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情悲剧

　　郁达夫初遇王映霞一见钟情公元1927年元月14日。上海的天空彤云密布，朔风怒号。寓居于上海的浪漫派大师郁达夫洗了澡，换上远在北平的妻子孙荃昨天刚寄给他的皮袍子，兴致勃勃地前往法租界的马浪路尚贤坊，拜访留日同学孙百刚。
　　一路上，顶着凛冽的寒风，他却感到通体十分暖和，对妻子孙荃的感激之情不由得涌上心头。心想这个小脚老婆，实在周到无比。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报答我的女人，我可爱又可怜的女奴隶。”转眼间，郁达夫已来到孙百刚的住处。他蹦蹦跳跳地沿着扶梯上楼，一路喊着：“百刚！百刚！”孙百刚把他迎入室内，为他介绍了自己的太太掌华，又为他介绍一位刚站起身来欢迎他的妙龄女郎：“这位是王映霞王小姐，是杭州学者王二南先生的外孙女。我们从温州一起逃难到上海来的。”
　　郁达夫打量了王映霞一眼，只见她身着一件织锦旗袍，窈窕的身材，玲珑的曲线，明艳的脸庞，勾人魂魄的大眼睛，使得郁达夫大有惊才绝艳之感。虽是在隆冬的气候里，额上竟然冒出汗珠。王映霞笑容可掬地伸出手来，郁达夫满脸红晕，几乎忘了同她握手。
　　原打算坐坐就走的，此时郁达夫却大谈杭州风光以及王二南的诗文：“二南先生的诗，我从前在杭州报上常读到的，一向很佩服他老人家的，”达夫对王映霞表示好意地说。
　　“他近来年纪大了，也不常做诗。”映霞淡淡地回答。
　　“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的，好生眼熟。”王映霞没有接腔，孙太太打圆场说：“也许是在杭州什么地方碰到过吧。”
　　眼看到了中午，孙百刚交代他太太准备酒饭。郁达夫却豪爽地把大伙儿邀到南京路的新雅饭店去吃午饭。饭后又一齐去看电影，接着又在街上闲逛，吃晚饭。最后，郁达夫用日本话对孙百刚说：“近来我寂寞得像是在沙漠中独行，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片绿洲会在眼前出现，老孙，你看有这个可能吗？”孙百刚凛然而惊，心想：“莫非他看中了王映霞么？”
　　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1907年生于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由于外祖父王二南无子，从小便过继给王家，改姓王，另取名旭，表字映霞，由外祖父抚育成人。及长，秀外慧中，肌肤雪艳，双眸若秋水做舵，脸盘如粉妆玉琢。她的美艳风情，尽得西子湖水绮丽灵秀之气；一颦一笑，不啻就是西子湖水光山色的缩影。加上她在杭州女师读书期间，热中于各种社团活动，遂使她的才名及艳名播扬于校内外，不仅赢得“校花”的头衔，且获“杭州小姐”的美誉。所到之处无不注目而视，成为杭州男士们心目中的朗月明星。
　　王映霞也自视甚高。她的出身和教养，自然不能钟情于一个满腹经纶但却无隔宿之粮的士人，但也不会醉心于纨挎子弟或脑满肠肥的阔佬。因而，临毕业之时，尚未能勾画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的鲜明轮廓。于是按省府教育厅的分配，远赴浙南，担任温州第十中学附小教师。在童稚的笑声中，她的一颗心田由绚烂而渐趋平静。
　　有位家住温州的孙百刚，其父与王二南为莫逆之交。王二南想到外孙女远赴温州任教，人地生疏，遂驰函孙百刚就近予以照应。孙百刚便以长辈身份，对身在异乡的王映霞以无微不至的照顾。1926年冬，北伐军打到浙江，温州一带地处战争边缘。在兵荒马乱、鼙鼓频催声中，王映霞跟随孙百刚夫妇一同到了上海，租屋马浪路尚贤坊。未几，便与郁达夫邂逅于此。
　　郁达夫当时已近中年，且已有了老婆，又明知王女是杭州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大约不至于在工映霞身上产生无聊的忘念吧？孙百刚揣度着，否定了自己原先的想法。
　　他哪里知道，郁达夫在初遇王映霞以后，便立刻忘记了他“可爱又可怜”的孙荃。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王映霞呢，早在学生时代，就已醉心于郁达夫的作品，此次初次遇见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作家，又见他如此殷勤，不免为之怦然心动，第二天傍晚，王映霞便应邀与郁达夫单独外出，先逛天韵楼畅玩，再到豫丰泰酒馆晚餐。席间眉目传情，郁达夫先是为王映霞夹菜劝饮，后来王映霞也脉脉传情为达夫斟酒递茶，两人心里都是热烘烘的。
　　此后，郁达夫几乎三天两头地往孙家跑。起初还能找些理由，后来实在无话可说，索兴一进门就高声朗吟道：“出门无知友，动即到君家。”这样交往一个星期后，适逢上映霞生日，郁达夫特别到江浙莱馆王宝和那里，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并提着两瓶“女儿红”醇酒，在晚餐时分到了孙家。孙太太提高了宁波嗓门道：“喔唷，我说郁先生呵！我们无论怎么穷，也不至于穷到来个客人无肴无酒吧！”
　　郁达夫连忙赔着小心说：“大嫂呵，你这样说法就使我难为情了！我因为时候不早，恐怕你们来不及预备，经过菜馆就顺便喊了酒菜，大嫂千万不要介意呵。”
　　原来前几天王映霞与郁达夫单独外出时，无意间说出了腊月二十二日是她的20岁生日，郁达夫便暗暗记在心里。今天叫来酒菜，孙太太自然感到意外，但王映霞心里明白，只是默不作声地笑领了达夫的情意。席间，郁达夫用膝头碰了碰王映霞，递过去一份生日礼物，王映霞接了过去，脸上漾出浓郁的笑意。瞟过来的眼神，几乎使郁达夫当场晕倒。
　　这一切，孙百刚夫妇看在眼里，既觉得十分肉麻，又觉得如此发展下去，实在使他有负于王二南先生的嘱托。
　　次日清晨，孙百刚趁郁达夫尚未出门时，便跑到上宝三路郁达夫的离所去找他，劈头便说：“达夫！我今日一早专程前来劝你，无论如何要克服近日来的冲动。你如果要同映霞结合，心须先毁弃了到如今为止，尚称是安宁、平静、快乐圆满的家，这时你是很大的损失呵！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我们差不多都是快近中年的人了，写小说不妨不顾一切，热情奔放。论到现实的切身大事，总应该用理智去衡量一番。同时，你也得替映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以她的年龄、人品、家庭、学识，当然很容易找到一个比你更合适的对象；她何必要一个已经有了家室、必须毁弃了原有的家室再和她结合的男人？你倘若是爱她的，就应该顾全到她的幸福，你以为对吗？我明知道你对她一见钟情，缘由前定，巫山沧海，断念为难，但事关你的家庭，你的前途，做朋友岂可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呢？”
