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最近刷遍狮城朋友圈深度文

李佳佳：虽然中国与新加坡关系降温，但集西方制衡制度和东方威权于一体的“新加坡模式”，对中国远未过时。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四代领导人首肯、表态需要学习的国家。其经济高度发达、政府清廉高效、环境葱郁整洁、民众温良礼让的治理奇迹几乎满足了中国朝野对于美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个月，由于南海问题导致的后续争议，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见的冰点。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对于新加坡的指责乃至辱骂不断见诸官媒和网络，“弹丸小国”、“美帝走狗”等字眼频频出现，曾经备受热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时移世易。

那么，“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1978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看到曾经认为是“南蛮”的地方发展得如此现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忆，当时他曾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访问结束后回国的第二个月，邓小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

▲李光耀与邓小平

尽管彼时便初初开启学习之门，但“新加坡模式”真正开始被中国朝野上下津津乐道却是1990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将对于新加坡的称赞具体化：“经济秩序好、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

1997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了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被中国官方选定为学习对象长达二十余年热情不减，“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亚洲威权”统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经济现代化和长期一党执政可以同时并存、相得益彰，并对于以政党竞争轮替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战。

其次，为了巩固其官方话语体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严格控制着对于影响民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博物馆、教育体制，以及最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第三，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被有意识地与政府领导力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从而为其提供执政合法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获得民意支持的最关键基础都在于GDP的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持续改善。

第四，人民行动党还有一个标志性的著名论述：好的政府应该具有说服人民理解为了长远的国家利益可以接受短期个人阵痛的能力。在近年来中国经常发生由于举办国际会议或活动影响普通居民生活、由于上马化工项目导致群体性事件、由于市容规划或基础设施兴建拆迁居民房屋的语境下，这种能力似乎就显得尤为实用。

说起新加坡，很多人一直有着“第三个中国”的印象，原因自然在于新加坡人口中74%是华人，彼此可以使用华语交流沟通，饮食习惯和宗族观念也比较近似。但是事实上，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

首先，新加坡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多种族群共居的社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族群混居共处，不强求统一。儿童从小会被教育尊重他人的不同文化与宗教信仰。其次，由于其一百余年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沿用英国法律及议会政治制度以及以英文作为官方通用语言，新加坡的文化思想体系其实非常西化。李光耀虽然身为华人，却有着“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绅士”之称。第三，新加坡在反帝反殖的过程中本土意识崛起，1965年建国以来的国民教育更是大大加强了政治身份的独立和认同。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学者许振义总结：“即使是华人，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早已不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侨民’，而是‘新加坡公民’。与中国的政治身份和自我认同切割早已完成”。

然而，硬币都有两面。在各种不同之外，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其实新加坡民众与中国民众又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的程度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首先，大多数新加坡民众和中国人有着高度相似的处世哲学：只关心个人财富和生活水准（也就是英文的“bread-and-butter issues”），而非常小心地避免牵涉进敏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议题。2015年，新加坡人均GDP为53604美元，处于最发达的第一世界梯队，而中国也已达到7989美元，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了。笔者的一位新加坡朋友这样概括：“大多数人在这儿过着富足的生活，这使得他们忘掉或者根本不在乎那些所谓的个人自由”。

其次，某种程度上，“恐惧的气氛”（Climate of fear）在这两个国家中或明或暗却无处不在地发挥着影响，使得人们觉得为了个人自由抗争公权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种气氛最直接的后果是个人言行的自我审查。不过必须指出，在过去十年中，新加坡的情况有相当大的改观，日渐强大的政治反对党和崛起中的公民社会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第三，两个国家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民众真心认为只有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治理自己的国家。他们相信，执政党是稳定的代名词，而反对势力则意味着动荡和灾难，因此他们并不愿意让反对派得到尝试治理的机会。经历过2011年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大跌到创纪录的低位60%并丢掉一个集选区，2015年许多新加坡人因为担心“反对党真的当选执政可能引发‘民主乱局’”从而造成“意外变天”而选择投票给人民行动党，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民行动党在这一年大选中获得了2001年911事件以来最高得票率。

