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争建P3实验室：谁来用？养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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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宋宇铮
责编 | 陈晓雪
数十年来，受人类与自然环境接触增加、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减、全球化下前所未有的跨境人员、货品流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以新冠肺炎 COVID-19 为代表的新兴烈性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呈扩散趋势，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在此紧急态势下，可保护实验人员免受感染、防病原体泄露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三级和四级，常缩写为P3和P4）已成为各国卫生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科技支撑平台，从传染病防治、病原作用机理研究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新药与疫苗研发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用到它。
相较欧美发达国家，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发展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建设门槛较高。据多家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国内仅有68个P3实验室和2个P4实验室，集中于疾控与中科院系统下。本次疫情前，无论是实验室数量还是专业人员配置，都不及美国的零头，被认为是制约我国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和公共卫生疫病防控、科研攻关的关键瓶颈问题。
近期，这一尴尬现状有望得到极大改善。5月21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聚焦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短板，明确提出实现每省至少有一个达到生物安全三级（P3）水平的实验室 [1]。
一时间，P3成为了频繁见诸报端的 “热词”，广东省高调宣布已形成一个三年内建设25-30家P3实验室的规划方案，并将在五年内建设至少一个P4实验室[2]，湖北发改委则率先批复了华中科技大学实施应急防控P3实验室及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算上A2及A3实验室、P2及P3实验室、应急生物样本库、传染病研究室、生化检测研究中心等建设内容，该项目估算总投资近17亿元 [3]。
然而，这股 “似曾相识” 的建设热潮反而令部分业内人士持谨慎态度。前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江苏省疾控中心微生物P3实验室主任汪华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是一种时髦，过去很多P3实验室放在那儿，常年都不用了。而且建那么多P3有人来维持吗？” 他认为P3的建设不能单纯跟美国的数字比较，要看整体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 [4]。
汪华的建议并非空穴来风，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国也曾在多地快速上马P3实验室项目，但是多年来暴露出的后续资金投入、安全管理、使用效率、人员培训等问题令众多相关从业者深刻意识到，建实验室仅仅是个起点，建了给谁用、如何管理保证其安全性并最大化发挥支撑平台作用，或是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考验各地政府的更大难题。
1、集体 “喊饿” 的高校、药企与医院
从一流高校到大型医院与药企，众多不同的机构对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有着极为多元化且迫切的需求，而他们的共识就是：现在的数量配置还远远不够。
高 校
高校是我国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涉及分离、培养高致病病原菌的致病机制研究、感染模型建立、毒力研究等一系列微生物学、免疫学与感染病学科研项目都需要在P3或以上实验室中进行，但目前 “双一流” 大学中仅有三所建有P3实验室（其中只有武汉大学一所为可进行大动物实验的生物安全三级动物实验室，Animal Biosafety Level 3 Laboratory，简称A3实验室），许多实验团队不得不到外面的实验室排队，有时周期甚至长达两三年。这样的现状被多位专家认为远远无法满足高校研究需求、充分调动其资源，并制约了对微生物学等领域高端人才引进。
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张敬仁就认为，由于疾控中心功能和人才储备的限制，目前已有P3实验室平台对提升我国在新型传染病的防控实力方面的贡献微弱，并主张应当在高端科研人才聚集的一流大学建设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P3实验室平台 [5]。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院士则直言，P3实验室平台是法国医科大学的标配，其院却至今未获得批准，因此尽管在其他领域都可以与法国同行平等交流，在感染领域的差距却十分显著 [6]。原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A3实验室主任霍文哲则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呼吁，需要理性在高水平院校配置共享型高等级实验室平台，如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各一间，且注意区分细胞实验、大小动物实验的不同需求。
