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忆童年，那些可能影响一生和一国的小事

童年李光耀与父亲

（新加坡眼按：这段纯朴的乡野时光，可能是操劳一生的李光耀最无拘无束的岁月。可能在这些朝花夕拾的娓娓叙述中，找到影响他一生，或影响一个国家的一些细节。）

童年李光耀

李光耀的家族祖籍在广东梅州市，自其曾祖父开始定居新加坡，祖父李云龙是当时新加坡知名商人，经营船务公司还进行树胶贸易，父亲李进坤则是壳牌石油公司的员工。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是家中长子。当时李家的生活状况还比较优渥，祖父在当地颇具声望。虽然童年的李光耀备受长辈宠爱，但并非完全无忧无虑。因为父亲好赌，偶尔输了钱脾气会变得狂暴，回家便与母亲争吵索要首饰拿去典当换赌资。而李光耀的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敢于与父亲抗争。在李光耀的心中，母亲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如果她晚一代出生，且受过良好教育，很可能成为女强人。 祖父对于李光耀的影响最大。1920年代末期，由于遭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李家开始家道中落。但是，尽管状况一日不如一日，祖父丝毫没有放松关心李光耀的教育问题。李云龙向来崇拜西洋文化，在其影响下，李光耀从最初的华文学校转入古楼英文学校就读。李光耀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在校成绩常常名列前茅。12岁时，因为学习成绩突出赢得奖学金，他被保送进当地顶尖英校莱佛士学院深造。

《李光耀回忆录》（节选）——乡野童年

我不肯用功读书，父母亲很担忧。于是母亲给庆喜舅父一项任务，要他每天监督我准备隔天的功课。这样，每星期三次，晚餐过后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个小时。就连当时的我也觉得在几个舅父当中他最没有学问，可是居然奉派来监督我做功课，那是多么荒谬啊。我也说不出这样的监督对我有什么好处。可是他毕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华裔家庭通常是很讲究辈分的。 在一个传统的华裔家庭里，结了婚的女儿，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为社会所容。因为女儿的子女属于外孙，不能成为外家的成员。不过，在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当中，女儿住在娘家却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相当快乐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时也免不了会发生摩擦，那多数是由孙儿们的顽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七个表弟妹一起长大的。由于他们年纪比我小，因此我经常去跟邻近村落的华族渔民和马来人的小孩玩游戏。这个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对面的一条小巷里，有二三十间用亚答叶或锌板盖顶的木屋。平日，村里的渔民在大约200米外的实乞纳近海捕鱼。捕了一天的鱼后，他们会把缀上一个个软木浮子的渔网挂在我家后面的空地上晒干，然后用一种深褐色的液体染渔网。这种液体是用一种红树的皮榨出来的。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这种虫的习性很怪。当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时，它便会磕头似地敲响火柴盒，发出“托托”的声音。我们的乐趣就在看谁的“叩头虫”发出的“托托”声最大。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 我们斗打架鱼。我们通常在樟宜路两旁的浅沟里抓打架鱼。抓鱼时用的是一种用柳条编制的“畚箕”。筑路工人用它来搬运泥土，我们却用它来抓鱼，然后把鱼装进玻璃瓶子里。打架鱼身长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红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鳍张开，展现出耀眼的红、橙、蓝三色，异常美丽。我们把两个各装着一条打架鱼的玻璃瓶并排放在一起。两条鱼一触目，搏斗的本能便引发出来了。接着，它们仿佛跳起战舞，拍打着鳍，摆出准备战斗的姿态。这时候，我们便把这一条倒进另一条的玻璃瓶子里，让它们厮杀到其中一条惨败而逃，在惊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夺目的色彩顿时消失。打胜的那条鱼的主人，把打败的那条当战利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战利品可言，因为它全身伤痕累累，不但鳍被咬断，连身上的肉也一大块一大块被咬掉。经此一败，它的战斗精神很难恢复过来。 我们也斗风筝。我们用两根细长的竹片和特别的风筝纸，自己制作互斗用的风筝。要做一只轻盈而能操纵自如，又均衡得当，不会侧向一边的风筝，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们把风筝线拉在两根木杆之间，把掺了碎玻璃的浆糊小心地涂在线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砾状，涂在风筝线上时，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断对方的风筝线。斗风筝的目的就在于此。断线的风筝飘落地面时，谁捡到就是谁的。后来，我在剑桥大学念书时，才得知罗马法把这样的风筝称为“无物主的财物”。

