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访谈录

本文是2010年《儒风大家》在香港采访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的部分内容。

2010年12月8日，我们走进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拜访饶公并向先生求教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时年93岁的饶公热情、耐心地跟我们谈了近1个小时。谈话结束后，他还为《儒风大家》题词：求是，求真，求正。在那次谈话中，他专门提到了自己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的成果，我们后来知道，他的一些提法被国家战略所吸收。

若论及当代中国的国宝级学者，饶宗颐先生当之无愧，他曾与钱锺书先生并称“南饶北钱”，又与季羡林先生并称“南饶北季”。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饶宗颐先生在诸多文化领域有着卓著的贡献。有人说，有了饶宗颐先生，香港便不再是文化沙漠。

饶宗颐先生

饶宗颐先生（1917-2018）

字固庵，号选堂。生于广东潮州，幼耽文艺，十八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曾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美国、法国等国大学任职教授。1973年返回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1987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饶公是蜚名国际的汉学家，曾获法国汉学儒莲奖；饶公多才多艺，书画成就很高，晚年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社长，还是岭南古琴派传人。

饶公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物，壮年由中国史扩大至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后来又转向中国精神史的探求。至今已经出版论著五十余部，学术论文四百余篇。根据饶公自己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八大门类。

饶宗颐先生在香港大学接受《儒风大家》专访

■ 饶宗颐先生 □《儒风大家》

□：饶公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儒风大家》是一个普及性人文读物，季羡林季老在世时曾为我们题词“传承经典，经世致用”，这是季老生前对我们的鼓励和期待。

■饶宗颐：季老是我的老朋友，他为你们题的“传承经典，经世致用”，我很赞成。在具体落实上，我也送你们几个字，弘扬中国文化，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要做到“正”。“正”就是不要拐弯抹角，要弘扬正气，秉持正直，坚持正义。不正的人，或许他们有自己的独到想法，但一个人，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中国人自古就是讲正气的，文天祥被蒙古人抓到以后，不屈不挠，坚信天地之间有正气，可悲可泣更可敬。《易经》本身也是讲求“正”的，佛家也讲求“正”。

□：您与季老都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大家、学术大师，都是中国文化界的旗帜。

■饶宗颐：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同一天去世，我很怀念他们。尤其是季老，我们在语言学、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是相通的，可谓惺惺相惜。季老性情笃实敦厚，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他是最早写文章向内地学术界推荐我的人。1993年，我们还一起创办了《华学》杂志，一起传播汉学。季老在世时，我曾到北京301医院看望他，他当时还很精神。他去世之后，家里人怕我伤心，想过两天再告诉我，让我慢慢地接受。没想到温家宝总理这么关心我，他当天赶到医院送别季老之后，就马上让人打电话给我，要我节哀，并要我保重身体。季老、任老不在了，我很难过；温总理关心我，我很感激，很欣慰。

□：我们知道，您的父亲饶锷先生同样是一位著名学者。家学为您最初的学术研究是否打下了基础？

■饶宗颐：是的，我十五岁以前已经培养了做学问的基础，家学对我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二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小的时候，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中，我逐渐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都是有帮助的。我的求知欲非常强烈，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甚至吞没了我自己。虽然搞学问非常辛苦，非常枯燥乏味，但是我觉得搞学问有一种乐趣，乐在其中。

饶宗颐先生为《儒风大家》题词：求是，求真，求正

我一辈子都在做学问，什么是学问？简而言之，学问就是继承人类整体的遗产，所以我说，学问就是最高的财产。

□：您曾经说过，您做学问的一大特点就是敢于否定自我，能否给我们讲解一下？

■饶宗颐：我的治学特点，突出的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善于发现问题。季老曾说我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发现问题，他的这句话我是赞同的，他对我非常了解。第二就是耐得住寂寞。做学问是很辛苦的，要长期积累，不可一蹴而就。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举例说，我发表的《郭子奇年谱》，写完之后，我把它存放了五十年才发表。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说的，敢于否定自己。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于不断修正，不断进行自我改进。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的。