综上所述，两国民众各种相似性的核心在于：缺乏充分政治竞争的等级社会价值观。也就是说，两国民众都接受：出于“特殊国情”，自己需要一个能够凝聚共识并且代为决定和实现公众利益的强有力的政府。有趣的是，两个国家一直以来强调和灌输的“特殊国情”却恰恰相反：中国是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所以“不管就会乱”；而新加坡则是弹丸小国、资源匮乏、被大国虎视眈眈，因而“唯有强力管制才能生存”。

在新加坡2011年大选遭遇滑铁卢之后，人民行动党痛定思痛，对于新加坡民众的不满和诉求加强了回应性，但对异议则更加铁腕。简而言之就是：社会政策趋于软化，对于批评则更加强硬。

而一年之后，中国十八大召开，新的领导层开始执政。有趣的是，其政策方向与新加坡非常类似：党内严禁“妄议”；即使温和的异议也不获允许；日渐严酷的新闻审查使得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上的自由讨论噤若寒蝉。

两国一些高度相似的趋势包括：

噤声自由派批评者。两国要求更多政治自由和言论空间的发声者都是极少数，在政府看来，这样的批判者永远难以取悦，消除其影响力却相对简单。由此，包括异议博主、作家、纪录片制作人、导演、知识分子等等在内的意见领袖们在过去几年遭遇了“去影响力化”的对待。用旅居香港的新加坡著名学者Cherian George的话说：“让所有人明白，批评政府将会付出代价（Let everyone know that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 carries a price.）”。

▲新加坡著名学者Cherian George

进一步收紧对于主流媒体的管控。在这一层面上，人民行动党的做法相对隐晦。在2011年大选选情失利后，他们撤换了主流报纸的一些负责人，确保由更加“办事放心”的人把握航向。而中国则在2016年年初明确要求“媒体姓党”，央视更是毫不掩饰地保证“绝对忠诚，请您检阅”。

限制网络媒体的发展。2013年6月，新加坡媒体发展局对于新闻网站颁布管理新规定。要求密集报道新加坡新闻、并有一定本地浏览量的新闻网站，必须向政府申请执照，缴付5万元保证金，执照必须每年更新。如果拒绝申请执照，则以非法广播罪处置，罚款20万新元或入狱最长三年。而中国则在2016年7月进一步加强了本已非常严格的网络整治，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等四家网媒多个深度调查性报道栏目被关停。原因是“大量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违规行为严重，影响十分恶劣。”

在社交媒体上取得先机。新加坡的政治人物、政府机构乃至政党本身近年来开始在Facebook等平台建立社交网络账号，并使用社交网络更紧密地监控舆情。而中国在经历了最初几年“围观改变中国”的社交网络热之后，如同毛泽东的名言“思想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所指导的，官方开始引导在微博微信等热门社交平台弘扬主旋律、培养民族主义。

诉诸民族主义。2015年恰逢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以及首任总理李光耀逝世。人民行动党精心耕植了“SG50”的爱国主义热情以及人们对于李光耀的极大怀念热忱，收获了有利于执政党的果实——在2015年大选中打出“翻身仗”。不但扭转了2006、2011年支持度连续下滑的势头，还获得了三十余年来的第二高得票率（仅次于911事件之后的2001年大选，时任总理吴作栋呼吁选民给予他强有力的委托，处理一连串后续棘手问题）。

而无独有偶，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空前高涨。在对于一些港台艺人公开声讨、南海问题裁决、奥运会上外国运动员批评中国运动员等等热点事件之后，官方在微博公开鼓励和赞赏年轻的民族主义群体——“小粉红”们展开“网络爱国战”。

对于很多支持看好“新加坡模式”的中国学者而言，新加坡模式的迷人之处在于：这种软威权治理模式代表了西方制度与东方价值的完美结合。而在反对和厌恶新加坡的人中，立场则迥然相异：民族主义者嘲讽新加坡是弹丸小国，哪里值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地位日渐举足轻重的中国学习；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新加坡相当蔑视的原因是，认为新加坡根本算不得民主，公民的个人自由也非常有限。

