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如此推崇谢安？

因为他的生平，远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平淡。

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谢安早年，出了名的不愿意做官。朝廷反复征召，他却怎么都不愿意出仕。虽然当时做隐士是种潮流，但出身于世家大族的人做隐士做到这个份上，谢安也算是绝无仅有的独一个。

一直到四十多岁，谢安才出来做官。

在此之前，谢安一直都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会稽兰亭的聚会里，有他；跟名士隐居东山，也有他。某次，他甚至与众名士一起相约出海，体验了一把“乘桴浮于海”的乐趣，并且还因此而名声大噪：出海时正好遇到大风浪，其他的名士都被吓得魂飞魄散，只有谢安一个人乐在其中，乘风破浪。最后，谢安一说可以回去了，船夫便赶忙调转船头。

而捱到四十多岁才出来做官，也不是因为谢安想通了，而在于陈郡谢氏出现了可能会衰败的迹象：其弟谢万，因为北伐大败而被朝廷废为庶人。此时如果谢安再不出仕，那么谢氏在朝廷就真没有什么势力了。

往大了说，这是谢安为自己的家族做出了贡献。往小了说，这也跟谢安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家族在朝中的地位，那么谢安自己也会失去跟士族子弟交往的资本。

至于为什么非得是谢安出来担这副重担，这主要也“怪”他自己。这些年来，他虽然隐居不做官，但名士风流的名气却被传得越来越大，神乎其神，乃至于比一直在官的谢万都大。

这么一来，在谢万出事以后，责任理所应当地就落到了谢安肩上。

四十多岁的谢安，第一份领薪水的职业，是做征西司马，也就是在征西大将军的军府里做高级主管人员。 而此时的征西大将军，正是桓温。

桓温特别欣赏谢安，对谢安的入幕也相当看重，甚至还给了格外的尊崇。某次，谢安刚起床，桓温来见。按理说上级来见下级，应该是上级放松自在，下级毕恭毕敬才对，但桓温和谢安却不然。当时谢安还没有打理好头发，想要用头巾围一下来见桓温，但桓温却说他愿意等，让谢安梳好头发、带好帽子再出来。

敬慕之情，以至于斯。

只是尽管桓温对谢安施以了极大善意，在后来的岁月里，谢安却依旧成为桓温权力扩张之路上，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而这件事，又得从桓温的北伐开始说起。

太和四年，桓温第三次出兵北伐，在枋头被慕容垂迎头痛击。此战晋军损失惨重，伤亡不计其数。

战后，桓温恼羞成怒，认为这会折损自己的威望，便在回朝后把皇帝给废了，另立司马昱为帝，是为晋简文帝。

简文帝的这个皇帝当得很不顺心，在位两年便病逝。临终前，简文帝想要留下遗诏，将皇位传给桓温，但却被王坦之给拦了下来。王坦之跟简文帝说，天下是宣帝（司马懿）、元帝（司马睿）的天下，又不是陛下你的，怎么可以传给外姓人呢？

遗诏传位一事，就此作罢。

坐镇姑熟的桓温此时还在翘首以盼，在得知没有简文帝的遗诏后，大失所望。第二年， 桓温便带兵进入建康，朝拜晋孝武帝。

建康一时人心惶惶，大家都认为桓温此来朝拜是假，逼宫是真。而朝廷对此又应对乏策，只是派了谢安和王坦之领百官去迎接。

在这场会面中，双方几乎没有谈及政事。但此后，桓温进宫朝见孝武帝，却只是处理了十几个官员，之后便又退回姑熟。

历来认为，正是谢安与桓温的这次见面，让桓温打消了废帝自立的念头。

桓温看到的，是以谢安和王坦之为代表的士族，并不支持桓温称帝。而在东晋特殊的政治格局之下，如果没有士族的支持，那么桓温的皇帝也没有办法做长久。因此，桓温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

回到姑熟后不久，桓温便病重。临终前，他希望朝廷能给他“加九锡”——自曹操开始，“加九锡”就是人臣篡位的第一步标配动作。但对于这件事，谢安却于其中竭力阻挠，他反复修改桓温的奏章，多达十余次。

