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生育旅游”乱象丛生，全球代孕规则遥遥无期？

（IC photo/图）

2021年1月18日，演艺明星郑爽的前男友张恒在微博上发文称，他在过去的一年中一直在照顾滞留美国的两个孩子，并公布了孩子的照片。由此，他与郑爽的代孕弃养风波曝光。

“郑爽是我们服务过的人品最差的客户，没有之一。”美国“西海岸生殖中心”在接受《法人》杂志等媒体采访时，创始人梁波公开指责郑爽，“两个孩子都一岁多了，她到现在还欠着我们6.8万美元的服务费没给，昨天（1月20日）我们通话，她居然要求我们机构来抚养这两个孩子。”

弃养、剥削与人口贩卖

“西海岸生殖中心”自称是郑爽与张恒委托的代孕机构。公开资料显示，该中心英文全称为Western Fertility Institute，简称WFI，坐落在美国西海岸中心城市洛杉矶，客户遍及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法人》杂志引述梁波的话，2018年秋天，郑爽、张恒与“西海岸生殖中心”签订合同，选择了16.8万美元的“随机生男女孩”套餐。两个孩子出生后，郑爽、张恒只支付了10万美元，6.8万美元的尾款一直没有支付。

来自美国的出生记录显示，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两个孩子分别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孩子的父母英文名与郑爽和张恒的汉语拼写相同。

“郑爽找到我们，她提出两点。第一，将会补齐6.8万美元的尾款。第二，每个月给我们机构打上3万元人民币，孩子她不认也不想要，更不要孩子回到中国。”梁波透露了与郑爽的沟通情况。

当得知代孕授精成功的消息，郑爽和张恒一度高兴地给“西海岸生殖中心”工作人员发红包。七个多月后，郑爽却又提出终止妊娠的要求。

但为时已晚。尽管“西海岸生殖中心”注册地加利福尼亚州允许堕胎，但该州法律规定妊娠超过五个月后不允许堕胎，除非发育异常或患有严重的疾病，并得到指定医疗机构的认定。

梁波称，两个孩子健康出生后，身份不能确定，既不能在美国落户，也不被当地政府允许出境。

2021年1月23日，张恒委托律师就代孕机构“西海岸生殖中心”的“弃养”等说法发表声明称，“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多年来，弃养、剥削与人口贩卖等乱象不断，已经让商业性代孕（Surrogacy）服务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产业。2014年9月，一名泰国曼谷“代孕母亲”为一对澳大利亚夫妇生下一对双胞胎。但是，后者只将一名健康的婴儿带回澳大利亚，却将另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留了下来。

曼谷法院判决称，这名婴儿并未遭到遗弃，但其生父有性侵儿童的案底，外界普遍担忧代孕所生儿童的生存环境。2018年2月，曼谷一家法院审理了一宗极具争议的抚养权案件，一名为重田光时的日本男子雇佣泰国代孕女子生下了13个孩子，一度引发泰国警方“人口贩卖”的怀疑和调查。

代孕母亲的生存境况也令人担忧。在泰国，一些身体健康、经济社会地位弱势的女性，往往会成为代孕公司的主要招募对象。不少代孕公司有黑社会背景，如果代孕母亲不遵守公司严苛的规定，或者出现流产、生育不健康婴儿等，这些代孕公司通常会拒绝支付报酬。

2017年，一名中国女子花费45万元人民币，通过武汉一家代孕中介公司在柬埔寨找到一名代孕母亲。但是，所生孩子患有脑萎缩、脑积水。

该女子指责中介公司没有做好监管，并指责柬埔寨代孕女子生活艰苦、医疗机构落后，才导致婴儿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尽管合同中约定代孕女子有营养餐、新鲜水果、定期产检等待遇，但实际上却“连床也没有”，睡觉要“打地铺”。

代孕给代孕妇女带来健康风险，甚至永久失去正常怀孕生育的能力。但是，不少贫穷的妇女依旧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在柬埔寨，一次代孕至少可以获得1万美元，相当于该国平均年薪的10倍以上。

“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钱会进入代孕妈妈的口袋。机构拿走了大多数。”在《代孕规制的法律问题研究》一书中，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刘长秋坚定地反对代孕合法化。

“生育商业化”的伦理与法律困境

在代孕过程中，委托代孕过程又被称为“下单”，终止合作则称为“退单”。在跨国商业代孕项目中，贫穷的代孕母亲受到胁迫和剥削，她们的子宫以及做培育的婴儿已经商品化。

“通过取得代孕报酬，能够改善代孕母亲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但还是带来很多伦理问题，需要政府监管和法律完善。”印度古吉拉特邦Sat Kaival 医院生殖医学研究所人工授精生育专家纳亚娜·帕特尔（Nayana Patel）撰文称。

把代孕女性当作生育工具、将所生婴儿作为商品对待，代孕不仅引发道德伦理危机，这种“跨国医疗旅游”还催生了父母认定和国籍归属等法律难题。

美国“宝宝M”（Melissa Stern）诉讼案，被认为是代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司法案例。1985年2月，出身社会底层的27岁妇女玛丽·怀特海德（Mary Whitehead）看到广告后，与诺尔·基恩不育中心签署了代孕协议，由代母（玛丽）卵子与委托父亲（威廉）精子体外授精形成胚胎再植入代母的子宫。

