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辉煌到没落，力波今又归来——30多年间，这个上海人自己的啤酒品牌到底经历了什么？

5月4日，力波归来。

归来的并不是益梅路上生产力波啤酒的工厂，厂区在2019年时就已被拆了大半，仅保留了具有历史意义的60米大烟囱、锅炉房和麦芽仓等建筑。如今在拆除了锅炉的锅炉房里，开出了“力波1987精酿”餐厅。而厂区其他部分在未来也将陆续进行商业开发，它们将共同构成上海力波中心。

所以严格来说，归来的或许只是力波这个名字。昔日大厂变作高端餐厅、可装400吨酒的发酵大罐缩成1吨的迷你罐、瓶装啤酒也改为鲜酿啤酒……但对于深藏力波情结的上海人而言，这些都不重要。他们真正在乎的是让一段关于纯真年代的记忆，再次拥有一个可以依附的实体。

老力波罐装啤酒

餐厅开幕典礼这天，力波的老员工们被邀请到现场。他们坐在一张用当年的蒸汽分水器切割改装成的长桌边上，脚则可以伸进分水器的肚子里。在他们头顶上方悬着的吊灯，也是用昔日的煤抓斗改装的。曾经都是每天工作中习以为常的用具，隔了这些年再看，却多少有点陌生。他们自嘲，人都不是原来的人了。这些人如今都老了，记忆和当下的界线模糊了，他们正努力适应周遭的环境。

啤酒被陆续端上台面。一共6种口味的力波精酿，400毫升的大杯卖48元/杯；如果是集齐全部口味的套装，则是一组88元，每小杯120毫升。34年前，也即1987年的7月1日，第一瓶力波啤酒诞生的时候，640毫升装市面上卖6角7分。老员工们知道，这种比较其实全无意义，但忍不住要兴叹时代的变迁。他们一致认为其中一款“力波1987经典拉格”和老力波很接近，但吃口和瓶装啤酒还是不一样，毕竟牵涉到熟啤和生啤之分。

几天以后，晨报记者和昔日力波的董事沙天琴、副总肖洪元以及销售经理汪炳源坐到一起，听他们回忆往昔，揭开一段关于力波啤酒尘封已久的历史。“力波啤酒一上市，就受到上海人民的喜爱。一开始的广告语是‘为什么不给我力波啤酒？’，后来有了“力波啤酒，的确与众不同”。”沙天琴回忆，“然后，才是那句更顺应时代潮流的‘力波啤酒，喜欢上海的理由’。”《喜欢上海的理由》后被写成一首广告歌，这首上海人家喻户晓的歌曲诞生于2001年，今年正值它发布20周年之际。

我们现在讲述力波的故事，不是想对歌中那个“永久的纯真年代”进行一次徒劳的招魂；也无意于在近年来的国潮热里为力波的存在价值找到一个新的立足点。作为上海啤酒行业中第一个真正的国产品牌，力波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意义远非一首广告歌曲可以诠释。值得被铭记却从未被细细讲述的，不仅是一段属于力波啤酒的历史，也是一段上海的啤酒人为了民族工业奋力打拼的历史。讲述这段历史，或许可以为今日所提倡的国人“文化自信”，提供一段新的注脚。

开工 | 千呼万唤出不来

力波啤酒只是一个品牌，并非生产厂商的名字。从其诞生到停产前后30年左右的时间里，它背后的生产主体经历了数次更名。1987年生产出第一瓶力波啤酒的，是上海食品工业公司新建的益民啤酒厂。

“啤酒是舶来品，解放前中国的啤酒厂都是外国人开的。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只有上海啤酒厂和华光啤酒厂。当时这两家厂的产能都已达到饱和，上海的啤酒供不应求。其实在那个年代，全国也是同样的局面。”汪炳源回忆，要解决上海人喝啤酒的问题，建造一家新的啤酒厂就迫在眉睫，这成为一桩切切实实的民生工程。