　　郁达夫哪里听得进去，又经过往返辩驳，郁达夫最后竟板起面孔说：“百刚，多谈无益，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升华，我们再见吧！”
　　孙百刚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尚贤坊，总觉得自己未尽到监护王映霞的责任，于是不顾嫌隙地对王映霞说：“最近达夫对你的疯狂追求，你应当知道了吧！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王映霞羞红上颊，最后还是说出了：“起初觉得好玩嘛，后来我看他好可怜哟！”
　　孙百刚接着剖析道：“达夫已经是有妻子、有儿女的中年人了，他对于你的爱慕，虽然是出乎真情，然而多少总是不健全、不正常的，你可不能轻易接受他呵！”
　　王映霞抿紧了嘴唇，良久才迸出一句话：“我当然不会马马虎虎答应他的！”
　　迫于孙百刚的义正辞严，王映霞顿时陷入苦闷之中，于是找了一些借口，匆匆搭车回杭州市家中。家庭的温暖使她暂时忘却上海的一切。
　　在见不到王映霞的日子里，郁达夫如断了线的风筝，飘飘荡荡，百无聊赖。不是找朋友聊天、喝酒、打牌，就是独个儿闲逛。
　　他开始诅咒王映霞，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女人实在是下等动物，只看到金钱、名位、虚空的荣誉，我以后决定不再和她交往了。”又说：“从此断绝烟酒，断绝如蛇蝎一般的妇人们！”
　　在极度的空虚落寞中，郁达夫想起了此刻在北平的妻儿。一个多月来竟然不曾想念过他们，实在是罪过无比。
　　郁达夫的结发妻子孙荃，自幼生长在浙江省富阳县南乡偏僻的宵井地方。父亲孙孝贞曾寒窗苦读，但屡考秀才不第，遂抛开诗书务农。孙荃自幼在父亲的教育下，成了一个“知书达礼”的女子。父亲决心为女儿找一个好婆家。
　　有人从中撮合：富阳城满州弄内郁家，堪称书香门第。家道虽然中落，然而子弟力争上游，长子已在京城任职，次子也在杭州为官，三子郁达夫正在东洋留学，前途正不可限量呢。
　　孙孝贞左思右想，郁家实在是理想的人家，便满口应允。这厢郁家老太太也带来口信，说是“有空请孙家的闺女到城里来玩玩”，其实就是要亲自替儿子“相亲”。
　　在一个初秋的午后，孙荃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城，在阿姨的陪同下到郁家作客。站在郁母面前的是一位忠厚老实的乡下姑娘：一袭印花布衫裤干净而合身，乌油油的大辫子垂在脑后，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诚挚的光芒。特别是那双惹人怜爱的小脚，以及象征着多子的丰满臀部，使得郁母大为高兴。原本是一盏茶工夫的“相亲”节目，郁家却硬是留孙荃住了一夜，此后，郁达夫在日本便经常接到家信，要他抽空回家完成婚事。
　　郁达夫对于母亲包办的婚事十分不满，同时也憎恶这个乡下女子的土气。但为了不使年迈的母亲伤心，乃一再采取拖延战术。曾寄诗孙荃云：“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闺再五年。”孙家不免三番两次催迫不已，于是郁达夫提出：“婚礼一切从简，不拜堂，不用花轿，不鸣锣擂鼓，不闹洞房。”满以为孙家不肯答应，就可顺理成章地拖延下去。想不到孙家一口允承，于是郁达夫在1920年暑假回国，匆匆完成婚礼。
　　郁达夫不能忘记那凄清的新婚之夜。没有繁文缛节的结婚仪式，没有请亲朋来吃喜酒，甚至连一对红烛及几响花炮也没有。当天傍晚时分，孙荃坐了一乘普通小轿来到郁家，只简简单单地吃了晚饭，便一人独自上了楼。那天她正患疟疾，郁达夫半夜时分入“洞房”，孙荃正在发汗，双颊潮红，默默地向郁达夫望了一眼，便转向床里睡了。而他，郁达夫，竟连一句问候的话也不曾说。想到这里，他觉得实在对不起可怜的妻子。
　　又两年过去了，1922年郁达夫学成回国。待至郁达夫接受了安庆法政学校教授的聘书回乡省亲的时候，母亲正在高声数落儿子的不孝，孙荃在楼上房间掩面而泣。入夜方从妻小口中得知，郁母因思儿心切，时常拿孙荃出气，孙荃逆来顺受，经常以泪洗面，两个水汪汪的大眼睛，此时还红肿着呢。郁达夫大为不忍，一把将孙荃搂在怀里。孙荃尽情享受着丈夫的柔情蜜意，幽幽地说：“等你工作安定以后，我跟你到外地去，早早晚晚也好侍候你的衣食起居呵。”郁达夫答应了她。顺手捏到了她的小腿，从脚后跟到膝，完全是一条瘦楞楞的直线，没有突出的腿肚和丰腴的肌肉，于是大起怜惜之心，发誓要在今后的日子里，要想尽办法对这个可怜的女人，给予一点补偿。翌年初冬，郁达夫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他将孙荃和他的儿子龙儿接到北平，在什刹海北岸租了间民房。院子里有一架葡萄，两棵枣树。葡萄成熟时，郁达夫爬高去摘，孙荃在下面兜起了大褂，仰着头看郁达夫把一串串葡萄丢进她的大褂兜里，上下不时的笑语声喧。秋风起后，枣树上青青的枣子逐渐泛红，半夜里常有熟透了的枣子辞枝自落。郁达夫和孙荃躺在床上，有时且笑且谈，更深人静方能入睡。连房东都说他们真是一对恩爱夫妻呢。后来，郁达夫离开北平，到武汉、广州教书。1925年5月，郁达夫在广州一连接到孙荃从北平打来的急电，告以龙儿患脑膜炎病情严重。郁达夫仓皇赶到北平，年甫5岁的龙儿已经死去。孙荃经此打击痛不欲生，郁达夫也是泪眼相向。两人互相慰藉，生命已经紧密地连在一起。郁达夫曾有诗寄给孙荃：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未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如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命薄，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
