有的老板为照顾欠债人的自尊，象征性地要一把斧子、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了之。从那笑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晋商的胸怀和气量，感受到了晋商所独具的“大商人心态”。

晋商的另一个特点是群体意识很强，晋商中找不出一、二个代言人，他留下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有着共同的理财观念、价值观念、商业传统和行为习惯，并形成了一股力量，成为了晋人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看到一张旧照片，是解放前山西商人在大同九龙壁前的合影。九龙腾越的背景衬托出晋人敢于走遍天下的勇气，而挺拔、不依不靠、不卑不亢的站姿又折射出晋人自信、坦然和独立的人格品性。

“海内最富”的山西人，叱咤风云，商场得意，把全国散落的白银聚集到了一条小小的地带，平遥—太谷—祁县。

八国联军进京时，西太后仓皇西逃，一路没带多少盘缠，不得已令山西巡抚前去筹措，因大清局势岌岌可危，许多人纷纷退缩，而大德恒票号二十五岁的贾继英一口承诺，独自筹措三十万两银子，气魄之大，在各号掌柜之上。在答应了三十万两银子的时候，贾继英又跟了一句话：“太后西行时若有税赋收入，还请允许大德恒经营”。

太后恩准。

太后在西安一住就是一年，大德恒俨然成了大清朝廷的临时府库，那借出的三十万两银子换回的赋税业务的收入使得大德恒痛痛快快地赚了一笔，而二十五岁的贾继英也因那股才气和魄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官办银行“大清银行”行长。

这里另有一则小故事。说孔祥熙当年十分爱慕宋氏大小姐蔼龄，尽管孔祥熙早年留英，但身上一股的土气始终让宋氏大小姐左右为难，但是当她到达太谷，被十六抬大轿抬着经过太谷的街面的时候她就异常坚定地为自己的终身大事下定了决心，她十分清醒地看到了在他身边这个有着圆圆的脸盘，看似并不聪颖的带着土气和农民气息的人却是富贵的象征，而事实是孔祥熙日后真的成了一步步执掌全国财政大权的金融巨头。

平遥古城

三、古城与民居

探访、追思、发现。

山西人浓厚的乡土情结背后深藏着的是中国博大的历史文化。而这些文化在山西的建筑中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平遥古城依据传统的“礼制”规划而建，反映了明清时期汉文化的特色。古城方三里，这是以古代城市的登记与规模大小均有国家典章的“礼”序为标准的，国度九里，州府七里，平遥一县城，只得个三里，虽小却合乎礼序等级。

在布局上平遥古城也体现了“辨证方位”的思想，儒家经典《周礼》有“惟王建国，辨证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一说，大至整个古城，小至四合院，无不追求“人、天地、建筑”之间的和谐，即“天人合一”的思想。县衙面南背北，分左、中、右三路，院落重重，中轴强烈，气势庄重，这种以县衙署为中心，延伸中轴线，用以烘托礼制等级气势的规则具有强烈的北方建筑的代表性。

在南大街左有城隍庙、文庙、魁星楼、清虚观，右有县衙署、关帝庙、集福寺，一样也是按照“礼”制中“左文右武”的布局程式。而由黄色和绿色琉璃瓦铺顶的衙门、寺庙等建筑在大片青堂瓦舍的民居和店铺的衬托下，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更加显现了“礼”制的尊严。

重善轻美，重观念、轻形式，认为无思想性、无目的性的形式是不美的。那些关于数据、比例、尺寸的因素被纳入等级、伦理的范畴中。“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这些数字被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成了山西民居建筑所遵循的基本规则。

晋商古民宅“汇江南河北之大成”，建筑学家说晋商古宅无论从造型设计、布局结构、还是其金木石刻、砖雕绘画等综合性建筑水平，都堪称我国明清宅居建筑之典范。

山西民居不似安徽民居那般地曲径通幽，精巧婉转，却规范气势，无论乔家大院王家大院都是规模宏大，结构精致，雕木刻石，画柱绘梁，给人一种富丽堂皇财势赫赫的感觉。而薄雾中的乔家大院精湛的建筑规模与传奇的人物经历相互映衬，相互说明。