“那时候，日本有电视台来上海，记录了这样的画面：大热天里，一群人穿着老头背心和汗衫，手里拎了热水瓶和铜吊，在上街沿排成条长龙。这个画面后来被日本电视台做成一档电视节目里的智力问答题，参赛者需回答‘这些上海人在干什么。’没有人说得出，他们原来是在“零拷”啤酒。日本观众看了哈哈一笑，中国人却觉心酸。”

1982年，上海益民啤酒厂筹建组正式成立。作为一个国家计委发文成立的项目，益啤厂的建造却在一开始便遭遇巨大的资金问题。“现在的人可能想不到，建一家新厂竟然会没有资金，全部要靠银行贷款。”老员工们说，“但当时就是这样造起来的。”

老厂房内部

益啤厂的项目成立时，尚处于国家拨款的机制。但在建造期间，遇上了政策改革，拨款改成了贷款。回过头看，整个国家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力波的诞生恰逢这样的大环境，有其幸运所在，但也经历了种种过渡时期的阵痛。1983年，经国家计委计鉴1609号文批复同意，由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向益啤提供贷款。“国家计委最初为这个项目批了8千多万元，实际上到建成一共花去了1.7亿，等于翻了只跟头。” 沙天琴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利息的蹿升，“筹建当时建设银行利率为3.69%，造好以后变成19.26%；中国银行利率2.52%，后来也变成19.26%。”

1984年，当益啤厂在梅陇正式动工的时候，遇上的另一个难题在于工期。“我们造厂是和华亭宾馆同时起步的，上海当时又没什么大型施工队，我们就共用一个工程队。这工程队在我们这里造两天，隔天去造华亭宾馆了。我再赶到那里，把他们喊回来，华亭宾馆又派人把他们喊回去。”汪炳源将当时的施工比作打拉锯战。由于施工力量紧缺，一度全线停顿。肖洪元手上保存着一份1987年7月的《上海轻工简报》，里面写道益啤厂的建设工程“直到1985年4月才打下第一根桩，工期整整脱了8个月。”

眼看动工近两年，眼前景象不容乐观，汪炳源和几名员工受企业委托将建设情况和遇到的困难写成材料，找到电视台反映。《解放日报》也助了把力，他们用“千呼万唤出不来”形容益啤厂建设中遭遇的困惑。媒体报道引起各界关注，市政府也决定把益啤厂在1987年建成投产列为上海市政府十五件实事之一。从这以后，工厂建设速度一下子上去了。

投产 | 尝到第一口啤酒，眼泪水嗒嗒滴

在那份长达7页的《上海轻工简报》里，以《三秋寒暑苦，换来一杯香》为题，详细记录了第一杯力波诞生的前后。文章在此处终结：“益啤建设者在建设中以自己的行动形成了益啤典型的风姿：胸怀理想、勇于开拓、艰苦创业，构成了一组八十年代创业者的英雄群像。”肖洪元想必很认同这句话，他用钢笔在下面画了线。

今天再看这份保存了34年、纸页早已泛黄松脆的简报，我们的兴趣会落在“八十年代创业者”上，生活在被如今的人如此怀恋的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会构成一幅怎样的创业者群像？沙天琴说，她自己的孩子现在会这样比较，“你们那时候的压力怎么能和我们比啊，你们又不用背什么KPI指标，只要拼了命干就好了嘛。”

沙天琴想，不知道当时大家提出的那句“55投料，71出酒”的目标以今天的眼光看算不算是KPI。“这句话是从开始动工这天起就在的，意思是要在1987年5月5日这天投入大米、大麦等原料，然后到7月1日这天出酒。”一度脱了8个月的工程在最后时刻被补上，每个人都付出了不休不眠的代价，有人以天计，有人以月计。“最后是做到了，尝到第一口啤酒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跳啊蹦啊，眼泪水嗒嗒滴。”从某种程度上看，她孩子的话说得不错，那的确是一个拼了命干就会有收获的年代。那时的创业者不会像今日般患得患失，而他们的付出亦不问回报。