最终，桓温在无穷无尽的等待中病逝。

四年后，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前秦统一北方。

东晋面临的军事压力一时空前巨大，朝廷因此专门征召良将御边，谢安也举荐自己的侄子谢玄应征。

随后，谢玄又北上征召流民，组建了一支军队——这就是名闻后世的北府兵。也正是依靠这支军队，东晋才得以在淝水之战中获得胜利。

七年后，淝水之战终于爆发。

谢安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在此战中以八万兵力对抗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并最终获胜，为东晋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这部分内容暂时还没写到，写到再做补充吧。

但战后因功名太盛，谢安遭到了孝武帝猜忌。谢安于是主动自请出镇，前往广陵避祸。

两年后，谢安病逝，时年六十六岁，谥号“文靖”。

回顾谢安的执政经历，如果从大框架上看，那么几乎就只有以上这些内容。

翻看《晋书·谢安传》，甚至于《世说新语》，里面都很少有谢安行政的具体事例记载。流传下来的，几乎全是谢安如何风流潇洒的各种轶事。

但在历史中，对谢安的评价却又相当高。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要如何理解谢安的功业？

他仅仅是一个名士风流的宰相吗，或者最多再加上打赢了一场战争？那他又是如何赢得身后名的？

要想解开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把目光放回到当时的环境中，去做一番探寻了。

东晋当时立国六十多年，政治运行模式已经基本上成熟。这种成熟，其实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事务，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或者有类似的情形出现过，早已形成固定的处理流程和处理方法，并不需要时人开动脑筋去搞什么创新解决方案。

这种情形，在统一王朝中很常见。


王安石在变法前，曾经给宋神宗上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其中提到的很多问题，早在宋仁宗年间就已经有了。之后过了几十年，问题依然存在——当然，王安石是想改变的。


但是，王朝运行的规律就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行模式只会越来越稳定。

但另一方面，这种稳定模式也并非万能。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办法应对新出现的危机。

当一个系统趋于稳定，那么如上所述，它所面对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就都是有现成经验可依循的。它的致命性bug，在于如果出现了新的问题，整个系统就会束手无策。

一个现成的例子，是清朝晚年的太平天国：

大清从立国至太平军起事，中间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时间。本来，对于叛军应该如何平叛围剿，朝廷是有固定章程可参考的，照章办事即可。

但事实上，情形并不相同。

首 先，太平军起事时，外国对中国的侵逼已经相当严重。其 次，太平军竟然占领了传统的江南财赋之地，大清财政立即捉襟见肘。

这两个新情况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它们让清廷在应对太平军之时，不可能再沿用之前的方法。最显而易见的逻辑，便是之前嘉庆朝平定白莲教叛乱，朝廷花了近两亿两白银。如今江南已陷，去哪筹措这么多的银子来？

最终把问题解决掉的，是曾国藩的“湘军”。但“湘军”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军事制度的变革，还是朝廷和地方重新划分权力的结果了。


也就是说，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其实已经重塑了大清的军事制度与央地格局。


他是用新办法解决了新问题。

谢安如今执政，面临的其实也正是这种局面：朝廷依然还是那个朝廷，但问题却已不再是当年的问题。

东晋立国，根基之弱历代罕见。

它不像绝大多数朝代，是以军事立国的。东晋之所以能够存续，总体而言有三个前提：

首先，士族共和的政治模式。

士族在东晋一朝深度介入政治，并且掌握了可以传承的实际权力，形成所谓的“门阀政治”。各大家族轮流执政，保证整个士族集团掌握权力，并进而勉强维持朝政的平衡。

这一点，是东晋真正的根基所在。如果翻译成现代语境就是，门阀士族才是东晋真正的统治阶级。

其次，长江天险。

虽然东晋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很少真正把国境后退到长江沿线。但长江以北，基本上都是缓冲带，真正有大战来临时，都是可以放弃的领土。