□：现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发现文化的缺失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便是将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当代社会。您如何看待儒家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应用？

■饶宗颐：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家也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也放在里头了。我们现在正在做新《儒藏》的工作，这项工作是由我的好朋友汤一介先生来负责的，我是他们的顾问。《儒藏》的编撰工作意义重大，在保留儒家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是极为巨大的。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也是一位大学者。汤用彤先生曾留学美国，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学术贡献巨大。现在的中国，受到佛教的影响太大了。我们古代的咒语，就是佛家的东西。

英国的汤因比博士曾说，拯救21世纪人类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我是同意他的这句话的。作为一个英国人，汤因比这样说，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具有包容的精神，能够主动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在不断地接受外来的文化。在西北方向的西域，有一条“丝绸之路”，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在海上，其实还有一条“丝绸之路”，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从时间上来看，海上的“丝绸之路”或许更早些。我说这些，都是从考据的角度讲的，我们讲究考据，主张让事实来说话。

我们的民族是非常伟大的，她具有包容的精神和宽容的胸襟。我们的民族历来重视德、礼、乐，这些都是儒家的东西，值得大力提倡，大力弘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自信心的来源。

在我看来，茶、瓷器和玉器，这些东西都是中国要素的重要构成。对于茶，我倒没有什么挑剔的，什么茶都可以，每天从早喝到晚。西方人爱喝咖啡，而我们中国人爱喝茶。咖啡是刺激性的东西，属于冲动文化；而茶是冷静的、理性的，属于“和”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茶文化讲究的就是一个“定”字。 什么是“定”呢？“定”就是心力高度的集中，心中干净、安宁，才能实现心“定”。

□：您刚才引用了汤因比的话，他提到了大乘佛教。我们刚才在学术馆的楼下，看到了您的题词“慈、悲、喜、舍”，这也是佛教里面的概念吧？

■饶宗颐：是的。慈、悲、喜、舍，都是《阿含经》到大乘诸经中反复倡导的精神。慈、悲、喜、舍的无限扩大、无限深化，称为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名曰“四无量心”，或称“四梵住”，就是四种清净无染的心。

□：您的诗作“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流传广泛，让人们深思。

■饶宗颐：我喜欢弹古琴。有一次，我和学生在海上弹琴，作了两句诗。“万古不磨”，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个“自在”，是佛教的话。“自在”，就是像观世音一样。观世音是由印度的舞神Siva演变来的，她有千手千眼，就是千手观音。“中流”，在水的中央，说明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性，有六个波罗蜜。这就是要我们保持一种自在的心，这是一种人生境界。

□：在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值得赞赏的地方是哪一点？

■饶宗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隐”，这是很了不起的。很多外国人就不具备这一点，他们往往不能“隐”，有了分歧就要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中国人讲究“情理法”，有了问题可以坐下来商量，先讲人情，这样很好，不起争端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中国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就是因为讲求包容，讲求在一起存在并实现一种平衡。

□：当今的人们，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人类在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也制造了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对于人类的未来，您有着怎样的思考？

■饶宗颐：长期以来，人类自己在不断制造各种仇恨，各种恐怖事件。我们总是认为自身掠夺地球资源不够，还要到其他星球去，最后必然是自己毁灭自己。最终人类可能要回到侏罗纪时代，回到恐龙时代。因此，从古人的文化中寻求智慧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们不要天人互害，而是要天人互益，这比天人合一更加重要。我提“天人互益”，是以《易经》“益卦”为理论根据的。马王堆《易》卦的排列，以《益卦》作为最后一卦，结束全局。这与今本《周易》以“既济”“未济”二卦作结不同，而异曲同工。《益卦》初九爻辞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上九爻辞说：“立心勿恒，凶。”我们如果要大展鸿猷，不是光说说而已， 而是要有“大作为”。唯有如此，或许就可以达到像苏轼所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境界了。

文图 | 李路 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