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文昌中学“文中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文昌中学教书。在文中南门左边第一行第一间宿舍，我住了整整十五年。

所谓南门，实际上是搬上教场坡后，文中最早的校门。我读书的时候，南校门至文焕章图书馆一带，是一片荒坡。那里长满了野草，野树，野菠萝，人烟稀少。直到1964年，文中少年排球队打了个全国冠军，广东省政府奖励了5万元钱，在南门的正对面，建起“文昌中学体育馆”，这一带才慢慢地热闹起来。

而最热闹的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知是谁在学生中悄悄流传，说文中有个慈祥的“校公”，他总是在冥冥之中，保佑师生平安，学习进步，校运兴隆，而且很“灵”。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一届传过一届，“校公”之说便慢慢扎根了。不知是出自感恩，还是祈求考试平顺，先是有几个人，偷偷地来到南校门的大柱旁，静悄悄的点上几炷香，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就匆匆离去。到了第二年高考前三天，来南校门拜校公的越来越多，一拨一拨的，我刚拜罢你登场，烧香点烛，虔诚跪拜。此后，校公的香火越来越旺，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点香点烛，不少人买来糖果、饼干、水果、饮料，燃放鞭炮，祈求校公保佑。后来，非但是文中学生，县里的琼文、侨中、联东学生也在高考前祭拜文中“校公”。一位海口的家长说，他的孩子高考前，他每个周末也带孩子到文中校园走几圈，为的是感受文中老校的文气和灵气。用他的话说是“心理抚慰”。

我常常想，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祭拜的“文中公”究竟是谁呢？我问学生，学生说不知道；问同事，同事也摇摇头。

海南人拜的“公”，实际上是神。如祖公、屋主公、财神公、青山公、婆祖公、水尾圣娘公，不管男女，都叫“公”。能够让老百姓顶礼膜拜为“公”的，多是历史上德高义重，功勋卓著，庇护百姓的超凡人物，为民则驱邪除恶，为官则造福一方。学生们自发供奉的“文中公”，自然也应该是在文昌中学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有功之臣。

他是谁呢？

是100年前文昌中学第一任校长陈玉芝吗？

1908年，文昌中学创立，成为海南县一级最早的中学，没有之一。第一任校长（那时称监督）是锦山人陈玉芝。 陈玉芝才学渊博，前清廪生（廪生在秀才中档次最高，国家每月补贴六斗米），科举废除后，还读过两广优质师范学堂，成为文昌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撑大旗，自然顺水顺风。可是万事开头难，创办中学，在海南前无古人，无师可从。陈玉芝“摸石头过河”，先是招收100名学生，分甲、乙两班。第一次开设四书五经之外的科学课程，如物理、化学、生物、体育、手工等。这些课程，晃头晃脑的秀才们胜任不了，他便请日本人、广东人以及两广优质师范学堂毕业的王培春、云茂钵、韩孟谦、黄钟等任教。陈玉芝为文昌中学的创建和发展，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但是，陈玉芝毕竟是满清土地上长出的壮苗子，在推行新的教育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儒家学说，因而随意增加“经学”课时，淡化自然科学。他在新型学校“复古”，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学生们纷纷行动起来，与复古思潮进行坚决斗争。陈玉芝采取高压手段，一怒之下开除了林煦岱、邢谷群等一批进步学生。结果在学生和社会的压力下，1910年陈玉芝不得不辞职离校。陈玉芝建校有功，治校有过，善始不善终。要是把陈玉芝先生捧为“文中校公”，恐怕文中的“古人”不服气。

那么，“文中公”又是谁呢？

是下南洋为建新校奔走筹款的詹行铣吗？

清朝道光年间，有个叫武训的，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吃了无文化的苦。长大后决意要为穷人办义学。从21岁到50岁，他一村一寸的行乞，时间长达近30年，终于攒下了2800吊钱，还买了220亩学田。前后办起了三间义学，让大批的穷家子弟读书识字。而他自己，一直住在破庙里，一辈子不娶妻成家。他死后，乡人为他立了“武训庙”，他也成了义学的“校公”。

1927年，文昌中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决定将学校从圣殿旁搬到教场坡现址。在一块平坡上再起炉灶，需要巨资支持。钱从哪里来呢？于是时任校长的詹行铣，毅然决定远赴重洋，寻求文昌华侨赞助。1928年秋，詹行铣乘着帆船，向新马出发。这位毕业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的高材生，在海上七天七夜的风雨折腾，上岸时已是满面胡 ，形容憔悴。他舍不得租住旅店，寄宿在亲戚家破旧的房子里。三个月的时间，他去过36个市镇，走遍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每到一处，他总是早出晚归，风尘仆仆，一个个地拜访华侨，发动他们支持家乡教育。那时汽车还不普及，他坐牛车、马车，冒着烈日爬山涉水，寻找一切机会为校募捐。他的热诚感动了当地华侨，掀起了资助文中建新校的“詹行铣旋风”，先后共有1000多人认捐5万多光洋。而他自己，却一直住在亲戚的旧房子里，省事俭用，从不用过捐助的一分钱。他说：“省下一分钱，就是为新校多添一块砖呀。”像这样的校长，不就是文中的“武训”吗？许多人都说应该把詹行铣立为“文中公”。