当时，民族工业百废待兴。益民啤酒厂生产出第一瓶上海人自己的啤酒，在工艺和技术上遇到并克服的关卡其实远非今日可以想象。“除了灌装线设备来自德国，其他全部由我们国内自行设计和生产。当时没有可以参照的模板，很多非标设备，比如糖化锅和发酵罐，都是国内人工制造的。”汪炳源说，当时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发酵大罐，后来引领了国内其他啤酒厂的风尚。“我们要做发酵大罐，但怎么做？之前从来没做过。我们当时就出了标书，面向社会招标，益啤也是第一家公开进行招标的公司。有大约5、6家厂来竞标，最后是常州飞机制造厂中标，因为他们的价格比较低。这么大的发酵罐全部用不锈钢板现场制作，全靠工人一节节手工焊上去。”

发酵大罐

益啤厂做了30只发酵大罐，高20米，直径6米，每只都可以容纳400吨酒进行发酵。这样的容量，里面足以放进一只小舢板船。而实现合资之后，真的有外方专家坐进一艘小艇，被吊进发酵罐里进行检修。后来，这种大小尺寸的发酵罐成为全国大型啤酒厂的标配。

合资 | 开会时被领导拍着台子骂

酒是做出来了，但啤酒厂的生存现状却日益困顿。

“1987年酒出来以后，我们算了笔账。如果生产开足马力，几年可以把贷款还清？”沙天琴他们算下来，要还39年。“还是按照当时没有抬高的利率。后来因为钱总是还不上，人家银行就不肯借了。那原材料要买吗？工人工资要发吗？” 材料价格上升的幅度让人瞠目，以大麦为例，1987年试生产期间的价格为每吨580元，两年后实际生产时涨到1100元/吨。形势一目了然，合资成了存活的唯一出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合资企业非常少，但也有带头吃螃蟹的了。比如上汽大众，是1984年成立的；上海大江，1985年。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但我当时就想，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不就是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吗？”30多年后的今天回忆当时合资的情形，沙天琴说，“我可以这样讲，如果当初不合资，等着我们的就是破产一条路。”

但在当时，上海好不容易有了第一家国产啤酒厂，又已经试车成功、可以投产了，出于一种民族工业的自尊心，少数决策者难以理解合资这种做法。当沙天琴和她的同事们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在会议上提出合资的想法时，现场有领导拍着台子骂他们出卖公司利益。“这种委屈只好咽到肚子里，没办法，我们要让这家厂活下去。”他们最终排除了来自上层的压力，并在寻觅一段时间后找到了合资方。泰国的正大集团，因为有华侨的背景，很愿意支持益啤。但他们不懂啤酒，因此找到了荷兰海涅根（喜力），全世界第二大的啤酒集团。这两家企业一起，成立了新酿投资公司，以后就由新酿出面和益啤合资，合资的第三方是万国实业。三方达成一致：中方占40%的股权，万国为10%，新酿则占50%。

终于到了签约这天，三方会面地址选在华山路上的希尔顿酒店。“签约前新酿提出，根据他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新厂保留500名员工足够了。那益啤有700人，多出来200个怎么办？我们坚决不同意，新酿也不肯让步，摒死。一直摒到第二天凌晨，外方终于妥协了。”等到签完合约，沙天琴瘫在椅子里起不来，“又累又后怕，差一点这桩事体就pass掉了。”

新成立的三方合资企业叫上海民乐啤酒饮料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1988年底，工厂还在原址，力波的品牌从此做大了。

盈利 | 6角7分的定价是怎么来的？

到1991年，民乐终于首次实现了盈利。这一年，共生产力波啤酒60330吨，成为上海各啤酒厂之首。他们也终于摆脱亏损，盈利48.6万元。

曾经产量巨大的力波啤酒

“我们从开始合资到实现盈利，中间经过了几年时间。有一度老外是想退出的，既然选择合资，总是想赚钱的。”但最初，他们只能帮着还钱。由于基建材料价格上升，外汇汇率提高，以及银行贷款利息不断上升等因素，合资的总投资高达19364.9万，也就是近2亿。沙天琴以1989年一年为例，当年仅利息就得支付3000多万元。