在军事上，东晋追求的是“荆扬相衡”：上游的荆州是军事重镇，下游的扬州则是朝廷根本、财赋所在。荆州与扬州之间维持平衡，便能保证长江作为最后的军事防线。

最后，北方大乱，对南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军事威胁。

这一点就不用多展开了——写这句废话，主要是因为本强迫症想和前面两点在结构上保持一致。

• 但是，到淝水之战前，以上这些条件，已经统统不复存在。

/ 从桓温有篡位之心开始，桓氏既然希望凌驾于其他士族之上，那么士族共和的局面就已经被打破。

随后，桓温病死，士族之间的清算更是一触即发，这很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动荡。

// 同时，长江天险不再。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桓温领兵攻灭成汉政权，蜀中在四十多年后重归晋廷控制，来自于长江上游的威胁解除。但仅仅才过了十五年，前秦便占据益州，晋廷再一次丢失对蜀中的控制。

而且这次的危机，还远比之前那次要来得严重。之前成汉占据益州，不过意在割据，并没有想要争夺天下的野心，因此与东晋倒也相安无事。

但如今蜀中落到前秦手中，意味却不大相同。前秦既然攻占了长江的上游，便可从巴州（重庆）直接顺江东下。如此，东晋在长江北岸的军事缓冲带，以及长江天险本身，就统统可能失去防御价值。

/// 最后，北方已经统一，前秦正以极快的速度在壮大。

速度快到了什么程度呢？

太和四年，桓温领兵北伐，于枋头大败于前燕慕容垂，死伤无数。但才过了一年，前燕即被前秦所灭。

小明打不过小强，但是小强却被小壮一巴掌拍死了。如今，小壮要来找小明的麻烦了。

这么一梳理，你就会发现，到谢安执政时，东晋几乎所有的立国根基，都已丧失。

而这才是谢安在执政时，真正要面临的危机。

因此，从表面上看，谢安只是一个王朝中期的太平宰相，似乎可以萧规曹随，按照王朝既定的习惯运行。 但事实上，谢安要面对的，却是前所未有之局面。 那他又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安抚桓氏。

桓温病逝后，朝廷里想要清算桓氏的声音已经特别大，毕竟桓温逾越了红线，有代替司马氏称帝的念头。

而且，桓温还曾经对王坦之和谢安动过杀机，这是对“士族共和”的严重越界，如果不加惩处，那么这个坏头一旦开了，以后的斗争必然会越来越没有下限。

但谢安却不认同这种观点。

在谢安的坚持下，朝廷并没有对桓温的行为进行任何清算；而且，还保留了桓氏几乎所有的利益。

桓温的爵位，由其五岁的少子桓玄继承；而其职位——主要是军事部分，则分给了桓氏家族的其他人。朝廷唯一拿回来的，只是不再给桓氏操持国政的权力。

谢安的观点是，要尊重桓氏的利益。毕竟此时东晋大部分的军事力量都还掌握在桓氏手中。如果任意侵夺桓氏家族的利益，一旦桓氏作乱，朝廷真的经得起折腾吗？

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只要承认桓氏的势力，只要桓氏的继任者愿意合作，那朝廷就还能维持原来的平衡生态。

其次，益州既然已经丢了，那么对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就只能是接受。但是，也不是说益州被占据了，东晋就一定会重蹈当年东吴灭亡的覆辙。

一百年前，西晋兵分三路，发动对东吴的灭国之战：


西路从益州顺流东下，一路攻克江陵、武昌，最终进据建康，成为灭亡东吴的主力军。


中路从襄阳出发，兵锋南下，将东吴在荆州的兵力拖住，使其无法支援下游。


东路则从徐州一带南下，直接渡江进攻建康。


三路夹击之下，东吴几乎是瞬间灭国。

如今东晋面对的，几乎也是同样局面。但是，在谢安的居中指挥下，这些危机最终被消弭于无形。前秦对东晋始终没有形成合击之势，秦晋双方最终只是在淝水一战，而且还是前秦战败而归。