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欣赏新加坡的人并不必悲观，鄙视新加坡的人也自大得太早。“新加坡模式”之中，值得中国学习之处仍然相当多。

首先，新加坡并不是很多人误解的“没有民主的专制社会”。新加坡宪法将其自我定位为实行议会民主的共和国，体制包括立法(国会)、司法和行政(内阁)机构。国会议员由人民直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也就是每五年一次全民强制投票的新加坡大选。国会多数党议员组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力。此外，新加坡还有民选的总统，对全民储备金的使用起到监督制衡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属于礼仪性角色，不具有实质权力。总体上来说，新加坡的公权力是由行政主导，总理领导的内阁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大选是非常“干净”的大选，绝不存在舞弊或贿选。也就是说，执政党必须要真正争取到选民的一张张选票才能连续执政，不可能走其他歪门邪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认为新加坡的民主堪称“优质的民主”：“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是否竞争出高素质的治国人才，是否给人们带来好的生活。新加坡没有出现北非、亚洲等地普遍存在的贿选现象，甚至比美国、欧洲的选举都要干净。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往往一包香烟、一顿饭就能把选民搞定，这种选举可能更糟糕。”

而从民众的角度，他们有合法而体面的渠道表达自己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政策的不满——选票。在2011年的大选中，民众对于外来移民过快过多涌入、公共交通系统、房地产市场等等的不满直接表达在了选票上，对于政策制定者的警醒和敦促作用立竿见影。这样的表达和宣泄渠道避免了新加坡人像泰国、台湾和香港那样动辄走上街头。《海峡时报》前资深记者白胜晖这样总结：“如果你希望罢免这个政府，你可以加入反对党直接参选；如果你不喜欢一项政策，你可以直接批评或不投执政党。所以新加坡政府不至于将人逼到走投无路必须诉诸街头政治”。

其次，政治反对和公民力量享有不断生长壮大的空间。由于新加坡一党独大的局面，很多人误解新加坡人不具有结社的自由。事实上，新加坡法律规定，五人以上可以组成政党，各政党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有权参加国会选举。长久以来，新加坡都有一二十个反对党存在并活跃着。在2011和2015年大选参战的反对党共有七个，相较以往只有人民行动党才能吸引到高素质人才、反对党常常充斥草根甚至“小丑”的印象，近年来反对党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优秀精英。在2015年参选的当年最年轻工人党候选人、牛津大学毕业生陈家喜这样解释他选择工人党而非人民行动党的理由：“在现有体制下，想从行动党内部取得改革很难，一定要有一个外在的力量促使改变”。

在2011年大选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旅居美国多年的法学博士陈硕茂。在工人党的群众集会上，这位精英大律师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高礼节——90度鞠躬面对民众，这一瞬间被现场的独立摄影师捕捉并放在Facebook上，感动了非常多的选民。

▲上图：陈硕茂鞠躬。（摄影：Edwin Koo）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以往被主流媒体有意无意忽略的反对党的消息就这样越来越多进入公众视野。其中最为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2006年大选，劳工平权NGO组织负责人、公民记者Alex Au在工人党群众集会地点附近的高层祖屋上拍摄了数万人积极参加集会的壮观全景照片并放在自己的博客上（这之前主流媒体从未刊登反对党集会的全景大角度照片），照片呈现的人数之多、反响之热烈引发网民极大震撼和对主流媒体选择性报道的激烈批评。自此，在公民记者和公民读者的共同压力下，主流媒体也越来越多给予反对党公平和充分的报道。

▲上图：工人党集会。（摄影：Alex Au）

有趣的是，新加坡的反对党一直以“建设性”为己任，从不讳言尚未做好执政的准备，非常忌讳“为了反对而反对”。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领袖刘程强更曾明确表示愿意做执政党的“副司机”：“新加坡需要一位副司机在前座，在司机打瞌睡或鲁莽驾驶时用力拍醒他，让他及时回到正轨。”然而，尽管目前反对党力量依然弱小，在议会89个议席中只占有6席，但很多民众相信，逐渐发展成熟的他们提供了一种“保险”：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对于执政党丧失信心时，能够为新加坡人提供另一种选择的保险。