我们比赛陀螺。陀螺是从店里买来的，最贵的一种用硬柚木制成，经得起对手陀螺的撞击，不会留下任何深凹痕。为了增强陀螺的防卫力量，我们用铜制图钉给陀螺的外表钉一层装甲，使它能挡住对手的攻击。 我们也比赛弹子。在一片坚实的沙地上，我们挖三个排成一线的洞，以便轮流把弹子弹进每一个洞里。比赛的时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弹子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用右手食指把弹子弹出去。你也可以攻击对手的弹子。如果弹子靠近洞口，你尽可以用自己的弹子大力把它撞开，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弹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这种弹子一经撞击，很容易裂成两半。只有贵的那种，是用坚硬的石块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何况我们并不软弱，也未被宠坏。当年我没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孙子却样样有。他们所穿的轻便运动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后跟还装上电池和灯泡，能够发出绿色、琥珀色和红色的闪光。我这一代人所穿的是简单的树胶底帆布鞋，每双四五角钱，多数是本地鞋厂制造的。后来，霸打鞋公司生产了一种质地较好的胶鞋，每双一块钱。每年正二月华人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运的话，父母亲就会到密驼路的鞋店给我买双质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内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后跟，都是用硬纸板充数的。如果皮鞋给淋得透湿，就会扁松开来。 当年的世界比较简单。我们不穷，也不富裕。我们没有大量的玩具，更没有电视机，要使自己富于机智，得靠多阅读和发挥想象力。这对我们的求知大有帮助。可是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图书可供儿童借阅，而且书的价钱又很贵。我通常购买廉价的惊险小说，并追读哈里·沃顿和比利·邦特等一伙男童在格雷菲尔斯的奇遇故事。每个星期五，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心情，等待从英国开来的邮船开进丹戎巴葛码头。邮船载来英国的杂志和画报，这些出版物的价钱并不便宜。等我稍微长大时，我便开始利用莱佛士图书馆。每次从那里借来的书，可以阅读两个星期。我以兼收并蓄的态度阅读，但是比较喜欢西部小说，不大喜欢侦探小说。

谈到度假，我们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树胶园木屋去，在那里逗留几天或一个星期。我们乘坐牛车从樟宜路前往树胶园。牛车由两头牛拉着，负责赶车的是外祖母的园丁。牛车的木轮用铁圈箍着，但没有消震器，所以车子在布满辙印的泥路上行走时，总是颠簸得很厉害。50年后，也就是在1977年，当我搭乘协和客机，以三个小时的时间从伦敦飞越大西洋到纽约时，我不知道同机的搭客，有谁体验过乘坐牛车的乐趣。

我们三餐吃得比较简单，也比较健康。当时没有汉堡包和意大利馅饼之类的快餐，也没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许经营的餐馆，更没有外国的小甜饼，有的是本地烘制的糕点。每年一次，母亲和阿姨们为了准备农历新年除夕和往后两个星期的节庆所需，会一连几天烘制糕饼，然后把一个个玻璃瓶装得满满的。当年也有本地生产的“和和”饼干，是仿制英国亨特利和帕尔默饼干厂的产品。至于英国饼干，只有英国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们都吃得饱，从没挨过饿。在我记忆中，当年在家里，在渔村里，或是后来(1930年一1935年之间)在直落古楼英校里，都没见过肥胖的孩子。

结语：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不同。但我们希望相同的是：每一个童年里都饱含天真、灿烂，每一位孩子都是被爱、被尊重的。这样的相同也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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