然后，谢安又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把自己擅长于军事的侄子谢玄，任命为了兖州刺史。正是在此期间，谢玄创立了“北府兵”，这支军队不仅打赢了淝水之战，后来还成为刘裕篡晋的基本盘。

因此，从表面上看，谢安只不过是带领东晋打胜了一场仗。而且如果深究，那么这一场仗他还只是个挂名指挥，都没有亲自上前线。

但是，你如果愿意细探淝水之战前东晋面临的内外部局势，就会发现，谢安为了这场可能会出现的战争，所做的准备是全方位的。

他身处于当时士族政治的“窠臼”之内，却用自己的政治手段将桓温去世后东晋可能出现的内乱消弭于无形，面对诸多不利因素，他一一努力消解。

同时，他还积极备战，在前秦统一北方之后，即着手命谢玄练兵。

看起来，谢安的行政，维持了他一贯的风流，似乎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但事实上，在面对东晋百年未有之变局时，谢安一直在努力经营，而且结果证明，卓有成效。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单独一说：谢安本身的行为处事方式和人格魅力，也是东晋能够赢得淝水之战的重要因素。

谢安终生都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这种做人做事的风格，在淝水之战前后，对于安定朝野上下的惶恐情绪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

前秦出兵后，包括谢玄在内的将领都忧心忡忡，向谢安问计，但却被谢安喝推：这不是你们该问的！朝廷已经定计，你等遵照执行即可！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慌乱或者不安。这既是个人修养，也是时势使然：人在面对巨大压力时，都会想要寻求确定性的答案，以获得安全感。如今既然朝野上下都在面对压力，那么，就只能由作为执政者的谢安，来给别人提供这个确定性的答案了。

别人在看到他的镇定和不慌不忙后，就会认定朝廷已经有了退敌之策。成竹在胸，才能云淡风轻，如此，旁人才能在巨大的压力中找到到精神支柱，不至于被压力异化心性。

而当谢安给了别人支柱，也就意味着，他得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所有压力。

《世说新语》在讲到这一部分时，记载了一则很有名的故事：


淝水之战的战报被送到谢安手上时，他正在跟别人下棋，看过以后，随手就丢在了一边。


直到下完棋，对方问他是什么事，他才很淡然的跟人说，孩子们在前线破敌了。

但谢安真的就心如古井，波澜不惊吗？当然不是。他出门跨过门槛，却连木屐上的屐齿被撞掉了都没有意识到，可见内心已经激动到了何等地步。

谢安也不是神，他不是一早就料定前秦百分之百会败退的。胜可知而不可求，尽管准备已经做得很充分，但总还是有太多的意外可能会发生；而一旦预料不到的不利因素出现，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就都可能付诸东流；而这一战失败的后果，又是无法挽回的。

所以在成功的那一刻，他也会狂喜、也会激动。只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依然保持住了自己的风度。如果不是那断掉的木屐齿，我们甚至都无从猜测他当时的喜悦有多颤栗。

捷书一到屐齿折，山阴对弈犹未终。

围棋中，有这样一句话：“善弈者，通盘无妙手。”

意思是，会下棋的人一盘棋走下来，根本就看不到哪一步特别出彩，看上去都很普通，但人家就是能这么平平淡淡的赢别人。

当年AlphaGo打败李世石，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所有的棋招都很平平无奇，但最后就是赢了。

AlphaGo靠的，是算概率。每走一步棋，都会使成功的概率扩大一点；积少成多，最终赢棋就会变成大概率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一步妙手扭转局势，或者鼎定大局——这不可能，也不需要。说不可能，是因为高手下棋，很少会留巨大的破绽给对方，让对手一招毙命；说不需要，是因为高手也从不把希望寄托在偶尔出现的亮点上。

只要一点一点的积累胜率，最终就会获得成功。

谢安执政十多年，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他一点点地解决问题，集聚实力，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当苻坚南下，我们看到的历史，已经是东晋上下齐心，进退有序。