从当前资源配置来看，国家与地方疾控系统拥有着我国最多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但回顾此次疫情，地方疾控中心下属的P3实验室整体科研表现较为乏力，完成第一步毒株分离后鲜有进展，山东疾控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直言团队无人能挑大梁，甚至有的人对实验技术方法都不熟悉 [6]。
在关键时期，疾控系统的实验室又能够作为平台为高校的顶级学术团队所用吗？
对于这一问题，一名在国外多年从事病毒研究的海归青年科学家曾向《财经》表示，我国现有P3实验室规模都比较小，疫情期间很难对外开放，有时还成为各个科研团队据为己有的优势 [6]。现实中，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张辰宇就因为排不上队使用P3实验室，而错过了两项新冠病毒相关研究的紧急攻关期 [4]。而 “有幸” 与中国疾控中心合作开发疫苗的同济大学的副校长顾祥林也认为，没有自己的P3实验室，影响了其校科研团队实验进度 [7]。
大型医院
医院对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也有迫切的需求，这既来自平日的医学研究，也源于疫情期间临床所需的快速诊断与病毒动态监测。截至目前，我国仅有四家医院具备P3实验室，而据陈国强院士称，法国几乎每个大型公立医院都有P3实验室。
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卫平认为，大型传染病医院均应设立临床P3（生物安全等级为三级）实验室，以备疫情时临床检测符合生物安全要求，能正常开展 SARS、MERS、Ebola 等特殊传染病相关检测，减少标本外送引起的潜在风险 [2]。另一方面，在P3实验室中对病毒进行动态观察，则可以帮助医生了解患者的病毒载量情况，个性化制定治疗方案，根据每日情况进行调整，并在第一时间发现病毒变异情况。
近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嘉禾院区已经获批并开始P3实验室建设，项目总投资7751万元，拟建6间实验室。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长宋尔卫亦透露其院正在考虑建设P3实验室 [2]。
与此同时，自北京地坛医院迁址并拆除 SARS 期间临时修建的P3病理解剖室后，全国在P3级别以上的传染病解剖室上便是空白状态，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新冠首位死亡患者出现38天后才得以进行尸体解剖，且是在实际不符合国际规范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手术室中完成。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务部主任沈银忠表示，病理解剖是人类认识新型疾病必不可少的措施，它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疾病是如何造成人类器官和组织损伤、改变的过程，为药物研发与防治措施制定提供基础。因此，尽管从经济角度而言，P3级病理解剖室运营成本投入大、平时利用率不会太高，曾完成世界首例 SARS 患者尸体解剖的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丁彦青仍呼吁，每个省都要至少有一间生物安全防护三级的病理解剖室 [8]。
药 企
而对药企来说，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进行重大传染病药物与疫苗研发不可或缺的硬件条件。一款新药在进入临床试验前通常需完成要先走完生化实验、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三个流程，而后两者由于涉及到使用具有传染性的毒株，必须在P3实验室内进行才可以完成。在美国，药物研发企业自主管理的P3实验室已较为普遍，但我国这类实验室则完全空白。晶泰科技首席科学家张佩宇曾向《财经》表示，这样的现状，导致多数研发药企不得不在数量有限的P3实验室外排队做细胞实验，遇到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更是由于实验室资源饱和，出现药企给钱也找不到地方做实验的困境 [6]。
回顾此次新冠药物研发，我国药企遗憾地大面积缺位。《知识分子》查阅发现，公布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上的326个干预性临床试验，绝大多数由医院研究者发起申请，开展国际认可度较低的 “单中心” 试验，且全部为 “老药新用”。由三家南方药企发起的共8个临床试验有7个被主动撤销申请，除一中药颗粒外亦全部为 “老药新用”。而欧美国家药企不仅积极参与到疫苗的研发和临床试验中，还有 Vir Biotechnology、安进（amgen）、礼来公司（Eli Lily）等数十家不同规模的企业积极从抗体药物、抗病毒药物、细胞药物多条路线进行新药研发，并资助大样本量、多中心的临床试验。
2、“跃进式” 建设获批难，建成后安全管理松懈
对于处理高危害性病原体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而言，安全永远是其建设与运营的重中之重。从硬件设施建成到日常运营，每一个P3及以上实验室都要过国家审批与安全管理制度建设两大难关，其中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均远超最初的建设成本。如江苏省疾控中心建成成本约380万元，随后每年的维护费用都在50-80万，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光是全新风系统和自控系统的维修和维护，一年需要花费近100万元 [4]。