　　诗中有牢骚也有自怜，更有对他结发妻子的怜爱以及对两人未来的憧憬，情致绵绵，刻骨铭心，怎样也看不出感情危机的迹象。。这如烟往事，一幕幕闪现在郁达夫空虚的心头。此刻如果孙荃在上海，他一定会紧紧地抱着她痛哭一场，并请求她的饶恕。
　　郁达夫病了。夜间咳嗽得厉害而难以成眠，于是披衣而起，给王映霞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平心静气地检讨了他们认识的经过，坦白地指出：“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感情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毛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接受我的催眠和暗示。”信末并说：“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我不好，完全是我一个人自不量力瞎闯的结果。我这一封信，可以证明你的清白，证明你的高尚，你不过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狗咬了的人。你对我本来并没有什么好恶之感，并没有男女私情的；万一你要证明你的清白，证明你的高尚，有将这一封信发表的必要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抗议。”如果郁达夫果真决定到此止步的话，那么这幕悲剧就不会上演了。但事实上，他不过是使用欲擒故纵的手法罢了。
　　悲剧的上演——“神仙眷侣”的短暂日月。
　　王映霞在杭州家里过了农历新年，便又来到上海，此次她寄住在一个同学的宿舍里。
　　王映霞写了一封短信，约郁达夫到尚贤坊孙家去会面。接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喜讯，郁达夫兴高采烈地如约前往。岂料不到一月的分离，两人竟突然陌生起来，相对无言。于是，郁达夫又约了王映霞隔日在霞飞路相见。
　　翌日午后，他们相偕到江南大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两人从午后两点直谈到5点，随后又转往四马路酒馆喝酒，接着到快活林吃西餐，一直到晚8时左右才回到江南旅馆，又继续谈到深夜，郁达夫才送王映霞到尚贤坊孙家过夜。临行时郁达夫原本想吻一下王映霞的，但总是鼓不起勇气来，一直到孙家门口，郁达夫心口还是跳个不停。王映霞伸出柔嫩的手，郁达夫如醉如痴地握了许久。这真是一个销魂的夜晚呵。
　　二月初二这一天，天气清爽和煦。王映霞一早便像一阵暖风似的飘然而至，从上午9时，直谈到掌灯时分。他俩到屋顶花园去观赏上海的夜景。夜风吹起王映霞的秀发，郁达夫趁势把她抱在怀里。王映霞任由他抚弄秀发，亲吻面颊，像个小猫咪似的。郁达夫心想：“佳人已入怀抱，生死相随已是意中的事了。”当他送王映霞回去以后，他快乐极了，也满足极了。在灯下写信给王映霞说：“决计照你嘱咐去做，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爱方式，不是陶醉于花前月下的清幽境界，而动辄便是喝酒、打牌、看电影，再不然就是窝在旅馆的房间里谈天。当他们又相约到世界旅馆，关上房门以后，郁达夫张开双臂，王映霞便像小鸟似地投向他的怀抱。窗外春雨绵绵，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滚在床上厮揉。
　　王映霞再次回到上海与郁达夫交往，转瞬间一个多月了。她想：“就这样天昏地暗地整天同郁达夫腻在一起鬼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终久不是办法。情感已达白热化了，再进展下去，势必要赔上自己的身体与清白了。于是，她决定返回杭州，以便冷静地再度仔细思考一番。
　　王映霞去后，郁达夫又变得优心仲忡。他估量着：他与王映霞在上海相恋，杭州的王家必然听到了风声，这个诗礼旧家对此事将作何反应呢？他实在没有把握，便决心到西子湖畔去趟。
　　4月14日黎明，郁达夫由海路抵杭州。休息了一个下午，便趁着苍茫的暮色，来到金刚寺巷7号王家。心想：“倘若被赶了出来，也好藉暮色的掩护，而不至于过分难堪。”
　　事出意外。王映霞的母亲笑容可掬地把他让到客厅落座。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然不好坐得太久，几度起立告辞，都被好心的王母留住了。好不容易等到王映霞回来，两人小别重逢，心情格外喜悦，畅谈直至深夜。
　　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尚未见到王家的真正主人王二南。这位75岁的旧日名士，不知是否也像其他人一样，欢迎他这位不速之客？好在次日一早郁达夫再到王家时，他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很快便消失了。童颜鹤发、蔼然可亲的王老先生同郁达夫相谈甚洽。眼看将近晌午，便约了王家大小一齐前往西湖边上的三义楼午膳，大伙儿笑逐颜开地吃得十分高兴，饭后便开始游湖节目。这天是农历三月十四日，正是江南莺飞草长、百花争艳的季节。春风拂柳，湖水漾绿，他们经三潭印月，一路步行至西泠印社，又爬上了孤山，折回至杏花村吃了点心，返抵湖滨公园已是暮霭四合了。
　　接着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郁达夫与王映霞由湖滨坐公共汽车直达灵隐，前往九溪十八涧。沿途青山叠翠，流水潺潺，松杉夹道，溪间开满了红紫相间的蝴蝶花。理安寺前，溪水萦回，石桥古朴，郁达夫与王映霞坐在桥墩上，仰视白云悠悠，谛听林谷鸟鸣，天地仿佛尽为两位恋人所有。
　　郁达夫得意忘形地说：“此刻我就是天上的玉皇。”说着紧紧拥着王映霞亲吻。
　　“那么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了。”映霞娇滴滴地说。
　　连日来的游山玩水，老人们已是疲累不堪，郁达夫和王映霞却是春日苦短。临别前的夜晚，郁达夫告诉王映霞：“杭州一周，快慰平生，赏心乐事，莫过于此。感谢卿家的安排，不知何以为报！”
　　王映霞坐在床沿上同郁达夫聊天，听他如此说话，不免意味着即将别离。于是什么话也没有说，抱住郁达夫送上一个长吻。郁达夫在日记上事后记载说：“那是我和她相识后最为消魂蚀骨的一次长吻，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存在。”
