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手妙合 形神逼肖 ｜ 李风杉国画人物画的形与神

原创 作者:南远景

在中国画漫长的艺术发展历程中，古人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美学思想，东晋顾恺之首次提出“传神写照”的著名论点，南齐谢赫在“六法”中又提出“气韵生动”的要求。

　　形与神是中国画对立统一的两大范畴，形神兼备是国画的最高审美标准。在中国画漫长的艺术发展历程中，古人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美学思想，东晋顾恺之首次提出“传神写照”的著名论点，南齐谢赫在“六法”中又提出“气韵生动”的要求。从此以后，“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似与不似”“不似之似”等等，成为中国绘画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基本遵循。

　　著名国画艺术家李风杉先生致力于国画人物画创作六十多年，在人物画的“形神兼备”上倾注了终生的心血。其作品以形立象，以神彰魂，“万趣融其神思”（南朝宋画家宗炳《画山水序》语），达到了“澄怀味象”的“畅神”境界。

　　世界万物都是有形有象的，只有通过确切可见的物象形态，才能辨识其精微、精妙，进而做到尽精微而致广大。风杉先生对物象尤其人物形象有着敏锐的辨识能力和超强的表现能力。他的创作，从准确描绘人物的直观形象、延伸想象空间入手，做到造型准确，“不似之似”，使笔下人物有一种可感可触、可观可赏的视觉冲击力与深触心灵的情感征服力。他着墨最多的高古人物、现代人物和少数民族人物，无论高士、琴童、文官、武将，还是僧侣、樵夫、牧民、农女，都有突出的个性特点，切合人体结构的基本规律，即使适当变形，也万变不离其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绝无技法不逮又急于博取眼球的江湖浪人那样胡涂乱抹的艺术错位。各色人物的动作形态——孩童的拙朴之态、少女的扭捏之态、汉子的憨态、女人的娇媚之态、文人的清高之态、武将的威武之态、钟馗的夸张之态等等，都表现得活灵活现。在人物眉毛、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的刻画上，用笔有虚有实，实处如刀锋划过，虚处像云影水波。人物的服饰穿戴，也与其所处时代严格合拍。这些客观精准而又不失中国画造型真谛的人物形象，既是自然的再现，又是艺术的升华，多姿多彩，栩栩如生。

《大清名士图》局部

　　风杉先生笔下的形，既体现在对画面人物的具体刻画上，又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与人物布局上。画面各色人物所处的位置，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背景的设置，空间的虚实、留白等等，都服务于主题的需要，使作品的形态呈现出整体的艺术效果，给观者以立体直观的印象。创作于2006年的二十多米长卷《大清名士图》，刻画了一百多个人物，人物之间有机联系、相互照应，整幅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其中的每一个截图片段也可以独立成篇。

　　作为国画人物画艺术家，风杉先生人物造型的手法多种多样。除线条造型外，他还擅长没骨造型、描绘造型、剪影造型和写意造型，具体创作中，这些手法结合使用、穿插互补，达成了理想的艺术效果。

　　线是国画人物画的基本元素，是中国画的生命线，以线造型是中国画的基本特色。线条对画家来说，既是其万千变化的技法的基础，也是其个性和情感抒发的手段，它决定一个画家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点。如吴道子的飘逸、李公麟的流畅、虚谷的含蓄、赵之谦的丰满、吴昌硕的古朴等都是以线的勾、写、皴、擦等手法来表达的。风杉先生深谙古法十八描程式，用线娴熟精到，心中物象明晰，下笔肯定，绝无拖泥带水，一个人物，往往寥寥几笔，其形象轮廓便跃然纸上。他常用匀称流畅的细线表现人物面部，用较粗的长线表现裙袍；用曲线表现迎风飘动的飘带；用重叠的“草篆”线表现衣领和皱褶的纹理；用线的虚实、刚柔、粗细、浓淡来表现物体的质感和变化，一只袖子用笔六七折，却是一笔画出来的，连贯奔放，一气呵成。创作于2015年的《钟馗驱鬼》《钟馗嫁妹》等作品，画中人物不修边幅、长袍大褂、袒胸前行，超然随意，给观者一种飄若仙至、豁达洒脱的感受。