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国P3实验室大规模建设中呈现出的 “建得起、养不起”，显然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按照相关规定，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完成后，需分别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和卫生部（现国家卫健委）获得 “实验室认可证书” 以及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资格证书”，涉及硬件设备、空间规划、人员素质及管理制度等多项考核。霍文哲告诉《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充分调研，量力而行的情况下 “快速上马” ，获取资格证书的可能性很小。
截至2013年，我国疾控中心体系下新建完成P3实验室有12.5%由于不满足国家标准被搁置浪费，12%由于管理文件编写困难暂时未通过审评，还有24%由于无法通过环评在规划后中止建设 [9]。
而在生物安全实验室成功获得资质认定后，真正的风险管理才开始。根据法律规定，卫生与环境主管部门对实验室运行有监督管理职责 [10]，在避免安全事故发生方面承担着 “守门员” 的角色。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投入不足、生物安全人员储备不足等原因，对实验室的安全检查往往以年度检查为主，且提前通知，接受《知识分子》采访的一位业内人士直指是 “走一个过场”。
当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并造成泄漏、感染等严重后果时，我国监管部门的处理曾存在预案准备不足、应对迟缓、处罚以行政手段为主、缺乏复盘反思的问题。2004年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发生 SARS 病毒泄露， 此前一年台湾省和新加坡已分别发生 SARS 实验室感染事件，卫生部为此发出紧急通知，联合科技部对全国P3实验室进行了督查，但还是发生了事故 [12]，并且在当年2月所内便已有研究人员出现 SARS 症状、住院治疗的情况下，仍拖延到4月底二代感染者死亡后才进行调查，期间从未暂停过实验，亦未有整改 [13]，其中管理漏洞之严重，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调查结束后，卫生部仅对责任人进行了行政撤职或警告处分，而未能像铁道、煤矿、食药安全生产事故一样追究刑事责任，病毒所也在短短三个月整改后，便在位于居民聚集区、设备和空间结构不规范、被申请搬迁多年的原址上重新开展工作，直至2009年10月搬入昌平国家疾控中心新址。
十余年后，类似的错误在中牧兰州生物药厂泄露事件中重演。
2019年7月24日-8月20日期间，中牧兰州生物药厂布鲁氏菌疫苗P3生产车间使用过期消毒剂，导致废气中带菌，通过气溶胶传播感染周边兰州兽研所学生与居民，直到11月底方被发现，并在近一个月后该车间才停产整顿，组织周边居民进行检测。而该企业与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查处结果和民事赔偿事宜至今未有公开报道，负责废物排放监督管理的环保部门从未被追责发声，厂内绝大多数车间仍继续运行，其母公司甚至发表声明，称该事故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4]。
以上两个生物安全事故，不仅反映出我国生物安全监管部门工作松散，更折射了违规违法的低成本，导致部分生物安全责任单位的日常自查、预案制定工作形同虚设，在事故发生时瞒报、迟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的侥幸心理，这对我国生物安全构成威胁的同时，也降低了人民群众对生物安全责任单位的信任。
显然，如何完善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机构人员配置，是P3实验室“标配时代”后，各地政府必须要提前准备应对的一大挑战。
针对以上问题，曾协助国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打造了北京市第一个P3新冠疫苗生产线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命健康产业负责人、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毛山宏对《知识分子》表示，美国有几百个P3实验室，真正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和相应生物安全等级的P3生产线却凤毛麟角，监管部门对P3实验室会派出经验丰富的检查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频繁的抽查，一旦发现生物安全隐患，不仅单个实验室/生产线需要整顿，甚至整个机构/企业可能被勒令停止科研和生产活动。生物安全隐患不论大小都会引起监管机构对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和管理层的质疑和不信任，如此一来各机构被倒逼着建立完善的质量体系，进行极为严格的自我抽查和执行比官方规定更严格的安全管理，以杜绝任何可能出现的生物安全隐患。
3、生物安全人才培训松散，缺乏实操经验养成
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与监督，在根本上需要在职能部门巡查、实验室安全管理、实验操作和实验室维护等各个层面都拥有数量充足、安全意识强、经验丰富的生物安全人才。目前，我国生物安全人才培养还存在培训师资严重不足、培训与考核标准模糊、培训体系缺乏指导监管几大亟待解决的问题。
SARS 疫情后的几年内，地方疾控中心新建的P3实验室从业人员，均由国家疾控中心统一培训考核、发证上岗，并且每个实验室都装有直达国家疾控中心的监控摄像头。今日，实验室上岗人员的培训与考核多已下放至各实验室本身，但国家层面对于培训者的资格要求、培训内容框架、考核方式等关键指标的规范或指导性建议，至今还是空白。
2013年国家疾控中心的一项调研显示，疾控体系内已正常运行的P3实验室中有50%每年运行时间低于50天，获得审批开展的实验活动涉及11种《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中危害程度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仅占名录的13.75% [9]。这意味着我国已有P3实验室的从业人员可能在数量与质量的经验积累上较为有限，与国际水平存在差异，作为培训者也难免有自身知识经验难以覆盖的内容。