而当时的价格并不放开，很难实现短期盈利。一瓶640毫升的力波啤酒在合资前的定价为6角7分，当时相同容量的上海牌啤酒和光明啤酒售价5角3分。为了争取高出的仅仅1角4分，背后要经过多少角力，几番波折，如今自难想象。“力波的先期投资这样大，价格如果和其他啤酒一样，那直接就不要做了。但当时价格是物价局限死的，所有商品定价都要国家批，你们知道这个6角7分是经过了多少关卡才定的？”沙天琴对汪炳源他们说，当年定价过程的曲折，即便力波的老员工也不知晓。“先从厂里一级级批上来，报到物价局；再在物价局走一圈程序，最后给到物价局局长。局长不敢做主，又报分管物价的副市长批，再由副市长请示市长批复，最后市长亲自拍板。现在完全不同了，要定什么价钱就自己定了。”

合资以后，一瓶力波啤酒容量不变，价格提高到1块3角6。而当时一瓶200毫升的雪碧，则可以卖到6角5分。按照国外的比价，啤酒与饮料的比应为5比1。所以当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啤酒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

即使现实如此，力波啤酒在最辉煌的时候年产量达到16万吨，一年仍然可以实现盈利6、7千万。“力波最吃香的时候，杏花楼、新雅这种档次的饭店都是自己开着车到我们厂里来拿酒，说没我们的酒就开不了台面。云南路、黄河路这些美食街上，基本都是力波啤酒。最好的时候，力波啤酒占领上海50%的市场。”说到这里，汪炳源不响了，再往下说，就是衰落了。

衰落 | 根宝精神也是力波精神

啤酒厂刚建成的年代，厂区三面都被农田环绕。时代往前发展，梅陇地区的道路建起来了，居民区越造越多。厂区毗邻虹梅南路的一边，因为马路不断加宽，围墙不得不往里推一点，再推一点。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围墙外的世界显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围墙内，则试图保持某种不变。

力波老厂房

“这时候大批外资啤酒进来了，这些外国啤酒做中高端市场，而外地的啤酒则做低价，力波的市场份额就这样被一点点挤压。”但还有个关键原因，肖洪元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就是在和三得利口味的比拼中，失去了客户，也失去了市场。”三得利啤酒在1996年打入上海市场后，迅速以其清新淡爽的口味赢得了年轻消费者。“我们当时在董事会上提出几次，要做清淡的口味，喜力坚决不同意。他们觉得，我们的特点就是麦芽放得多，就要口味浓厚。”沙天琴说，“什么商品都一样，看你是要引领消费者，还是迎合消费者。喜力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引领市场。”很难说这样的初衷错了，但结果与他们的所愿背道而驰。“后来，我们也生产过清爽型的啤酒，但来不及了。人家早跑到前面去，把市场占领了。”

当时担任销售经理的汪炳源还记得，市场份额萎缩之后，力波也想过挽救的办法。“比如开展促销活动，送纪念品，但人家也有的。而且他们立升更大，因为人家是集团性质的，而我们只有一家厂，这是没法比的。”

到2000年，他们花大钱找来昔日申花功勋主帅徐根宝担任形象代言人。一时间，上海的烟纸店里贴满了根宝的海报。“这个时候徐根宝已经潜心在崇明带小孩了，那应该是他最困难的时候，尤其是经济上。当时我们外方觉得，根宝虽然过了做教练最辉煌的时候，但他身上那股精神还在，这和力波的精神是吻合的。当时力波虽然也面临市场低谷，但我们要永远保持斗志。”

双方这次携手的动静很大，专门在华亭宾馆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民乐为这名教练开出了高额代言费，但这笔钱没有一下子付完。汪炳源记得，“那天我看到根宝开了他那辆2002车牌的小汽车到我们这里来，我问他怎么过来了。”这名经历过无数大场面的教练此时罕见地露出一丝尴尬，“后来我知道了，原来我们还欠一部分代言费没给他。他当时在搞基地，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2001年，民乐公司里中方股权的持有者冠生园集团（注：益民啤酒厂已隶属于冠生园）将大部分股权售出，中方持股从公司建立时的40%落到仅为3%。收购了股份的新加坡亚洲太平洋酿酒集团一家独大，这时候经历了啤酒厂的第三次更名，从民乐成了亚太。也是在同一年，《喜欢上海的理由》红遍了上海滩。这首歌胜在歌词切中了处于又一个时代转型期的上海人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他们期待改变，但对于改变又感到忐忑和惶惑。