光绪年间，乔家开设的两大票号正活跃在全国各地，资本雄厚，买卖兴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兼新疆督办，所需军费全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而当时左宗棠平定西北，设防俄国，军费巨大，借支透支是常事，一次左宗棠绕道拜访乔家，一见面左宗棠便：亮大哥，久仰了。一个亮大哥拉近了与乔家的距离，此时乔家刚修完院落，左宗棠即兴挥毫，写就对联一幅：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批：履和。此时的左宗棠虽身居显赫，却朴素务实、平易近人，身为武将又不失君子儒雅之气，与乔家的家风规矩相得益彰。还有一幅对联为李鸿章所赠，乔家为此花费了十万两白银，当时李鸿章积极组建北洋舰队，四处募捐酬款，乔家两大票号正值极盛时期，便慨然允诺，独家出资十万两白银给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购买了一艘军舰。高兴之极的李鸿章欣然提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这一联被制于铜板之上，赠于乔家。两幅对联的故事为单一的建筑增添了几多人文色彩。

走在古城的街面，看着路边自在闲散的平遥人，偶尔走入一平遥人家，望着那严谨的住宅形式，看着轴线明确、左右对称的房屋，木棂花格的门窗，用搓板洗衣的少妇，忽地想起王其钧在《老房子》里的一段话：古城如酒，愈陈愈醇。现在我们看到的深幽的巷道，破旧的房屋，以及老人们坐在路边聊天，构成一桢古老的市井生活图卷。这种生活节奏是舒缓的，他们的理想是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中的“无为”。这种悠闲的生活正如老子所说：“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也正是这种悠闲的生活情趣，才使古城产生隽永凝练，含蓄深沉的浓郁气氛。

四、山西的困惑

抚今追昔，世事沧桑。山西由富裕走向了贫穷。

太行、吕梁象两面屏风档住了山西人的去向，守住自己的一亩二分地成了现代山西人一个共同的生活准则。当阎锡山特制了与众不同的铁路轨道的时候许多山西人纷纷赞誉这片独立王国的自立精神，但是他又分明预示着一种离弃，一种对社会大环境的自我放弃。

在有感于山西“大商人心态”的时候，无意中读出了一份困惑。那就是最大的票号日升昌首任总经理雷履泰与二掌柜毛鸿翙之间在发生矛盾后双方的态度，毛为自己的四个孙子起名履泰、履祥、履延、履恭，而雷履泰也以同等的方式回敬了毛。这种以对方名字为自己孙辈起名的方法在恪守礼仪、重视传统的山西显然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而这种做法与所谓的“大商人心态“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背离了晋商一贯的做人准则。令人困惑的是它就发生在票号的鼻祖人物雷履泰身上。

这是一个特例，不具普遍性。但却是一种劣根性。

在山西最贫困的时期我们认识了大寨。

陈永贵已经成为一个标识永远地粘贴在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日志上了，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准确的说他应该是一个农民，一个贫苦山区改天换地的农民，他身上有着太多中国农民的特征，勤劳、朴实、忠心，他身上有着那个时代太多的精神力量，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经大寨人改造的的海棉梯田，至今都是中国北方梯田的一个经典。

但是，因为超符合体力的付出，当年大部分参加修筑梯田的人都患有各种疾病，不能继续劳作，他们每天坐在大寨的门口，享受着新世纪和煦的阳光和每月60员的补助，剩下的只有回忆了，但是无论他们付出的是多么的巨大而得到的是多么的稀少，他们都不去漫骂，不去憎恨，这种对过去平和的心态也是山西人特征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寨需要退耕还林，上好的梯田不久就会变成一片林海，青春已逝的大寨人是否感到困惑，想问一个为什么？

陈永贵

陈永贵是悲哀的，他是个农民，仅仅只是个农民。而历史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大寨是悲哀的，它是个村庄，仅仅只是个村庄。却要承受着时代的戏弄，背负着历史的嘲笑。

马烽曾有一篇文章《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讲到陈永贵在喝酒时心情沉重，猛然对马烽说：“这金碗碎了，分量还在！”。

我想他指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关于他个人的精神，关于大寨的精神，关于山西的精神。对这种精神我们应该相信。

一个朋友告诉我欧亚大路桥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交界处要等十多个小时火车才能通行，原因是中国铁路轨道窄于别国。

中国的山西已经拆除了窄铁轨，而世界的中国依然如故……。

【本文作者：木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