对此，毛山宏向《知识分子》直言，我国在生物安全管理方面重“硬件”轻“软件”，生物安全人才储备不足，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和培训人员的资质有待加强，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如果想要在全国大规模建设P3以上高等级生物实验室和生产线，我们必须先补上“软件”方面的短板。
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公开发表的培训方案也显示，其主要培训师资均为曾赴海外运行经验丰富的P4实验室接受培训，并取得实验资质的人员，而从接受培训后到成为培训导师中间必须有至少四年的生物安全工作经验。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执行，我国短时间内很可能无法凑齐培训人员支持大规模P4实验室建设。
从培训内容和考核方式来看，我国许多机构都存在学习时间过短、实操学习过少、资质认定缺乏实操考察的问题。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P3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班为例，其课程仅为两天、操作培训采用视频讲解，经笔试合格后学员便可获得培训证书和考核合格记录。而对于实操培训，该所则表示将对学员进行分小组、不定期的系统性与强化培训 [15]。而查询美国、英国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 BSL-3 实验室培训项目，其针对不同场景、设备的实操任务考核几乎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还对其科研协作体系下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实验室提供了 BSL-3 培训内容框架与考核办法的指导性建议[16]，美国已有及计划新建P4实验室的管理者也共同制定了 BSL-4 的领导与人员培训框架 [17]。
与此同时，美国生物安全协会（ABSA）向生物安全从业人士提供的 “注册生物安全专家” 资格认证，或许也是值得我国借鉴参考的一项制度。该认证要求申请者在大学期间选修微生物学课程，并在本科、硕士毕业的七年、四年内有至少50%的时间从事生物安全管理工作，提前申请后还要通过该协会与美国微生物学会共同研究制定的生物安全从业者笔试方可获得认证。在获得认证后的每五年内，“注册生物安全专家”还需通过延续工作、参与培训项目、作为培训导师、发表学术作品等方式集齐40个积分以保持其认证状态，否则将被暂停资格 [18]。目前，美国许多高校院所都已将具有该协会下的认证作为招募生物安全管理人员时的必备或强加分项。
4、资源整合协调体系缺失，经费紧张致竞争加剧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作为生物安全生态中的平台设施，只有打通创新链条上监测预警、检测、消杀、防控、治疗的每一环节与其互联互动渠道，并在无限的生命安全风险面前，从顶层高效协调有限的实验室平台资源利用、提供共享的信息与人员培训服务，才可以最大化利用其价值，避免资源的浪费。
此次新冠疫情中，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与创新链条上其他单位互动不足、长期缺乏实验室间材料、信息共享机制、研究活动统筹协调机制的问题集中爆发。
以检测环节为例，在取得样本后，检测机构的资源分配与信息交接在初期亦几乎完全不具协调。例如，加急建立的 “火眼” 实验室曾一度日检测量不到能力的十分之一，医院惯常合作的实验室却满负荷 “三班倒”；由于缺乏统一的样本标识方法、追溯条码，检测机构在信息核对、报卡等环节耗费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检测本身 [19]。
而各P3实验室之间的信息与协作壁垒甚至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了整体科研进度。从1月10日直至2月9日的近一个月时间内，我国多所P3实验室相继重复完成了新冠病毒研究的第一步，即 “分离毒株”。南方医科大学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赵卫认为，一般而言除非出现某一患者症状特别重，需要比较研究重症原因，否则没有必要分离这么多毒株 [20]。沿海某P3实验室的负责人也表示，美国的P3实验室很快就通过 NIH 获得了病毒样本，但我国各机构却仍在各自为战 [6]。
无论在国家还是区域层面，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缺少统一的领导管理机构，以协调实验室资源、开展信息收集与共享、建立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并且多数实验平台缺乏稳定的科研与维护经费支持，建设经费拨付与后期运行经费落实脱节，在争取资金、政策倾斜上竞争激烈。
在此情况下，大多数单位都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窝蜂地选择时间短、出成果快的项目；而在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实时集合、整理与共享各实验室信息与资源时，一个实验室即便想要共享病毒样本或接收检测任务，也缺少可信任的机制进行对接。一个例子就是，国家卫健委直到5月才制定新冠病毒样本管理办法的意见稿，提出集中到国家菌（毒）种库保存 [23]。
另外，在没有与资助经费或绩效考核挂钩的硬性共享要求时，经费紧张、渴望证明实力以获得更多财政支持的一些实验室，也会不可避免地想将一切资源与成果作为自身 “专属资源”，以便在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在为生态内的药企、研究机构提供实验平台时，也倾向于将之算作“合作项目”，以分享后续社会声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利益。