　　1927年6月5日，即郁达夫与王映霞相识5个月之后，终于恋爱成熟，假杭州聚丰园酒楼宴客，举行文定之庆。
　　这天晚上席开5桌，到了男女宾客40余人。大家都要求郁达夫与王映霞报告恋爱的经过。郁达夫喝了些酒，面孔红红地一叠连声说：“我来报告！我来报告！”
　　王映霞生怕这位浪漫而又新潮的文人，太过于口无遮拦，因此抢过来说：“还是我来说吧！”
　　“在杭州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就看他的小说，觉得他写的太浪漫了，那时我的思想还比较守旧。当我们第一次在孙百刚先生家里相见时，孙先生介绍说我一向很景仰他，我禁不住抿嘴笑了。实在谈不上对他有很多敬仰。只不过是一种恭维应酬之词，但是达夫却当起真来。好像那天他本来是坐坐就要走的，不知为什么却同我大谈我外祖父的诗文，后来还兴致很高的强邀我们外出吃饭、看电影，就这样我们就熟了。”王映霞慢条斯理地说。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嚷着：“不行！不行！只不过讲了一个开头。”王映霞说：“而后就是一块儿逛街呀，吃饭哪，看电影呀，坐咖啡馆啦，反正你们知道的嘛，在上海那种热闹的地方，男女交往，千般一律都是那个样子而已。”
　　郁达夫按捺不住，几次想要加以补充，王映霞生怕他说出窝在旅馆里亲吻的事来，屡屡加以阻止。郁达夫凑近王映霞耳边说：“我是要说杭州游湖的事嘛。”王映霞这才批准：“好好，你说你说呀！”
　　于是，郁达夫十分感性地叙述了他们交往的经过，尤其是与王家大小徜徉于西子湖上的一周快乐时光。说得文绉绉的，根本没有平日那种放荡不羁的作风。有人听得不够味儿，于是起哄，要一对新人来一次长吻。
　　这原是二人的习惯动作，但要当众作来，未免有些忸怩。经不住众人一再哄闹，郁达夫红着脸亲了王映霞，王映霞双手捂住面庞，久久不肯放下。这一吻一捂，把喜宴的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开怀畅饮，欢声雷动，宴会从晚6时一直持续到12时。
　　3天后，王映霞赴嘉兴任教，郁达夫留在杭州养病。在此期间，王映霞反而热情似火地每逢星期五下课后，便赶火车赴杭州与郁达夫相聚，星期一晨再赶回嘉兴授课。郁达夫的日记里记载着：“我和映霞一夜不睡，谈到天明。”第二天又记着：“晚上仍和映霞同床宿。”看来二人的关系，已发展到灵肉契合的地步了。
　　郁、王二人订婚之后，原本是很快就要结婚的。但横亘在二人中间还有一道障碍，这就是孙荃。
　　在郁达夫看来，孙荃根本算不得障碍。反正把他们母子往富阳老家一搁，手头宽裕时寄给他们一些钱就行了；但王映霞却坚持必须明确地一刀两断，否则不只是纠缠不清，且会影响自己未来的身份与地位。
　　因此，婚期一再拖延。王映霞经常哭哭啼啼，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与这个中年文人搅在一起，究竟值得不值得。
　　就在王映霞神思恍惚之际，郁达夫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将他和王映霞的恋爱过程，巨细不遗、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的日记，编成《日记九种》，于1927年9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阵轰动，无异于把王映霞的一切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简直是向天下宣示：“王映霞这个女人是郁达夫的了！”
　　原先，王映霞曾翻阅过郁达夫的部分日记，就已经怒不可遏。如今居然全部公布出来，王映霞几乎要气炸了。但他们并没有闹翻。因为《日记九种》一版又一版地连续发行，郁、王的恋爱过程成为到处流传的新鲜故事，王映霞因而成为锋头人物。久而久之，反而使她在虚幻的意念上，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满足。
　　拖到1928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终于商定赴日本旅行结婚。在杭州印制、分发喜柬后，双双乘轮东渡，不料抵长崎时，因故未能获准登岸，只得乘原船返回上海。遂悄悄地转往杭州，邀请了一些至亲好友，举行了一个简单得近乎了草的婚礼。婚后返回上海，租了一层老式楼房定居。夫妇十分恩爱，被朋友们誉为“神仙眷侣”。
　　当时，郁达夫体质十分屠弱，黄疸病没有断根，还有轻微的肺病迹象。
　　王映霞与她母亲合作，决心把郁达夫的身体加以有计划的调护。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黄蓍燉老鸭，只要是办得到的补品，都想尽办法弄来。加上她母亲壮年守寡，深悉生活艰难，因此成天向女儿嘀咕，要量入为出，把郁达夫的版税及稿费收入，都处理得井然有序，存款的数字不断增长。这一段时间，要算郁、王二人婚后最甜蜜的一段时光了。3年之中，连得两子呢！自然，小摩擦也是有的。比如郁达夫不修边幅，头发不梳、胡髭不刮、衣服不换、皮鞋不擦，甚至十天半月不洗澡，总要王映霞侍候、催促，每次都弄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再如，郁达夫经常喝得烂醉如泥，醉卧朋友家里，甚至醉卧在马路上，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王映霞劝他少喝一点，郁达夫一生气，嘴巴一嘟，站起来就往外走。婚后的第二年夏天，郁达夫便因为王映霞干涉他喝酒，一怒之下离家出走，独个儿喝得酩酊大醉，躺在海港口的码头上，身上的钱包及手腕上的手表都被小偷摸走了。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甜蜜中略带一点苦味罢了。在此期间，王映霞还真称得上是一个“贤内助”呢。
　　悲剧的发展——“风雨茅庐”的风风雨雨。
　　1933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带着母亲王守如以及两个小儿子，举家从上海迁往杭州，暂寓于大学路场官弄的一幢中式楼房中。
