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成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胡乔木自1942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达25年之久。他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枝笔”，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然而，他的身世，除了过去新华社电讯所披露的千把字的简历外，人们所知甚少。作家叶永烈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子女、秘书及有关人士，查阅了大量文献，这本《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枝笔》第一次详述了胡乔木其人其事。

读书成了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非常勤奋的。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等，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来的。延安的图书匮乏，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寻来阅读。

毛泽东在1943年12月10日，曾给秘书胡乔木写一便函，反映出他求知的渴望: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12月20日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也就是苏联科普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毛泽东要胡乔木找这本书，因为他在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内中有一节《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毛泽东提到的另一本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由国光书店印行。张伯简是中共早期党员。

还有一本《唯物的社会学》，是赖也夫斯基著、陆一远译，1929年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

毛泽东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演说中，曾说过一段他的“读书观”: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胡乔木本来就喜欢看书。在毛泽东身边，受毛泽东感染，便更注意读各种各样的书。后来，读书成了胡乔木最大的兴趣爱好，他甚至同时看五、六本内容截然不同的书。在胡乔木晚年，家中藏书达三万多册，装在一百四十个书架上。即便这样，他还要经常向北京图书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等处借书。另外，每到一地，逛书店、置书，成了他的习惯。在中共领导人之中，胡乔木是读书较多的一个。

迄今，在档案中，还保存着胡乔木所写的十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目录，毛泽东在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字。在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份《干部必读》书目印发给所有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这十二本书是:

《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在毛泽东身边，胡乔木除了大量读书之外，还大量读了中共有关文献。他当毛泽东秘书后的“第一课”，是协助编选《六大以来》。接着，他又协助毛泽东编选《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书。

《六大以前》于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此书收入1921年3月至1928年6月期间，中共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领导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一百九十八篇，是研究中共“六大”以前的历史的重要资料。出版后，供中共高级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学习、研究之用。此书是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编印的。

此外，胡乔木还常常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别人的文 章做编辑、修改工作。现存的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致胡乔木函，便提及对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作修改(后来发表于1944年6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乔木:

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三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5月27日

胡乔木把毛泽东意见转告艾青，并帮助艾青修改了文稿。

胡乔木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成了中国的“新闻焦点”。

上午十一时，一架草绿色C——47运输机飞离延安机场。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这一起一降，毛泽东一直是记者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成了中国各报的头条新闻。

翌日重庆《新华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昨日上午十一时同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等同机飞渝……”

其他各报，不论是共产党主办的，还是国民党主办的，新闻稿中提及的飞往重庆的共产党人，都是写毛、周、王三人。

此后，在整个国共谈判过程中，见报的中共代表也都是毛、周、王三人的名字。

在“新闻焦点”背后，谁都没有注意一位三十三岁，削瘦的男子，他便是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他与毛泽东同机飞往重庆，经历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全过程。

他的唯一一次“曝光”，是在离开延安时，在那架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穿军装的张治中，戴着盔式帽的毛泽东，身材颀长、一身西装的赫尔利，微笑着的周恩来，上衣显得过长的王若飞，侧着脑袋、目光正注视着毛泽东的胡乔木，头发从正中朝两边分开的陈龙。

毛泽东把胡乔木列为随行人员，一起飞往重庆，足见对胡乔木的看重。

陈龙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虽说蒋介石为他安排了豪华住处，他还是住进了重庆的“红区”。胡乔木也随毛泽东住在“红区”。

“红区”名叫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的一个红土坡上。那里原是一片荒坡，饶国模在那里创办了“大有农场”。饶国模是黄花岗烈士饶国梁的胞妹，对中共有好感。于是，取得了饶国模的帮助和支持，中共在那里红岩嘴十三号，建了一幢三层楼房，作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对外只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于是，红岩村也就成了重庆的“延安”——“红区”。

胡乔木依然做秘书工作。如同他写社论、起草文件一样，总是属于幕后，他仍悄然做着他的工作。

关于胡乔木在重庆的情况，笔者从1950年2月3日新加坡的《南侨日报》上，查到这么一段报道:

“胡乔木继陈伯达之后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澈，才文并茂。他随毛在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星市《南侨日报》，1950年2月3日，“新闻人物”专栏，作者江山。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胡乔木来到重庆，发生一点小小的“麻烦”，那便是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也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老友相见甚欢，但乔冠华也是“笔杆子”，发表文章署笔名“乔木”，而胡乔木当时用名“乔木”——两个“乔木”聚在同一幢楼里，同在一家报纸《新华日报》上发文章，叫人分不清是哪一个“乔木”！

由于“乔木”出典于《诗经》，又寓意“高大、挺直”，两“乔”都喜欢这一名字，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岂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终于，由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这一轶闻，曾广为流传，通常都说成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乔进京，发生重名问题，此事惊动了毛泽东……”

笔者以为，前文已经提及的1950年2月3日的新加坡《南侨日报》署名江山的文章，较为可靠。因为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却指明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二乔”断名。现引述江山的原文:

“正当日本投降后国共第一次开始和谈的期间，中共主席毛泽东亲到重庆参加谈判，他(引者注:指胡乔木)是随员之一，恰巧这时南乔亦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

“两位乔木聚在一块，许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发表一篇署名‘乔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出自那位乔木的手笔，朋友们都希望他们之间内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有一天大家在毛泽东主席那儿谈起这件事，请毛氏作评判，后经毛氏问明是他(北乔)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的真姓确是乔，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了。”

至于“南乔”，他只是写文章时用“乔木”作笔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副手，自然也就用他的本名乔冠华了。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