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后的2020年，新加坡实现了老子的愿望

繁忙的新加坡樟宜机场，因疫情而变得冷清。（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菲佣回家不容易，回来更难

我从没想到自己与疫情竟是以这个方式“结缘”。

我家从不请女佣，不习惯。但有了女儿之后，挣扎了两三年，实在忙不过来，只好请了菲佣。一转眼，哈妮琳到我们家都已经续了两次合同了。

根据合同约定，哈妮琳每工作两年可以回家15天，由雇主支付费用。她生日在四月，老早就请假，我也买好了机票，让她四月下旬回菲律宾过生日。

2020年3月12日，哈妮琳来找我，说感觉菲律宾疫情不妙，每日新增已经从个位数进入双位数，她担心四月下旬疫情会很复杂，怕到时出行有问题，要求我让她早一点回家。

我考虑了一下，心里一闪而过，疫情瞬息万变，万一她从菲律宾想回来，到时新加坡不许入境怎么办？但我再想想，她已经两年没回家了，即便可能将来有任何不便，还是得让她回家。

跟她商量之后，果断决定尽快走。于是，把她机票改签到3月16日离开，回程定在31日。

果不其然。哈妮琳人还没走，新加坡3月15日就宣布边境控制的新措施，要求女佣在入境之前，雇主必须先获得人力部批准，而且，女佣入境之后，须在家隔离14天。这个措施是考虑许多家庭主要让女佣帮忙照顾老人和小孩，所以要减少这两个体弱群体被感染的机会。

这样一来，哈妮琳3月31日回新加坡之后，一直得到4月15日才能出家门。在此期间所有外出的工作任务如买菜、接送孩子上下学，都得我来执行了。我的许多工作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当然，趁哈妮琳还没走，我还有机会跟哈妮琳商量，让她等疫情缓解了才走。

转念一想，这样也不好；一来有违契约精神，二来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我最担心的是，万一疫情对她家造成什么伤害，我这次留她，到时万一她家有事，不巧停航了回不了家，岂不遗憾终身？所以，这事我没跟她提，让她照样走。

哈妮琳出发去机场之前，我把家里珍藏的十多个口罩给了她。从疫情发生以来，我一个口罩都没用过。一来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和新加坡卫生部都倡导戴口罩弊大于利，认为口罩应该留给病人避免传染，二来是因为新加坡口罩确实买不到。在疫情初发时，新加坡许多人买了大量口罩、护目镜、防护服、酒精洗手液，不少还是从印尼抢购来的，全发到湖北支援前线了。我是其中一个。

我也交代哈妮琳，你回国是为了看望家人，所以尽可能留在家里，能不出门聚会就不出门聚会。她答应了。

然后，哈妮琳飞了。出了马尼拉机场，坐了一夜的车，蛮顺利地回到老家了。

没想到，接下来的事一茬接一茬。

就在哈妮琳回到家的第二天，3月17日，我接到酷航的电邮，说由于“疫情造成的营运困难”，所以3月31日原定从克拉克机场回新加坡的航班取消，未完成的航段以消费券的方式返还。我一看，赶紧上网买酷航其他日期飞新加坡的单程机票。一查吓一跳，竟然得一直等到4月17日才有飞新加坡的航班。

我赶紧找马尼拉机场的航班。同样，酷航从马尼拉飞新加坡最早的也是4月17日。

我几乎绝望了。如果哈妮琳4月17日才能回到新加坡，加上14天隔离，那么，我从现在到四月底的工作全受影响。

还好，灵机一动，赶紧查新航航班。还好，新航3月31日从马尼拉飞新加坡航班还有，而且机票价格还算正常。我二话不说，赶紧买。

至少有四个因素能影响哈妮琳能否顺利回来，按机率高低为：一、航空公司大量取消航班，二、菲律宾方面“封省”甚至“封国”，三、新加坡方面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四、她家出问题。这些都是在我控制之外的，我只能看老天脸色了。

2500年后的2020年，新加坡实现了老子的愿望

学生进校之前得做体温和新冠症状测试。（许振义/图）

停课的话，父母将受制于孩子

在哈妮琳回国的这两周和将来她回新加坡之后的两周，我得出门买菜和接送孩子上下学。买菜很容易安排，因为有24小时超市。接送小孩就很麻烦，因为孩子是下午班，上午在家，中午到学校，傍晚六点半放学。换句话说，我只有下午那几个小时可以安排工作，早上和傍晚都得陪孩子。

幸好我可以远程上班，虽然有时免不了得到办公室处理一些事，见一些人。比起那些无法远程上班的人，我实在算很幸运了。

因此，我完全可以理解在病例不多的情况下，新加坡尽可能不宣布学生停课的决定。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停课，就必须有家长请假回家照顾他们，这对已经很困难的国民经济是雪上加霜，对小微企业尤其如此。如果大量企业受影响，最终就会造成失业。

除了经济问题，停课还有两个更严重的潜在问题。如果停课，许多为人父母的前线医疗人员会被迫请假，给医疗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另，停课之后，青少年和儿童不可能一直待在家里，肯定得出门，他们在社会上接触病毒的机会比在学校高。

当然，如果病例数字很高，到了必须要求像湖北一样作全民隔离的时候，该停工停课还是得停，但是，在目前每天新增10个以内社区传播病例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认为还不到那个程度。

抗疫力度一直在加码

新加坡至今疫情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1月23日到2月4日为第一阶段，是境外输入。1月23日，武汉封城，同日，新加坡出现首例确诊，是来自武汉的旅客。之后几天，陆续出现武汉输入病例，其中有些无意中造成本地社区传播。后来，疫情在中国开始传播，新加坡宣布，自2月2日零时起，禁止所有过去14天曾到中国大陆的旅客（不分国籍）入境新加坡，同时全面限制中国护照持有者的各类签证、准证发放。此阶段的边控主要是防止第一波国际输入。

从2月5日到3月11日左右是第二阶段，为本地传播。除了撤侨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入境之外，暂停了有中国大陆旅游史的各国旅客入境，因此，不再有境外输入病例。本阶段出现多个本地感染群。

在本阶段，韩国、伊朗、意大利疫情开始恶化，第二波国际输入开始明朗化。新加坡于是开始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边控，于2月27日、3月5日分别对来自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地的旅客执行入境限制。

到了3月初，疫情蔓延到欧美其他国家以及东盟地区，新加坡有不少公民和永久居民在这些国家出差和短暂旅游，在当地受到感染，3月中旬陆续回到新加坡，出现症状之后确诊。新加坡宣布3月16日起对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东盟国家的旅客实施程度不同的入境限制。即使没有出现冠病症状，入境旅客也可能须接受鼻咽拭子冠病检测。

由于担心孤身在外（尤其在欧美）的留学生、交换生和实习生面对健康和种族歧视双重威胁，而且预见将来许多航班很可能停运，新加坡政府呼吁在外侨民尽快回国。另，东南亚疫情恶化，一些病人开始到新加坡寻求治疗。从3月11日左右开始，新加坡出现较高的输入病例，平均为每日新增病例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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