　　这次移家杭州，王映霞已怀孕8个月，行动诸多不便。应交待一笔的是，鲁迅先生曾劝郁达夫不要搬家，并曾写诗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加以规劝。诗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以学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压迫。。。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郁达夫指的，就是当时官拜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许绍棣。此是后话。
　　搬至杭州以后，郁达夫已是38岁。人到中年，开始希求安定了。他平日深居简出，读些无聊的小说诗文以娱旦夕，间或也外出爬山涉水，聊寄啸傲于虚空。而王映霞一到杭州，可就如鱼得水了。她在杭州有许多亲戚、同学，以及许多“仰慕”她的人，整天忙着交际应酬。凡是她所到之处，全场的眼光总是跟着她团团转。每每至夜静更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郁达夫自然啧有烦言，但此刻他已无法约束王映霞的行动了。
　　王映霞楼上卧室的窗口，正对着一座年久失修、断垣残壁的废庵。树木枯朽，杂草丛生，约有两亩大小。王映霞每天早上临窗梳妆，老是望着这块地基出神。心想，若是能把这块地皮购进，建几间平房，种一些花木，一定是个理想的居住环境。
　　经过辗转托人，终于在搬到杭州第3年的秋天，在郊外买了17亩的山坡地，用来交换属于救济院的两亩废庵。夙愿得偿，王映霞兴致勃勃地雇请工匠，择吉动土兴工，自己设计，自己监工，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凝聚着王映霞的心血。而郁达夫却什么事都不操心，像个没事人一样。
　　从1935年深秋开始建造，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至翌年4月新居竣工。两扇红漆铁门，气象相当雄伟，进门是一条水泥铺道，如果是坐汽车的访客，可以一直开到正屋门前下车。正屋是向阳的三间房屋，当中是一间客厅，正面墙上悬着一块匾额，是马君武书写的泥金四个大字：“风雨茅庐”。
　　正当“风雨茅芦”施工紧张之时，郁达夫十分烦躁，为了眼不见为净，素性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来信邀请，在杭州过了农历新年，便乘海轮往福州漫游去了。抵达福州后，又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担任省府参议。郁达夫的离家赴闽，并没有给王映霞的生活带来多大影响，反而给她解除了许多羁绊，使得这个心高貌美的女人，毫无顾忌地从容施展，广结善缘。她整天忙着与杭州的达官、贵人、绅士、名流交际应酬，又忙着和各种工匠、家具商打交道，仿佛像个女强人，叱咤风云，指挥若定。于是，有人赠送铁门，有人包办花木，有人负责家具。据王映霞事后告诉孙百刚：“风雨茅庐建筑下来，少说也得两万大洋，而我们的积蓄顶多只不过一万多一点而已，许多东西都是朋友们送的。”王映霞沾沾自喜地说了一遍，孙百刚听了却不是滋味，心想：“这些人干嘛要送你东西呢？几乎是共襄盛举的态势嘛！你们有何德何能，值得人家如此破费，而且郁达夫远在福州，这些人之所以肯大把花钱，完全是冲着女主人的面子，个中滋味也就颇为耐人寻味了。”当郁达夫由福州赶回时，王映霞已迁入新居。郁达夫所做的，只是在正厅挂上“风雨茅庐”的横匾而已。他只在新居住了3天，便又离开杭州，赶往福州供职去了。
　　是年8月，王映霞生下了第4个男孩，取名郁荀。在摆脱了怀孕的累赘以后，王映霞把孩子们都交给母亲和保姆照管。除了经常外出交际应酬之外，她还经常在“风雨茅庐”招待客人。她严格限定孩子们不许入正厅一步，只许在后面的三间小屋活动，为的是不想使来访的客人看到她拖拉着一大堆孩子。因此，客人们看到的风雨茅庐是一个气象豪华、宁静雅致的所在。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王映霞已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
　　郁达夫根本没有享受到“风雨茅庐”中的宁静与舒适，倒是一些达官名流，以及一些曾在建造过程中帮过忙的人，却成了这座幽雅宅院中的常客。他们经常轻车熟路地来此饮酒品茗，笑语声喧地消磨一个下午或黄昏。有时直到夜阑人静，风雨茅庐中仍是高朋满座，华灯人影，有人就曾谑称风雨茅庐简直就是一个高级人士出入的俱乐部。而平日艳羡王映霞美貌的男士，就能更多地欣赏到伊人的璀璨笑靥、优美风姿、迷人的眼神与妖饶的风韵。许多熟识的人甚至在端茶递水或夜阑客散之时，有意无意之间触摸到她的玉手，或凑近面颊嗅到她的发香。
　　就在此时，浙江省的教育厅长许绍棣闯进郁家。许本是郁达夫的朋友，郁，王搬回杭州以后，过从密切，目的却是惑于王映霞的美貌。郁达夫万万没有想到，许绍棣会成为他太太的入幕之宾。风雨茅庐中的风风雨雨，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着。远在福州的郁达夫当然毫无所觉。他与王映霞花费了半生积蓄辛苦经营的风雨茅庐，竟成为他俩爱情的坟墓了。
　　悲剧的高潮——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风波。
　　王映霞在杭州茅庐招蜂惹蝶的风声，终于传到郁达夫耳朵里。于是，他便打电报给王映霞，要她赴闽小住，借机考验她能否骤然抛开杭州的花花世界。1937年暮春时节，王映霞带了两个儿子，并有保姆同行，从杭州来到福州。夫妇和合，并无异状。但仅住了3个月，王映霞说是水土不服，遂于当年5月下旬返杭。
　　一个多月后，“七·七”事变发生。未几，“八·一三”事变爆发，杭州危在旦夕。郁达夫仓皇回到杭州，安排了家庭撤退事宜，旋即匆匆返回。不久，杭州遂告陷落。先两日，王映霞已将全家转移到郁达夫的老家富阳。未住上两个月，便有日军溯钱塘江西上的风声。王映霞再度扶老携幼，由富阳而环山，而金华，后又经过许绍棣的安排，转移到山深林密的丽水，浙江省政府已搬到此地。