也就是说，在公元383年爆发那一场可能扭转天下局势的大战前，东晋已经有了应对战争的各种预案，并且还都已经成功付诸实施。

当苻坚挥兵而来，谢安已经准备好了，迎 敌。

三川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

——唐·李白

当然，夸完谢安，在这里还是要介绍一下谢安的“阴暗面”的：主要是他作为政治人物，所不可少的那些政治手腕。

当年，谢安因为家族中已经无人在朝为官，被迫出仕。从任征西司马到去世，之间大约二十五年时间。而在这1/4个世纪里，谢安经营家门的能力是十分惊人的：陈郡谢氏在他之前，并无多少深厚背景——阮裕曾讥讽谢万是“新出门户，笃而无礼”，但到谢安去世，陈郡谢氏已经一跃成为江东的顶级士族。

这一切，完全是谢安经营的功劳。

刚才提到桓温去世以后，谢安竭力抚平桓氏与其他门阀之间的裂缝。但正文没有说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谢安也为自己的家族占尽了便宜。

桓温去世时，晋孝武帝只有十一岁。谢安因此提议，由太后褚蒜子临朝。这遭到了王彪之的反对，理由是：褚太后于晋孝武帝而言，只是兄嫂，临朝称制多有不便。

那谢安为什么还要这么提呢？

只要一看褚太后的身世，你就明白了：褚蒜子的母亲谢真石，是谢鲲的女儿，于谢安为妹。也就是说，太后褚蒜子是谢安的外甥女。

当然，并不是说有了这层关系，谢安就能够随意操纵褚蒜子，把握朝政了。但是，有这层关系在，却能让官职本来在王彪之之后的谢安获得更大的权力。

当时，朝政格局的是：王彪之（琅琊王氏）为尚书令，谢安（陈郡谢氏）为尚书仆射，两人共掌朝政。再加上中书令王坦之（太原王氏），这便是当时朝廷真正主事的“三巨头”。此时，是宁康元年（公元373年）。

但才到第二年，也就是宁康二年（374年），东晋朝堂上的基本格局便为之一变，“以王坦之为都督徐、兗、青三州诸军事、徐、兗二州刺史，镇广陵。诏谢安总中书”。王坦之卸任了中书令，而没有了中书令的中书省，被谢安所监管。

太元二年（377年），王彪之去世，他当时的官职为“护军将军、散骑常侍”。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王彪之已经被免去了尚书令，靠边站了。另一则史料，是在此前一年（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尚书仆射谢安已经加了“录尚书事”。“录尚书事”还在尚书令之上，总管尚书省事务，因此很有可能，王彪之就是在这一年被免职的。

此时距离桓温去世不过三年时间，但谢安已经完全掌握了朝廷的权力。

而且这还只是在朝政方面的动作。

在地方上，谢安也一直在伸手。

桓温去世时，本着安抚桓氏的初衷，除了将桓氏从朝政中排挤出去外，由谢安力主，保留了桓氏在地方上的所有权力，只是分给桓氏多人分任。

当时在地方上，军政、民政是分离的。主管民政的，为某州刺史；而军事，则属于“督（监）某州军事”。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职位也可以由同一人担任。比如桓温，就在担任扬州刺史的同时，“督扬州军事”。

但在宁康三年（公元375年），谢安便从桓温之弟——桓冲手中，接任了扬州刺史一职；太元二年（公元377年），谢安又从桓冲那里获得了“都督扬、豫、徐、兗、青五州诸军事”。

同时，谢安还把侄子谢玄升任为兖州刺史。至此，扬州和兖州完全落入陈郡谢氏的手中。

也正是因为谢安“督兖州军事”，民政官兖州刺史谢玄才得以在辖区内组建“北府兵”。这只天下无敌的军队，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谢氏的私兵。

淝水之战的指挥官，众所周知是谢玄。但谢氏并不是只有谢玄一个人在前线，还有谢石和谢琰。这两人能力平平，从这个任命里，你完全感受不到谢安独到的识人之明。因此，唯一的可能只会是：谢安是故意把他们放在前线攒军功的。