这就导致无论在国家还是区域层面，在疫情期间都未能形成结构化、广泛的药物与疫苗研发协作机制，未能发挥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体制优势，反而出现众多医疗与研究机构一窝蜂独立设计并注册临床试验，分散抢占患者资源，绝大多数试验无法收齐足够数量的患者，绝大多数药企亦被排除在治疗方案探索之外，至今缺少拿得出手的成果，令人痛心。
对于上述问题，美国对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平日管理机制与疫情下的协作网络建设，或许可提供借鉴。
根据两种不同需要，美国分别建立了由疾控中心（CDC）和国家卫生院（NIH）资助领导的实验室响应网络（LRN）和国家/地区生物防护实验室（NBL/RBL）两套协调合作机制。其中 LRN 由三级结构组成，顶层是三个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负责核实和确认重大传染性疾病病原体，对全国检验实验室网络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培训；第二级和第三级分别包括150和25 000个检验实验室，负责快速诊断并向上层实验室提交数据。
NBL 则由两家P4实验室组成，核心任务是开展病原体基础研究，为国家快速动员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资源和信息支持；RBL由12个P3实验室组成，负责在所处区域内开展上述工作 [21]。
在本次疫情中，NIH 则协调发起了包括数十家政府部门机构、研究机构、药企、慈善组织在内的“加速新冠治疗与疫苗研发（ACTIV）” 合作机制，为各方协调共享数据、动物模型、高通量筛选资源；组建专家委员会为潜在药物试验开展制定筛选标准，进行优先级排序，协调患者资源、设计一致的流程与评估方法；协调临床试验参与患者资源，保证针对不同人群与病程阶段的患者均有专门的药物实验，记录并预判各医疗机构未来患者资源数以便分配。
5、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如何建得起，也用得上？
基于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和未来的需求，以及可能的发展问题，多位专业人士认为，建设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应细化完善布局，以共享平台为定位，充分考虑基础科研、产业研发、应急反应等不同需求，稳扎稳打地在高水平大学、传染病特色医院及生物医药产业院区建设一批P3及以上生物安全实验室与P3病理解剖实验室，切忌盲目追求数量与建设进度，而无法通过审评或缺乏应用价值，造成浪费。
其中，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选址上，建设者应当充分意识到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人工操作风险难以完全避免，即便管理最为严格的美国疾控中心下属实验室近年来也时有事故发生，而 “邻避效应” 又是我国群体事件发生的重要风险来源之一，因此应考虑以 “出城入园” 导向为新建及待搬迁实验室选址。
经费投入是保障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平稳运行并发挥效用的根本。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业务主管杨旭等人的研究、2017年农工民主党在全国两会上的提案都曾指出，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与运营经费脱节，因此中央与各级政府针对P3/P4实验室需求应同步制定建设、维护与运营经费预算，保障实验室建成后的经费来源可持性，能够维持固定人员编制、购置国际先进水平仪器设备、配备符合一类病原微生物感染病人防护要求的转运设施。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技术积累上具有压倒性优势，我国在P4实验室的生命支持（维持）系统、三级生物安全柜、发压排气系统、充气密闭门等四项核心设备上尚无法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其余大部分设备和技术则落后于国际水平 [22]，高度依赖进口供给。为避免疫情后的地缘政治风险造成实验室建设 “卡脖子”，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未来应加速对P3/P4实验室核心技术与设备进行科研攻关 [22]。
生物安全人才紧缺是制约我国高等级实验室发展的另一大因素。对此，毛山宏建议创造条件吸引全球生物安全创新人才，加速生物安全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工作，办法之一是和海外高水平的生物安全培训机构合作，尽快培养一批中国自己的领军人物和培训人员。同时加强与海外高水平生物安全机构的交流合作，北京可以考虑成立高等级生物实验室联盟，其成员和政府监督部门组织一批人员赴海外培训并联合海内外高校，跨国公司和权威机构设立生物安全人才培训中心，为全国生物安全人才培训制定课程框架、提供考核方法的指导性建议。”
而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协调管理上，多名专家呼吁我国应设立全国及各大区域的生物安全创新中心，负责协调对接生物安全生态内各利益方需求，为本区域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提供支撑服务；在信息与资源共享上应打破条块分割，建立与财政补贴挂钩的区域内实验室、研究、医疗、检验等公益性生物安全机构内的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并研发、测试重大疫情期内的检测、实验等生物安全资源智能调配平台 [21]。
“全国现在一边倒搞基础建设，又回到2003年、2004年的光景，最关键的运行机制没解决，这些有什么用？现在热乎了都排着队要建，至于以后利用得怎么样谁管？” 江苏省前疾控中心主任汪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如今的P3建设热潮如是质疑道。
行百里者半九十。在每座崭新的P3/P4实验室落成时，期待它的管理者和地方主官能从容面对汪华的疑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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