且慢！詹行铣先生只是一下南洋，第二次下南洋的还有1929年的陆兴焕校长。1929年2月18日，文中校长陆兴焕启程赴南洋催收捐款，计时将近5个月。他马不停蹄，经历千辛万苦，共催收捐款近6万光洋。1934年夏，文中董事会董事陈汝贤前往南洋收取郭巨川、郭镜川兄弟捐献的17000光洋，动工兴建“郭云龙礼堂”（飞机楼）。这是文中领导第三次下南洋。此外，1934年的校长郑兰生，前往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发动捐款，收获颇丰。至此，四次远行募捐，共计光洋10万元，搬迁教场坡文中新校终于成功兴建。由此看来，发动华侨筹款建新校，是许许多多热心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倘若只把詹行铣先生捧为“校公”，陆兴焕、陈汝贤、郑兰生又是什么“公”呢？

“文中公”还可能是谁呢？

是上世纪60年代带领文中人“跨过琼州海峡”的符芹英吗？

符芹英是老革命，1955年履任文中校长。从扛“三八式”到拿笔杆子，符校长遇到了新问题。那时运动多，学生要种胡椒、种甘蔗、修水利，每年还有“农忙假”，回到乡下帮生产队种水稻。这些状况，未免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59年，文中的教学质量普遍下降，高考的总平均成绩仅37.64分，英语更惨，总平均成绩是6.77分。文中急了！符芹英急了！他下决心排除干扰，急起直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教育质量上，让文中三年内“放卫星”！1960年， 瘦削而坚毅的符芹英在全校大会上，举起拳头发誓：要在短时间里实现“一、三”目标，即一年实现“海南第一，三年跨过琼州海峡”！他用老革命的腰杆，顶住各方压力，组建了一支解放以来最优秀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起用曾经的“右派”，甚至申请从监狱里提取解放前的美军翻译。于是文中的一代名师出现了：“语文五将”、“数学骄子”、“物理三雄”、“化学双英”、“政史四绝”，直到现在，仍令校友津津乐道。1961年，文中校园响起了长长的鞭炮声，第一个目标“海南第一”实现了，高考录取率达60%，超过全国平均录取率48个百分点。此后，好消息不断传来，1964年，高十四届高考“跨过琼州海峡”，高考排名进入广东前列。在和广东名校激烈竞争中，有一人考入清华，二人考入北大（那时北大每年招生不到1000人）。符芹英校长严格治校，在艰难的环境中将文中推向新的高潮，形成了海南教育海中、一中、文中长期以来“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样一个业绩卓著的校长，他是人们崇拜的“文中公”吗？

百年沧桑，风雨前行。符芹英校长掀动的，只不过是文中长河中的一朵璀璨的浪花，说是起关键作用的“校公”，未免难以服众。

可能是“文中公”的还有谁呢？

第十三人校长冯河清吗？他较早的接受西方民主思想，推进新学最为突出，给文中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氛。第十五任校长陈传栋吗？他坚持在日本的炮火中，在南阳山区艰难办学，让文中薪火相传。

都不是。

那么，“文中公”会是老师吗？

是那个抱病上完最后一节课，倒在讲台上的杨老师吗？

是那个因反袁世凯，被胡熹杀害在太平桥边的文焕章吗？

是那个“团结柱”的设计者，带领学生抗日的吴乾鹏吗？

是那个演出“林格兰就义”激怒反动派，喋血街头的张明凯吗？

。。。。。。

也不是。

“文中公”究竟是谁呢？

“文中公”不是一个人。它是一种精神，一份心境，一种感知，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中情结。这种精神涵盖了教育教学、校风学风多个方面，在学校发展的每一个节点上定格，在“尊师守纪、严教勤学”的校训里展示，在一批批走出去的新老校友中扎根。

“文中公”是灵魂，是“校魂”。一代又一代的文中人，领导、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灵魂化的驱动力，滋生在师生的心灵深处。这种灵魂，看不到摸不着，挥不去割不断，苏生了“文中培育我成才，我为文中添光彩”的校魂感应，同时也留下了深切悠久的母校情结。“文中公”的出现，是文中学生不忘历史，对母校历年教育成果的认同和赞美。

人们心眼中的“文中公”，是圣者。他满面沧桑，精神矍铄，美须飘飘；是智者，他学富五车，追求卓越，沉稳坚毅；是贤者，他慈爱和蔼，雍容揖让，彬彬有礼。在他的感召下，百年文中，“济济多士，朗朗书声，弦歌不辍”。

因此，不要把祭拜“文中公”简单的看做是迷信活动，它是一种难得的母校崇拜。一所学校，有了众多的贡献者。这些贡献者，让学生崇拜感念，甚至神化到有“公”的程度，它成功了！在这一个有灵魂的有“公”的学校里读过书，值得自豪和骄傲。

作者简介

吴亚利，文昌市头苑造福村人。曾任文昌中学，海口实验中学等校副校长，海口市政协委员。1998年编写文昌中学第一部校史，2008年任文昌中学《百年校史》主笔；2015年担任青春回忆录《依旧年年》主编。现任《文昌文化》杂志执行副主编，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会刋》执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