　　在丽水，王映霞一家租住在遂昌火柴公司新造的员工宿舍里，和丧偶不久的许绍棣比邻而居。许绍棣的三个女儿，与王映霞的三个儿子整天在一起玩。一个是中年丧偶，一个是丈夫不在身边，又值战乱时期，且在杭州就已过从甚密，如今更是朝夕相处，难免就风风雨雨的传扬开来了。郁达夫听到的消息是：王映霞在富春江南岸环山亲戚家生活太苦，便随许绍棣上丽水同居去了。他将信将疑，打电报催促王映霞前往福州，王映霞却置之不理。为什么郁达夫不派人来接她呢？为什么在兵荒马乱之时丢下妻儿不管呢？这一切使得王映霞非常不满。她的结论是：郁达夫是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样的丈夫在紧要关头还比不上一个外人呢。
　　郁达夫久等不到妻子的消息，只好于新年过后，在大雨连朝中回到丽水。劫后重逢，夫妻本该抱头痛哭一番才是。不料王映霞满腹委屈，却化成一脸的冷漠，夜间拒绝与丈夫同床。第二天郁达夫会见了许多从杭州逃难出来的友人，入晚回来，王映霞仍然拒绝和他同宿。郁达夫饱受冷落，心中愤愤不平。转念自己在患难中未尽到作丈夫的责任，终感愧对妻儿，因而压住了满腔怒火。
　　这期间许绍棣曾去了一趟碧湖，王映霞突然附车同去，在碧湖过了一夜方归。至此郁达夫才证实了人言啧啧，并非事出无因。于是挑明了对王映霞说：“我将往武汉供职，你愿意随我去武汉呢，或是留在丽水跟许君同居下去？由你自己决定好了。”
　　终感人言可畏，许绍棣始终不愿担当夺人妻子的罪名，因此磋商了两天，王映霞还是随郁达夫前往武汉。后来郁达夫曾有一诗记载此事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来得，鸤鸠己占凤凰巢。
　　1938年3月间，郁达夫挈眷乘火车至武汉。途中，王映霞受同行的李家应小姐之托，准备把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的孙多慈介绍给许绍棣作续弦。因此到达武汉以后，王映霞便又频繁地与许绍棣书信往返。郁达夫叫她不要去管这些闲事，其实她不过是找个借口，好与许绍棣保持联系而已。
　　此时的郁达夫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宣传工作，曾奉命前往徐州、台儿庄一带劳军经月。郁达夫不在，王映霞无所顾忌地与许绍棣鱼雁往还，并不断催促许前来武汉会面，终因有所顾忌而未成行。其时许绍棣经由王映霞的介绍，已与孙多慈开始交往，但仍与王映霞不忘旧好。在寄给王的信中曾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情话。诸如：“为你的哥哥善自珍摄，我们后会有期，精神所及，金石为开，妹妹不必伤心，亦不可灰心。”
　　“我不能到武汉来，我看亦自有好处，如果我来了，十目所视，你的处境将愈益困难，你的痛苦亦恐因此而愈深，同样的我的痛苦亦将随之而增加。”
　　“你母亲会说起许多事情，她几个月来似乎看得很透，知道我们在精神上如何互相热恋。”
　　诸如此类的信件，刚巧在郁达夫返回武汉时，有3封落到了郁达夫手中。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拿去照相制版印了多份，分送朋友以渲泄他内心的愤懑，并扬言要作为打官司的证据。王映霞自知理亏，悄悄地观察郁达夫的动静，不敢再有闪失。
　　根据王映霞的经验，郁达夫气急了，便会离家出走。在婚后的第3年，当王映霞怀着第3个孩子已9个足月的时候，郁达夫因一时气愤难抑，就曾独个儿跑回富阳老家，与久已分居的孙荃在一起生活了10多天。王映霞生怕此时郁达夫一走了之，战乱时身在异乡，举目无亲，一旦丈夫丢下他们不管，如何得了？于是先发制人地对郁达夫说：“你又打算离家出走了么？要走可以的，你须把3个儿子也带了走，否则就让我走！”郁达夫铁青着脸吼道：“下贱的女人，你走你就走！”
　　事已至此，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于是，王映霞仓促整理了一些衣物，拎着一个提包出门而去。
　　到何处去？她不知道。她本想直奔车站，搭车前往丽水，投奔情人许绍棣的。但此时许正跟孙多慈恋爱，自己没头没脑的介入，大为不妥。徬徨再三，终于决定暂往刚来武汉的杭州旧识曹秉哲律师家去。
　　7月4日晨7点多钟，曹秉哲看见王映霞丧魂失魄的模样，知道夫妻间一定发生严重口角。于是，曹家夫妇一齐劝说：“放宽心来，就在这里住上几天，等你们双方的火气都平息了，然后再叫达夫接你回去。”王映霞斩钉截铁地说：“千万不可，若要通知我家里，我马上就走！”曹家夫妇应允了，并把卧房让给王映霞暂住下来。
　　这厢郁达夫在王映霞出走之后，长夜不眠，心中犹自愤然。忽见一袭洗涤后在窗外晾晒的白色纱衫，乃提笔濡墨在上面题了“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12个大字，并成一诗以记其事云：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过了两天，也就是7月6日，郁达夫又在武汉《大公报》上登出了一则启事云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
　　郁达夫谨启
　　其实，曹秉哲并没有遵守王映霞的约定，第二天就把她的行踪告诉了郁达夫，然而郁达夫故意还要在报上刊登这则启事，他是存心要出王映霞的洋相呵。这则启事果然使王映霞肝肠寸断，而郁达夫出了闷气之后，有一天却笑眯眯地来到曹家对王映霞说：“闹也闹够了，可以回家了吧！女人家嘛，总不能太过任性，太不检点了呵。”
　　这种态势，使王映霞好没面子，她懒得理他，转身走入内室。郁达夫跟了进去，追问王映霞到底还要怎样？王映霞说：“如果要我回去，必须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启事，等登出来以后再说。”郁达夫则坚持：要登道歉启事，王映霞必须先写一份悔过书。经过辩驳、谈判，王映霞终于写了一张类似“悔过书”的东西交郁达夫保存。内容是：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实与夫妇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来往，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此致郁达夫君收存。二十七年七月九日王映霞具印郁达夫在收到这份“悔过书”之后，乃于翌日自损形象地在报上登载了他的“道歉启事”，原文如下：