三方合同上还特别约定：玛丽生完孩子后，必须把孩子交给“亲生父母”威廉夫妇抚养。

孩子出生后，“代孕母亲”玛丽却悄悄地将她带回家藏了起来。1986年7月，威廉夫妇雇佣私家侦探找到孩子的下落，并将玛丽告上法庭。

人类历史上第一例因“代孕”而产生的法律纠纷开审。1987年3月，新泽西州一家法院作出裁决：双方签署的“代孕契约有效”，“代孕母亲”玛丽必须将孩子交还威廉夫妇。但法院允许在“隐蔽的严格监控的环境下”，玛丽每个星期可有两个小时的探视时间。

“代孕母亲”玛丽并不服输，她继续上诉打官司。

“不得强迫一个健康的母亲放弃婴儿。”1988年2月，新泽西州最高法作出二审判决：代孕母亲玛丽·怀特海德与孩子有血缘关系，代孕违背公共政策，代孕合同无效，恢复了玛丽作为母亲的权利，取消威廉夫妇对孩子的抚养权。

新泽西最高法院的裁定实质是，血缘关系、妊娠过程要胜过已签订合同的契约精神。“宝宝M”诉讼案带来的法律与伦理争议至今不休：血缘关系只是“血液关系”“子宫权力”？提供精卵的“基因权力”又该得到怎样的保障？

美国“宝宝M”抚养权判决后，更多代孕中介放弃“传统代孕”转向“妊娠代孕”，不再使用代孕母亲的卵子。一些代孕中介还安排代孕母亲到新泽西州之外的州进行分娩，以回避相关法律障碍。

美国各州对代孕的规定截然不同，或完全禁止，或有条件允许。在国际层面上，不论弃养还是争夺，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父母认定和国籍认定纠纷依旧不断。

2008年，一名为曼姬（Manji)的女婴在印度出生后，一直没有国籍：在她出生前，曼姬的日本籍委托代孕夫妇离婚，女方拒绝抚养曼姬；尽管男方虽然愿意抚养，但印度法律规定孩子的国籍随母亲。

印度最高法院裁决，日本大使馆以人道主义原则为曼姬发放入境签证。又几经曲折，曼姬最终获得日本国籍。

当前，一些国家将“代母”视为婴儿的合法母亲，还有一些国家则将“认可并购买服务的人”（commissioning parents）认定为合法父母。这种法律层面的差异导致代孕婴儿可能成为无国籍人士。

从实验室走向庞大的商业市场

商业化的代孕带来的法律困境和伦理冲突，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过去二十多年里，代孕市场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联合国的一项统计显示，2012年，全球代孕行业总产值超过60亿美元。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教授撰文说，联合国海牙会议调查发现68个国家存在大规模代孕市场；从针对5个主要跨国代孕中介机构的调查来看，跨国代孕市场在2006年至2010年的5年里增长了1000倍。

“当‘代孕’成为新闻头条时，它通常给人厌恶、消极的印象。”澳大利亚律师莎拉·杰佛德（Sarah Jefford）为代孕行业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多年。在她看来，代孕为不育的家庭带来幸福，因此不应该受到污名化。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全球大约有4850万对夫妇在未来五年后无法生育。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平均每4对夫妇中就有1对曾受到不育症的困扰。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代孕公司运营者说，她的主要客户是不孕不育患者家庭，大约占70%，其余为同性恋等客户。代孕为渴望孩子的家庭和群体带来欣喜，也为剥削弱势群体和道德争议打开了大门。

天主教、伊斯兰教等都认为代孕极其不道德，不符合宗教和历史传统。但一些代孕的支持者争辩认为，“借腹生子”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有文字记载的代孕可追溯到《圣经·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无子嗣，她求助于侍女夏甲（Hagar）代孕。

在《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社会与经济》（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一书中，历史学者珀斯盖特（J.N. Postgate）也考证说，古巴比伦的法律规则和社会习俗都允许代孕，一些已婚不育的女性担忧被丈夫抛弃，通常会命令女仆代孕。

借腹生子古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代孕只不过几十年的历史。1944年，哈佛医学院教授约翰·洛克（John Rock）成功进行了首例人类胚胎体外授精试验。

1978年，全球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国出生。直到1985年，美国首例妊娠代孕取得成功，“试管婴儿”由此从实验室走向庞大的商业市场。

当前，中国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行为，2001年8月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代孕和弃养更被认为违背社会公德。2017年，《人民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七千多名受访者中，有81.5％的人不支持代孕，有5.5％的人不支持也不反对，而支持者只占13％。

在中国，代孕仍有一个庞大的地下市场需求。一些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和单身女性纷纷赴外寻求代孕。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美国加州生殖中心”（Fertility & Surgical Associates of California）首席运营官郭雯雯的话，每年大约有25名中国女性到该中心进行冻卵。毕竟冻卵价格高昂，有条件进行冻卵疗程的客户只占少数。

从“美国加州生殖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的电话报价来看，仅冻卵费用至少要花费两万美元，不含赴美机票和食宿费用。泰国、柬埔寨和中国台湾地区相对便宜，但更多人似乎更相信美国医疗机构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