第三，法治与敬畏法律的文化。新加坡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在中国非常多见、屡禁不绝的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室内吸烟等情况在新加坡基本毫无踪迹，原因便是执法极严、惩罚很重。比如口香糖被禁止在新加坡境内销售；使用厕所后未冲水、在非吸烟区吸烟、乱穿马路、地铁上饮食都会导致罚款；随地乱丢垃圾则可能面对强制劳役。尽管道德内容进入法规引起不少“极法化”的争议，但其震慑和引发公众对于法律的敬畏，使得新加坡以安全著称、成为全世界犯罪率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却是事实。

此外，中国官方最为关心的反腐，很多人归因为高薪养廉或者儒学文化影响下的道德自律，这其实忽略了法律的严格制约和制度层面的兜底。新加坡法律规定，公务员要遵守财产申报制度，每年申报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反贪污法》共35条，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

如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曾接受印尼商人赠送的七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四年。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制定了著名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一个公务员每月可获得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万至90万新元（人民币400万至450万元）。

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享晚年。否则，这些钱将会被全部没收，声誉和财产的双重损失不言而喻。李光耀曾提出：“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也在在经济上倾家荡产。”防止了有人盘算即使个人接受小的惩罚，至少可以为家人累积巨额财富的投机心理。

第四、政府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不再傲慢，尽最大可能回应选民诉求。以往人民行动党给人的印象是高高在上、精英范儿十足。2011年大选民怨相当高，除了对一些政策不满之外，最主要的抱怨就在于行动党傲慢高冷、与选民缺乏沟通。但不断变化的选情对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倒逼其吸取教训、改进治理——一方面摒弃靠大活动沟通选民的习惯，改以小范围但深入的对话听取民意、解释政策；另一方面顺从民意调整包括部长高薪、人口政策等，并使得移民涌入、交通、住房、社会福利、医疗等民生问题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失去民心、丢掉执政地位是实实在在可能发生的危机。

新加坡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内阁成员，每周必须有一个晚上接待选民，最“勤快”的一年要接待五万人，即使总理李显龙也不例外。接待的房间常常很简陋，有的连空调也没有。而前来反映情况的都是最基层的老百姓，反映的也都是住房、子女读书、水电费、公共交通不方便、孩子不孝顺以及邻里矛盾之类鸡毛蒜皮的事。但是政府精英绝不可以拒绝接待或表现出不耐烦。过后议员要挨家挨户走访，一户一户地上门结识街坊。国会议员在自己的选区要确保大选前走访每个家庭至少两次，了解普通居民的需求。笔者曾参加新加坡目前呼声最高的副总理尚达曼所在社区周末为老年人举行的活动，印度裔的尚达曼显得谦卑亲和，用认真学来的华语和社区老年人寒暄交流、力图拉近距离。

最后，不“遮丑”。新加坡政坛丑闻总会得到淋漓尽致的传播。从1980年代，李光耀的老朋友、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受贿40万新元最终不堪压力自杀，到2012年，新加坡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长麦克柏默因为婚外情黯然退出政坛，这些会使得人民行动党蒙羞的“坏消息”都得到了充分的披露。而在最近的寨卡病毒公共健康事件中，新加坡透明快速公布疫情的工作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

结语新加坡这个面积仅为718平方公里、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国家代表着两个世界相对最有利于发展的元素：西方的制度化制约、严格议会选举、法治传统以及东方的威权下的效率与稳定，加之儒家文化中对于上级的服从精神。

在强调后两者的同时，中国有很大空间学习前者如何与“国情”真正融合。从这个角度上说，“新加坡模式”非但并不过时，而且具备操作性的可学之处还有很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李佳佳是前《佳访》栏目主持人、制片人，专栏写作者，文集《这个时代这些人》作者。此文为作者在新加坡参加Asia Journalism Fellowship项目学习期间的研究成果。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

新加坡眼以前也刊发过现居新加坡的作者文章：

（本文原载FT中文网，经作者李佳佳同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