　　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在登报招寻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劝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郁达夫启说来说去郁达夫实在太爱王映霞了。过去风风雨雨的传言，他天真地解释为至多处于精神恋爱阶段。只要王映霞保证与许一刀两断，未尝不可以不念旧恶，一切从头开始。王映霞看到这则启事，心想再也没什么好坚持的了。于是等郁达夫再来曹家接她的时候，便万感交集地随同丈夫回去了。过也悔了，歉也道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王映霞怀孕了。这是她写了“悔过书”的第3天，即7月11日午后给许绍棣的信中泄露天机的。
　　当时的人并不知道王映霞曾写过这样一封信。经过了40多年，西德有位名叫马尔丁的汉学权威编了一本书，其中公布了王映霞婚变经过中，写给朋友、情人、丈夫的许多信件，其中有不少是写给许绍棣的情书，这里是其中的一封。此信劈头就说：弟：现在最大而最严重的问题，我不得不向你报告，让你晓得我这时的苦痛和恐慌。
　　她“恐慌”什么呢？原来她已4个月“月事”未来，大概是怀孕了。因此恳求许绍棣：按我意，俟回延平时，在乡下租一房间，我自行住在那里。我现在之情境，非等你见面时，不能在这里详述，不过外表上我仍是装作无事，不致引起人家注意。现在你所能帮助者，即是顶代我在乡下寻房子，最好能近于医生，俟我回平时解决，是否需要房子。我仍盼能够避免此节，然不得不先行告知，有备无患，想不到我们会有这种难题发生。
　　打从1937年夏，郁达夫回过杭州风雨茅庐一次。以后便是战事日紧，仓皇逃难，待至郁达夫间关跋涉到了丽水，王映霞一直不肯与他同宿。前后将近一年，如今王映霞却身怀六甲，其中奥秘可想而知。一旦被郁达夫发现，必然不肯善罢甘休，她怎能不大起恐慌呢？这才急急忙忙地要她的情人为她在乡下找房子，也为躲到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去，以度过这一段尴尬时光。然而，王映霞毕竟是经过风雨的女人，并没有因此事乱了阵脚。她在与情人秘密筹划的同时，也由友人们出面见证，与郁达夫立下了一纸“协议书”，还劳动当时在武汉的杭州市长周企虞及浙江《东南日报》主笔胡建中签名作证。“协议书”内容如下：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使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份，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之事，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之间感情之劣绪事，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至此，郁、王婚姻的裂痕，似乎可以得到愈合了。但往后事态的发展，却证实了这样一段名言：“婚姻就像是一只精美的瓷器，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保管及维护，一旦出现了裂痕，就无法加以补救了。”
　　悲剧的落幕。
　　《毁家诗纪》真的毁家丧命1938年7月下旬，武汉三镇陷入日军的大包围之中，各机关均紧急疏散，郁达夫带领全家，仓皇逃遁，辗转来到洞庭湖南岸的一个小县汉寿。暂时安顿下来之后，郁达夫便只身来到福州工作。旋即电告王映霞速携全家来闽。于是王映霞便带着一家大小启程，经过战乱中的千难万险，终于翻越仙霞岭到达浦城。当夜，王映霞便打长途电话到福州，只听郁达夫在电话中说：“你带着大孩子，明天马上来福州，还有两个小的，可以暂时交给你的母亲带往云和县，暂时由她抚养。”云和是浙西的一个小县。王映霞的弟弟宝垌此时正在浙江省政府建设厅任职。郁达夫的这番打算，许是便利于宝垌就近照顾她的母亲和孩子们吧？于是，王映霞将全家分成两半，自己带着郁飞欣然就道，第二天就到达福州。
　　郁达夫这才揭开了谜底说：“日军即将封锁闽江口，切断福州的出海通路，我已答应了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启程出国，这两天已经为你们母子办妥了手续。”
　　王映霞一听，犹如晴天霹雳，傻了半晌方问：“那么母亲及两个小孩呢？”郁达夫答：“已经拜托友人代为妥善照料矣！”
　　郁达夫的想法是：国内已是烽火漫天，而王映霞总想去丽水会她的情人，不如带她远走南洋，在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丢掉一切瓜葛，重新开创一片新天地。他是要以“空间”把王映霞与旧日的一切关系切断呵。郁达夫此次是布好了圈套，把王映霞套得牢牢的。王映霞要把留在浦城的老母及两个幼子接来一同出国，郁达夫说是时势所迫，不允所请。
　　1938年12月18日，郁达夫与王映霞带着长子郁飞，乘丰庆轮启航。10天之后，即同年12月28日抵新加坡，便在这个繁花如锦的南洋小岛安家了。郁达夫与王映霞刚到新加坡时，夫妇同进同出，曾令人十分羡慕呢。
　　40开外的郁达夫穿一件白衬衫，一条白西装裤，头发蓬松，面庞清瘦，一派不修边幅的模样。王映霞30初度，穿一件紧身素色旗袍，体态丰满，肌肤雪白，有一种苏杭女人的高雅气质和迷人风韵。有一次，郁达夫拉着王映霞的手说：“这里是一个新的天地，没有什么人认识你，我要和你在这儿终老。”而文友们也时常看到王映霞投注在郁达夫身上那种关切、爱恋的眼神，甚至还时而替丈夫整理头发及衣衫的动作，以为这不就是“梁鸿孟光”的翻版么？
　　谁料好景不长，两个月后风波又起。
　　1939年3月间，香港《大风旬刊》出版周年纪念，郁达夫应编者陆丹林之约，把以往两年所写的诗词中，选出了诗19首和词1阕，加注编成《毁家诗纪》，在《大风旬刊》30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把王映霞背夫偷情的种种事态，赤裸裸地公布出来，这岂不是要王映霞丢人丢到国外了么！王映霞看了这本杂志，直气得火冒三丈，立即写了一封快信给陆丹林，大骂郁达夫是个欺骗世人的无赖文人，是个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并说她自己有一篇答辩文字，探询陆丹林怕不怕得罪郁达夫，有没有勇气刊登出来。陆立即复信说，绝不袒护任何人，有文章尽管寄来，收到后一定原文照登。于是，王映霞以书信体裁写给郁达夫的一封长信，在《大风旬刊》第34期发表了。其中有云：凭你那巧妙的笔尖，选择了字典中最下流、最卑贱的字句，把它联成了诗词，再联成洋洋大文，好使得一切的同情与怜悯都倾向于你，而怀疑、怨恨与羞辱的眼光，都射向我身上来。