　　风杉先生不仅用古朴苍劲而又灵动飘逸的线条表现人物的动感和静态、风度和气韵，还通过不同线条的组合，运用笔法的疏密、抑扬、节奏以及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使观者将作品与现实生活中的视觉经验相联系，产生无穷的想象，实现观者与作品的和谐共鸣、物我为一。《凉山人》《凉山父女》等作品中的众多人物，有的白描写出，有的泼墨造型，浓淡交替，虚实结合，观者从中能深切地感受到彝族沧桑久远的历史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南朝范缜这句话是说，“形”是"神"的来源，而“神”源于"形"高于"形"。《荀子·天论》中说：“形具而神生”，“形”为外相，“神”为内涵。明李贽《诗画》云：“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古人这些精辟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国画艺术中“形”与“神”的辩证关系。风杉先生的国画创作，绝不仅仅是对表现对象外观形态的简单描摹，而是通过形态刻画艺术地呈现其内在精神。这种艺术呈现，首先是对人物及事件在特定时空所内涵的信息的披露，告诉观者一件事情，或者一种状态；其次是传达感情，通过人物动态，表现其喜、怒、哀、乐、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情感变化；第三，是表达某种思想，阐明某些道理，揭示某种哲学原理，或者世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追求永恒真理和理想。

　　“以形写神”，必须对人物的面部和肢体形态作重点描绘。风杉先生深谙此理，他始终把创作的重点放在刻画人物的眼神、手势、动作等细节上，尤其在刻画人物眼睛上下了大的功夫。他笔下的人物，眼睛都会“说话”。如《阳光下的阿米子》眼神坚定同时流露出淡淡的忧伤，揭示了彝族少妇的生活状态和对未来的向往；《盼渔归》中的渔家姑娘久久地凝视远方，写出了期盼亲人平安归来的焦虑和心中的希望；《降龙罗汉》中济公和尚眯成一条缝的笑眼，投射出其坚持公道又玩世不恭的性格特点；《琴会友》中高士望远的眼神，充满了高深莫测、玄而又玄的妙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风杉先生在创作过程中，总是将点睛放在最后，待其他的细节处理完毕，他会细细揣摩画中人物所思所想以及内心世界的追求期盼，最后在眼睛部位淡墨分染、浓墨复勾、精确圈点，使人物个性特点突出、精神世界彰显，进而使整幅作品顾盼生姿，极为传神。

　　表现群体人物的情感和精神，是风杉先生笔下一绝。他长期致力于分析人群的存在形态和意识形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甚至人群各成员的潜意识，并将自己的感悟和分析成果付诸笔端，创作出许多摄魂动魄的人物群像。如在十米长卷《荷塘雅趣》中，他刻画了众多的高士书童和知性女子，他们相互之间的眼神交流和肢体语言交流，将春的气息、荷的品格、音乐的节奏、哲学的思想、诗歌的旋律和思辨的力量全部体现在繁花似锦的荷塘之畔，令观者浮想联翩，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和的力量。他创作的二十米多长卷《大宋词人图》，刻画人物一百多个，尽管每一个人物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的甚至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他（她）与左邻右舍都有着相互照应的关系。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散发出一种自由精神和文人情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豪迈、“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小楼昨夜又东风”的柔美，共同透射出一种流传千古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骨，将中国画的审美形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大宋词人图》局部

　　一千多年前，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的思想，就是画家要充分发挥艺术想象，把自己的主观情思迁入到所画对象之中，实现画家与所描绘对象的情景交融、主客观统一；同时把握画中人物的风骨神韵，突破有限的形体，使作品所张扬的精神通向无限的“道”。风杉先生尽管已经年逾古稀，但他的艺术生命正当盛年。他一天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画笔，他的国画人物画创作正沿着先贤引导的道路探索前行。他将把他七十余载“悟对通神”的生命哲理留给后人，为国画艺术大厦增添新的精神。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古都咸阳渭水之滨

　　李风杉,黑龙江人,现居成都,国画人物画画家。1947年生，1963年人伍，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专业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连环画研究会会员、《连环画报》签约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赴鲁迅美院和北京画院深造，受到国画人物画大师周思聪等悉心指导。国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奖，被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艺术机构收藏。连环画《长长的乌拉银河》获全国连环画“金环奖”，系列国画作品《西游记人物》《三国演义人物》《水浒人物》《红楼梦人物》《云卜论兵人物》《钟馗百态》以及人物画长卷《大宋词人图》《大清名士图》《荷塘雅趣图》等受到业界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