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开放大国的选择（下）
文 ／迟福林 *
【提 要】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制造业领域为主的开放到服务贸易领域为重点的开放；从货物和服务为重点的开放到制度性、结构性开放；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走出了一条令世界瞩目的新型开放大国之路。作为新型开放大国，中国以深化自身改革开放为重要基础，进一步将本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相融合。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关键词】 开放;新型开放大国;全面深化改革
二、主动融入世界的开放观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进程加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的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共同需求日益增加。适应这个大趋势，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共同的“未来社区”。
（一）坚持融合发展，共同发展。“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近些年，中国在扩大自身开放的同时，积极主动推动各国的共同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引领，以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为依托、以产能合作为重点，构建全球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高度依赖市场的不断扩大，高度依赖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升。新型开放大国的发展，是建立在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上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面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坚持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过去几年，中国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处理了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例，生态环境状况有明显改善。中国坚持将绿色作为“一带一路”的重大任务之一，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
（二）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更多是作为适应者、参与者融入经济全球化；今天，中国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成为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坚定维护者、推动者。
（三）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面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中国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是全球贸易健康有序发展的支柱。”多边贸易体制为全球经济繁荣、世界贸易增长及文化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当前，一系列“本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严重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2019年，全球新增不利贸易干预数量达388项，是2009年的30倍；2018年，全球新增贸易限制政策占新增贸易政策的34%，比上一年大幅提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03年以来的最高点。在此背景下，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不仅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要目标，也是新型开放大国的全球责任。这就需要加快构建高水平双边多边自贸区网络，完善以世贸组织为重点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
2019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深思。她说，“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正威胁着全球自由贸易以及经济繁荣的根基”，“我们千万不能称谎言为真相，也绝不能将真相视为谎言”，“我们不能将反常当作常态加以接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多边而不是单边思考，需要全球行动而不是边缘化的行动；我们必须摒弃民族主义倾向，向全球开放。我们必须协调行动，而非各行其是。”构建完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制度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主张。
（四）主张平等参与、共治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虽然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并不完善，需要加以改革，但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不仅将破坏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还将破坏世界的和平稳定。作为新型开放大国，中国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在这个重要前提下，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目前，世界经济增量部分有80%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地位的实际改善却十分有限，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不足。这就需要以提升代表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为目标，加快推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
（五）重塑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快速推进，重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在进行重大调整。基于这个特定背景，中美关系的妥善处理需要立足长期，以多边主义为基础，避免陷入战略误区，避免零和博弈，更要避免陷入冷战与对抗。
未来10年将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时期。重塑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需要双方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经贸摩擦；需要双方把握趋势，以维护世界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处理好双边关系；需要双方基于长远的共同利益，解决好双方竞争与合作中的矛盾与冲突。美国商会等机构发布的报告预测，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2019年及未来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不打贸易战的基准情景每年要少增长640亿-91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0.3%-0.5%；如果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未来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累计少增长1万亿美元。当前，在两国经济体量差距有所缩小的情况下，出现竞争加大的态势是不可避免的。但中美更应当看到双方互补性和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尽快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第1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指出，“世界两大强国之间互相竞争是很自然的，但竞争不应演变成冲突，而应该是展开合作、共创双赢；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中国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带来巨大好处；各国也必须适应一个更具影响力的中国。”
三、开放是最大的改革
进入发展新阶段，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问题更需要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解决。作为新型开放大国，开放牵动影响全局、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开放倒逼改革的时代特征十分突出。为此，要以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自身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
（一）以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高质量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仍有不完善之处。例如，服务业市场开放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滞后、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仍然过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仍然较多等。推进高水平开放和建设高质量市场经济，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对国企、民企、外企一视同仁，使市场在企业平等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使市场在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等等。
（二）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中发挥基础作用是高水平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当前，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与重点。