不过，谢安的这些行为，在东晋独特的政治环境之下，也并没有受到多少非议。


任何一个士族在强盛的时候，都得给自己的家族争取好处，这既不是陈郡谢氏的发明，也不以陈郡谢氏为终结。

而且与曾经站在过权力巅峰的其他士族执政者相比，谢安的权力欲已经算相当相当弱了。在淝水之战后，面对朝廷的猜忌，谢安便主动自请出外北伐，让出了在朝廷的权力。

在北伐收复了大面积领土之后，谢安病重，又请求回到朝廷。这个时候，谢安并没有汲汲于后世安排，反而是和平地交出权力。

在谢安去世的第二年，谢玄也因病去世。谢氏从此安然地从权力最高峰走下，几乎未伤分毫。

说这些，主要是为了提醒大家：一个政治人物的行为与个性，是多方面的。

堂堂正正、正大光明固然值得称颂，但背后的尔虞我诈、阴谋算计，也不能被掩饰或者抹杀。

谢安于东晋而言，有再造之功；但他在朝堂之上，也一样的跟别人明争暗斗，无非只是他的做派没有那么不堪而已。更何况，他在淝水之战后能够急流勇退，这份对权力的淡然，已经足够让人赞叹。

历来王导谢安并称，但实际上，谢安的名声可能比王导要好得多。

这是很多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的。比如，王导晚年在政治上已经失意，但谢安却几乎是在名望最鼎盛时去世的。又比如，《世说新语》里记录了很多王导的黑料，但谢安留下的却差不多都是些伟光正的材料。

因此，可能在很多人看来，王导不如谢安——甚至是远不如的。

但在下的观点却是，问题不能这么看。

王导和谢安，主要是作为政治人物在历史中享有盛名的。因此，在评判其主要功绩时，也应该以其政治影响或者作为来考虑。个人言行固然重要，但远不足因此而臧否一个政治人物。

比如谢安也是有短板的，他的诗写得很一般。但你肯定不会因为他的诗作，就否定掉他这个人对不对？

不应该因为一些关于言行的小事，而影响到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价。

而且，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应该看他处在当时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与作为是不是有值得称赞之处。

在这方面，王导与谢安各擅胜场。

王导的功绩，主要在于在当时的那种乱象中，能够纠合出一个国家。东晋的立国根基之差，于历代都无与伦比。但即便如此，在王导的纵横捭阖之下，东晋也依然得以立国，这便是王导的无上功绩。

这一点，也是被东晋官方所承认的，王导在去世时，其葬礼“参用天子之礼”，他其实才是东晋事实上的开国之君。

而谢安所面临的局面，又与王导不同。谢安是在当时险象丛生的环境中，打赢了淝水之战，保存了东晋国祚。这种政治能力，一样值得钦佩。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导和谢安都可以称得上是一流的政治家。

对政治人物进行评价时，最后呈现出来的功业固然是一个考虑方面，但政治人物所处的实际环境，其实应该优先考虑。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能建立什么样的功业，这两者之间大有关联。

因此才会说，看起来谢安只是打赢了一场仗，但是这一仗意义非凡。

能与谢安并称的，其实还有王猛：

王猛的功绩，在于帮助苻坚创立了一个统一北方的大国，而且距离一统天下只有咫尺之遥。这样的功绩，也称得上一流，甚至于功业之大，可以让王猛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一流人物。

这样的例子，在近代史里也有体现：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相互欣赏，伊藤甚至认为李鸿章的能力还在自己之上。但由于两人投胎到的国家截然不同，一个日落西山，一个蒸蒸日上，因此最终的功业也迥然不同。

甚至于再到当代，也不乏实例：

李光耀，是八十年代全世界公认的政治家，这也跟他执政时期的实际环境有关。当年新加坡刚被马来西亚赶出来，但李光耀却能在几十年间，把这里变成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那个时候的新加坡，其实是比不上香港的，但你看到过哪个港督能有如此之高的评价？

评价人物，永远要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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