自此，改变成为了这座城市里唯一不变的常态。力波也在被动地经历改变：十年后，华润雪花购得亚太100%股权，一举拿下力波。到此时为止，当初益啤厂建成时的那批老员工都先后退休或调任了。在力波于2016年正式停产前，已经退休的汪炳源回到老厂，打开一瓶新力波。“味道不一样了，他们做不出我们原先的那种味道了。”

新生 | 要把力波啤酒打造成城市新名片

老厂空关了两年，2018年的时候传出消息，说厂可能要拆了。听到消息的肖洪元赶来拍下一组照片，这是这片他盛年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在其记忆中留下的最后影像。一年后，厂区被部分拆除了。汪炳源的家就在附近，吃完夜饭出来散步的时候，他会刻意回避走那条经过老啤酒厂的路，“不要看，看了心里难过。”间或有只言片语的消息传来，说土地似乎被某家房地产商收购了，将来此地可能要建商品房了。

力波老烟囱

这把我们带回了贾樟柯那部半纪录片式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一家同样曾拥有辉煌历史的国营军工厂迁到了新厂区，土地被房地产公司购买，用以建设新楼盘。红色的大宇推土机在厂房内外沉默又喧哗地操作着，厂房倒塌了，尘土飞扬起来笼罩住银幕。叶芝的诗句此时在银幕上被打出来：“我们曾经想过和做过的，必然漫开，渐渐地淡了，像泼在石头上的牛奶。”

以为这就是结局了，而后面的事，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地皮确实被房产商买了下来，买主是深圳城投。但它没有被用来建造商品房，在听说力波的故事后，他们保留下一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开了力波的主题餐厅。即使被一些人称为“贩卖情怀”，但不可否认，新主人对于这里花足心思，做足功夫。

老员工在餐厅开张这天相聚

5月4日的开幕式上，梅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冬发说，梅陇“十四五”期间制定了建设“未来之镇”的目标，目标之一就是“将积极推动上海力波的发展，支持企业多元发展，带动梅陇文化输出，将力波啤酒打造为城市新地标、新名片。”无数关心力波的上海人，从此定了心。

力波归来的故事，不是那种典型的浴火重生的路子。在那些怀着力波情结的人们看来，似乎缺失了什么，但毕竟已是很大的安慰。

后记

那天走进力波的新园区，沙天琴的第一感觉就是慰藉。

“上海滩最早的三家啤酒厂：上海啤酒厂、华光啤酒厂和我们。现在一家破产了，一家转手了。而我们力波不管中间经历了什么，至少名字还在。力波被保留下来，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她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身边的亲戚朋友，“前几年都来问，说哪能搞的，现在怎么外面买不到力波啤酒了？我们心里真的很窝塞，其实原因许许多多，但没法讲，只能说不生产了。虽然现在走的路线和从前大厂路线不一样了，但至少我们又能喝到力波了。”

很多老员工们都回来了，他们彼此间呼朋唤友，站在烟囱脚下刻的一圈《喜欢上海的理由》歌词边上拍照。“20年前，是‘我在上海，力波也在’；20年后的今天，是‘我在上海，力波还在’。”沙天琴微微一笑，觉得足矣。

退休后，力波的这批老员工们保持着经常聚会的惯例，直到疫情前。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奋斗经历，它成为他们人生中共同的组成部分，把这些人联系到一起。“有时候回忆回忆，这辈子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不容易。也打拼过，当然现在都过去了。”但沙天琴不太喜欢“泼在石头上的牛奶”这个意象，“大家的奋斗虽然成了过去，但那不是白白流走的东西。”

来源：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