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张载“横渠四句教”解读

横渠四句教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此“四为”一般依据的是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编纂的《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按语：“先生少喜谈兵，本跅驰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自重如此。”（《宋元学案》第1册，页664）这四句话既是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可以看作是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刘梦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中华读书报》，2008-09-03）。

“为天地立心”。过去比较流行的解释是，认为天地没有心，但人有心，人的心也就是“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发展人的思维能力，以理解自然界的事物和规律。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在古代“天地”一词并不专指自然界，而是在“三才”观念中的天与地。古人常以三者并列探索世界的构成规律。《说文》释三曰：“三，天、地、人之道也。”天能生物，地能载物,天地万物群生,唯人有智慧,唯人能裁剪天地天地及其万物。天地定位后，人居中而立，与天地浑然，融为一体。张载所谓“天地之心”，源于《周易·复卦·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之语。这里的“天地之心”还没有与“人”直接联系起来。《礼记》第一次提出“人”为“天地之心”的观念，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心为人体当中能知能觉者，天地人一体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犹如人体一样。而人在天地间是能知能觉者，故可谓天地之心。这一命题是对“人为万物之灵”观念的发展，是对人在宇宙间的地位的进一步肯定，标志着儒家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高度的自觉。后儒对这一命题有不断的深化。张载作为著名的易学家认为，“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横渠易说·上经》，《张载集》，第113页）他在别的地方还说：“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经学理窟·诗书》，《张载集》，第256页）显然，在天地能够生成万物这一意义上，张载是肯定天地是有心的。

如果纯粹就天道而言，天是无心的。但是，在天地之间因为有了人，人是有心的，特别是圣人因为有仁心，可以见天地生生不息的德性，天地以生养万物为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圣人之仁心就是天地之心。显然，天地之心既是天的，又是人的，是人把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了天地之间，与天地本性合而为一的结果。因此，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以人为主体为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确立基本的价值系统，建立一套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以，“立心”是在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构架中强调人对天地万物的主动性、能动性和主体性，并不会导致因过分夸大人的力量而形成人类中心主义。如果用学界习惯的“天人关系”的说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是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再论证“天人合一”的传统命题，这样合而有分，分而不分，辨证地处理了“天人关系”。宋人叶采认为：“天地以生生为心，圣人参赞化育，使万物各正其性命，此为天地立心也。”这个理解比较接近张载的原意（《近思录·卷三》）。马一浮先生总结道：“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生民”指民众，“命”指民众的命运。“命”，也叫“天命”，是指与人为相对应，人为所不能左右的，对个人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带有必然性的某种外在力量。中国历代思想家对命一直很重视。关于命的理论有多种学说。孔子讲“知命”、“畏命”，孟子讲“立命”、“正命”，庄子讲“顺命”，荀子讲“制天命”，墨子讲“非命”。

这涉及儒家的“命运观”和一直关注的“安身立命”问题。儒家认为应该知天命顺天时，但决不可只言天时，忽视人事，凡事推委给天命，消极被动。人要努力发挥其主体性、主动性，尽人合天，以人力完成人事，以人事补成天功。史称，张载“喜论命”。而张载的“立命”思想直接来源于孟子的“立命”。《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就是让心体之“仁”得到充分发挥。“知性”就是明白心性的义理。而能够明心性的义理，也就知道天命了。人心性是所受于天，存心养性就是在事天。对天命不存疑虑，因为天命为人难以抗拒的力量，只能通过修身以应之——这就是“立命”。“立命即肯定自己的命运。”（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00页）即只要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尽心知性知天，人就能够在精神价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赋予生命以意义。张载所标示的“为生民立命”，即为“民吾同胞”来“立命”，就是为万千生灵确立精神家园，确立灵魂的安顿之处。正如蔡仁厚先生《为张子‘四言’进一解》所说：“儒家圣贤开显的‘安身立命’之道，正是为了生民。有了这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却能潜移默化，加上伦常政教的设施，使生民的生活有了依循，而得以护持生命，贞定活路，这就是‘为生民立命’了。”