——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关键是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以数字技术为重点的新科技革命兴起的背景下，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的正面效应逐步减小。例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快速发展，是市场竞争与科技革命的结果，而不是政府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的结果。
——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从实践看，靠政府扶持和政府补贴发展起来的产业难以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就是要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家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开放创新的新格局。
（三）实现经济活动由地方政府间竞争向企业主体间竞争的转变。当前，地方政府间的某些竞争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企业主体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由于差异化的技术标准及地方准入限制，导致全国70%的地方市场外地新能源汽车难以进入。而根据此前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印发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200万辆，而根据目前各类车企已经公开的新能源汽车产能规划，到2020年产能将超过2000万辆。此外，不同市场主体在竞争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事实上不平等甚至严重不平等的问题。以融资为例，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以上，而其所获得的融资额仅占企业融资总额的20%，融资成本高于国有企业1.5-2.5个百分点。这就需要：
——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改变某些不平等的政策与规定，使各类企业平等获得资源要素。
——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建立完善产权保护的相关制度，以稳定企业预期，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
——以“管资本”为主建立国有资本管理新体制，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推进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废除经济领域不合时宜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提升政府的公平性和公信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实现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为导向向竞争政策为基础的转变。产业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功不可没，问题在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某些产业政策带来抑制创新及不公平竞争等负面效应日渐显现。例如，2019年一季度商服用地价格是工业的9.1倍。服务业用地成本大幅高于工业用地成本，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程。再比如，“去产能”过程中某些地方采取强制清除、限制开工等行政性手段，“有保有压”的选择性、差异性特征明显，在多方面加大了民企的压力，加大了民企与国企间竞争的不平等程度。从现实情况看，2014-2018年，民间投资增速由18.1%下降至8.7%，不能不说与行政手段为主的产业政策直接相关。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要把产业政策建立在竞争政策基础上，慎用、少用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产业政策，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的手段。由此，为建立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创造有利条件。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重在改变差异化、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加快推进产业政策转型，并用竞争政策协调产业政策及相关经济政策。
——改变以往以倾斜性的行政力量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大幅减少中央各部门、地方产业补贴与扶持项目。
——制定适用产业扶持政策的负面清单，将产业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核心技术的领域。
——在降低企业制度成本上要有新举措。当前，“降成本”的重点、难点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例如，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与简易注销制度，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尽快推广企业法人承诺制等。同时，明确地方政府审批管制事项“只减不增”。
（五）实现市场监管的重点由一般市场行为监管向公平竞争审查的转变。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监管是实现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当前，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监管盲区、监管缺位及某些监管过度等问题仍然存在，对公平竞争审查提出新的要求。例如，2017年中国取消了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保健按摩师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鉴定，但这些领域还缺乏监管标准，市场监管难以到位。再如，在电商平台不断做大的背景下，市场份额是不是界定新经济垄断的重要指标，如何判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需要把市场监管转型作为重中之重。
适应服务型经济以及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的新趋势，实现市场监管的主要对象要由商品为主向服务为主过渡。参照国际先进经验优化监管标准体系，加快形成数字经济领域的监管体系，尽快在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食品、药品、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实现监管标准、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
强化市场监管机构对经济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建立对各类政策、各级政府进行专门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议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或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牵头，系统清理现行的涉企政策中妨碍民营企业发展、违反平等竞争的规定。
把反垄断尤其是反行政垄断作为市场监管变革的重大举措。目前，制造业领域约90%以上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但民营企业在部分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占比还不足50%，交通运输等领域甚至不足30%。至今为止，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尚没有纳入到反垄断的范围。建议尽快修订《反垄断法》，增加并细化反行政垄断的内容，并将竞争政策以及相应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纳入到《反垄断法》。与此同时，做实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将反垄断局与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作为其具体执法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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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责任编辑：王艺璇）
THE CHOICE OF A NEW TYPE OF LARGEOPEN ECONOMY
Chi Fulin
Abstract: Afte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opened its doors to all-round opening; from the opening of themanufacturing sector to the opening of the service trade; from the openness ofgoods and services to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openness; from participating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promo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has embarkedon a road of a new type of large open economy. As a new type of large openeconomy, China has deepened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an importantfoundation and further integrated its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 more open China will form a more benign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and bring more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to China andthe world.
Keywords: Openness;New Open Country;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s
《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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