　　为了孩子，为了十二年前的诺言，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总不惜处处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克服自己，把你的一切丑行都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
　　王映霞把一腔怒火，尽情化成尖刻的文字向纸上渲泄。结论要求郁达夫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于是，郁达夫开始对王映霞采取管制措施了，禁止提笔，禁止出游，禁止擅自接见朋友。在充满委屈及愤怒的心情下，王映霞写了一封信给陆丹林，叙述她的心境说：假如一定要我承认有过失的话，只是因为自己的经验没有，眼力不足，以致糊糊涂涂的同这位大我十余岁，而走惯了江湖的浪子，结下了婚姻的这件事。
　　这封信在数落了郁达夫的种种不是后，说：我想天下总也有不少为人丈夫的男子，不知是不是也用这种手段来欺侮女人？至今痛定思痛，对这种诬告压迫女人的情事，只有仇，只有恨，又岂是在瞥眼余生中，能报复得尽的呵！
　　反正西洋镜已经揭穿了，王映霞有话便说，有苦便诉，岂再怕别人笑话？于是把郁达夫睡燕子窝等事，都一齐抖露出来。《大风旬刊》不仅为王、郁二人互揭疮疤提供了笔战场所，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为此，《大风旬刊》销路大增，不断再版仍供不应求呢！
　　经过文字攻讦、当面争辩、分居冷战、朋友规劝，前后一年多的折腾，郁、王双方终于无可挽回地离异了。1940年5月31日，郁达夫在香港《星岛日报》登出《郁达夫启事》：
　　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5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无涉，诸亲友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
　　郁、王二人春华烂漫、云淡风轻、乌云密布、乃至狂风骤雨的12年婚姻生活，至此戛然而终止了。
　　王映霞办妥了一切离境手续，临行前一天下午，她跑到郁飞住读的美国教会学校，把郁飞带到外面看了一场电影，吃了一餐饭，母子相对黯然神伤，彼此都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热泪，来接受眼前的凄苦事实。
　　同年8月10日，王映霞提着一只简单的行囊上船离开了新加坡。行前，她把身上剩下的仅有的20几块钱掏出来交给郁达夫说：“我替你管了12年的家，现在只剩下这点钱都还给你！”
　　郁达夫没有接收，眼睛一红出门去了，不久后又派人送来了200元给她作路费。王映霞临行前还特地煮了一锅郁达夫喜欢吃的红烧猪蹄，出门时还折回厨房，揭开锅盖看看煮烂了没有。看来，12年的夫妻感情，并不是那样容易一笔抹煞的呵。
　　王映霞回国之后，经友人介绍，进入重庆的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一般人尊称她为“王秘书”。不久，她就结识了三北轮船公司重庆分公司的经理钟贤道，此人身材魁梧，一表人材，宁波人，还是王映霞的同乡呢。
　　两人结识半年多之后，王映霞终于接受了钟贤道的求婚。1942年4月4日，王映霞重匀脂粉作新娘。婚礼在重庆百龄餐厅隆重举行。花篮从礼堂一直排列到大门口。乐队奏结婚进行曲，王映霞穿着鲜红的旗袍，打扮得鲜丽夺目，随着乐声缓缓步入礼堂。各界来宾多达数百人，婚礼的盛大规模轰动了整个山城。
　　在婚礼进行中，有一位来宾竟在签名簿上，签下了“郁达夫”三个大字，一时群情讶异，以为郁达夫果真专程前来参加离婚妻子的婚礼呢。后来才弄清楚是有一位先生受郁达夫函托，特地代表他前来观礼的，算是这次热闹婚礼中的一段小小插曲吧。
　　王映霞由郁太太一变而为钟太太，一笔勾销了12年来的爱恋情恨。她倦鸟知返，结束了花蝴蝶一般的活泼绚烂，变成了一个娴静温柔的家庭主妇。后来为钟贤道生下一儿一女，过着和谐平静的生活。
　　王映霞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郁达夫在情感上可没有她这么洒脱。1942年5月初，也就是王映霞在重庆与钟贤道新婚燕尔之时，郁达夫十分狼狈地流亡到南洋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小镇——巴爷公务。
　　他隐姓埋名，化名赵康，假称是生于东京的华侨，并在侨界投资下开设了一家酒厂，酿造“初恋”和“太白”两种米酒。
　　为了掩饰身份，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因此急急托人为他作媒。条件是：不论家世，不求貌美，不拘教育程度，只要身体健康、个性温顺就行。这样的条件很容易物色。年甫20，生得富富泰泰的何丽有小姐便入选了，并于1943年9月15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何丽有身体健壮，贫寒出身，不识字，丈夫就是她的“天”，除了一天到晚忙于家务之外，还经常笑眯眯地接受丈夫的颐指气使，何丽有惯常是逆来顺受。从不顶撞，郁达夫时常对朋友们说：“娶太太还是笨一点好！”1945年8月15日，在印尼的日军听到他们的天皇广播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时，一时间惊慌失措。郁达夫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胜利的盟军，遂引起当地日本人的怀疑。8月29日夜，把郁达夫从家中约了出来，从此便消息杳然：郁达夫遇难了。前后算起来，郁达夫在印尼的第3次婚姻，夫妇相处的时间尚不满两年呢。
　　其时，国内的王映霞带着一双小儿女，追随她的第二任丈夫到了芜湖。
　　郁达夫在南洋遇难的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她淡淡地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