今天，作为执政者，能为生民立命，就是真正地为民众谋福祉，让老百姓真正实现人格独立，充分享受做人的尊严，不但要在物质财富上引导人民走向富裕，还要从精神上设法提升老百姓的心灵层次，在政治上让百姓享有民主自由。如此，才是真正“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其实就是指最高理想人格。“绝学”，指中断了的道学传统。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学统自孟子之后就中绝了。在张载之前，在韩愈那里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表现。韩愈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原道》）孟子之后，特别是汉以后，受佛、道之冲击，儒学确实出现了中衰的迹象。这种中衰不仅表现在社会上的影响减小，在政治上的地位的下降，更表现在千余年间儒学学术的不景气。对于张载思想,《宋史》称“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 他以“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敬德爱民”的道德风范，“精思力践”的学风，用“大心体物”的气度与他“太虚即气”的唯物宇宙观，和“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共同构建起关学思想的学术体系，把儒学拓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为万世开太平”。“太平”、“大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到北宋，以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过“致太平”的主张。“开”期待之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实现《西铭》描述的文化理想，民胞物与，天下归仁。张载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问题，这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现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先生(1883-1967)，就以此“横渠四句”教学生立志，有一段论述“为万世开太平”的话值得参考：

程子曰：“王者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又曰：“三代而下，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从来辨王、霸莫如此言之深切著明。学者须知孔孟之言政治，其要只在贵德而不贵力。然孔孟有德无位，其道不行于当时，而其言则可垂法于万世。故横渠不曰“致”，而曰“开”者，“致”是实现之称，“开”则期待之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果能率由斯道，亦必有实现之一日也。从前论治，犹知以汉唐为卑。今日论治，乃惟以欧美为极。从前犹以管商申韩为浅陋，今日乃以孟梭里尼、希特勒为豪杰，以马克思列宁为圣人，今亦不暇加以评判。诸生但取六经所陈之治道，与今之政论比而观之，则……其相去何啻霄壤也。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举国之人，动心忍性，乃是多难兴邦之会。若曰图存之道，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则亦是自己菲薄。今举横渠此言，欲为青年更进一解。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须信实有是理，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马一浮集》第1册，第8页）

马一浮先生这段话就历史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历史传统与发展道路的大开大合地进行了评判，为现代中国指出了动心忍性，多难兴邦，继承儒家王道，期待天下太平的愿景。

蔡仁厚先生《为张子‘四言’进一解》也说：“不过，儒家虽然具有开万世太平的宏愿，也能在‘道’的层次上讲论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但在体制上则只成就了‘治道’，而未能开出‘政道’。如今民主政治的体制，却正是政治层面上的太平轨道，再加上科学，就更可满足‘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要求。以民主科学配合儒家的礼乐教化以及‘太平、太和’的理念，的确将可为人类世界开创无疆的休美。”这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看法。

我认为，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儒者最崇高的使命，能够达到这“四为”也就是儒家的最高人格境界。怎样达到这个境界？张载把通过道德修养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过程划分为三个层次——学者、大人（贤人）、圣人。学者相当于士人，即知识分子。大人就是有德行的人，就是贤人。圣人是儒家最高的人格层次。具体地要通过“立人之性”、“求为贤人”、“学为圣人”这三个阶段来体现人性的不断完善和自我完成，从而使人的道德实践由有意识的自我约束性践履，逐渐变为自由而自然的行为，这样人类也就进入了大同世界。

关于“四为”在历史上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亦十分推崇张载，认为横渠所讲的“为生民立道”乃“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乃“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认为它们说明了政治领袖同时又必须是精神领袖，如此，才能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就像孔子一样，他虽不是帝王，甚至在政治上也没有骄人的成就，但是他是圣贤，而帝王将相与英雄豪杰即使功盖当世，也不过是“办事之人”，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与圣贤相提并论的。所谓，“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张载的“横渠四句”则是冯友兰一生从事学术活动的理想和信念，在1942年写的《新原人》中写出了他的四境界说。此书自序一开始就写了张载的四为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陈来先生说：

张载提出的这“四为”是封建时代思想家所广泛认同的理想，“民胞物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一曲正气歌，它哺育了许许多多志士仁人，激励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救邦国于危难，拯生民于涂炭，终生奉行道德理想，生死利害一切置之度外，这也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始终高扬的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陈来：《宋明理学》）

近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种场合表达政治理念时常常引用这一句话。温家宝总理在国外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曾多次引用。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世界知名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以张载四句教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中华民族追求的一种境界。温家宝总理说：“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2006年9月温家宝总理接受欧洲五家媒体的联合采访的谈话中，又引用“四为”来回答记者关于他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张载的四句教不仅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和精神追求，而且也成为推动大陆与台湾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催生两岸合作与交流崭新局面的思想资源之一。如2005年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在北大讲演时，也曾用以寄语北大学子，希望现代知识分子以“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为终身理想，挑起维护两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重担。连战并将张载的四句话用现代的语言概括为“坚持和平，走向双赢”八个字。2015年新加坡“习马会”马英九引用“横渠四句”，呼吁“为了两岸人民，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华民族开创更和平灿烂的未来。”（《马英九习马会致辞》，《人民日报》2015年11月7日。）足见张载四句名言的精神感召力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